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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满有（1893年—1959年），陕西横山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的典型。后因被俘而身败名裂。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并与解放军在陕北地区征战年余，陕北战事以胡宗南部大败告终。不过，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却意外地俘虏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典型人物吴满有，逼迫他投降，替他写自白书，让他在南京记者会中公开认错，支持蒋介石。这位被塑造成完美形象的劳动模范从此消失。
生平经历吴满有（1893年—1959年），陕西横山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的典型。后因被俘而身败名裂。1928年因逃避灾荒，移居延安柳林吴家枣园。1934年土地革命后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而致富。1941年在缴纳公粮后还有一半盈余，并购买了不少公债，引起注意。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作者莫艾），得到朱德的称赞。他被命名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作者为李锐，李因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因为当时吴“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已经属于富裕农民。这篇社论曾经受到质疑，指“吴满有方向”是富农方向。但受到高层肯定，吴也被视为值得提倡的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吴满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同年2月24日后（一说同年8月边区庆祝军民大生产胜利庆功大会上），又应战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展开劳动竞赛。此事引起中央高层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部队积极响应竞赛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开展生产大竞赛。吴满有因此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他的名字在《毛选》、《邓选》中被多次提及，还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边区农业战线的“吴满有运动”和工业战线的“赵占魁运动”，使两人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两面旗帜。吴满有是毛泽东的座上宾，毛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1946年春节后，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老师，让后者跟随吴学习种地。1947年青化砭大捷后的祝捷大会上，吴满有自愿加入解放军后勤部门，任王震任司令员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5月8日在宝鸡战斗中被俘，是俘虏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被押解到南京。同年7月20日他在中央社和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注：此处有争议，另一种说法认为吴满有并没有叛变）1949年，吴满有返回延安。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几个月后，举家迁回老家横山。1959年因病去世。2006年吴的侄子吴凌云筹资修复了毛岸英拜师学农时居住的旧居。
成名背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维据史料记载，吴满有为陕西横山人，1928年来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棘园,因擅于农耕和经营，逐渐致富。他响应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积极购买公债。简单地说，吴满有的才干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勤奋苦干，从实际工作中累积生产知识,有效提高生产力；二是对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十分敏锐，善于营造有利于生产致富的外在环境，这意味着他不仅能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能缔造政策的实践典范。这两种才干经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让吴满有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人物。1942年，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严重粮荒问题,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活动,为实现自给自足而努力。这段时期的农村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务实灵活的思想。其重点是，既然生产为首要任务，那么生产就应置于分配之前。应同意农民保留生产所得的财富，以奖励其生产意愿。这种富民政策等于是同意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在生产技能以及财富创造上起带头作用。更深一层看，这项政策等于是承认物质刺激对于生产的正面意义；哲学上来说，就是确认人性对财富的自然渴望。这项命题在今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对于当时提倡牺牲生命以实现大公无私社会的共产党人而言，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灵挣扎，并延伸为激烈无情的路线斗争。尤其在艰困的革命岁月中，为了将最小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人抱着献身的精神，过着极其简单的物质生活,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任何人经由生产将财富据为己有，显然与革命道德格格不入。革命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革命实践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他从江西苏区时代就提出的一贯主张，当时曾遭到批判，一直到延安时期才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精髓在于，尽管在分田政策中对地主仍进行清算斗争，但不杀害对方；相反，对于积极配合，进而加入劳动队伍的地主给予鼓励。至于生产绩效高的富农，不仅同意其保留财富,，甚至树为典型，发展入党，提拔为干部。种种鼓励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能。实践证明，陕北的农村建设不仅刺激了生产，也团结了人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成功。吴满有的典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树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几次公开谈话中，高度肯定吴满有，要求向吴满有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事迹作了长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诗人艾青则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边区还生产了“吴满有牌”香烟，拍了吴满有的电影……种种歌颂和宣传，将吴满有推向高峰。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超级明星”，毋宁说是为了革命的社会情境而形塑的结果。这一情境透过报道、公开表扬、诗歌、美术、戏剧、电影、口传等形式,使得一个个神话般的典型描绘凝结成的坚定信仰，充满了目标感与幸福感。其实，就吴满有本身而言，还牵涉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即自私的物质刺激与无私的精神奉献如何有机地结合，成为创造幸福社会的动力。对中国人而言，这并非学术的课题，而是1949年后痛苦的摸索与实验，涉及了千千万万人的青春与身家性命。最极端的时候，富裕被当成罪恶,饥饿被说成快乐。直到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延安时期曾有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务实思想才又卷土重来，并实现了新的成就。
被俘另一方面，尽管延安时期的农村经济建立在务实的思想上，但它毕竟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革命的目的。作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吴满有被宣传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替自己谋福利的本事，而更在于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联系上乌托邦情境,洋溢着幸福感，令人神往。这是真实的吴满有，还是革命者想像的吴满有呢？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并被任命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年余，不料在1948年5月陇东战役后遭国民党俘虏。后经由其他战俘指认，国民党确认这名战俘就是在延安红极一时的吴满有，如获至宝，立刻押送南京。1948年9月，被幽禁的吴满有，吸一口香烟，表情默然，延安风光的日子恍如隔世。在监狱里的表现第一种说法：到了9月间，吴满有与另一名在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的杨经曲(曾任新四军5师15旅旅长等职)，一起被安排参加了由南京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吴满有还被安排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公开谈话。第二种说法：1995年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执笔人、武汉大学校友李锐公开撰文，认为吴满有并没有投敌，这个被历史的尘埃封存许久的昔日明星，才再度跃回人们的视野。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指出，国民党在广播时做了手脚：“我是吴满有，共产党对穷人好。”吴满有刚说出第一句话，就被一个姓吕的国民党军官一把将他推开，由青训第一大队训育干事汪铿清代讲，因为汪是陕北人。此时，坐在旁边的就是杨经曲。吴满有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捎话：“如果听到广播的话，那是假的，不是我本人。”1949年国民党在撤退之前，释放了吴满有和杨经曲。1950年3月吴满有回到延安县柳林乡家乡，一提起被俘后的事就以泪洗面地说：“不能提，冤枉事一肚子装着。算了，不提了。”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乡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吴满有党籍。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个人不入社，他一个人在山头放着羊。吴满有曾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回音。1959年3月，66岁的吴满有含冤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