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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潮背后的深层原因
(草根博览6月24日综合讯)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近期，精英移民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有论者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移民潮引发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也有学者认为移民潮的出现在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和社会资源的匮乏。无论怎样，本专题愿意将“精英”作为一种正面价值予以理解，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前提下，关注精英或冲出去或退守家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美好人生附丽于社会土壤
本报(时代周报,草根博览注)评论员 韩洪刚
6月1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表示，中国海外侨胞超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他同时表达了对迁徙权的“尊重”。这可看作是对近来沸沸扬扬的新一波移民潮的官方非正式回应。
据报道，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过去10年以来的这波移民潮，主要由技术精英和富商构成。2007年，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亦佐证，“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自由迁徙本来再正常不过，而且全球化带来了诸如战国时代般的横向竞争，移民或可促进本地的变革以留住人才。不过，中国精英阶层像候鸟一样集体迁徙的“群体性事件”与正在“崛起”并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中国盛世图景，形成了鲜亮的反差。这无法不引起国人的“大惊小怪”。
这些被称为社会精英的人，为何会选择移民？在众多的理由和演绎中，有一则移民故事不应被忽略。一位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事实上，这恐怕并不是孤例。最近，反腐风暴席卷民航系统，航线寻租20年被曝光。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中国民航业的竞争，首先是航线和时刻之争，进而演变为关系之争，显规则挫败于潜规则。“过去十多年，围绕航权和航班时刻申请，航空公司与民航管理局之间，在表面的制度之下，逐渐形成了一种潜规则。显规则建设看似日臻完善，实际操作中却每每失效。在原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遭“双规”后，民航总局取消了一月一次的非定期航班审批，评审委员会则改为了集体审批。一位曾任职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士戏称：“取消航班协调会，等于说原来可以在两周之内搞定的公关，现在要更长时间。原来给上面磕头，是一起磕完，取消协调会之后，得一个一个挨门磕。成本更高，效率更慢。”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没有明晰的法规，模糊的、弹性非常大的规定，没有严格的程序，同时缺乏必要的监督和上诉机制，结果很多规则形同虚设。这正是潜规则之所以能战胜显规则的关键。
潜规则背后的逻辑便是寻租。“寻租”理论的开创者戈登·图洛克认为，中国人的生活被大量的寻租活动所控制。他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一书中说道：“在中国，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是不确定的，但对赢者而言却获利颇丰。”不过，图洛克进一步指出，“获得的特权并不可靠。另一个寻租者明天就可能取代了前者”。黄光裕从商界骄子坠落为阶下囚，高官们前仆后继，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一重意义上，诚如这位温州商人所言，移民对于那些在中国现实中博弈的赢者而言，既是安全感的真切需要，又不妨看作是对这种依附性生活方式的“用脚投票”，三十六计走为上。哪怕是手持绿卡而在国内继续工作，仍然可藉外籍身份而获得某种程度的间离与安全。
6月10日，《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调查，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而据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透露，汇丰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都计划在未来十年移民，首选是澳新，其次是香港和加拿大。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看来，移民者是在追求一种无支配的自由。即便移民生活或许不得不回归平淡乃至艰难，去做一份庸常甚至是如洗碗工、收银员等那些中国语境下“外来工”才做的工作，但那些已经或即将移民的精英，依然有不少人脚步坚定地要离开这片土地，为争取一个中国之外的永久居民身份而削尖脑瓜。尽管官方表达了对迁徙权的“尊重”，但这不妨碍我们思索精英流失之后的中国社会需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和考验。
国人通过迁徙的自由来获得通往美好人生的途径，而美好人生总是附丽于一定社会土壤的。女性哲学家Agnes Heller曾经给出了美好人生的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这三个维度，都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支撑。比如，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至少需要多元和多样化的教育；正义，至少需要宪法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则需要基于自组织的社群、社区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
营造这样一个有助于达致美好人生的社会环境，既是吸引人又是留住人的关键；既是政府的责任又是精英的责任。如果梦想照进了现实，那到时这些移民海外的精英，会不会像候鸟一样再飞回来呢？
精英有责任，而人才属于全人类
特约记者 楚材 实习生 马倩娜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海外侨胞数量已超过4500万，中国正掀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知识精英和新富阶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不禁引起国人的反思与警惕。
时代周报：移民潮的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它会对我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面对社会中坚力量的不断出走，我们如何吸引人才、拯救精英？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应该看到这些有思想、有抱负，又很专业的人才不断地流出去，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老一代的精英们已经留下来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那我们怎么留住那些年轻、有发展前景的精英呢？要留住他们，就要提供比较好的平台，让他们看到自己才能施展的空间和上升的希望。然而国内往往是论资排辈的体制，要打破这种格局，让真正有才能的人上位。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想了些办法，但还需要能真正提供保障的机制和体制，需要有宽松的环境让大家畅所欲言，把热情激发出来，软硬件的条件都要具备。
