爱华网如果服后没有发现小腿的肿胀退消则立刻增加这些药：熟地100克、白术60克、红参30克、桔梗30克，因此，形成这样的药方：熟地100克、白术60克、红参30克、桔梗30克、木蝴蝶40克、党参25克、姜黄25克、苏梗20克、竹沥15克、神曲15克、川芎10克、柴胡10克、茜草10克，水煎服。就一定又发现腿肿退得很明显——甚至一剂就退消了一半。主治心脏病引起的双下肢水肿（气肿）的药方：黄芪100克、金钱草30克、防风20克、茯苓皮20克、葛根10克、穿破石10克、茵陈10克、功劳木10克、火炭母10克、救必应10克、石榴皮10克、蒲公英10克、石菖蒲10克、白豆蔻10克、桂枝5克、汉防己5克，水煎服。若气虚则黄芪改为200克，若血虚则熟地改为200克或100克。马某，男，66岁。最近二个月双腿逐渐水肿，先是从脚脖子开始慢慢向上发展至膝盖，手一摁一个坑，下肢沉重无力。经检查无心脏病、肝硬化，肾炎等疾病，脉弦细无力，舌淡苔白，小便利，余无它症。西医利尿剂无效。辨证肾阳不足，阴水上泛。出方：真武汤合五苓散七付，一周后复诊无效。再诊出方济生肾气丸加减：
肉桂10g 附子10g生熟地各30g 山萸肉30g山药30g 茯苓50g泽泻70g 丹皮10g怀牛膝10g 车前子30g益母草60g白茅根60g，七付，三诊，肿退至膝下，效不更方，再七付，肿退至胫部，一周一个变化，又两周原方续服，水肿消尽。
按：此案一诊仅考虑见肿利水未注重病机，犯了和西医一样的错误，故无效。二诊起温阳补肾兼利水，很快就见效。桂附地黄温补肾气，从本入手是正治。益母草大量运用活血利尿，消退腿肿特效，我临床常用，但是要注意用大量，小量无效。此药对于高血压引起的水肿效果也很好，诸位同道不妨一试，一定令你满意的。中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对人体水液代谢就有了较详细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说：“饮入于胃，游益精气，上输于脾，脾气精散，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的精辟阐述。津液是人体正常水液的总称，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它是通过胃的受纳腐熟，小肠受盛化物，泌别清浊，以及脾的消化、吸收、运化传输作用，由水谷精微而生成。《灵枢·决气》篇说：“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灵枢·五癃津液别》篇说：“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灵枢·邪客》篇说：“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因此，古人早已认识到，津液有滋润、濡养机体的作用。津液有润泽皮肤肌腠，滋润五官孔窍，滑利关节，濡养脏腑器官，充养血液骨骼、脑髓等功能。 《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素问集注·平人气象论》说：“脾主灌溉，故曰濡。”小肠分泌清浊，其清者经脾运化，上输到肺。《灵枢·决气》篇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肺主气，气可以化水，故“肺主行水”，经肺的宣发肃降功能，通调水道，将津液输布周身。津液有的转化为唾、涕、泪，从口、鼻、眼排出。肺的肃降，使水液下归于肾。《素问·逆调论》说：“肾者水脏，主津液”。津液通过肾阳的气化而将浊中之清回归于肺，浊中之浊注入膀胱，以尿液排出。《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其中小肠分泌浊中之浊，下传大肠，大肠回吸收部分水液，其余浊者随大便排出体外。此外水液代谢，还有赖于肝的疏泄作用，调畅气机，通利水液和三焦的疏通水道。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灵枢·痈疽》篇记载：“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津液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类经》说：“心主血，血运正常，汗则血之余。”又心主神，有调节汗液排泄的作用，2，血运正常，亦参与津液的输布与排泄。上述津液循环往复，维持着人体水液代谢的平衡。人体水液代谢的全过程，是靠各脏腑功能共同协作而完成的。其中肺的宣发肃降、脾的运化传输、肾阳的温煦你气化作用更为重要。气可以行水，肾阳为人体阳气的根本，对人体各脏腑功能起着温煦、生化作用。肾阳的气化对肺的宣发肃降、脾的运化传输、膀胱的开合、三焦的疏通水道均起促进作用，因此肾对调节水液代谢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水液代谢，是维持人体平衡的主要环节。