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50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二是“机能论。”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一“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和暴行。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残酷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旺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二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权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基本人权上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粉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3年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没的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旺湖（又译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①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②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三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二战胜利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①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②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③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世界永久各平，让所有民族平等和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法西斯为什么杀犹太人？
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1942年在西班牙有20万犹太人被驱逐。19世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内居住，不以允许不能离开。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还提出过一个解决俄国犹太人的方案，1/3犹太人皈依东正教，放逐1/3，杀掉其余的1/3。1881年俄国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1911年3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孩的碎尸，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弄死的。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除了历史原因外，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1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大小店主的恐惧。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徒在一夜之间，焚烧并抢劫犹太人在德国开的商店。希特勒早年从家乡林茨到维也纳时，发现城内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被犹太人控制着，仿佛自己来到一个外国的城市，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反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历史上犹太人参加革命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率不到5%，但在俄国的革命者中却有50%以上的犹太人。有不少在欧洲很有影响的革命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至于在纳粹德国是谁具体将排犹政策推向极端也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修正派历史学家推脱希特勒在其中负有的责任，咬定在档案中“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因而“不是希特勒而是希姆莱，而且是在完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情况下，下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犹太人。这件事希特勒到1943年才知道。”纳粹德国是因为迫于战局不利而且日益孤立的处境才这样做。而另有些历史学家则明确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夫纳在《希特勒的含义》一书指出，希特勒一生有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决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低能者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留痕迹。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不利，一方面使忠于德国的犹太人成仇敌，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可用在战场上的兵力和物力。希特勒的罪行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犹太人行径仍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1942年在西班牙有20万犹太人被驱逐。19世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内居住，不以允许不能离开。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还提出过一个解决俄国犹太人的方案，1/3犹太人皈依东正教，放逐1/3，杀掉其余的1/3。1881年俄国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1911年3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孩的碎尸，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弄死的。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除了历史原因外，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1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大小店主的恐惧。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徒在一夜之间，焚烧并抢劫犹太人在德国开的商店。希特勒早年从家乡林茨到维也纳时，发现城内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被犹太人控制着，仿佛自己来到一个外国的城市，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反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历史上犹太人参加革命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率不到5%，但在俄国的革命者中却有50%以上的犹太人。有不少在欧洲很有影响的革命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至于在纳粹德国是谁具体将排犹政策推向极端也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修正派历史学家推脱希特勒在其中负有的责任，咬定在档案中“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因而“不是希特勒而是希姆莱，而且是在完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情况下，下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犹太人。这件事希特勒到1943年才知道。”纳粹德国是因为迫于战局不利而且日益孤立的处境才这样做。而另有些历史学家则明确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夫纳在《希特勒的含义》一书指出，希特勒一生有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决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低能者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留痕迹。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不利，一方面使忠于德国的犹太人成仇敌，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可用在战场上的兵力和物力。希特勒的罪行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犹太人行径仍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升级为“最后解决”