怎样凝聚人心的问题，是我们国家需要认真探讨的，因为这种离开已不是个别现象了。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人是怀着希望国家中兴的理想回来的；现在从个人来讲，可能是丧失了信心、抱负和担当。但还是要从我们国家自身看，我们怎么营造让他们产生信心的环境。不是发一些文件，说几句要培养他们、重视他们的话就可以了。精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一定要有良好的环境来保护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够让他们一往直前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傅国涌
著名学者、作家
虽然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是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能开奥运，能开世博，但报道出来的大量事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是不断发生扭曲的杀童案，发生连环自杀，发生矿难，且贫富分化利害，就业问题十分严峻。每个人都有一个桃花源的梦，希望简单地更放松地生活，但现有环境达不到他理想的生活状态，提供不了足够的安全感。
现在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担当、缺乏勇气、缺乏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比较犬儒，只有少部分人有自主的判断。鲁迅那个时代是大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活得像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是做不到的。自身责任感的缺失，也是他们选择离开的一个原因。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要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才流动，人才不是属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说精英不肯为这个国家和地区奉献，而是说你无法为他们提供应有的条件，他们出于无奈才会选择离开。所以不应该都把责任推到这些人身上，认为不为我服务去给外国出力是不负责任的，这是落后保守的思维。只要是人才，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能发挥潜能，作出成绩，我们就应该鼓励。
此外，现在很多地方想靠高薪来吸引人才，光凭这个是不行的，人家不是只看你给的待遇，如果不能适应他事业的发展，也是待不长的。更长久更有效的吸引力还是制度环境、社会氛围，更适合人的发展，并使人才能确实干出成绩出来，不是各方面都受到限制约束，明知有很多弊端又无法改变，最后人家只有走路了事了！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精英的逃离还是在于法律不彰，司法独立问题没有解决，很多人都很害怕，没有安全感，不管他是企业家、学者，还是演员甚至官员都不踏实，所以就选择了移民。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不行，很多人走是为了孩子，孩子在外面，他们也走了。中国现在一些基本的因素，比如政治改革滞后，市场环境脆弱，这是精英出逃的大背景，现在无论医院、学校、银行都像是衙门，要当官才行，是人才却得不到重视，不是按规矩、老老实实干，有才华，就能得到一切。
拯救精英，实际上就是拯救国家，如果国家人才都逃了，不就成了废墟了？现在不正常的状态在加强，各种资源垄断越来越强。在改革之初，一个小商小贩，可能通过自己的勤奋，自己的心机就能发家，但现在越来越难，人们的上升渠道在堵塞，阶层在板结化，到现在局面还是这样，这是很麻烦的。
不能说什么国家培养了人才，国家也是纳税人养的。精英应该掌握话语权，但在体制内来说还是弱势，所以他们选择了离开。他们是精英，应该担负起比一般民众更多的责任，这是一种要求，但不是说他们必须做到，他们不做到也可以，也不违法。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博导
首先，我认为移民与爱国与否不能相提并论。抗战期间，没有走出国门却当了汉奸的人很多，同时期回到自己国家的抗战的人也不少，所以我们不能将移民作为区分爱国与不爱国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移民是一种传统。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由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人移民过去的。
比如有这样一批移民，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回到祖国的，但回来后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这些人就重新选择回到国外。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不应该谴责这些人。我们应该关注如何改变环境来留住甚至吸引人才。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做到的话，那移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客观上讲，中国人口多，耕地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对较少，人们选择到国外去更好的生活或施展他们的抱负，也是无可厚非的。
实际上，精英出去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的一种动力或桥梁。因为这些人出去不是单纯养老，而是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多方面沟通两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移民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和改革开放。而大家对移民的消极态度，我认为是因为大家对人才流失后中国的前途和稳定抱有怀疑态度。费孝通曾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许多有文化的地主从农村流失到城市，结果造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凋敝和豪强势力崛起。他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一种与水土流失相像的现象，叫社会浸蚀。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中国精英的流失在社会层面上对社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经济层面。
信力健
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从表面上看，移民潮有很大的影响，它造成了财富和人才资源的流失，但从深层次来看，移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财富方面，很多钱流向了移民接收国家，但又变相地回到了中国。而且资金的流动是相互的，在流出资金的同时，也有资金的流入。其实他们很多人只是转变了身份，多拿了一个证，他们的生活还在国内，一点都没有改变，有高收入、有别墅。人才资源方面，走出去的人未必都是人才，很多官员和富商的子女在国外，并没有学到任何真正的东西，而且这些人放在十三亿的总人口里面，只占很小的比重，影响不会很大，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影响。
