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何清涟：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转)何清涟：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辗转多年后还是只能在国外出版，只能说是泱泱大国那种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所产生的逻辑结果--因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评；因为现实太丑恶因此只愿意粉饰太平，而不想面对惨酷的现实。前几天我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自由派"在中国之所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厌弃，是因为"自由派"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没有民主制度保障，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由是观之，任不寐这本详细描述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的书，在中国注定要遭受到批评和误解，而且这种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于用"爱国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主义者"。
　　在学术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马克思对这两组关系的论证，也同样受到各种各样毫不客气的质疑。任不寐论证这两组关系，注定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但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毫无疑问应该受到尊重。
　　作为读者，我认为《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谈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作者比大多数学者更具有学术真诚，因为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责，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只在一些文章中点到为止，远远不如任不寐那样痛心疾首，就被认为是"人口决定论"。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节中，对中国国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这其实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记得在国内时，好几个位居主管意识形态位置的官员对我讲过这类话："我们虽然不允许发表你的文章，对你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那只是职业要求；其实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还是很喜欢读你的文章与书的。喜欢读你的书的也不止我们，不少政府官员私下里都这样认为"。类似的遭遇，还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这些话让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们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都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确，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要做，而且还要非常投入，才能为自己的升迁、奖金垫上几块石头。他们对我的著作的"认同"，一点儿不会让他们在"处理"我时变得手软或"人道"一些。
　　在论述了穷人与难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主体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
　　"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直自我表扬的爱国项目之一，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也如此恭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自我陶醉。也许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了，于是'但我们爱干活'就成了一种可以骄人的资本。然而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勤劳'呢？这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种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国人的'勤劳'更远离'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与其说是我们的荣耀，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这段得罪全体中国"爱国主义者"的话，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学者都不愿意将其形诸文字，充当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嘘声的"出头椽子"。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环境之艰难，中国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建立在"人口－资源"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不是别人在我们土地上折腾，而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我们只有９·６３亿人口，人均耕地尚有１·５１亩；而这２３年过去，人口增至１３亿（不包括许多因超生而没有户口的漏统人口），当年的农村家庭规模基本上都扩大了一倍，人均土地下降到不足１亩。如果考虑到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对生态环境的掠夺性使用，那么就会知道今后如何喂养天文数字般的、且未受多少教育及技能训练的人口，是怎样的一个难题，媒体惊呼的"就业的寒冬"其实还刚开始。
　　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的观察者，只要将下列几篇文章联在一起读，就会明白任不寐所"宣布"的事实，即"穷人与难民"是中国人的主体，在中国还远未成为过去，而是全体中国人今后很长时期内要面对的事实。这几篇文章的题目是：
　　"山西繁峙：矿难过后的震荡"，（《南风窗》２００２年８月上），这篇报道谈的是一个在中国很普遍的"吃子孙饭，断后代粮"的事实：人们为了致富，不惜一切地开发矿产，从而将富饶的土地变成了板结沙化、不再能耕植的死亡之地。可惜的是，这一代人还只安享了几年的"致富日子"，就断了自己的粮。

读到这篇文章，我就想起了我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市：１９７９年我离开它时，小河清水悠悠，丘陵葱葱郁郁，有"八大风景"之称的古迹保存完好；而现在每座山包都黄土裸露，邵水河已经干涸，河床成了市民弃置垃圾之地，曾经宽宽的资水河也变得很窄很窄，里面流淌着污浊的水，那些古迹不是因拆迁而消毁，就是因缺乏保护而陷于绝境。家乡附近的邵东县，曾经发生过因挖矿而大面积崩塌事件，死了不少人……如果不是"灾民理性"支配人们的行动，我想我的家乡不会变成这般模样。我一直想写一篇"一座消失了的古城"，来悼念邵阳（旧称宝庆府）这座生我养我的千年古城，但因禁不住心里那份疼痛，至今没有动笔。

