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城·长征：中国特色的象征
丁三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一个人不同与他人的主要特征。就像人一样，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也叫特色。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色是由其历史、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生成的文化特征，这种特色既是这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也反映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现状，并且决定了这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特色。关于“中国特色”，目前有太多的概括，并且这些概括大有庸俗化的趋势，往往把什么东西都往“中国特色”上扯，就像改革开放以后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庸俗化一样，所谓“初级阶段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现在则是“中国特色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我认为，最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最具“中国特色”的象征意义的有两个：一是长城，一是长征。为什么？因为，一是它们最能象征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国情，一是它们最能反映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国情。
先说长城。
第一，长城只能产生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地形复杂的国度里
长城究竟有多长？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通俗的说法叫“万里长城”，但“万里”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起，就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清代，2000多年，一直都在修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始皇时代所修建的长城有1万多里，汉朝的长城有2万里，明朝的长城也有12700余里；历代修筑的长城分布在西至新疆，东到黑龙江，南至湖南共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仅内蒙境内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就有3万里，河北省境内的长城也将近1万里；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长城，全长约6700公里，约13400里。
长城东西绵延，南北交错，像一条巨龙，腾跃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长城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地形最复杂、最险要的地方，它一头跳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一头连接大海险隘的浩淼，在巍巍群山中腾起，在辽阔草原上穿行，在浩瀚沙漠里阔步，在茫茫戈壁间游弋。
如此大跨度的公共工程，在别的国家是很难想像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大的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强的社会动员力量；国土面积比中国小的国家，幅员不广或国境线短，不可能有如此长度的建筑，这么长的国境线在欧洲可以横跨很多国家，那得要办多少个“出入境手续”？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长城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并且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长城只能产生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里
我曾在《现代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庞大的社会公共工程也无一不渗透着王权的灵光，而这种灵光的阴影下则流淌着下层劳动人民的血和泪。秦始皇的兵马俑、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汉武帝的上林苑，唐代的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长安，明清的故宫等等，都是和大一统的政体分不开的。长城、大运河、驿道等全国性工程是不会出现在西欧庄园制度下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持续时间最久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统一模式，有利于兴建长城这样的超巨公共工程，因为它可以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来动员最为广泛的民众，占有最为丰富的社会资源。
长城最早兴建于春秋时期的秦、赵、燕三国。那时，诸侯各国相互征战，但各诸侯国还没有形成如后来的中国那样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权，所以，这些诸侯国只是在自己国家的北部边陲各自修筑长城。这些长城规模不大，也不连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架构，经过大汉帝国以及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中国大一统的格局最终定型，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臻于完备。对长城的修筑从此便在统一的王权之下进行了。由于中国的统一政权和中央集权都具有超强制性，其社会动员的能量也是超大的，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因此，长城只能产生在中国而不可能产生在任何别的国家。“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就反映了中国中央集权的超强制性和秦始皇的统治的残暴性，据学者研究，从秦始皇陵徭役刑徒墓的发掘看，秦代每年至少要使用200万以上的青壮男性从事各种力役。如果再加上大批育龄妇女进入服役者的队伍，可能每年服役青壮男女会达到三四百万。（高凯：《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文史哲》2007年5期。）修筑长城的劳动力则更多，还有数十万人运送粮草；若男子不足，甚至还用女子服役。秦代人口估计约2000万人，而每年被征服役者不下300万，占总人口的15%以上。也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靠人力，而工作场景又是在崇山峻岭、峭壁深壑之中。这其中“渗透着王权的灵光，而这种灵光的阴影下则流淌着下层劳动人民的血和泪”。
第三，主要用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长城反映了农业文明背景下中国的生存、发展样态
长城的首要功能是用于军事防御，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也就是说，根据地形，利用险要，修建要塞，以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态势。自秦开始，以后历朝历代的长城都是依此原则修筑的。
中国不仅地形复杂，而且民族众多。各民族居住的地域之间犬牙交错，并且经济文化落差很大，经常发生战争，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之间更是战争频仍。
在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大致上有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这就是横贯东西的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这些天然屏障，不仅是汉族政权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分界线，也是不同文明的分水岭。
汉民族地区文明发源早，文明程度高。北方的汉民族文明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内陆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因其起源早，也很发达，基本上是一个已经定型了的文明。因此，她最先取得了中国的话语权。但农业文明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求稳不求动，求常不求变，求守不求新。政治上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以使官民臣服，军事上通过武力实现四方安宁，经济上遵循天时节气有规律地生产，生活上以礼仪教化达致社会和谐。所有这些，最终以统一的国家形式来实现文明的同一，所谓“车同轨，书同文”。国家统一，是文明的最稳定形式。