在临床上，如果胃失其腐熟，脾虚失其运化，肺失宣降，不能通调水道，肾气（或肾阳）亏虚，失其蒸化水液，肝失疏泄，三焦失其决渎，心气虚则血液（含津液）不能正常运行，小肠失其分清泌浊，膀胱失其开合，其中任何一脏腑功能失常，都会影响津液的生成、输布与排泄，使体液代谢发生障碍。若津液生成不足，或损失过多，轻者伤津，重者伤阴。若津液环流障碍，则产生水肿、小便不利、痰饮、泄泻、呕吐或关节痹痛肿胀、带下等水湿潴留，而成涉及各科的湿证病变，甚至出现水汽射肺凌心，痰湿中脏，痰厥等为重证候。正如《中藏经·论水肿脉证虚实候第四十三》所说：“人中百病，难疗莫过于水也，水者，肾只制也，肾者人之本也，肾气壮则水还于海，肾气虚则水散于皮，又三焦壅塞，荣卫闭格，血气不从，虚实交变，水随气流，故为水病。”所以自古以来，中医就很重视人体水液代谢及其病变，在这些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理论和宝贵经验，至今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和创新。西医学认为，人体内的体液约占人体体重的60%，是人体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体液中主要成分是水，其中含有许多有机物和中间代谢产物以及代谢废物。水是许多物质的溶剂，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川流不息地循行全身，保持细胞内外体液量及物质的浓度、酸碱度、温度、渗透压等条件的相对稳定，任何病理状态均可影响或导致水液代谢紊乱，水液代谢紊乱又可影响许多脏腑功能，若处理不当有时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所以西医学亦很重视水液代谢。
中医学历来对湿邪致病极为重视，早在《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即有所阐述。《内经》对湿病的特点及其治则均有较系统的论述。湿病的发生、发展、证候表现、治则、转归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湿病理论在金元明清代有发展。“湿”在中医病因病机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湿邪致病范围广泛，涉及人体五脏六腑和各组织器官，以及临床各科许多疾病。在多数疾病中，几乎都可见到湿证或夹湿的表现。朱丹溪认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叶天士也说：“吾吴湿邪害人最广”。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撰文提出：“北方亦多湿邪论”的见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改善，营养丰富，进食滋腻厚味、醇酒冷饮等，以及步行少、乘车多、运动少，日久则湿热聚积体内，故湿病成为现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湿病普遍存在，在许多疾病的病变过程中又常出现以“湿”为主的证候表现，在疾病的危重阶段，又往往会出现关格、水肿、湿痉、水寒射肺、水气凌心等湿证危候，因此湿病引起了中医学家的广泛重视。近几年来，他们在临床各科湿病病种的诊断、治疗方面作了研究，如对湿温、风湿病、肿瘤、消渴、关格等病得诊治都有新的成就。在“湿”的实质探讨方面也作了不少研究。临场研究发现外湿可降低细胞免疫功能，使T淋巴细胞异常；湿证患者免疫调节功能紊乱，机体抗病能力降低；脾阳不足者，水液代谢障碍；湿阻患者，能量代谢障碍，脾虚湿困患者，空腹胃电减弱，进餐反应延缓，空腹胃动力低于正常；胃炎活动性炎症的湿阻证候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有人研究证实“痰”为高血脂、高脂蛋白的临床病理体现，高脂血症为痰湿之体的病理基础。近年来糖尿病、高血脂症、高血压病、冠心病、癌症逐年增多，新发现的艾滋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都与中医学中的湿热、湿毒致病有密切关系。
凡因湿邪侵袭人体，或人体脏腑功能失调，而至水湿潴留体内，所表现水湿停滞的病症，称为湿病。 湿病有表里之分，寒热之别，虚实之辨。一般而言，以病因而分，六淫中之湿邪而致病者，称外湿，多实证，病变亦有因实致虚者；因脏腑功能失调，水湿停聚而致病者，称为内湿，多虚证，病变亦有因虚致实者，或虚实兼夹者；若湿与寒相挟人致病者，称寒湿；湿与热合犯人者，称湿热，亦有寒热错杂者。以临床证候辨别而言，有因人体质阳盛，湿从热化而偏湿热者；有因人体质阴盛，湿从寒化而偏寒湿者。无论外湿或内湿致病，其基本病机皆为水湿停滞，气机失常。中医对湿病的认识，来源于《五十二病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发展于金元，完善于明清民国，成熟于当代。为此，作一简要的整理，以溯本求源，洞悉其脉络，对湿病今后研究，有着重要的传承和促进作用。