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统泰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12月7日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就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严词谴责：“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 月21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针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罪行明确表态：“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全体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是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1970年12月，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专程抵达华沙犹太区凭吊。尽管他是一名与纳粹政权坚决斗争的抵抗战士，与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毫不相于，他却在华沙犹太区双膝跪下，以表示对德国人当年给犹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歉意。1998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大会上郑重宣布：“60年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历届德国领导人的深刻悔悟，从反面揭示了当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亘古未见的弥天大罪。
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乖蹇的民族。早在公元前即开始遭受强大异族的迫害和奴役、屠杀：古代埃及人的长达400多年的高压和奴役政策，引出了领袖摩西的出埃及记；古罗马帝国残酷地镇压犹太人的三次谋求自由的武装起义，总计杀害了150多万犹太人，把60多万犹太人抓去当奴隶，并迫使其他的犹太人远离巴勒斯坦。于是，犹太人开始了为期1800多年的大流亡。随即，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将耶路撒冷完全夷为平地，并严令禁止一切犹太人进入该城，违者格杀勿论，从而导致以后的“哭墙”的出现。中世纪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戮又掀起新高潮：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曾提出一个口号“杀死一个犹太人，拯救你的灵魂”。13世纪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下令从威尔士全部驱逐犹太人，并绞死300名犹太教长老，在欧洲范围内开驱逐犹太人之先河。15世纪初，德国国王卢波特曾颁布敕令，从莱因和巴伐利亚驱逐全部犹太人，犹太人必须身穿200年前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他们特别指定的服装。在15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以托马斯•达马托克为首的西班牙最高宗教审判厅用高压手段来对待不肯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蛮横地驱除20万犹太居民出境，将另外的10万犹太人付诸审判，其中9000多人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1648年，乌克兰人发动了反抗波兰人的民族大起义，打击的锋芒也同时指向作为波兰国王代理人的犹太移民。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00多个犹太城镇遭到毁坏，10万多名波兰犹太人被杀害。此乃纳粹德国产生之前犹太人遭受的一次惨烈的民族灾难。1881年3月，沙皇暗探局借口一名犹太女青年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策划和挑起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浪潮。1903—1908年，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与东欧，再次发生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新浪潮。起因是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其内容大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员曾于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秘密会议，谋图瓦解基督教的精神体系，在全世界建立犹太人主宰的统一国家，以实现对非犹太人的奴役和统治。该书于1903年刊登于俄国的《旗帜》月刊上，1905年发行单行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如此荒诞不经，以至连暴君尼古拉二世都不以为然。其实，这正是沙皇暗探局某些阴谋集团的杰作，其目的就是要煽起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民族仇恨，以实现分而治之的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黑帮的阴谋居然得逞了：1903年，在莫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一日内杀害犹太人500多人；在萨拉托夫，四天内屠杀犹太人400 多人；1905年敖德萨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苏联内战时期，还发生过彼得留拉自卫军大批虐杀犹太居民的丑闻。即使在早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反犹太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对犹太人的种种偏见仍旧存在于各个阶层居民的头脑之中。在许多地区，只要当地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稍有增长，反犹太主义情绪就要滋长，反犹浪潮就要抬头。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被许多法国人引为国耻的对于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非法审判案。但是，同纳粹的大屠杀相比，古代的暴君、酷吏乃至现代的无耻政客无疑还算是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从肉体上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计划，也不曾操纵现代化的生产线似的杀人设施。只有在万字旗下，犹太人才痛切地感受到了身陷灭顶之灾的民族危机。绝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家庭均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惨遭杀害或被关进集中营。《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一家4口人全部被关入集中营，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她和姐姐病死在贝尔森集中营，仅其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前南斯拉夫共青团第一书记伊沃•罗拉•里巴尔的女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枝花莉蒂雅，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全家8 口人都被特别行动队装进了毒气车。
