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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方志敏同志
乔信明
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间，我经过中央红军学校二、三、四期的学习和工作后，即向组织提出到前线打仗的要求。可是领导上却要我随刘畴西总指挥、王如痴军长到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创办红军五分校。我只好服从命令，仍干学校工作。
我们去时，刘畴西带了一个团和中央红军学校的部分干部、学员，这对闽浙赣苏区来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志敏同志非常重视。我们一到，他就来看我们，关于方志敏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我就听说了他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知道他是闽浙赣苏区创始人，群众运动的领袖。但这次是我第一次看见志敏同志。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穿着一身洁净的褪了色的蓝中山装，前额微突，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亮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英气。他微笑着走近我们的队伍，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和人民欢迎你们！”他一面说着，一面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并向刘畴西等同志了解我们的生活安排等情况，使我们感到真像回到了家，受到了慈母的关怀一样。
不久，他又专门为我们召开了欢迎大会。很快红军五分校就在弋阳、横峰附近创办起来，我被分在政治队任队长，后又担任了军事总教员。
我们去后不久，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曾宏易即去中央参加五中全会，由方志敏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任省委书记。当时志敏同志一面领导我们和左倾路线作斗争，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批判，帮助广大干部提高认识，纠正省委工作中的错误；一面狠抓红军建设和武装斗争，因为这是当时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作是十分繁重的。因此他时常到学校来了解情况，研究指导培养军事干部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天晚上，通讯员突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
“方、刘首长请你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立即起来，打好背包，跟着通讯员一口气跑到军部。一到军部，只见方志敏、刘畴西等首长都在。
“报告！”我立正向首长们举手行军礼。同时疑惑地看着他们，发出了无声的询问。刘指挥说：
“八十二团团长因战斗指挥失利，被撤职了。志敏同志提议你去当八十二团团长。马上要参加攻打乐平县的伏击战，要进行作战部署，看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我一听说要我当团长，就惊呆了。呆呆地望着首长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却微笑地等待我的回答。我心里七上八下地在那儿乱想：到前方打仗是我的心愿，我恨不得马上出发。但让我当团长，我却没了勇气。想到这里，我就老老实实对首长们说：
“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前，只当过班长，虽然打过仗还当过敢死队，但现在一下子要我当团长，没有经验，怕当不好，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听了我的意见，志敏同志沉思了一会，对刘畴西说：
“那就再实地考察一下吧。”
于是他们和我一同来到离军部不远的一个山头上，借着蒙蒙的月色，迎着凛冽的寒风，总指挥和军长指着前面的丘陵山地，告诉我敌人的进攻路线。接着就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的兵力该怎样布置？敌人到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开火？我们的部队应如何出击？等等，要我答复。我根据学校学到的军事指挥原则和过去实战的经验，一一做了回答。他们听了后都满意的笑了。志敏同志高兴地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考取了，去吧！马上投入战斗！”同时又叫通讯员牵过一匹马来，要我骑。望着首长们信任和期待的目光，听到志敏同志果断和坚决的命令，一股热血涌上心头，顿时感到浑身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立即拿起背包，跨上志敏同志给我的骏马，拉紧缰绳，猛抽一鞭，马飞快地跑了起来。这时天空已经开始发白，我回头远望着志敏同志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心中怀着对志敏同志无限感激之情，暗下决心，我一定不怕死，顽强战斗，第一次当团长，一定要带好部队打胜仗。
一到团部，团政委就简单将部队情况做了介绍，接着带我到部队集合场地和战士们见面。战士们一见我背着写有“中央红军”字样的斗笠，都高兴地欢呼起来：“欢迎中央红军团长！”由于中央红军在闽浙赣苏区的威望，干部战士对我能当好他们的团长，领导好作战，很有信心，全团士气大振。政委高兴地说：“你看，仗还没打，部队面貌就变了。”话声刚落，通讯员就来报告，敌人已到了我军预定的伏击地点，军指挥部命令我带部队夺取最后一个阵地。我遵照“冲锋在前”这个红军的优良传统，带着部队猛冲上去，一举攻克了敌人的最后的阵地，受到方、刘首长的表扬。这样我这个团长就当下来了。