湿邪致病，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索痉者，如产时居湿地久”所致，认为是妇女在分娩时居处潮湿太久，婴儿收到湿邪的侵袭，而引起口噤、项强、经脉挛急、抽搦的痉病。《内经》则以人与自然、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五运六气等理论，对潮气、湿邪的产生及湿病的病因病机、症状表现、治则等已有较详尽的论述，为湿病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正常情况下，湿为自然界的六气之一，称为湿气，又称为正湿，为万物滋润，生长繁茂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备化之纪……其令湿”，王冰注云：“此乃德化之常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说：“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土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人，故令虚而生化也。”“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明确指出了自然界的湿与人体脏腑、精神情志等得紧密相关性和辩证性。正确的湿气对万物有益而无害，但如湿气太过或其时而有其气，则为湿邪。由湿邪所引起的疾病则称为湿病。《内经》对湿邪的特殊性和致病特点有系统论述，认识到既有外湿内湿之分，又有清浊之殊，上受下起之异，即“清邪中上、浊邪中下”是也。所谓清邪，系指地下上升之轻清雾、露、冰雹和雨雪，感其气者，上先受之，则见头脑昏蒙，蔽聪塞明，沉重痠楚。《内经》所谓：“因于湿，首如裹”是也。浊邪是指地下泥水污秽之气，暑月淫雨，离照当空，天热下逼，湿浊之气蒸腾，触其气者，下先受之，多见足趾重着肿胀，关节痠痛。《素问·太阴阳明论》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湿邪中人，多因其人正气不足，湿邪才能乘虚而入，故《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清楚说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湿邪中人的内在条件。湿邪对于人体脏腑有特殊的亲和性，其症状表现具有一定的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湿盛则濡泻”，“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素问·生气通天论》：“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颈项强，皆属于湿”。《素问·痹论》：“湿气胜者为着痹也”。肺主气，司呼吸雾露清湿之邪则易通过口鼻而袭肺；脾属土，司运化，恶湿，故湿邪极易停滞，影响气机升降。故湿邪损伤脾肺，多见鼻塞不利，咳嗽上气，胸膈憋闷，胃脘痞满，四肢不举，体重痠楚，饮食不化，呕恶嗳气，唾吐清涎，发为咳喘、濡泻、趾肿、黄疸、痉病、痹病。肢体经络痹病，为常见病，发病率甚高，有些甚为难治，求治于中医者多。痹者闭也。广义的痹病，泛指机体正气不足，卫外不固，邪气乘虚而入，脏腑经络气血为之痹阻而引起的疾病，包括《内经》所含肺痹、心痹等脏腑痹及肉痹、筋痹等络痹。狭义的痹病，即指其中的肢体经络痹，以肌肉、筋骨、关节发生疼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甚至关节肿大灼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痹病在文献上有许多名称，或以病因、或以症状、或病因与症状结合命名，如风痹、寒痹、风湿、行痹、痛痹、着痹、历节、白虎历节、痛风等。《内经》最早提出了痹病名，并专辟“痹论”篇，对其病因、发病、证候分类及演变均有记载，为后世认识痹病奠定了基础。痿厥等诸多疾患。《素问·气交变大论》指出：“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甚则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膶酸”。此外，湿邪与运气的胜复，在引起湿病的发生方面，亦紧密相关。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湿淫所胜……民病积饮，心痛，耳聋，混混焞焞，嗌肿喉痹”，“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饮食不化……饮发于中，咳喘有声”等病证。《内经》对湿邪中人，与地域、工作及居住环境潮湿等因素有所认识。《素问·异法方宜论》：“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生之地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素问·痿论》：“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是对所处地域、工作种类、环境潮湿可致肉痿的阐述。