到战争停止时，全欧洲900 万犹太人中有595 万人不复存在，其中 100万人是儿童；在死难的犹太人中，1／3死于疾病或饥寒交迫，2／3死于纳粹分子有组织的大屠杀。1985年，美国二战史专家劳尔•希尔伯特的专著《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出版，该书认为：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为510 万人。1991年年中，欧洲18位著名历史学家宣布，他们经过10年研究后确认：仅据他们掌握的资料，纳粹德国屠杀的各国犹太居民达到529万人，加上未曾掌握的材料，这一数字可能突破600万人。
一、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逐步出台。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即存在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但只有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纳粹德国大肆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始作涌者是该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早在童年时期，希特勒的反犹太情绪已经表露出来。他的中学同学梅瑟证明：“早在1904—1905年的学生时代，希特勒已经成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反犹主义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在维也纳游荡的青年希特勒，就从形形色色的反犹太主义者那里，接受了敌视犹太人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反犹太主义体系。在他看来，犹太人身上体现了他所痛恨的一切。他自担任纳粹党魁以后，就在其大作《我的奋斗》一书中系统地阐发了仇视犹太人、消灭犹太人的极端主义思潮。纳粹政权为什么疯狂排犹？这曾是历史学家探讨了几十年的难题。其答案当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使然。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徒就有强烈的排犹传统，世世代代将犹太人视为异己和敌对势力。封建等级观念极其严重的德国，自然难以置身局外。正如国际驰名的历史学家乔治•莫塞所言：“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思想史的一部分，而并不在其范围之外。”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由于德意志迅速跨人世界强国之林，德国民众的民族优越感明显增强，反对犹太人的思潮也随之迅猛抬头。法国前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其回忆录中深刻指出：“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一直广为传播。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是一种为广大公众所能够接受的激情和偏见。这种反犹太主义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很猖撅。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和左翼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又使反犹太主义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希特勒并没有与国民背道而驰，他把他们更紧地拉拢到自己一旁。他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愿望。他所推行的激烈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损害他的威望，反而是他享有威望的基本因素之一。”远在1879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利希•冯•特来切尔就曾指责犹太人是德国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他的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都足以产生出一种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运动。因此，在几个政党的政纲中都单独列有反犹太主义的专门条款。19世纪末出现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主席艾•哈塞，就明确宣.‑
称，欧洲各地的日尔曼人应当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之内，并向四周扩张，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他提出的“人种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武力决定论”后来成为希特勒之流的纳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已为专家证明是伪造文件的《犹太长老谈话录》，声称犹太人谋求控制整个世界。这份文件首先出现在俄罗斯，1919年又出现在德国，恰好及时地助长了在德国日益增长的反犹情绪。新闻界和政府官员既把犹太人视作进行高利贷盘剥、使德国经济濒临破产的金融投机贩子，又把他们称做共产主义的急先锋，一心想推翻私有制社会，剥夺一切私有企业。令人惊讶的是，反犹太主义竟然蔓延到德国艺术界，就连利哈德•瓦格纳这样杰出的音乐家，也公然宣称他本人蔑视犹太人。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反犹太主义也已达到相当规模：当时，在德国的初等、高等教育中，种族纯洁和犹太人是传染物的挑唆、污蔑性论调，已成为必修课中的信条。死亡天使门格尔最终堕落为纳粹战犯，与他在大学里学到德国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的著作不能说没有关联。拉加德告诉他：你们应切记，那些“出于人道主义而为犹太人辩护，或者对于消灭那些高利盘剥的寄生虫心慈手软的人们的危险性……与旋毛虫和杆菌之类的害人虫没有什么好商量。他们早已不可救药，他们消灭得越快、越彻底、也就越好。”德国农业专家瓦尔特•达雷之流又为犹太民族低劣说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根据”。在其著作《血与土地》一书中，他把庸俗的优生学应用到人类中来。因此，他不久就得到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重视，后来亲自提升达雷担任党卫军“种族与殖民局”的主管。本世纪30年代，尽管欧洲、北美洲许多国家都存在相当严重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包括美国），但是，只有在德国这样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度，纳粹分子才得以借助强权和暴力，把反犹太主义由某些极端右翼组织的胡作非为转变为强力约束全国民众的政府行为。
其二是政治原因。在饱受欺压迫害的欧洲各国犹太人当中，往往产生杰出的广有影响的民主革命领袖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成为各国反动统治者的心腹大患。19世纪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曾经忧心忡忡地说：“革命几乎就是一种犹太现象。”在苏维埃俄国早期的革命领袖中，曾经有近半数是犹太人，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拉狄克等。在1919年3月匈牙利革命中，苏维埃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包括第一把手库恩•贝拉在内，有近半是犹太人。被希特勒之流切齿痛恨的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其最坚定的领袖罗莎•卢森堡也是犹太人。就连非共产主义者的德国进步作家艾利希•雷马克和阿尔弗莱德•多布林、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还是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思想家埃利希•卡莱尔等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也都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因此，德国的反动势力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同布尔什维克密切联系到一起，认为杀尽了犹太人自然意味着消除了革命的隐患。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正是德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进行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1929—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2．2％，M业生产能力闲置了60％，出口减少58％，进口减少65％；国民收入由760亿马克骤减至450亿马克，国债却上升到140 亿马克；1932年，全德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居欧洲各国之首；工人、农民的平均收入至少降低了一半。在这种苦难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这4年间，德国工人的罢工斗争累计超过1000次，较之以往成倍增长。在有些地方，工人的斗争甚至形成旨在推翻资本家阶级统治的武装暴动。自感身家性命受到共产主义严重威胁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大地主集团，不择手段地向革命势力反扑。他们把支持纳粹党的反犹太主义视为诬陷和反击德国共产党的救命法宝，因而不遗余力地从财力上资助纳粹党，也才使希特勒得以把排犹活动急剧推向全国。