以后我领导八十二团又打过几仗，都取得了胜利。志敏同志每次遇见我时，总是亲切地和我握手，鼓励我继续进步。这成为我当时军事上、政治上不断提高的动力，也使我体会到志敏同志这种大胆提拔青年干部，认真培养青年干部的做法正是把红军建成一支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钢铁部队的关键。
在八十二团担任主攻的贵溪战斗中，当我和敌人拼刺刀时，被敌指挥官用手枪打伤了右脚。在医院不到一个月就治好了。1934年七、八月间，我的左脚又被敌人打伤，子弹从脚后跟打进去从脚面穿出。我又被送进了医院，这次可不那么幸运了。当时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很差。我的脚不仅没有治愈，反而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躺在床上，我心如火燎。就在这时，医生对我说：
“你这条腿可能要锯掉了，再肿下去，要影响生命的。”我焦急地问：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医生沉默了一会，摇摇头说：
“没有了，我们已向省委打了报告，一批下来，就动手术。”（当时，团以上干部锯腿是要经过上级批准的。）
医生的话象一盆冷水浇到我心上，我难过极了。我还年轻，正是为革命作贡献的时候，就要把脚锯掉，我怎样作战呢？！难道我从此就不能上战场了吗？就是做机关工作也要行军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抚摩着肿胀的脚，痛苦地等待着批示。过了几天，报告终于批下来了。放在我面前的批示上写着：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下面是志敏同志的亲笔签名。
志敏同志，正象他在《清贫》里所写的，他常常经手几百万块钱，每一个都是用之于革命的，他对自己则非常严格。据说在苏区时，志敏同志是闽浙赣苏区的政府主席，他父母跑来看他，要想和他住在一起享福。志敏同志很严肃地对他父母说：“我这个主席是没有钱的。我经管的钱都是公家的，你们应该回去劳动，和农民一样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同时，他也不准政府对他的父母有任何特殊的优待。但志敏同志对革命必须用的钱却是一点也不吝啬的。
捧着志敏同志的批示，我的眼睛模糊了，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又看，读了又读，我好象看见了志敏同志亲切慈祥的面容，那深邃的对我信任和期望的眼神，好象听到了志敏同志鼓励我不断进步的笑声，好象感到志敏同志有力的手掌又在拍着我的肩膀，祝贺我胜利了。好象感到我又重返前线，又沉浸在革命的幸福生活里，奔驰在战场上。几天来的沉重包袱一下子解除了，脚也好象已痊愈了似的。事实也是这样，志敏同志决心一下，医生同志一努力，我的脚就保留下来了，不久又重新走上了革命斗争的战场。无论是在以后的浴血奋战里，还是在惨无人道的敌人监狱中，无论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里，还是在今天与病魔搏斗的病床上，我都不能忘记是志敏同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那种对同志的无限关怀，把干部当作生命来爱惜的品质和作风教育了我，永远成为我学习的典范。
一九三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加疯狂了，他们乘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热中于打共产党的时候，继吞并了东北三省以后，又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全国人民纷纷提出了抗日御侮的要求。在我党领导下的闽浙赣苏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再也不能坐视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块块被帝国主义吞并，再也不能忍受无数无辜的同胞遭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和蹂躏，更不能容忍蒋介石继续推行他的卖国政策，打内战，消耗自己的力量。
这一年十月，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由方志敏同志代表党中央将红军第七军团和红十军合并为十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行动，以配合中央红军转移。①这个部队设有总部和十九、二十和二十一三个师。由刘畴西同志任军团长，乐少华同志任政委，粟裕同志任参谋长，刘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志敏同志作为随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代表党中央全盘负责这次北上抗日任务，并同时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在志敏同志领导下的这支北上抗日队伍深为群众热爱，得到群众热烈的拥护和帮助。不仅苏区附近的人民是这样，就是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地区，群众也一样热爱着这支队伍。记得一天我们正在行军，一个农民拿了一根绳子，急呼呼地向我们奔来。我们都很奇怪，停下来，等他来到跟前，我们就问他：
“喂！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我是来帮你们带路的。”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带根绳子干啥？”我又问。
“你看…”他说着就把绳子往脖子上一套，说：
“同志，请把我的两只手捆起来，你们牵着我走吧！”
原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一路上就这样在群众的拥护下，顺利击退了沿途追击我们的国民党部队，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北上抗日先遣队就从江西经福建、浙江而到达长江南岸安徽的太平、泾县等地。
