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一次专题学习中，一位专家的讲座中间有一断比较精彩的解读，触发了我的思索。
廉颇送赵王与蔺相如赴渑池会时，“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这是教科书中的一段，往往被读者忽略。如果请就这则材料写一则读后感，你打算从哪入手？在这里请注意，“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这句话是来自战国时期的廉颇之口呀，即使在开明的汉唐，讲这话的人也是不被允许的，更不用说在苛严的明清了。可是呀，廉颇这话却说得干脆利落，体现了一位忠于国家的壮士情怀，践行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精神，让人读之不禁热泪盈眶，令人感慨万端，很值得我们好好品味，玩读的。[1]
对这段解读，首先是令人敬佩。专家老师敏锐的思维、锐利的眼光以及善于质疑与发现的精神，不得不令人折服。确实地，从正常思维角度来看，廉颇这种“重社稷，轻国君”的思想很是令人感慨万端。他确实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自己的国家，他甚至于不惜当面得罪自己的国君。这样的爱国都，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敬佩不已的。
只是，对于“这句话是来自战国时期的廉颇之口呀，即使在开明的汉唐，讲这话的人也是不被允许的，更不用说在苛严的明清了”这样的发挥，却引起了我的质疑。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共主应该是周天子，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这位被尊为天下最大的“君”，却并没有受到多少的尊敬，相反还不时得受到威胁，他只能战战兢兢地生活于各大诸侯战争的阴影之下。此时，“君王”只是个概念，并没有拥有绝对权威与至高的尊崇，这与后世“帝王”并不可相提并论。其次，即使在诸侯国内，对于君上的尊崇也需要大打折扣的。如春秋时期的鲁国的“三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力证。当时，有土地，有士兵，就有权力，而“国君”相较于土地，就显得轻微多了。孟子在这时期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这种社会现状。我们甚至于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孟子的提法在当时应该不算是件多么“骇人听闻”的言行，而是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只是孟子的学说影响大，经后世的流传，被发扬光大，影响了后世。在此，我们还可以从同处战国后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楚怀王身上得到佐证。从《史记·楚世家》可以看出，怀王“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2]”，在他被秦扣押时，他自己因拒绝割让国土最终回不了国，而当时的大臣们，“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於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3]”，在他们的谋划中，存国才是首位的，而保王是等而次之的事。
如此看来，廉颇的这一番在后世看来是惊世之语，在当时或许是作为国家主要将领再也正常不过的谋国策略罢了，应该不至于，“让人读之不禁热泪盈眶，令人感慨万端，很值得我们好好品味，玩读的”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因被历史的长河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而失去了判断吧。
由此，我更想起了自己的一堂课。
在差不多学习完《廉颇蔺相如列传》，多数学生对蔺相如这一形象有一定认识之后，我引导学生阅读王世贞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并要求学生对照课文“完璧归赵”部分进行探讨：两种说法哪种更贴近于历史真相？
绝大多数学生经过阅读讨论之后，一致认为王世贞的说法具有独到的批判成分，这一点值得学习提倡。但若认同此说，却又不符合蔺相如这一人物的性格特点，毕竟“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的无畏胆识与“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大公胸怀绝非投机取巧之辈所能具有。因此，王世贞之说虽可看作是一家之言，但与蔺相如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出入太大，未免过于偏激了点。正当我要满意地宣布讨论结束时，一个男生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王世贞说的可能是历史真相，而课文有可能拔高了蔺相如了。”
出于对学生的鼓励，我请全体学生给予他掌声并要求他陈述理由。
“理由是：从蔺相如的身份上看，他是个门客，好像可以看作是游说天下的纵横家这一类，“完璧归赵”是他纵身上层社会的一个绝好机会，所以，他不管如何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如果照你所说，蔺相如不是成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小人，那你如何看待‘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句话呢？”
底下的学生按捺不住了。
“确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但不能说是小人，毕竟蔺相如做到了完璧归赵。至于说到对付廉颇，首先蔺相如是一位谋士，面对着强悍的廉颇的巨大挑衅，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智取，而非武斗。这正如兵书所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廉颇最后是‘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这说明蔺相如的策略是成功的。”
此时，有一部分学生主动地鼓掌以示赞同。
“看起来，你拥有了不少支持者了。那好，大家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看到底哪种观点最终能获得大多数的赞同。”
看到此种情况，我趁机发动学生重新思考。一阵沉静之后，学生纷纷开始发言。
生1：刚才，我回忆了一下《史记》，发现在蔺相如那个时代，似乎忠于国家的思想比较薄弱，如有名的苏秦和张仪，他们两人就似乎没有什么忠于祖国的概念，只要哪个君王欣赏他，他就会全力效劳，根本没想过自己是哪国人。……
生2：还有孙武、商鞅和李斯等等。
生1：对，所以说，如果就据“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判定蔺相如，可能过于草率。
生3：我补充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国”是指都城，一般指周天子所在地，而非国家。各诸侯只是拥有封地，不能算国家。（此观点有待考证。注：这也是我后来查找文史资料的原因。）
