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党育从小是孤儿，那时候他还没有名字。打记事儿开始，党育就是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等他长到一个少年时，他就经常给乡亲们帮帮手干点活儿回报村人的养育之恩。
有一天，红军从他家乡路过，他便乞求红军把他带上，红军里有人一打听，得知他是孤儿，就真的把他带上了。跟着队伍，他像有了家一样，很勤快，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队伍里的干部得知他无名五姓以后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党育。后来，红军干部看着他朴实，人忠诚可靠，而且不爱说话，嘴巴紧，就安排他给一位首长当勤务员，不过，他主要的工作是替首长保管文件箱；队伍转移的时候，就由他用一根扁担挑着那文件箱和其他东西。这事儿由他做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大字不识几个，由他保管文件箱和文件箱里的文件那是再安全不过，他是不会泄密的！这个朴实的、孤儿出身的少年一直留在红军队伍里，随着红军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跟随首长对日作战，开展游击战争，后来，他还随首长去了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入了党，提了干，虽然只是部队里一个不起眼的干部。
在漫长的军旅生活中，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党育呆在首长的身边，保管文件、做些杂活儿，并没有冲上前线、冲锋陷阵，但他用他平凡的行动立下了难以磨灭的功劳：他曾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誓死保护着我党的机密文件不至于落入敌手，他还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那位首长，而自己深受重伤；但后来，他参加过几次战役，拿着枪，冲向了前线……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个弹片未能取出，一遇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若干年后，他转业到地方，他撸起衣服来，人们还可以看到他身上累累的伤痕。就这样，党育由一个少年变成一个青年，他将他青年的热血洒在了长征路上的，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解放时，党育还未满三十岁，他也成长为一名连长。想着自己家乡没有任何亲人，想到他是党、是部队培养起来的，他要求继续留在部队里。抗美援朝时期，他又主动请缨，奔赴了朝鲜战场。1958年，当党育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时候，已经45岁了，除了身上的伤痕、一堆军功章和国家授予的一把七星宝剑以外，党育是一无所有。
1960年，党育转业的时候，部队领导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党育表示，自己没有文化，还是去农村当个农民好了。领导经过综合考虑，便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安排到一个叫做小屯的村里，任村里的党委书记。
不久，经人介绍，党育娶了一个丧夫的寡妇为妻，当时，那寡妇也已经四十多岁，与前夫所生的唯一的女儿已经出嫁。那寡妇虽然已经徐娘半老，但人勤快、能干，干净利索，过日子是把好手。而党育虽说是立过军功的光荣军人，还是村里的干部，每月还领着国家发放的补贴金，但他除了会当军人，别的什么都不会，年龄已经奔着五十了，又没文化。因此，两人倒也般配。
等那寡妇嫁过来以后，居然又给党育生了一个女儿。他为女儿取名翠枝。党育老来得女，喜不自禁，将宝贝女儿视若掌上明珠。
党育的老婆很能干，家里的活儿由他勤快的老婆打理，他根本不用插手。就连家里吃的水，也是由村里安排专门的人去井里担水再挑到他家里。从道理上来讲，党育一家应该生活幸福；可实际上却不然。
由于党育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队度过，他觉得自己完全由党抚养、培养、进步，所以，对党是无限感恩、无限忠诚，他是从心眼里跟着党走、拥护党的一切行动的。由于从小就是孤儿，在成长过程中，他几乎没有经历过正常的社会生活，他对家庭、社会中种种的复杂情况几乎没有任何认识，他的头脑又简单，党说什么他就认为是什么，政府叫做什么他就坚决执行，不会作任何的变通，更不会耍什么花招、玩什么花样了。这种性格也注定了他的一段悲剧。
党育这个老红军、老革命，为人耿直、正派，也很善良。他一辈子忠于党、忠于国家。他在部队里由一名少年成长为一个青年战士，随着部队枪林弹雨地南北奔走。他的前半生在部队里度过，吃的是军粮，穿的是军衣，一切都由部队安排，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物品。转业到地方的时候，他就背着一个箱子进了小屯村，里面只有毛巾、牙刷、水缸、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国家授予他的那把宝剑和各种军功章。他在小屯村的房子是由村里按照国家关于安置一定级别的退伍军人的政策，为他临时修建的，也只是普通的民宅，甚至没来得及修院墙，只是在院子四周围了一圈篱笆。他的生活用品也是由村里给配备了几件急用的家伙，其他的都是他自己慢慢添置的。可以说，他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国家给他的，但也是国家按照安抚有功之军人的相关政策所给他的应得的补偿。