在晚清和民国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走了出去，到东南亚各国，很多都成了商业精英，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广东有很多外汇收入，也有很多华人回国投资，是当时的一大景观。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中国有大量的华侨，他们对中国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要吸引人才，可以这样入手，香港人有“回乡证”，台湾人有“台胞证”，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华人证”，这样人才可以较顺当地回到国内，我们要提供一个让所有华人都能顺利报效祖国的机制，可以承认双重国籍。其次，我们应该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做到司法独立，假如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安全的环境，那就能够为他们免除后顾之忧。要让民众更有安全感，必须让所有国民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只要没被法院认定为有罪，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一视同仁。媒体要注意传播，不要采用一些概念，比如“富二代”、“官二代”，而要用“国民”的概念。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俄国、东欧都有排华现象，但是在国内，你就是国民，不应该存在排挤任何一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其他延伸出来的权利。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这些人的选择就是用脚投票，用脚投票比大选投票更真实。商人在国内的经营环境充满了风险，虽可以发财，但极不安全，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但同样他们也带走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也造成了直接的损失；知识分子的外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度大、有发展空间，在国内可能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学者就是因为非常热爱她的研究才出去的，而在国内她是无法安心搞研究的，不仅没有相应的设备和研究条件，还有很多非学术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她甚至选择了把家安在国内，一人独自在外搞研究。而且科学是无国界的，出去的人做出的成果日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回报给祖国的。
现在在做各种努力，想要吸引人才回来，很多名校都是争相雇佣一些中国海归或是洋教授，而且都给开高薪，给非常丰厚的条件，但我觉得这事情做得有点荒诞，有点过分，虽然是努力吸引他们，但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我不太赞同。美国吸引外国知识分子和对待本国知识分子没搞两个政策，是一视同仁的，确实美国的物质报酬丰厚，研究也自由，但并没有对外国来的人搞特殊待遇，不媚外。我们的吸引也不应该说只是为了把海外人才吸引过来，毕竟国内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的，不能让国内的人才觉得只有海归才是人才，才值钱，如果这样大家都会选择出去了。像人大就有一个明文规定：招聘的教师必须有在海外正式学习的经历。这事做的太绝了，太过了，向海归倾斜太重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环境宽松，包括物质待遇也还要可以，但绝对不意味着是诱惑。要是诱惑别人来是荒诞的，那绝对不意味着环境好，要是环境好干嘛还老诱惑人？应该是环境构成吸引，不是说格外拿出什么东西，拿出什么钱来，拿出个什么房子来诱惑你。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这样的移民值得高度关注，它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当前的经济建设的负面作用相当大。一个国家要建成现代化的国家，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精英外流的同时带走了发展经济、科技的宝贵资源，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过去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落差非常大，很多在国内已是工程师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愿意出去做很苦的工作，因为即便在外国很一般的收入与国内相比，也是相当富裕的，所以过去的人愿意出去，多是因为经济原因。当今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国外相差不是很大，而且国外没有亲朋好友，文化差异也给生活造成很大困难，精英还是愿意出去，主要是出于“安全感”的考虑。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就会对安全感产生强烈的渴求。霍布斯说过，安全感是第一位的。精英之所以要外出寻求安全感，是因为中国目前法制不健全。在国外虽然有文化差异，生活上有暂时的困难，但在法制国家，后果是可以预期的，即便是做了坏事，比如贪污，他也可以根据法律，对后果做出恰当的预期。而在中国，由于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以后的生活不可预期，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太多，精英必须靠维持与权势的关系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全感。虽然国家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短期这个局面还会继续，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人民，国家怎样落实公民权利，这些东西要解决起来很困难，甚至要根本性的价值观念转变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人思念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一直都是很强烈的，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情结都是很重的。但问题是，我们社会出现很多不公正待遇，很多人产生了不安全感，这样还要求他们一心报效祖国、为国尽忠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国家要让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热爱，不是通过搞一些活动和宣传来要求人们对她热爱，而是要提高其内在吸引力，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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