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上势如破竹地向着蒋介石的老巢南京附近挺进，它的伟大胜利和迅速发展，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以八万元巨款，悬赏缉索方志敏同志的头颅。并被迫将正在追击我主力红军转移的部分兵力撤回，以阻止我先遣队北上。这样，先遣队对保证主力红军胜利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就在我们北上到安徽黄山附近谭家桥一带时，敌人集中了数倍于我军的兵力，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部队遭受极大损失。志敏同志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决定暂回苏区休整，待机北上。部队回苏区时由乐政委、粟参谋长、刘主任等三位负伤的首长率领伤病员走在前面，志敏同志则和刘畴西军团长担负后卫任务。
当时，我在北上抗日先遣队二十师任参谋长。北上时，志敏同志常常和我一起行军，回苏区时我师担任后卫任务，更是直接在他领导下行动。这样，就使我有机会和志敏同志一起度过了那些艰苦难忘的日子。
部队离开苏区时，一直在行军作战中，很少休息，已经非常疲劳。回苏区时就更困难了。国民党在各个要道口驻扎了重兵，我们不得不在深山中寻找那些艰险曲折的无人知道的小路来突破敌人的封锁。高山上人烟稀少，就是偶而遇到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也解决不了我们的粮食问题。这时又正是阴历十二月的时候，天气很冷，树枝上、屋檐上都挂满了又粗又长、晶莹透明的冰柱。满山长着二、三尺高的山草，全都冻起来了，一簇一簇直立着，好似一把把冰刀插在山冈上，我们就在这些刀山上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同志们的鞋子都破了，很多人手脚冻得开了裂。饥饿、疲惫的身体，崎岖难行的山路，加上冰雪的封冻和朔风的袭击，单是行军就很困难了，再加上敌人还常常从公路上抄近路追击我们，我们后卫部队和敌人经常只相距二、三里路，几乎天天有战斗。
虽然一路上艰苦万分，但志敏同志和大家一样以野菜和蜂蜜（这些山上野蜂窝较多）充饥，行军中处处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常将自己的马给伤员骑。翻过几座大山后，马全吃光了。体重较重的志敏同志和仅有一只手的刘畴西同志爬山比别人更困难，但他们仍然以自己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带领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行军，指挥我们随时和紧追的敌人进行战斗。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虽然任务无比艰巨，但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忍受艰苦的毅力也日益增强。很多同志饥饿疲劳已到了极点，但一旦遇到了敌人，他们却又象猛虎似的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很多伤病员被伤痛折磨得几乎无法忍受，但他们寸步不离部队，坚持跟着部队走，直至最后停止呼吸。
大约经过一个月极其艰苦的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苏区的边界——德兴地区。当前卫部队已进入了赣东北老苏区时，敌人很快就截断了后卫部队前进的道路。他们集中了更多的兵力来阻止我们。于是志敏同志不得不带着我们回到玉山、上饶边境，想从这里进入苏区。
记得那天到这里已是夜里十二点了，志敏同志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游击区里，好容易在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党的负责人，把他叫起来去侦察敌情，可是这个同志尚未回来，敌人就追踪而来了。我们不得不马上转移，等天亮再想办法。但是这里已成了战场，老百姓都逃亡一空了。志敏同志虽然想尽各种办法找地方党，找自己熟悉的山间小道，可是地方党有的被破坏，有的暂时隐蔽。过去不常为人知道的小路也都驻扎了重兵。因此一连几个晚上都未成功地找到向导。第六天晚上，好容易找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有病走不动路，我们抬着他，给我们做向导。他带着我们想穿过一个山谷，可是这个山谷两边的山上都有敌人。他们听见有人经过，乱枪齐下。把刘畴西仅有的一只好手也打伤了。畴西同志原来在爬山时就依靠这只手抓住我的肩膀走路的。有时在爬峻峭的山岭时，他用这只手攀着杂树和岩石，我从后边托着他的屁股推着他走。因为我年纪轻，身体好，行军时，畴西同志喜欢和我在一起。现在他一只手也没有了，爬山更困难了。黑暗中我们只好找几个同志把畴西同志抬着走。到天亮时，我去看畴西同志。他激动地说：
“老乔，我不能吃，也不能走路，还要坐担架，让又累又饿的同志们抬着走，心中实在不安。大家又饥又饿，我影响部队的战斗行动问题更大。不能等着做俘虏，还是请你补我一枪吧！”
听着他这番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们怎能忍心这样做呢？我说：
“畴西同志，我不能这样做，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七天来，志敏同志带着我们不分昼夜，不顾雨雪饥寒，冒着枪林弹雨，想尽一切办法，都未能冲出重围。但暂时的失败没有挫败志敏同志回苏区的决心。他要尽一切力量冲出重围，重新组织抗日队伍。这时他把所有仅存下来的部队组成一个团，令我任团长，并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最后一次冲过敌人封锁线。但是敌人越来越多，我们虽尽了一切努力，仍未能冲过去。最后志敏同志决定由我带着部队上怀玉山坚持。当我们不得不分手时，我心里多么不愿意离开他呀！志敏同志也是一样，他那深情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我。他那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我，我感到他对我的信任和希望。我的眼睛湿润了，望着远去的志敏同志高大的背影。我心里大声的呼喊着：“志敏啊，多保重！”