在《素问·奇病论》中，对过食肥甘，脾运湿热而成“脾瘅”、“消渴”，亦进行了讨论。原文曰：“有病口甘者……此五气之云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同时，湿邪又多与它邪相兼为病。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风湿相薄……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民病寒湿，发肌肉痿，足痿不收，濡泻血溢”，“溽暑湿热相薄……民病黄疸而为胕肿”。《素问·生气通天论》：“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段为拘，弛长为痿”。《素问·调经论》亦云：“寒湿之中之人，皮肤不收，肌肉坚紧。”明确指出了外湿多侵害皮、肉、筋、脉、关节而致痹病，由湿热蕴结日久，易成痿病。关于湿病的治疗，《内经》提出了较完备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世治疗湿病的圭臬。概括起来有苦温燥湿，淡渗利湿、疏风胜湿、清热祛湿等。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则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等大法，对指导临床辨治湿病，起到了重要作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所创制的13方中，其中泽泻饮、兰草汤、半夏秫米汤，亦可用于治疗湿病。《难经·四十九难》：“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则伤肾”，“有中湿”。《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湿温”，“湿温支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提出了湿温的病名。《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治疗风湿、寒湿、湿热等药物43种，其中薏苡仁、车前子、泽泻、萆薢、防风、防己、滑石、茵陈、茯苓、猪苓、秦艽等，至今仍为常用的祛湿药物，有较好的疗效。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的临场专著。其中对湿病的突出贡献如下。 ⑴首先将湿邪所致的疾病，作为独立病种进行了讨论。诸如对湿痹、历节、肾着、胃痞、下利、黄疸、黄汗、狐惑病、浸淫疮等多种内、外、妇湿病科，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开创了湿病的辩证论治先河。⑵在病因方面，描述得十分具体，如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肾着之病，“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黄汗之为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等。⑶在辨证论治方面，注意辨别表里、上下、寒热、虚实。如湿家表实证：风湿在表予麻黄加术汤，风湿表虚予防己黄芪汤，风湿表阳虚证予桂枝附子汤，而表里阳气皆虚者予甘草附子汤。治黄疸病，阳明湿热瘀里发黄予茵陈篙汤；外有表邪，里有湿热予麻黄连翘小豆汤；湿热郁于三焦，热势较重予栀子柏皮汤；黄疸湿重于热予茵陈五苓散。《伤寒论》第259条，还讨论了寒湿发黄等内容，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之详明，层次清晰。⑷在治疗上，根据湿证上下、表里、寒热、虚实提出具体治法。A.湿在上焦，治宜宣泄，用纳鼻外治法，如“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愈”。B.风湿在表宜用汗法，“但欲微微似欲出汗者”为度。C.“湿邪在里，但当利其小便”，使《内经》“淡渗”、“开鬼门，洁净府”的治法具体化。D.《内经》在病因上虽然提出了风湿、寒湿、湿热的病因病机，但在湿邪从化方面却欠明确，至仲景始有湿从热化宜清热燥湿或清热利湿，阳虚湿从寒化宜温阳除湿等具体治法。E.强调湿家忌大汗及攻下。F．创制了一系列治疗湿病的方剂，如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等。G．在治法上，有内服、外洗、外敷及搐鼻等丰富内容，至今仍为后世医家广泛应用，有很高的临场使用价值。