但中原以稳定为特征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却一直遭遇北方高山大漠以外的少数民族的侵扰。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他们不仅在文明程度上低于汉民族，而且生产、生活方式也迥异于汉人，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但他们生性彪悍，善于骑射，长于野战，来去飘忽，难于捉摸，战斗力很强。他们常常侵扰汉族地区。穿着宽衣大袖的汉族步兵，架着战车，行动迟缓的汉族军队，在与匈奴、胡人交战中只能居于下风，即使有着横扫六国之威的秦国，也往往不敌匈奴、胡人。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秦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赵武灵王先是改行胡服骑射，再于阴山修筑长城；燕昭王“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可见，战国时期，秦、赵、燕之所以修筑长城，就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的南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冲突乃至战争，因此，历代中原汉族政权也就一直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以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是为什么古代最早的几个文明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中华文明保存下来？我们通常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即古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四大文明，都发源于亚非大河流域：古中国——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古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古埃及——位于尼罗河流域，古印度——位于印度河流域。这些大河所形成的平原，非常适宜于农耕，所以这些地区文明产生得最早，也最发达，并且都是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尽管这些农业文明很发达，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经常受到周边游牧民族或其他异族的侵扰。由于中国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避免了灭族之灾，也避免了文明消亡的不幸。而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由于没有如长城这样的屏障，所以，文明消失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城至少可以说是古代文明保存、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农业文明中的“防”与“守”。农业需要稳定，发达农业文明下的人们往往存在着坐享文明成果的心理，即“守成”心理，一旦文明形成之后，开拓精神就相对衰减了。在面对游牧民族或者其他异族侵扰时，这种守成心理就变为防御，长城的修筑就是中国农业文明下的军事防御的产物。但是，这种消极的守成、被动的防御心理又带来历史的负面效应，即自我中心、固步自封，容易形成封闭的文化和僵化的制度。长此以往，长城也很难挡住外敌的入侵了。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越过长城，侵入中原的情况就屡屡发生，最典型的是满清入关。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论及几个王朝覆灭前发生在居庸关一带的战事时，感叹地说：“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昌平山水记》）
三是长城即使在古代军事防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那也只能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冷兵器时代才起作用。工业时代到来后，长城的防御功能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至少说大大削弱了。因为，长城只是防御内陆地区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而不能防御来自海上的工业文明锻造的现代化坚船利炮的侵略。近代以来中国的悲剧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再也不能“高枕长城而无忧”了。
第四，长城在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纽带
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形成了今天这样空前团结统一的局面。这其中，长城是重要因素。长城就像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的泰姬陵一样，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登上长城后感慨地说：“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
长城在历史上主要用于军事防御，但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防御，长城实际上也成了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纽带。
自长城修筑开始，长城南北的各民族关系就基本上被规定在长城周围来展开，这种民族关系表现为冲突与融合的交错渗透。一方面，长城缓解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冲击与破坏，避免了中华文明毁灭性的命运；另一方面，北方的游牧民族反复汇聚长城一带，逐鹿中原，在与汉民族长期的冲突中不断吸收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加速了这些民族的文明进程，有的甚至被汉化了，形成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民族融合的高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多。今天，长城更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另外，修了长城，就得派军队镇守戍边。为了减少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得就地屯田。这样，长城沿线边境地区，人口大量增加，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日渐频繁。所以，长城的大部分关隘，实际上在和平时期起着贸易“口岸“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在长城的保护下，我国西北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并且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通道。这就是经由“西域“通向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落后的游牧民族学习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的过程，甚至是在文化上被汉民族同化的过程，因此，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是多个民族组合又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这种民族文化基本上是在中华民族内部的自我交融，是种族的“近亲繁殖”，没有异族文明因素的参入杂交，因此，特别强调内在的稳定性和国家的团结统一，但这种文明封闭性较强，新陈代谢功能较弱。这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大不一样。欧洲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往往是以异族对原有先进文明的摧毁为特征的。在对原有的先进文明不断摧毁的同时，外来的又吸收原有先进文明的基因，形成了“杂交性”文明，因此，欧洲文化的开拓性、创新性、自我批判性功能很突出。这也是落后的欧洲在近代文明中占据先机的文化学、人类学原因。
再说长征。
长城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世界奇迹，长征是现代中国人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城横跨中国的东西疆域，长征纵贯中国的腹地；长城是中国古代战争工事的遗陈，长征是中国现代战争的精神宝库；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同长城一样，长征也最能反映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最具“中国特色”的象征意义。
第一，中国具有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自然地理国情，为长征这样的宏大战略转移提供了天然的环境保障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地理环境。《孙子兵法·地形篇》有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因此，“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孙子看来，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料敌制胜，必须考察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这是高明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能打胜仗，相反，必然会打败仗。