但是分手不久，我们的队伍就被敌人打乱了。上山后，才知山顶上、山脚下都被敌人占领了。由于这个山的林子很密，我们依靠它又坚持了两天，敌人没有办法就放火烧山，使我们无藏身之处。到第三天的早晨，我钻在一丛小杂树里面坚持时，被身后几个搜山的浙江保安旅的敌人发现，逮捕了。这大约是一九三五年阳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
由于我们最后的坚持，拖延了战斗的结束。因此敌人旅长一见我，就非常恼怒地说：
“你还凶什么？你们的方主席、刘指挥都被捕了！”
我当时不相信，以为敌人在骗我。因为我想志敏同志的群众关系多，打散后，他们目标小，回苏区要容易些。因而对敌人的话半信半疑，但对两位首长的安全却担忧了起来。听到志敏同志也被捕，比我自己被捕还难受，亲爱的志敏同志啊，你究竟在哪里啊？我在心里轻轻地呼喊着。
第二天，敌人把我关到杭州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是一座二层的楼房，上面有许多小房间。一路走过来时，我从小窗洞里看见了我所熟悉的师长李树彬、政委张胡天、组织部长唐植槐、保卫局长周群等同志，我的心直沉下去，更加为志敏同志的安全担忧。一种不详的预感促使我急于要知道志敏同志的下落。我被关进房间后，就用一支没有被敌人搜去的铅笔，在用木板条钉的空心墙上钻了个小洞，用草纸写了张条子，从小洞里塞过去，向他们打听志敏同志的下落，他们的答复证实了志敏同志被捕的消息。听到这消息我心中万分难过，真是心碎欲裂，想着志敏同志不知关在哪里，是否还有逃出去的希望？！
四天后，我和李、张、唐、周等被押到南昌反动派顾祝同行营看守所。在汽车里看到周群同志的一条腿被锯掉了，他告诉我，他在先遣队出发不久，就带花了，野战医院为他开了刀。同志们忍受着一切艰辛，把他抬了数千里，可是残酷的国民党，竞连一个残废人也不放过。到这里后，他们都被关进了小间，只有我和唐部长两人被关到大间里。
一下监，就碰到我们一个团政委张文山同志，他告诉我说：志敏同志也在这儿，关在前面一个小屋里，每次到前面草坪上吃
饭时都可以看见的。
听到志敏同志在这里，心中稍稍有些宽慰。去吃饭时我有意走得慢些，在经过他门口时，果然看见了他，我最亲爱的志敏同志，他站着，头发胡须长长的，双颊更加瘦削，披着一件破棉大衣，脚上带着一副九斤重的镣铐。目光仍然是那样敏锐，态度仍然是那样从容。他这个小房间除了睡觉的一张小铺外，还有一个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着笔砚和纸张，这是敌人妄想要志敏同志为他们写反共文章而准备的，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字，而志敏同志却利用它在狱中继续为党作了许多宝贵的工作，写出了不少不朽的文章。
他很快发现了我，走到门口来看我，我痛苦地点了点头，就被狱卒赶走了。我满肚子辛酸，走到吃饭的草坪上，一抬头，又看见志敏同志又站在玻璃窗前用力地看我了，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和我说。我端着碗朝志敏同志的玻璃窗望着，表示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扑扑地直往外流。饭一点也不能下咽。心想还是乘大家吃饭的时候，回监房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吧，而且也该思考一下，如何对待当前的问题。虽然我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思想的自由敌人是无法剥夺的。
想到这里，我站起来往回走。又经过志敏同志的门口。刚巧没有人，二人相见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志敏同志先开口：
“吃饭了没有？”他含着眼泪问我。“没有吃，吃不下！”我哽咽着说。
“不要过分激动，保重身体要紧！”他象往常一样关心地说。
听到他那关切的声音，我更加激动了，眼泪象决了堤的水似的，涌流下来，喉咙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志敏同志看见一个看守兵走过来，就连忙轻声说：
“快走！”我只好忍痛离开志敏同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监房。
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国民党的军事犯递了一张条子给我。这个军事犯也是关在我们大间里的，是一个青年学生，他被派去服侍方志敏同志，每天早出晚归。据先被捕的同志介绍，这个青年比较热情，喜欢与政治犯接近。条子上面写着：
缪敏同志写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记叙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秘密指示乔信明开展狱中斗争
“这次有多少干部被捕？请你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我看出了这是志敏同志的字迹，我是那样高兴！本来寂寞、痛苦无望的心情重新又活跃起来。当晚我就写了一张条子答复了他所要了解的问题。并向他报告了最后几天的战斗经过。第二天军事犯回来又带来了第二张条子：
“请你告诉我哪些人坚决，哪些人怕死，怕死是没有用的。”
另外还捎来一元多钱给我们买东西吃。看到这一切，使我更加感动，他——志敏同志，真是比母亲还亲啊！他一刻也不能忘怀崇高的革命事业和他亲爱的同志们，他所能忘记的只是他自己和个人的一切利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他还不顾一切困难，抓住机会对同志们进行教育，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给我们买菜吃。我拿着志敏同志不容易搞到的钱，禁不住又流下了热泪。为了使志敏同志尽快了解情况，我很快写了条子告诉他说：“同志们都很坚决，在敌人面前都很顽强。”
接到这个条子他很高兴，抓紧机会又来了第三个指示：