生4：我注意到就在《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由于受到赵王怀疑而被逼跑到魏国和楚国去了。
生5：把蔺相如定位在谋士这一角色上，我可以认同，但完全否定他对赵国的感情、他的胆识和他的智慧，我不能接受。首先，在完璧归赵这一事件中，蔺相如的分析还是有见地的，同时他是以自己的性命去争取赵国的利益的。不说其它，就拿他廷叱秦王，欲从容就汤镬来说，不正显示出赵国人的强硬吗？其次，蔺相如为赵国人，难道他就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没什么感情吗，难道他能为一已之利而陷赵国于战火之乱吗？如果说他秦国之行有些冒险的话，那我也认为那是在对自身智慧有充分自信的基础之上的冒险。王世贞所说的“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太过于绝对化了。其三，说到负荆请罪是属于智斗，我倒很有些赞同，但不正可看出这二者对赵国的一片忠诚吗？
生6：对，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这么一句“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这就是忠诚于赵国的有力论据。
生7：“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这句话也表明了廉颇保卫赵国的决心。
生8：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君臣一心，因为，下文还有“王许之。”赵王听了这话，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还接纳了这个建议，比较难得。
生3：这应该是因为当时的“王”跟我们以后的“皇帝”不一样的原因吧，当时的国家的概念、忠君的思想可能还不像后世那样迷信吧。
师：现在，我们的问题集中到了爱国者的断定了。我们应该去课后查一查“国”与“君”的相关历史资料，为我们的论点找依据了。
生9：王世贞对蔺相如的批判，我觉得过于贬低蔺相如了。王世贞似乎对蔺相如的胆识与气魄视而不见，“事后诸葛亮”的痕迹比较明显。毕竟面对强秦的无理要求，无论赵国答应与否，总要派人去回应的，可是“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而蔺相如却能许下“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铮铮誓言，相比之下，蔺相如高明多了。
……
最后，语文课代表对这次讨论作了个总结：
或许在历史上，蔺相如确是一个纵横家式的谋士，他要把握住机会，从而施展自身才华，实现人生价值，他在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两件事上，存在某些投机和智取的成分，但我们不应忘记他身上那种对抗暴秦的智慧、胆识和对赵热爱的情怀。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这节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我留下了很多的思考。一个是，王世贞的“个性”解读，是这个课例的引子，从中，给我的经验是，“个性”解读很不容易，在你冒出一个新念头后，可能后人在你这个新念头后，会冒出更多的新念头来或支持或反驳你，所以，个性解读必须慎之又慎。其次，对于历史的背景材料的把握，是一个令我们后人很难逾越的迷障，在不了解事实背景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些新解读，很可能与事实是相反的。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做了些查阅与历史资料搜集工作。在这过程中，有几个与主旨无关的材料引发了我的思考。在《东周列国志》中，记载着许多臣下弑主的事，往往有权势的臣下，对主上稍有不满，就可能拿刀把主上给解决了，似乎在那时，人们对于君上不存在着多大的敬重与臣服。似乎那个时期的人，并不具备后世那种“皇权至上”的观念。
还有一个材料是看到了很多有关汉唐两大公主改嫁的事故，如汉武时，武帝就将自己寡居的姐姐嫁给了自己的大将军卫青，武周时，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可以有多个“男侍”等等，可是当时的史书上也没有作多大的反应，只是当作一件普通事件加以记述，最多就是把这作为她们行为不端的一个证据加以评说，而没有上升到道德层面的批判。另外，有一个历史老师告诉我，其实中国对于人性是很尊重的，只是到了明初后，程朱理学才提出了“反人性”的学说，最终导致了中国人的思想禁锢，不近情理。可惜当时，对于这节课上的“国”的概念，以及当时“士”的行为解读，我未能查找到合适的材料，所以再次教《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我就不敢讲这两个人的忠君与爱国，而只是强调这两人的智谋与能力，特别是在讲廉颇时，注重他作为一个将军的职责，“保家卫国”，这是他行为的出发点，包括在渑池之会时，他对赵王的建议，不敢突出他把国家置于国君之上的“民本”思想。
有了这个经历，在听专家如此推崇廉颇的爱国精神时，我当时的感觉是，恰恰相反地，正因为廉颇是身处战国时代，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建议才显得那么正常。如果是在明清提出，那才是了不起的一件事！那才是真正能让人为之热泪盈眶的一句话呢！可惜的是，这之前我没办法找到确实证据，现在也是如此。后来，凭借着国家图书馆，我找到了一份博士学位论文《静静的思想之河——战国时期国家思想研究》，在这份材料中，有这么一段话：
公元前221年，齐王建被俘，东方六国灰飞烟灭。志得意满的秦始皇下令臣子为自己更改名号。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等人献上了“泰皇”的尊号。秦始皇对此不甚满意，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皇帝诞生了，一个人的帝国诞生了。历史被戴上了一顶金碧辉煌的皇冠，历经两千年风雨沧桑不改。变换的只是皇冠上的粒粒明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4]
而这之前，战国时期的国家观念都是朝着理性与合理的方向发展着，只是由于秦王的个人因素，而使战国时期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异，而这种变异没有强大的势力的阻止，最终成为了后世中国国家观念的源，“忠于一人”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准则。至此，我的这个疑惑可能是得到了一个大致的答案，可以想像，把握一个历史事件的背景是很难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据现场文字记录整理，未经专家本人审核
[2]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湖南：岳麓书社，1988：628
[3]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湖南：岳麓书社，1988：341
[4] 池桢.《静静的思想之河——战国时期国家思想研究》（M）.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