而他本人始终坚持着一个老党员的信条：不贪国家一分钱！在他任小屯村的支书的时候，他从未为他自己谋求过哪怕一根线的私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却并没有赢得村民们的拥护与爱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是要定期向国家交公粮的，国家穷，农民也不富裕。每年交公粮的任务还是颇为沉重的。往往农民交了公粮以后，粮食就不够吃了。而每个村里交多少公粮，一般是按照该村的具体情况来定的：如果该村富裕，收获的粮食多，那么给其定的公粮任务就多些；如果该村较穷，收获的粮食不多，那么公粮任务就少些；如果该村粮食不够本村人吃，国家就会免掉公粮任务，甚至还会发放一些补贴粮款来。因此，有些村领导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村民利益，往往瞒报本村收获粮食的数量，以使上级减少对本村派下来的公粮任务。而这样的村领导自然受到村民们的拥护与爱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粮食就是生命，少交几十斤、几百斤粮食就意味着可以多活下来几条人命啊！
本来，在党育转业到小屯村里以前，该村的村干部也是这么做的。可是，党育来了以后，他并不这么干。他的大半生都在军队度过，从未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历练过，既不理解民众的各种苦衷，也不懂得人情世故。党育本人上无父母，中间没有兄弟姐妹，下辈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他们一家三口人在村里应该分得的钱粮等物质一点都不少，而他自己每个月都能按时领取国家发放的补贴金，所以，他感觉不到那些上有老人孩子多、又不像他那样能额外领取国家一份钱的人家的困苦与艰难。他从不了解村里人的苦衷，也不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如果有人向他诉苦，很多时候，他一个军人出身的大老粗根本没有耐心听别人絮絮叨叨地说话，听不几句，他就会粗暴地大手一挥将别人打发走；即使勉强多听几句，他压根儿也不相信，反而认为人家是想捞便宜装可怜，想揩村里、国家的油。如果有村干部居然敢向他建议对上级机关隐瞒什么情况，他更是火冒三丈，大声斥责对方对党对国家不忠实，不实事求是，甚至是人民的叛徒，根本不配当村干部。碰过几次钉子以后，谁也不敢在他面前乱说话了。大家都尽量绕着他走，不得已要呆在他面前，也是畏畏缩缩，躲在一边，免得他看见了不顺眼挨批。
上级下了通知，让各村报上当年的收成，他就如实将自己村里收获了多少粮食一一报上去，丝毫也没有隐瞒。这样一来，上级给小屯村定下的公粮任务就比往年要重一些，虽然那时候是人民公社，粮食也都是村里共有的，但粮食总量少了，能够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粮食也就相应减少了。他又是村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任谁也管不了他。
还有，有时候来了运动，上级让清查本村的汉奸、特务或者地主富农什么的，党育也总是一一如实汇报。而在他之前，村里的干部都是能保护就保护，能包庇就包庇的——乡里乡亲的，都不是外人，人的一生谁还不会犯个错误？！而且，那些事儿都发生在过去，早就成了陈谷子烂芝麻的历史了，过去了也就算了。朴实的农民们并不是太计较。党育可不管这些，他总是严格执行上级路线、政策，上级叫他严密调查他就严密调查，上级让他如实汇报他就如实汇报，绝不会走样：张三曾在日伪时期当过日本人的治保主任，李四曾给国民党献过几百块大洋，王五的老婆曾主动献身给日本人，当了日本人“美人队”里的美人（实际上是当了日本人的情妇）……当党育这些人的名单连同罪行上报以后，村里就多了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多了一批挨批挨斗的人，而党育则多了一批仇人，不少人因此对党育恨得咬牙切齿。
这么一来，党育的日子可就惨了。他虽是村里的最高领导，却不幸成了孤家寡人。他本来就是个外来户，无根无基，既没有家族的依靠，有没有一群儿子撑腰，他一个半路插枝的外姓人，娶的是一个寡妇，生的是一个女儿，这样的人在农村本来应该是个任人欺负的冤大头，只不过他曾有军功在身，是上级领导派下来的干部，如若不然，早就抬不起头来了，怎会容他在村里人模狗样地，还当村干部！村人们在明地里不敢对党育怎么样，当面还是诺诺地应承着他，敷衍着他，可是背地里却经常“整”他：趁天黑往他家房顶上投掷砖头，趁他女儿放学吓唬小姑娘一下，往他家院子里扔上一只死老鼠……如果不是有公事，村里的人一般都不怎么搭理党育，被党育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在家里是受尽宠爱，可是一出门却没有一个伙伴跟跟她一起玩，每当有其他同龄小孩试图跟她说话或玩耍的时候，那些小孩的父亲或母亲就急急忙忙地将自己的孩子拉扯走了；就连党育的老婆串门去别人家借个物件儿，人家也带答不理的，甚至假托东西已经借出去了而不解给她。对此，党育也无可奈何。他犯了众怒，理所当然地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后来，他家的那道篱笆墙也渐渐被愤怒的村人给拆坏了。
党育一家人陷入了被村人们孤立的境地。
如此有若干年，党育一家就在被村人厌恶、憎恨和孤立中过着寂寞而压抑的生活。
直到村里嫁过来一个有文化的新媳妇刘爱军，他们的生活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思考题
一、实事求是错了吗？
二、为什么耿直、正派的人却并不得人心？
三、怎么理解“水至清则无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