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洲四中的高中生涯_新洲在线 新洲四中贴吧
我们刚入学时,学校的书记是万学俊,校长姓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很少理事),他们年近六旬,没多久就都退休了。 大约入学后二、三个月,卢俊学来到了四中,他担任书记职务好几年,直到九十年代初离开四中。他是新洲汪集人,当时的年龄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四十多岁,正值年富力强。他俩的名字一个是“学俊”,一个是“俊学”,只是颠倒了一下顺序,都与“学”有关,这倒是很有意思。我对卢书记的印象颇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事业心、有魄力的人,抓工作风风火火,敢想敢干,敢于创新,也很有工作方法,在老师和学生中较有威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较有主见、有思想,将个人的人格尊严看得较重,如果没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一定的工作方法是很难驾驭他们的,卢在这方面还是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的。教师们对他是挺服气的。对学生,他是很关心爱护的,他也许有些严肃,但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经常深入各班级听课,与同学们交流思想,注意掌握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抓两头带中间,进而促进学校的全面发展。如,每学期他都要搞评比,树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学生当中评选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我每次都被评为全校的学习标兵。他还经常让学习标兵在全校性的大会上讲话,交流学习经验,我曾多次在大会上讲话,以致毕业多年之后,四中的老同学(包括下一届或几届的同学)聚会时就说到此事,说那时候经常听你讲话。其实我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已,只是矮人堆中的长子罢了。对个别屡教不改、严重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他就进行严肃处理。如,四班的陈得元经常迟到早退、旷课,打架斗殴,其班主任和卢书记多次找他谈话,予以劝戒,还在大会上作过点名批评,但他依然固我,不肯改悔,最后,卢书记只好杀一儆百,将其除名,以儆效尤。卢书记后来调到区函授学校任书记,现已年近八十,身体状况不太好。 其他的老师还有陈世安、梅星海、叶时新、燕红志、杨柏林、郭文皖、郑宁生、梁淑芬、蔡柏有、陈德厚、黄少兰、童席征、舒福生、蒋昌宁、陈多佳、王炳怀、曹爱东等,还有一些搞行政后勤工作的员工。 陈世安老师是新洲三店人,高中毕业于著名的新洲二中,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他们属于*之前的最后一届老三届生,学习基础打的很牢,北师大更是全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作为这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陈老师的学养是很高的。他的数学造诣较深,专业知识很扎实,学问不少。他的性格也很好,有较好的修养,很少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学生,而是十分细致温和,注意教学和工作方法。他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只是口才不是上乘,有时难免辞不达意。陈世安在高中阶段几乎一直担任我的班主任(高二阶段一班曾是重点班,我在一班呆了三个月,是杨柏林老师任班主任),对我和同学们都非常爱护,我们与他的感情挺深。陈老师的爱人原在三店,后调到四中,干些管理图书资料之类的后勤工作,我们毕业不久,她不幸因事故去世。几年后陈老师又娶了一位夫人,也姓黄,在新洲邾城教书,他们结婚时,我、曾金传、刘德林、刘银东、涂新生等几位同学还到陈老师的家乡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前不久,我和刘银东还一起去看望过陈老师。陈老师后来调到刘集职高当校长,再后来调往新洲一中,现已退休。 陈老师在四中也有几件轶闻趣事。我们在四中读书的时候,他不知是吃了人参之类的东西还是什么,将头发都弄掉了,只剩下几根稀疏的头发,他经常将理发师请到自己的房间关门理发,头上总带着一顶帽子。后来,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了。再有件事是我们有次在张寨劳动的时候,不知是何原因跟附近的群众发生了冲突,张寨的农民要打陈老师。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陈老师只好象兔子一样撒腿就跑。这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嘛。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二班是文科重点班,陈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我是二班并且是整个文科班的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陈老师很高兴,亲自将中南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当时,家里的条件有限,母亲只是包了一顿饺子,算是款待了一下陈老师。