《孙子兵法》是兵家之圣经，向为中国军事家、政治家所重视。毛泽东是一位古今中外罕见的军事天才，他对《孙子兵法》熟读于心，运用自如。他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早在青年时代就热衷于地理地图的学习与研究，在后来的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指挥长征作战中，他的地理学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中，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最高、对中国国情了解最透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书房里有大量的中国古书，而马列的原著却很少。毛泽东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但一介书生却成为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没有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他硬是在中国的山沟里产生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在近代“中国史境”（Chinesecontext）下革命战争中产生的伟大军事家。近代“中国史境”下的革命战争，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城市敌人强，农村敌人弱，只能到农村寻找敌人的薄弱点。而所有这些，能否运用，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地理环境：一是幅员广大，便于回旋，“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二是地形复杂，便于隐蔽和灵活运用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的各重战略战术。“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做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毛泽东）
红军长征就是借地形为兵之助的最经典范例。遵义会议后，红军利用云贵高原复杂的地理条件，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利用地形，用兵如神，在运动中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又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天险，迅即西进，抢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有专家所讲，“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毛泽东以一连串中外战争艺术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高度灵活动作，呼啸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
再如，1936年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在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时。毛泽东提出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的观点，其理由：一是敌人在黄河以东构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二是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红军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三是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四是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红军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毛泽东的观点，充分考虑了红军长征中的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战略决策。
第二，“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形统实分的政治历史文化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但也正因为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中国形式上统一实际上分裂的政治格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由来以久。而从经济根源上深挖，则是根深蒂固的分散的落后的地方性农业经济所致。小农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就像袋中的马铃薯，彼此各不联系，互不来往，而且相互矛盾，以邻为壑。从政治上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裂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的基色。大到对一个省数个省的割据，小到占山为王。我们在“评书”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场面：从山上跑下一哨人马，为首的横刀立马，大喝一声：“此山是我占，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时至今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是“一收就死，一放就活，一放就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密如繁星的公路收费站就是历史上封建割据的现代翻版。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小军阀多如牛毛，他们割据一方，彼此争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其中，地方军阀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蒋介石尽管是全国党政军最高领袖，但他从未真正统一过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也从未真正臣服过中央。蒋介石处朝思暮想的是如何剪灭地方军阀，地方军阀心积虑的是如何与中央分庭抗礼。而正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各地军阀的政治博弈、军事对决造成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时，围绕对红军的绞杀，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有以下这些大的地方军阀，包括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键、广西的李宗仁、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逵、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等。仅在大西南地区，蒋介石就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其中川军14个旅，滇军5个旅，黔军5个师，桂军2个师，“中央军”8个师，共计140多个团。
湘江战役，在桂、湘军阀及中央军的联合围堵下，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红军人数从长征初期的8万多人减少到不足4万人。面队这种形势，如果军阀内部同心一德，要剿灭气息奄奄的红军可谓轻而易举。但桂系白崇禧却不愿意把本钱在堵击红军的战斗中拚光。他说：“硬打，没那么蠢。”（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三集第七辑）他既要尽力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又要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车为借口跟进广西。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是中共自身的“左”倾错误，红军是能够在以很小代价的情况下成功冲破第四道封锁线的。结果，由于军阀之间的矛盾，红军冲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由于中共自身的“左”倾错误，红军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在转战贵州的过程中，由于黔军王家烈保存实力，使红军游刃有余。王家烈说：“我深深感到，他们（指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拚。”（王家烈：《阴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87页）王家烈既要防止中央军在进剿红军过程中对贵州“顺手牵羊”，又要维护自己在桐梓系中的霸主地位，需要保存实力。这样，四分五裂的桐梓系军阀，部队由各将领分别掌握，行政由各驻军擅自委派。名为军长兼省主席的王家烈，实际上既不能号令全军，也不能号令全省。指挥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在此情况下，黔军就无法对中央红军组织有效的全面防御。红军于是在打下遵义后，从容休整，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同样，川军刘湘既反共，也防蒋。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借追堵红军之机入川，川军“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57页）红军长征在西南地区能够完成由变动到主动、由失败到胜利的战略转折，不仅是因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红军的英勇作战，也是因为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形统实分的中国政治历史文化所造成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空间。