更为可贵的是，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率先将雾作为致病的五邪之一，明确指出：“五邪中人，各有法度……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雾伤皮凑”，联系到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所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说明当时急性热性传染病流行猖獗。据张国权、王华《雾气致病与东汉雾伤于上》，所引成都武侯祠展示的资料可知，从公元121-183年，共发生灾荒22次，其种类有瘟疫、地震、地裂、洪水、涝灾等，给人畜造成的伤亡巨大，腐败的尸体臭味，源源不断地散发于空气中，成了雾气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污染源（1995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药报》第4版。所以雾同样是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神农本草经》中，提出：“瘴气”病名，而《后及“汉书·马援列传》即有“瘴气”及“瘴疫”流行的记载。所谓瘴气，是指感受山岚雾露湿热蕴蒸之毒的一种急性外感疾病，临场特点是寒热交作或有神识昏蒙、喑哑等症状。隋·巢元方、唐·王焘认为是外感恶毒之气所致。明代《圣济总录·瘴气》：“江山雾气多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但换洗斯气皆成斯疾”，进而派生出哑瘴、冷瘴、热瘴、中瘴、疟瘴等疾病，明确指出瘴气致病，是由呼吸道感染而成。《景岳全书·李侍制瘴疟论》：“岭南炎方土薄，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胜，二气相搏，此寒热所由作也”，充分表明古人已认识到山岚雾露中含有恶毒之气，与大气和水源、环境污染密切相关，并具有地域性疾病特征。这与雾气致病不谋而合。
隋唐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医学流派蜂起，各家学说争鸣，使湿病理论和临床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隋·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各科病证源候1699候，其中对湿病想干的如湿疸、湿癣、湿疥、脚气病等进行了阐述，对其病机有的发挥较为简明，显示出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七》中，进一步具体描述了风毒脚气的病因，认为可由久坐久立湿冷之地或汗出当风取冷所致。若暑月久坐久立湿地，则热湿之气上入经络。强调预防和早治思想，指出：“凡四时之中，皆不得久立久坐湿冷之地……世有勤工力学之士，一心注意于事，久坐久立于湿地，不时动转，冷风来袭，入于经络，不觉成病，人非金石，况范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在治疗用药和分量上，主张：“顺天时，合地理”，“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使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尤其提出“不欲露卧星月，不欲眠中用扇，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治脚气推尚“惟得食梗梁粟米，常作谷臼皮粥防之”的预防早治思想，以及用谷糠（含有大量维生素B2）防治脚气的方法，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宋·朱肱《类证活人书》，在继承《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理论的基础上，对湿病的论述，极为详尽。“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暑，湿热相博，则为湿温。病若两胫逆冷，腹满，又胸多汗，头目痛苦，妄言。其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治在太阴，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变，名曰重暍。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白虎加苍术汤主之”。其所言湿病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等治禁，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从而为湿温病的治疗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其所创之白虎加苍术汤一直为后世所习用。