叶时新老师教我们的语文,他是武汉市人,家住汉口六渡桥附近,师母也是一位老师,但没有随他一起到新洲来。叶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曾是长江日报的记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而发配到四中,在一个农村偏远中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岁月,也可以说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献给了山乡的教育事业。叶老师的国文和文史修养很高,对文学、历史、哲学等有着丰富的知识,作为记者出身的人,他有着优美高雅的文笔。他讲课很吸引人,讲课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即使是对语文没多大兴趣的同学也被他吸引。他讲陈胜、吴广,《海燕》、《我爱韶山的红杜鹃》等课文旁征博引,阐发深义,通俗易懂,同学们听的十分痴迷。叶老师给人的印象是不急不躁,总是那么幽雅散漫,喜欢穿双拖鞋,嘴上常叼着香烟。 在高二的下学期,叶老师指导我看了几本书,也算是单独开小灶吧。因为当时我们的文化基础都不太扎实,学校老师对我们几个有潜质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希望我们能给四中撑门面。现在回首往事,我觉得当时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本汉语大辞典或最起码有一本新华字典,我们高考时除了作文之外,理解字词的意思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我当时有些字知其意而不知其读音,或者知其音而不知意,以致高考时,我所有的科目中语文成绩最差,而平时我在年级的成绩名列前茅。在大学,我与叶老师有过通信,叶老师对我作了思想上生活上的指导,也高姿态的表示他当时指导的不得法。其实只怪我们当初基础不好,条件太差。这里我还必须强调一下,叶老师的字写的很棒,行书字写的很美。没字贴就拿老师的字做榜样,高中时,我又学叶老师的字,同学们夸我学的惟妙惟肖。七九年底,叶老师调到武汉市一中任教,我和刘建华一起还到其家中去看望过他。 梅星海老师是新集本地人,教我们的政治,同时还兼任四中的团委书记。他个子不高,人也长的较瘦,但每天坚持跑步,直到现在。我们如今都生活在邾城,早晨跑步时,还常碰见他。在我的印象中,在四中那时候,除了卢书记之外就是梅老师讲话最多。每天早晨,做完早操之后,大多数情况下,校领导都要讲讲话,梅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话。有时讲形势,有时是布置全校性的活动,有时是强调学习纪律,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梅老师的口才很不错。 政治课我们主要是学习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基本常识,也学习时事政治。我从小就对政治十分感兴趣,因而,政治课的成绩很好,也算是梅老师的得意弟子吧。记得在我们刚入学不久,梅老师给我们讲哲学,他问大家,怎样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四人帮?很多同学都积极举手,踊跃发言。有的说,四人帮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也做了些好事。有的说,四人帮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他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等等。梅老师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他们显然未真正理解什么是一分为二。 他让我讲,我回答说,四人帮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和一大批知识分子,阴谋篡党夺权,他们开口闭口都是讲阶级斗争,制造内乱,导致社会秩序的大纷乱,国民经济的大衰退。他们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他们是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但我们可以就四人帮这件事进行深刻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民,以史为戒,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的回答使梅老师非常满意,他说只有汪潮答对了,而且讲得很全面。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政治表现出色,1977年的“五四”青年节前夕,梅老师亲自发展我入团。有件事我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那就是高考后,梅老师参加了高考阅卷工作,他急于了解四中考生的情况,他看到四中有位考生的政治成绩很高,但字又不象汪潮的字,感到很纳闷。他事后问我,我翻了很多卷子,怎么没看到你的卷子,原来你的字体变了。我说,我高考时字写得较工整,与平时不一样。梅老师因教学成绩突出,才能出众,卢书记调出四中后,他接任四中的党委书记。他后来调任区教委纪委书记,我们接触较多。现在,他已退休。
燕弘志老师是湖北随州人,这是一个出土过曾侯乙编钟、战国古墓等文物,产生过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神农的地方。他一口随州乡音直到现在还是那样原汁原味。他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他对学生要求很高,也十分敬业。当时同学们就说他善“抹”(这是新洲土话,意思是指抓得紧)。我们上四中时,唐山大地震的阴影还未散去,入学时,他给我们讲过一些防震知识。在整个高一到高二的上学期,燕老师一直带我们的物理课,直到高二下学期分文理科为止。燕师母时在县商业部门工作。燕老师后调区一中工作,任物理老师并兼任副校长。1988年,新洲组织全县文艺会演,我们单位让我负责组织节目,我们从本系统的城建学校选派了七八名学生,准备搞一个舞蹈,但缺少编导,我找到燕老师,他很热情地在一中给我介绍了一位舞蹈老师。2006年,我和陈回才一起曾请燕老师和童席征老师吃过一次饭,席间,忆及四中往事,畅谈甚欢。燕老师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与人一起创办了文华学校。 杨柏林、郭文皖是夫妻,大学时是同班同学,杨是武汉人,郭是江苏人,他俩是华师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四中时,他们都带过我的数学课,但时间不长。在我的印象之中,他俩的专业造诣较深,人也比较活跃,喜欢跟学生开玩笑。