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点摘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视阈下的知青上山下乡
孙成民
知青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是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推进实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这三个阶段是紧密相连而又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审视历史，必须站在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方可能获得事物的真谛与本质。面对形形色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的思潮和做法，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做法，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观察、思考和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5期，原文约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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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在中国大地上持续近30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来就不乏各种认识。在学术理论界，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史实，从不同的立场和视阈进行研究和评价，往往会出现差异较大以至迥然不同的看法和结论，这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最近，我在《四川知青史》课题研究中，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思考，这里就几个问题谈一点认识。
一、关于研究视角问题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是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
这一历史进程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我们又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党和国家推进实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正确研究、客观评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的评价问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定论，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1]]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我们承认，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包括在“文革”中受到过重大挫折，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
我们同时也承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十分突出，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实践，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中作出了无私奉献。就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丝毫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同样会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起码的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去考察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就会从史实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会实事求是地恢复和展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来面貌。
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
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学术理论界早有研究。无论是“三段论”还是“两段论”，以至大阶段中又有小阶段等划分，这些都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及主观判断。这里，我不去评价这些分期的优劣利弊，只想就上山下乡历史分期的内在关系谈点认识。
我把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我认为，“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是紧密相连而又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同时认为，这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在一些方面有着重大区别甚至是根本的区别，特别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一度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有些地方实行“一刀切”、“一锅端”等作法，这是区别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表现。
但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很显然，那种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的结论，是错误的；那种认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和结论的根源，说得轻一点主要是有的人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说得重一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从整体上割裂开来，用割裂历史的方法，或以历史上出现某些曲折的状况，来达到全面否定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目的。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阶段都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个整体，而都不会孤立地存在某一个阶段。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上，如果只强调不同阶段的联系而否认其区别，或者只强调不同阶段的区别而否认其联系；如果只看到某一个阶段而看不到其它阶段，或者以某一个阶段的片断来看待其整个阶段，乃至来评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这都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偏差，甚至结论上的误判。
三、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对其评价的问题上，见解不同，观点各异，是正常的，这也正是知青问题成为当今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热点问题的重要原因和魅力所在。但问题是，在当今社会对知青历史的评价中，却存在着一些片面的或者模糊的认识，以至还泛起一些值得警惕的错误观点。
（一）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由于不同阶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态上有所差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等有所不同，还由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方式、劳动环境、生活基础、经济条件以及下乡时间、自身状况有所区别等，他们对各自曾有过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会就此产生不同的认识，这都在情理之中。但是，一谈及到农村就是“诉苦”、就是“声讨”，甚至带着极端的情绪或异常的愤怒，对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加以“排斥”，这就有点出格了。
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恩怨立场和个人得失角度，必须跳出个人局限、超越片断经历，站在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方可能获得事物的真谛与本质。如果自己曾经受过几天苦，甚至在某个时段、某个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以个人的某种好恶感受去断言和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优劣，就显得过于浅薄了。
不能以个人片断的经历和感受去评判全部上山下乡历史的优与劣，也不能以现在的某些观点来评断历史事实和进程的对与错。如现在有的人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的观点，去评断持续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要知道，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状况下，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快农村建设等，无疑是无可厚非和指责的。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历史已经证明，它不仅缓解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状况，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会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二）近些年来，在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需要作一些澄清。
1.有的用割裂历史的方法来否定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本来，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如前所述，有的人全然看不到这一全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整体上割裂开来，并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很显然，这是错误的。
2.有的抓住知青上山下乡的某些突出问题而以偏概全、一概否定，有的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随意拔高，混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党和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纠正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作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决不能回避的。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肯定这段历史的本质特征和主流方向，正确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更好的历史借鉴。
3.有的牵强附会或者张冠李戴。如有的把“在青春年华耽误学业”归罪于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是上山下乡才使得这批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失去了继续在校受教育的机会。要知道，“文革”开始后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大学已宣布停招两年多时间、中学也早已“停课闹革命”，大批中学毕业生处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从这一史实出发，可得知，“文革”运动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才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对这一个史实，就连有的权威著作也将“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归结为上山下乡带来的结果，这就有点偏颇了。
4.有的不顾史实，颠倒主次甚至是非。如粉碎“四人帮”后，在知青上山下乡战线拨乱反正进程中，党和国家决策“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对在乡知青进行统筹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人把这些说成是后来才愈益蔓延的云南农场知青“静坐”、“绝食”换来的。事实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调整政策，改进传统作法，把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转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的重点上来；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并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正是主要依靠党的自身力量，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才作出了这一解决知青上山下乡根本性问题的正确决策，开拓出“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征程。当时，一些地方发生的知青上访请愿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更加重视、推进了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进程，但这些并不是根本解决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本原由和推动力。这里说到的“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不单包括农场知青的问题，而更大量的还包括插队知青的问题，因为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方略和步骤。
5.有的引伸话语、借题发挥。最典型的是有人爱引述“四不满意”（即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来论及对知青问题的总体评价。其实，这一说法是有前提的，当时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安定团结，强调继续搞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就会“四不满意”。在这里，有领导人说“四不满意”，是针对上山下乡的老办法和具体作法而言的，是针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极左作法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工作而言的，何况在当时的语境中，也绝无全面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议题与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紧接其后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了全面评价。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很显然，这是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评价。这一结论及其阐述，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作出的最后一份全面评价。在此前或此后的诸多个人发言和评价，如没有转化为决策，就只能是个人的见解和看法而已。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没有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任何评价，而只是在阐释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六大独创性理论贡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认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当今研究和评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应当理解和把握的。
（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较为突出地在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评价中泛起，值得警惕和重视。
如有的以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来达到全盘否定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共青运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
又如有的以批判“知青上山下乡”为名，来批判党和国家这一段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进而抹黑和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人。
再如有的从清算“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走到“清算”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轨迹，等等。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结束以来，特别是在“伤痕”文学的影响下，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持全面否定的文学影视作品、研究文章等比比皆是。此后，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与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化。在这期间，各种观点、见解的碰撞以至冲突，与思想文化领域里问题的复杂性、利益的多元性、矛盾的尖锐性等紧密相连。我们承认有些作品和成果，对于研究历史、反思“文革”、解放思想，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只要冷静地思考、辩证地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确实不乏为数不少的片面的以至错误的结论。现在有的人把知青上山下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把这些都归罪于毛泽东的错误，如果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
面对形形色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的思潮和作法，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作法，敢于正本清源，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观察、思考和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些知青经历者、见证人的历史责任和自觉意识，这也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孙成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上山下乡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
(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