宋·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对湿邪致病的隐袭性及广泛性更有深刻的认识。他说：“风之撼动，人知其为风；寒之严凝，人知其为寒；暑之炎热，人知其为暑；惟湿之入人，行住坐卧，实熏染于冥冥之中，人居戴履，受湿最多，况夫湿能伤脾，脾土一伤，百病根源，发轫于此矣。滞而为喘咳，渍而为呕吐，渗而为泄泻，溢而为浮肿，湿瘀热则发黄，湿遍体则重着，湿入关节则一身尽痛，湿聚痰涎则昏不知之，至于为身热，为鼻塞，为直视，为郑声，为虚汗，为脚气，为腹中胀，脐下坚，为小便难，大便自利，皆其证也。”金·刘完素根据当时的气候环境及其对湿病的认识，提出了湿自热生的论点。如《河间六书》中说：“湿本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故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湿复燥干也。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宜行，即停滞而生水湿。故风病湿者多自热生。”在治疗上也多有发挥，强调“风胜湿，湿自土生，风为木化，土余治之以风，脾盛治之以燥”。张从正《儒门事亲·卷十一·湿门》中云：“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可用独圣散吐之，如时月凉寒，宜于燠室不透风处，用火一盆，藉火力出汗，次以导水禹功，量病人虚实，泻十余行，湿去肿减则愈矣。是汗下吐之法俱行。三法行毕脏腑空虚，先宜淡浆粥，养肠胃三两日，次日服五苓益气同煎，或灯心汤调下亦可。如大势未尽，更服神功散，可以流湿润燥，分阴阳、利水道。”张氏以汗、吐、下三法治湿病，虽然别具一格，但后世医家为了患者安全起见用之较少。李杲从脾胃内伤的度详细阐述了脾胃损伤，中期下陷，内伤酒湿等病证，创造性地提出了“升阳除湿”的治疗大法。例如脾虚湿盛的泄泻，东垣认为此乃中气不足，脾湿下陷，“阴盛乘阳”之变，治之不能用淡渗分利之剂，因脾气已经下陷，又分利之，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也”，应用升阳之药，羌活、独活、升麻、柴胡、防风、炙甘草等，或升阳除湿防风汤。对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之病，由于脾胃虚弱，阳气不能上行，不能充皮毛，散布百脉，以致风湿乘虚侵袭所致者，治当风药升阳，使阳气升腾于经脉，同时风药又能胜湿，则湿邪除而经气疏通，方用除风湿羌活汤、羌活胜湿汤等。对于四肢无力，困倦懒语，周身走注疼痛，燥热汗出，在阴室中则疼痛更剧者，东垣认为此乃风湿而兼阴火，治之当用麻黄复煎散或苍术复煎散投之等。如长期鼻塞不通，不闻香臭，头额昏沉，涕泪眵多，东垣认为此乃脾肺气虚，湿蒙清窍，即《内经》所说：“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治之亦当用“升阳除湿法”，方如丽泽通气汤等系列方剂，为湿病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朱丹溪在继承刘河间等人学术思想基础上，进而认为湿病以“湿热相火为病甚多”（《格致余论·序》），“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并认识到湿病在发病学上不仅具有地域气候特点，且与饮食习惯紧密相关。《丹溪心法·中湿》云：“东南地下，多阴雨地湿，凡受必从外入，多自下起。”“西北地高，人多食生冷，湿面潼酪，或饮酒后寒气怫郁，湿不能越……此皆自内而出也”。在治疗上主张分上下、内外或上、中、下三焦部分用药。如《丹溪心法·中湿》曰：“上部湿，苍术功烈；下部湿，宜升麻提之。外湿宜表散，内湿宜淡渗。”“去上焦湿及热须用黄芩，泻肺火故也。”“若中焦湿热久而痛，乃热势甚盛，宜黄连用姜汁炒。去下焦湿肿及痛，并膀胱有火邪者，必须酒洗防己、黄柏、知母、龙胆草。”这种三焦分治湿热的思想，对后世温病学家吴鞠通三焦辨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湿病的临床表现：湿邪可侵犯人体表里、上下及各脏腑，因此，湿病常见表现有：湿凝为痰，液聚成饮，溢于肌肤而致水肿、湿疹；湿困脾胃而致脘痞腹胀，恶心欲吐，纳呆神疲；饮留肠间，则肠鸣辘辘；湿滞筋脉关节，而致着痹肿痛；湿热肌表，则头身困重，肢体痠楚，啬啬恶寒不舒；湿挟风邪上犯，乘入阳明之络则口噤，走窜太阴之经则拘挛，而眩晕呕恶；湿阻下焦，致腰膝困重，小便不利，足趾浮肿，妇女带下；湿滞大肠，致大便秘结或便下粘滞不爽；湿与寒合，上可痹阻胸阳，心悸气短，隐痛阵作；影响气机之升降，脘腹胀痛，泄泻便溏；下可致肾着，湿冷腰痛，甚则出现脾肾阳虚等证候。其常见的舌象、脉象为：苔薄白腻、粘腻、黄厚腻，脉濡、细、缓、滑。但亦有湿中于内，或中于下而现沉细、沉涩脉者。
中医认识疾病病因的方法，主要是根据患者所表现得临床症状与体征，加以辨别分析归纳，推求其致病的原因，中医称之为“辨证求因”，亦即“审证求因”。