中国的环保运动至今只在大城市有少数拥护者，中小城市的目标还是"先发展（吃饭），后环保"。至于政府对"环保"的态度则不应"听其言"，而需要"观其行"，即考察其实践才知道其真实做法："三峡工程"引起的环保问题并未解决，只是被当作"有关社会安定"的问题不许讨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要启动耗时５０年的"南水北调"工程--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５０年以后，今天的决策者早就"墓木已拱"，参与者们也已经通过这一不断生产贿赂的巨大公共工程，为自己及其后代挣了足够的钱，"豪华"地定居海外乐土，还有谁再对这工程的恶果负责？这一工程与其说是中国人出于无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还不如是中国精英们有预谋地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劫掠。
　　"念书赔本？--来自湖北京山县的乡村调查"，（《南风窗》２００２年９月下）。这篇社会调查谈的是农村人为了让自己子女脱离农门，即脱离苦难而全家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的困窘。但无情的事实却是种十亩地养不活一个大学生，因为高校学费在这１０年间涨了１００倍。支撑着这些农民们供子女上学的意愿是让子女有出息，最低限度是能在城里找一份白领工作。然而支撑中国人竭尽全家财力供子女上学的这一精神动力，却在这几年受到强烈冲击：２００３年大陆的就业情势非常严峻，全国高校将有２１２万毕业生涌出寻找就业机会，尽管中国经济今年仍持续成长７·８％，但新就业机会的增长近几年却一直低于１％，２００２年甚至是２００１年的大学毕业生，却还有很多都没有及时就业，这样恶性积压毕业生的结果，将使大专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困难。即使在就业机会一直相对较多的珠江三角洲，也已经蒙上一层阴影：２００３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生毕业第一年，广东安排就业的毕业生将达１７·７万人，其中，省内院校１１·７万人，省外院校６万人，相对于今年，增幅达３０％以上，而广州明年企业用工需求仅有１·６万。（《广州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日）如果"毕业即失业"这种现象大量存在，将会阻断社会下层向中上层流动的渠道，最后使这些含辛茹苦送子女上大学的家庭，在绝望之余放弃送子女上学。
　　为了生存，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卖的？正如任不寐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我曾用过"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来形容目前这种道德崩坏的状况，但看到《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所登载的"被鸡头改变的村庄"一文，看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主动将女儿们送上做娼妓那条生存之路；看到由于女儿们从事的"行业"确实使农民们暂时性地解决了"谋生问题"，因而对拐卖他们女儿的"鸡头"们不再愤恨而是感谢之时，我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国内既然难以生存，那就"适彼乐土"，到海外去吧，中国人爱出国定居，这是所有外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中国人的上层以及有点"办法"的中产阶层，这些年都已经将子女送到国外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留在国外的可靠途径。但这条途径最近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刊出该报记者陈铁源专题策划文章，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中发现，对他们当中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该记者特别强调，"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笔者还想指出一点，近两年，中国华人学者被控有偷盗技术机密的人越来越多，每年都有那么几起发生；去年底还有一位贵为大学研究所所长者，竟然非法私收访问学者房租６万多美金隐瞒不报，被控以一级盗窃罪收监。我认为这些犯罪行为可说是"灾民理性"驱使的结果。只是国内媒体因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不予报道--如果考虑到"海归派"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一现实，可以预见，通过留学定居海外这条"逃生之路"将会越来越狭窄。
　　条条路不通的时候，政府与国民共同表现了作者所批评的"灾民理性"，两者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在他们的政治逻辑观照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不应该暴露祖国的问题的。与这个思路相伴随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中国人将梦想寄之于毛泽东。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不仅"新左派"怀念毛泽东，工人怀念毛泽东，连"第四代"中国领导人履新之始，也要去西柏坡巡视一番，以示不忘"无产阶级革命"之本。不少外国学者对这些现象万分不解，他们问我："如果中国人认为毛泽东的统治是好的，那为什么要改革？如果改革这条路走对了，为什么上层与下层都要怀念毛泽东？"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最大问题是没有忏悔精神，至今为止，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书是被禁止出版的。年轻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还因为毛泽东本人，至今也还被中国****高高供奉在神坛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误，毛本人的一切错误都由"四人帮"承担，"左"成了****清洗自己的污水桶。工人们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保护缺乏竟争能力的社会底层的铁饭碗制度；政治高层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严密控制社会一切领域包括思想控制的铁腕专制统治，以及在国民心目中无上的威权地位。各唱各的调，供奉的偶像看起来是一个人，但在不同阶层的人士眼中，这个偶像代表的政治内涵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为什么连反思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任不寐在"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一节中，有很独到的分析。我至今也未研究过中国人形成不忏悔的文化源自何时，因为孔子曾说过"知耻者是为勇"，但我对****文化缺乏忏悔意识却非常了解，这种文化其实影响到受中共"党文化"教育的整整几代人。中国政治运动次数之多，堪称世界之冠。我们听到的只是每次运动中政治地位较高的受害者各种形式的控诉，但却鲜有人忏悔自己亲手制造的罪孽。即使有，那也都是在历数其他人的罪孽，或推诿于时代环境所造成。老一代****人，至今只有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压倒民主"一文，对自己参与其中的革命作了反思。也许是在中国"忏悔"太难，所以"忏悔者"往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譬如瞿秋白先生因出于自述心曲而写的《多余的话》，反思他亲身经历的"革命"，因此****至今不肯为他在社会主义礼拜堂里安放"神位牌"；而方志敏写的以中国****为读者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却永远成为****革命时期的献身楷模。
　　鲁迅当年写过《阿Ｑ正传》，认为中国的病根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其实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因为传统道德残留之原因，尽管崇拜强权，但还没有可耻地将善与恶一视同仁。８０年代中国人也曾反思过国民精神，但浅尝辄止，以后又是"中国人如何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国粹自傲占了宣传主流。在目前，由****倡导的"爱国主义"与民间与之相呼应的"民族主义"成了主流思潮时--政府甚至要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的功过是非重新撰写--任不寐的《灾变论》只能在海外出版，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如果还有一个"思想界"存在的话）的遗憾。
　　鉴于这本《灾变论》与当代中国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必然不相容，我建议那些不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去找三部影片来看看，一部是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变迁的《日瓦戈医生》；一部为"Ｓｕｎｓｈｉｎｅ"，以一位匈牙利犹太裔富人一家三代在２０世纪踣跌起伏的经历，反映了匈牙利这个国家在２０世纪的命运；还有一部则是张艺谋导演，反映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命运变迁的影片《活着》。这三个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共产主义革命。但因为三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以及国民素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这场历史浩劫中的表现不同。俄罗斯与匈牙利的社会上层虽然同样被历史风暴绞得血肉横飞，但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场革命，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中国国民面对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表现的那种自觉与服从，以及浸透这种"自觉与服从"中的畏琐、卑下，却是那两个民族所没有的。看了这几部片子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也许就是国民素质的不同，决定了那两个民族能够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走出来，而中国却还只能继续怀念毛泽东。
　　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忏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任不寐的《灾变论》虽然读起来让中国人不会那么愉快，但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我们苦难的根源。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５日写于美国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其时正值大雪纷扬。)

（按：何清涟的《自由化的陷阱》、《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国中虽已难觅，有兴趣的博友不妨找来配套着读。即使有疑义，亦不妨相与折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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