“我们几个负责人：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周（群）、李（树彬）、张（胡天）等已准备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敌人一定要杀死我们的。你们（指坐大牢的）不一定死。但是要准备坐牢。在坐牢中要学习列宁同志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我万分痛苦地读着上面的字句，反复地背诵。志敏同志是这样沉着勇敢地面对死亡，他按党的原则处理自己的生死问题，就好象往常处理平时的工作一样。在监狱里他所不能忘怀的是党的事业、他最痛心的是他将失去为党继续工作的机会。因此，在这残存的日子里，他不顾自己的病体，不管即将面临的枪毙或者杀头，他利用可以利用的每一分钟拿着笔写文章，写秘密信，写自己工作的经验教训，写向全国人民和全党同志告别的血泪遗书；他了解同狱同志的情况，向他们进行共产党员崇高气节的教育；同时也积极地准备越狱的行动。
我一遍一遍地读着志敏同志用自己鲜血写成的指示，感激着志敏同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郑重地接受了这一庄严的任务，于是我默默地提着那支沉重的笔，给志敏同志写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信：
“亲爱的志敏同志，感谢你对我的了解和信任，请你放心吧，你的指示我一定坚决执行。”
从这以后，敌人对志敏同志的监禁一天比一天严密起来，再也没有纸条带来了，敌人运用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都被志敏同志有力地击退了。听说蒋介石曾派他的私人秘书亲自来和志敏同志谈判，顾祝同也曾以同学的名义想软化说降。但这一切卑鄙意图，都被志敏同志击退了。他斥责他们说：
“你们这些凶恶的强盗、汉奸、卖国贼、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谈判。我与你们是势不两立的。”
在敌人面前，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伟大的英雄气概。
不久，判决书下来了。正如志敏同志的判断。我们大监里的同志除我一人判无期徒刑外，其余的都判了一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后就把我们转到南昌军人监狱。从此，我们就和志敏同志最后分别了。
到南昌军人监狱不久，看守所又转来一个犯人，从他那里知道方、刘等首长已经英勇牺牲了。据这个同志说，刘、王、曹、周、李、张……等同志是公开枪毙的，牺牲时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万恶的国民党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甚为壮烈。而志敏同志是被他们秘密枪毙在看守所后院厕所旁边的。他还说，志敏同志被枪毙的那天晚上，他听到后院有人声、枪声和喊口号声。他早上吃饭经过志敏同志的房间时已不见人了，后来他又到后院去看，发现厕所旁边有一滩鲜血。敌人是多么卑鄙呀，他们偷偷摸摸把志敏同志杀害了，他们不敢公开枪毙志敏同志。因为他与江西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要杀害志敏同志，群众是一定不会答应的。
知道了他们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我心中万分悲痛。后来约了几个可靠的同志在监狱里秘密地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追悼会，介绍了志敏等同志的生平事迹，并传达了志敏同志在狱中的指示，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宣誓要继承志敏等同志的革命精神，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在狱中三年时间里，我们坚决执行了志敏同志“为党工作，坚持斗争”的指示，对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通过一段时间的斗争，考察，了解，我和曾如清、何秉才同志等共同研究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共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为了隐蔽党的组织，便于开展斗争，壮大斗争力量，把国民党军事犯也争取过来，我们就采取了封建组织形式，即以“结拜十兄弟”为名，吸收他们参加，把十兄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党小组在斗争中逐步扩大，先后发展了十多个党员，就在原中共小组基础上成立中共秘密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曾如清同志为组织委员，何秉才同志为宣传委员。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我们首先开展了生活斗争（即要求改善伙食，增加放风时间、洗澡次数等），因生活问题关系到每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大家都愿参加。这一斗争争取了群众，提高了党的威信。接着我们又开展了反叛徒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打击孤立了叛徒，启发教育了那些思想动摇的同志和受骗上当向敌人写自首书的人。他们认识到写自首书就是叛变革命的行为，都痛心地进行了自我检讨，积极勇敢地起来参加斗争。我们还领导了绝食斗争和用文字向国民党最高法院控告监狱非人生活的合法斗争等等。通过斗争的考验，我们狱中的党组织不断壮大，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已是一个拥有三十多名党员的支部了。尽管敌人对很多同志毒打拷问，严刑逼供（如赖荣光同志、单志辉同志等），但是同志们在志敏同志光辉榜样的鼓舞下，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屈服，没有一个人泄露狱中党组织，我们狱中支部越斗越团结，越斗越坚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们在狱中得知了国共合作的消息，便积极争取出狱。通过先出狱的同志先后和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但敌人企图暗害我们这些重刑政治犯，多次秘密转移关押我们的地点，割断我们和党的联系。最后我们还是和八路军长沙通讯处联系上了，在徐特立同志的亲自营救下，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我们。由于方志敏同志给我们的正确指示，我们实现了志敏同志的遗志，重新踏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而且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党的怀抱。中共东南局经过对我们的审查后，完全承认我们这个单独的在敌人监狱里的支部，并恢复了绝大部分同志的党籍。