中医很重视正气，强调正气在发病学中的地位。如《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平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指人体内在的功能活动和抗病能力；邪气，指外来的各种致病因素。人体正气的盛衰与人体体质禀赋、精神状态、心理因素、居住环境、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劳动锻炼等方面密切相关。中医认为正气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和转归愈后方面起主导作用，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规律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灵枢·百病始生》篇说：“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只有人体正在虚弱，不足抵抗外邪时，邪气才能乘虚侵犯人体而发生疾病。
在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中医始终从“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人体是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出发，把致病因素与机体反应结合起来，并把各种外来致病因素与内在因素综合作用于机体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候联系进行分析研究，探求病因。以这种整体的、系统的、联系的、动态的、发展的观察来探求和认识病因是中医病因学的特点和优势。
中医湿病的病因，常见的有外感湿邪和脏腑功能失调而引起的湿气致病。《丹溪心法·中湿》中说：“湿之为病，有自外入者，有自内出者，必审其方土之病源。东南地下，多阴雨地湿，凡受必从外入，多自下起，以重腿脚气者多，治当汗散，久者宜疏通渗泄；西北地高，人多食生冷湿面潼酪，或饮酒后寒气怫郁，湿不能越，作腹皮胀疼，甚则水臌胀满，或通身浮肿，按之如泥不起，此皆自内而出者也，辨其元气多少，而通利其二便，则其根在内也。”正确地认识中医湿病的发生原因和条件，有助于了解湿病的本质，从而指导临床对湿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湿病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发病的隐袭性、症状的重浊性、气机的易阻性、病性的兼夹性、病位的广泛性、病程的迁延性等六个方面。
1、发病的隐袭性
湿邪为患，正如《刘纯医学全集·玉机微义》所言：“伤人于冥冥之中”，《张氏医通》曰：“湿气蒸熏，人都不觉”。因其发病缓，症状较轻，无风寒之凛冽，无火热之炎暄，初起不易被患者注意，一旦引起重视，则病时已久，病变较深，或波及他脏，就诊时又因他脏病证障人眼目，故易被忽视。
2、 症状的重浊性
湿为阴邪，其性重浊，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湿》所说：“湿为重浊有质之邪”。所以湿邪为患，多有四肢沉重，周身倦怠，头重如裹等症。再之，湿性秽浊，因此又常把面色晦滞，带下腥臭，大便黏滞不爽，小便短黄或混浊，苔腻苔垢，作为诊断湿病的重要依据。
3、 气机的易阻性
湿性黏腻，为质阴有形之邪，已阻气机，《医源·切脉源流论》曰：“柔而遏者为湿邪”，“遏字足以赅之”。湿病因气机受阻，清阳之气不能畅达，故临床多见有胸闷脘痞、腹胀胁痛等中焦痞满，气机阻滞之症。如《时病论·秋伤于湿大意》所说：“因湿致病者，固属不少，如肿满黄疸淋浊等证”。
4、 湿病的兼夹性
吴鞠通以其切身体会，发出“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之感叹。湿病之兼症除影响他脏所出现的症状外，还有兼寒、兼热、兼暑、兼风、兼气郁、兼痰饮、兼食滞等之不同。又由于湿病的性质在寒热、虚实方面，存在着错杂、转化和真假等复杂的关系，给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一定困难，且临证时，确有些患者，所述之症状支离琐碎，不够典型，令人难以判断，故必须详为审视，认真推敲，方能悉其端倪。
5、 病位的广泛性
湿性弥漫，无处不到，故湿邪致病，内而脏腑，上、中、下三焦，外而四肢百骸，肌肉筋脉均可侵犯。《证治准绳·杂病·伤湿》曰：“土兼四气，寒热温凉，升降沉浮，备在其中。脾胃者阴阳异位，更实更虚，更逆更从。是故阳盛则木胜，合为风湿；至阳盛则水胜，合为湿热；阴盛则金胜，合为燥湿；至阴盛则水胜，合为阴湿。为兼四气，故淫泆上、下、中、外，无处不到。”湿病的病位较广，涉及的脏腑组织亦多。
6、病程的迁延性
湿性黏腻，胶着难去，不像热邪清之可除，风邪散之可去，寒邪温之可消的特点，在临床治疗上不能也无法采取快速疗法，汗仅能微汗，下只可缓攻，补只可清补，其湿邪胶着，常喻为“如油入面”。故湿邪为患，一般病程迁延，症状缠绵，传变较缓。医家临证，不可操之过急，诚如《湿温时疫治疗法》所言：“若病家急于求成，医家急于建功，每见速死有之，而病之能痊，一无反复者，则百不见一二也。医家病家切宜慎重。”此言之确切，非临证有所体会而不知。