如陈正顺的头发中天生一撮白毛,杨老师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一撮毛”。陈正顺的数学成绩还不错,杨老师挺喜欢他。杨老师虽然给学生取外号,我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很亲切,我们也学着他的武汉腔,叫正顺“一撮毛”。 郭老师讲课嗓门特大,中气很足,每一个教室都能听到。她很爱护学生,我们,包括高我们几届或低我们几届的很多同学都很留恋郭老师,我后来的同事--陈回才每年都要到武汉去看望她。他们有两个女儿,我们上四中时,二毛才六七岁,我们很喜欢逗她玩,因她有只脚长了六个指甲,我们便叫她“六个指甲”,她也挺大方,不急不恼,还跟我们嬉皮笑脸。杨郭二位老师后来调阳逻新洲三中,再后来调武汉市24中。毕业后,我见过郭老师一二次,杨老师一次也未见着。八十年代,郭老师任县政协委员,她开会时,我见过她。 郑宁生老师和其夫人梁老师是广东人,郑老师也是华师毕业的,教我们的化学,水平很高,课讲的很好。他是化学教研组的组长。四中还有一位化学权威,那就是陈德厚老师,他毕业于南开大学,曾是著名的新洲二中的校长,因犯什么错误而被革职,发配到四中,高一时,他带过我们的化学,因时间不长,加之,他也不太喜欢跟学生接触,我们对他印象不深。梁老师负责上课下课时敲钟,她还能写一手好字,我们油印的学习资料、试卷等都由她刻板。她的母亲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婆”,老人家只会讲广东话,她的话我们听不懂。郑梁二位老师后来调黄冈高中,这是一所十分著名的中学。 蒋昌宁老师和他夫人陈多佳是四川人,蒋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是一个很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老师。他的普通话讲的很标准。我们当时体育课的内容还挺多,什么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还有铅球、铁饼,什么单双杠、爬杆、標枪、跨栏、跳高跳远、赛跑、鞍马、武术等等。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后,都要做操、跑步,都由蒋老师带领。后来恢复高考后,学习挺紧张,蒋老师为保护我们的视力,教我们做眼保健操。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抽十分钟时间做眼保健操。我们的同学中鲜有近视者,这得感谢蒋老师。上体育课时,也闹过不少笑话,比如,有次爬杆时,有位同学的裤子掉下来了,鸡鸡都露出来了。 陈老师教我们的音乐,高一时,音乐课上得多些,高二后因恢复了高考,音乐课就很少上了。她教我们唱过《南泥湾》、《一条大河》等歌曲。而我听我们前二届的同学讲,在*期间,由于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用无产阶级文艺去占领文艺阵地,高中生的文艺活动很活跃,陈老师那会儿给他们编导了很多节目。陈老师好象患过什么乳腺之类的病,左乳做过切除手术,当时同学们爱偷偷议论。蒋陈夫妻俩后来调回四川老家了。 舒福生老师是武汉人,他教我们的英语。我们在初中只知道26个英语字母,到高中后,我们学了些英语,程度不深,知道一些语法知识,会背的单词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个。第一课就是学Longlive chairmanmao!那时候,国家政治十分禁锢,非常排外,也左得可爱。学英语,政治色彩也很浓,而且,教材中的英语可能都不标准。Long livechairman mao!应为Chairman Mao long live !1978年高考,英语成绩未列入总分,只作参考。我考了40多分,这要算很不错的成绩了。舒老师不仅英语好,还能唱歌,当时的新国歌就是他教我们唱的。曲还是聂耳的曲,只不过将田汉作的词改了,新国歌的歌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这种新国歌国人唱了四年多(1978年2月至1982年12月),1982年底才恢复到原来的歌词。这首国歌的歌词反应了华国锋主政时期的政治理念,当时提出了开启四个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理念,毛泽东旗帜至高无上,不是有两个“凡是”吗?那当然得“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舒福生那时候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我看到二(三)班有两位漂亮女孩似乎跟他打得比较火热,总在为他洗衣服什么的,他如果跟她们其中的一位谈恋爱也许不失为佳话。而他后来却找了一位年纪很大,长相平平的女士。两个人相处不怎么样,经常打架,最后离婚。舒福生老师在80年代末调往武汉,离开了小乡僻壤之地,回到了繁华的故乡。 其他老师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而言之,四中虽地处偏僻之乡,却也优秀教师云集。有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和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老师,他们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等方面是杰出的优秀的。从政策宽松后,很多老师能走向名牌高中并站稳脚跟,受到人们的尊崇即可反映他们的实力,彰显出他们的成就。后来,很多老师成为新洲一中、黄冈高中、武汉市一中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学校领导职务。 四中的老师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李鸿。我们毕业不久,李鸿调往四中,他是我弟弟能玺的老师。李鸿后来被提拔为新洲区及市教委的领导人。我认识他,在工作中与其有过一些接触。惜其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本文节选自《汪潮自述——寻觅圣山》,作者汪潮,曾就读于新洲四中,198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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