第三，长征与抗日相结合，不仅凸显了时代主题，而且彰扬了民族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切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价值取向。但是，同其他的民族的人相比，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为强烈。中华民族是这样一个“独特的文明体”：一方面，在惯常的社会进程中，社会组织四分五裂，各地相互封闭隔绝，拆台挖墙，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本位主义壁垒森严，地方保护主义尾大不掉；社会成员之间是一盘散沙，相互猜忌，相互提防而又相互探密揭私，为了丁点儿私利不惜撕破脸皮，个人主义严重，小农意识浓厚，单个的中国人个顶个都是好样儿的，但一群中国人在一起，由于狭隘性、分散性必然导致的内耗、内讧，不仅形不成坚强的团队力量，而且成了一盘散沙。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具有极强的抗打击功能，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经常说到的政治术语：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极强。中国尽管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民族分裂、国家肢解的情形也经常出现，内部动乱，外敌入侵，山河破碎，金鸥玉缺，时有发生。不过，稳定、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导价值观。平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一旦遇到重大的天灾人祸，特别是外敌入侵，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就立刻显现出来，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在长征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长征的理解，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反“围剿”失败后的逃亡，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军事战略的大转移，从抗战的角度来看，而是政治战略的大转移。此前，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大厮杀，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仇深似海，恨彻入髓。但是，日本人打进来后，中国共产党立刻“叫停”：自家兄弟之间的仗先不打了，把小日本赶出家门再说。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政治大战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现代性表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政治战略转移的问题。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11月13号，红25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8日，毛泽东在遵义万人大会上，向与会者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朱德也发表了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面军队一致抗日的讲话。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以打开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甘肃岷县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935年11月28号中华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陕北发出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将长征与北上抗日结合起来，不仅凸显了时代主题，而且彰扬了民族主义精神；不仅实现了军事战略的大转移，而且实现了政治战略大转移，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掌握了社会动员的最强大话语权，获得了最深厚的社会资源，赢得了军事和政治的主动权。
如果说国共两党的“兄弟”之间的内战，方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那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则得益于国共两党“兄弟”的联手。而这，又深具中华民族特有秉性的根柢。
第四，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现代表达
长征是古今中外历史罕见的人文奇观，长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现代表达。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长征精神做了集中的诠释：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想、信念，一支军队不能没有理想、信念，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信念。长征实际上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有了理想、信念，红军战士就有了精气神，长征就能达到胜利的站点。这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君正，莫不正”和“君子之勇”。布热津斯基在考察了泸定桥之后感慨万千：“不管事实怎样，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若是渡河失败，或者红军在敌人炮火下动摇了，或者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毛泽东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长征历时两年多，总行程65000多里，红军共转战14省，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其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杂居区，渡过20余条江河，翻过20余座大山，攻占县城100余座。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16000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8000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蒋介石先后调动100多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长征中红军与敌人共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其中师以上规模的约120次。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中，平均20天左右就有一次大战斗，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期间，红军牺牲将士近15万人，其中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师职干部80余人，军职干部10余人，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宝贵的生命。红军长征是一部极为悲壮的英雄史诗，是震古烁今的人间奇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以近乎冷酷的笔调勾画了红军过草地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正是在这样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的红军，成了世界上最顽强、最勇敢、最有政治觉悟的军队。这是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的再现。在这种精神支撑下的民族，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决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否成熟就是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个重要的结点。此后，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同时，长征促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否定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开始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红军在战斗中体现了高尚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长征中一次次的战斗，无不体现着红军全体指战员为了革命的大局，牺牲了小我，为了战友们活的希望，放弃了自己生的机会。
以民为天，、艰苦奋斗。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了上万吨粮食，补充了约2万人的兵员。仅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而言，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就有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斗争，有3.5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这意味着平均每一公里长征路上，就长眠着一位瑞金籍烈士。（杨正辉：《心系人民是长征精神的核心》，湖南日报2006年10月22日）仅半个凉山就有7800余人在红军长征路过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其中“彝海结盟”的冕宁县为226人，数字精确到个位，可见资料的真实程度。7800人的数字在今天不算惊人，但当时名声很大的红九军团才4000多人。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总人数也就两万人。
长征所体现的以上这几种精神，都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表达，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动因，也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力弘扬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