升降理论，是中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中医认为，人体气机应有升有降，只有升降正常，才能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否则，就会出现功能失常。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云“非升降，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出入，无以生长化收藏，是故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提出人体气机运动形式和自然界一样，离不开升降出入。又如，在《素问.经脉别论》中，“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阐释了水饮入胃后，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体现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形式，从此开创了用升降理论解释人体生命现象之先河。后世医家，多有发挥。如金元时期，脾胃学派宗师李东垣，提出著名的“气火”理论，认为“元气”与“阴火”不两立，一升一降，元气宜升，阴火宜降，善用生发阳气之品，以助长元气，俾元气一升，阴火自降，即所谓“欲降先升”，广泛应用升麻、柴胡等风类升阳之品。迆至清代，叶天士提出“太阴阴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始安”，和“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善于灵活运用升阳和润降之品等等。
有一位病人，男性，45岁，患痛风多年，经常足大趾肿痛，伴有牙齿松动，口腔溃疡，眼睛干燥，阴囊部湿疹，有时搔破出血。这次服药一月余，痛风仅轻微发作一次，牙齿松动有好转，阴囊仍有瘙痒，但程度减轻，大便粘滞，小便黄，诊时见其面色少华，舌质暗，有齿痕，苔薄黄腻，脉沉细。病人牙齿松动，有牙龈和牙齿两方面的问题，中医讲，牙龈属胃，牙齿属肾，应脾胃和肾同治方能解决问题”。治当疏风祛湿，清泻胃热，滋肾固齿。
处方：金雀根30 五爪龙20 藿香12 生石膏30 炒苍术15 黄连10当归12 升麻12 丹皮12 炒薏仁30 土茯苓30 萆薢15 山慈菇20 醋莪术12 坤草15 川牛膝1514剂
我们都知道，痛风属于中医热痹范畴，湿热痹阻，浊阴不降是其主要病机，所以清热利湿，降浊活血，亦应是其治疗大法。方中金雀根活血通络疗痛风，五爪龙、炒薏仁、萆薢、土茯苓、山慈菇清热利湿解毒，藿香、炒苍术和胃化湿，石膏、黄连泻胃热，当归、丹皮、醋莪术、坤草活血，牛膝在此作用有二：1、活血利水，引血、水下行，2、滋补肝肾固齿。关键是升麻一味，调节升降，在前面诸多药中多为利湿、降火、降浊浊之品，其性以降为主，方中升麻则为升阳之品，配合上述降药以调节中焦气机，使升降相依，湿浊自去，朱丹溪谓“气升则水自降”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张景岳在“济川煎”中用升麻通便亦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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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医治疗老年下肢水肿作者：BlueRay529
中医认为：老年人由于患慢性疾病较多，脏腑功能衰退，导致脾肾阳虚，水液输布功能失调，水湿潴留，而形成下肢水肿。治疗此症，根据脾肾虚的病理特点，以健脾温肾、利湿消肿为法。药用太子参15克，山药15克，炒白术10克，猪苓15克，茯苓皮15克，薏苡仁20克，泽泻10克，桂枝10克，仙灵脾10克，杜仲10克，炙甘草8克。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服。
加减法：若晨起面部浮肿，加防风10克，麻黄6克；胸闷腹胀加苍术10克、厚朴10克、木香8克；心慌气短加黄芪15克、远志10克；小便短少加车前子30克(布包)。
按：老年下肢水肿，用健脾温肾法治疗，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方中用太子参、白术益气补脾，燥湿利水；山药益肾气，健脾胃；猪苓、茯苓皮利水渗湿；配泽泻增强利水消肿之功效。实验证明，泽泻有显著的利尿作用，能增加尿量、尿素与氯化物的排泄；对肾炎患者，其利尿作用更为显著。苡仁健脾渗湿；桂枝温经通阳利水；杜仲、仙灵脾温补肾阳；甘草和中。诸药合用，具有健脾温肾、利湿消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