出狱时不仅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而且还有在我们影响下的国民党监狱里的逃兵和看守，他们也参加了我们的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战场。
志敏等同志逝世已廿二年了，逝世前他在狱中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向全党同志写下了恳切的血泪遗言：
“同志们！越狱恐怕不可能（主要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就义了！我们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到同志们的肩头上去。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刘、王、曹……等同志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得不到为党、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于怀，不能丢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与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之惨死，振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
几十年来，志敏同志的血泪誓言。他那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一直教育着我，激励着我，成为我坚持狱中斗争，血战抗日疆场，忍受双足残废的折磨，带病肩负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工作和解放后组建华东空军后勤等工作的力量的源泉。志敏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同志们。当我们今天能自由地为党工作，为党斗争的时候，怎么能忘记那些英勇牺牲了的烈士们！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们今后工作与斗争中的伟大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出更加茂盛的鲜花，以告慰烈士们的英灵吧！
编者注：本文是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三十周年，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活动时。乔信明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编辑组和南京空军政治部之约撰写的。此文后来刊登在1957年第八期的《解放军文艺》上。《星火燎原》第二卷也收入了此文，因篇幅关系，做了一些删节，更名为《背负着方志敏同志的遗志前进》，此外，本文还被国内众多报纸杂志转载，并被收入1959年3月出版的缪敏同志编写的《方志敏的故事》、越南人民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斗争回忆录·狼牙山五壮士》和福建党史办等组织编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中（后者将《回忆方志敏同志》更名为《临危受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属编审委员会编辑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等书中。
由于乔信明当时了解的情况有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情况，只能按照原来宣传的说法写。为保持此文的原貌，在收入本书时，没有修改。
1984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方志敏文集》收入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该文详细分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粟裕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一步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81年7月26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详细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成立及失败的原因。80年代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39卷中的《方志敏》篇和《中共党史人物传》29卷中的《刘畴西》篇也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成立和失败原因做了新的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