其三是经济原因。即犹太人自古以来极善经商的本领，转化为他们在欧洲各国经济界中雄厚的实力。闻名全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令人瞠目的经济巨人。为补偿英国释放奴隶所造成的损失，该家族捐资2000万英磅；1871年，它又替法国政府出资1 ．5亿英镑；在德国，该家族也控制了许多大型百货公司和银行；在素来被德国资本家视为经济势力范围的波兰，犹太人至少拥有十分之一的房产。这不能不引起日尔曼资本家极其强烈的嫉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德国人一贫如洗，生活无着，而不少犹太人却因为拥有巨额资产而生活逍遥自在。
其四，希特勒个人方面的原因。希特勒年轻时曾在维也纳寻花问柳，与一个犹太妓女有染，并被她传染上性病，从而导致他过早地失去了进行性生活的能力。这也是他极端憎恨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纳粹上台执政后，反犹思想就逐步转化为行动。然而，羽翼未丰的纳粹政权，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映，因而，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逐步升级的，甚至是有张有弛的。直至入侵苏联的战役初战告捷，纳粹分子认为他们将无敌于天下，才完全暴露出其全部灭绝犹太人的狰狞嘴脸。早在1920年2 月24日，希特勒主持制定了纳粹党党纲25条，其中就有5条属于或包含反犹太内容。早在1925年，希特勒就曾极其恶毒地污蔑犹太人，称他们是“腐烂尸体上的蛆虫，是比黑死病更加可恶的瘟疫……是人类的寄生虫，是人类的吸血鬼。”希特勒担任总理不久，就一次又一次地接连策划并导演了一幕幕反犹活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日后成为指导第三帝国各个领域一切行动的总纲，人称“纳粹主义的圣经”。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主线就是反犹太主义。全书长达782 页，从1933年1月至1945年5 月的12年中一直主宰着第三帝国的政治生活。有人统计，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造成125人死亡；每一页，造成4700人死亡；每一章，造成120 万人死亡。而上述死者中的绝大多数就是犹太人。
第一阶段：从舆论导向和法律上搞垮犹太人（1933．1 ——1938．10）。
这一阶段主要是纳粹发起反犹的宣传鼓动和从政治、法律方面实施排犹，尚不涉及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个多月的3 月9 日，柏林就出现了全市性的反犹骚乱。3 月30日，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德国政府决定对犹太商人进行抵制”，并宣布4月二日为全国“抵制犹太人活动日”，对犹太商人、医生和律师的经营进行抵制，从而掀起了第一次排犹运动。随后，第三帝国颁布法令，规定从国家机关中清除犹太公务员，从文化领域清除犹太艺术家，从教育部门清除犹太教师，从公共卫生部门清除犹太人医务人员。此举使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排挤出国家机关、文化。教育、卫生领域。
4月1日，柏林又发生了全市性的抵制犹太人所经营的商店的活动。1933年4月7日出台了《重建公务员制度法》，明文规定，非雅利安人和非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同年10月，柏林市宣布，该市的所有医院已经将犹太医生清除出去。当年年底图林根省宣布，该省已将所有的犹太人从一切公务员岗位上驱除。1935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为新阶段。这一年，根据希特勒9 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反犹法令，德国政府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掀起了第二轮更为激烈的反犹太人高潮：根据该法令，宣布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出任一切公职，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及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性行为，禁止犹太人行医和任教。从此，德国各地的商店、旅馆、啤酒店和公共娱乐场所，均挂出“犹太人恕不招待”的招牌，犹太人已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不过，在如何处置被剥夺生活条件的德国犹太人问题上，纳粹党上层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盖世太保首脑海德里希主张应将犹太人悉数驱除出德国；而主持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担心全部驱除犹太人出境会导致德国外汇随之流失。这样，对犹太人的迫害暂时未能继续加深。即使是这样，到1935年底，已有7．5万名德国的犹太居民被迫出走，8000多人不堪迫害而自杀。1936年，国际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为了粉饰太平，欺骗国际社会，掩饰纳粹排犹真像，希特勒下令暂时取消大部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致使当年有18000多已离开德国的犹太人重返祖国。然而他们很快又陷入绝望的境地，亲眼目睹了对犹太人打大出手和横加杀害的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1938年11月初，17岁的德国犹太青年赫舍尔，因全家均被纳粹当局无端驱赶出境，生死未卜，在巴黎愤而将纳粹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击毙。纳粹党上层抓住这个事件掀起了规模更大、程度更高的反犹活动。在戈贝尔的公然教唆下，纳粹暴徒于11月9 —10日两天内，制造了全国性的反犹事件（因被暴徒们砸毁的犹太人商店的玻璃碎片遍布各地，人们又称此事件为“水晶之夜”）。
第二阶段：从经济上彻底剥夺犹太人（1938．11——1941．）。
从此，犹太人开始被大批关进集中营，几天内即有2 ．5 —3万人被送人集中营；仅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即达10911 人，其余的被送往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同时，全德国有7500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捣毁（其中柏林814 家）、被洗劫，171家犹太人私宅被捣毁，191 家犹太教堂被焚烧（其中柏林28座），200多座犹太人的其他设施被毁坏。纳粹当局还强令犹太人社团赔偿10亿马克。11月12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宣布将犹太人赶出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关闭犹太人经营的所有商店，强行对犹太人经营的一切企业实施“雅利安化”。经此运作，德国犹太人被剥夺的财产高达10亿马克以上。同时，纳粹当局还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共浴池、旅馆，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取消犹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强令每个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佩带一枚黄色六角星标记。
从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起，纳粹当局开始强迫大批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约有18.5万人）出境，而且必须支付大量手续费方可离境。为此，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犹太人出境办事处在维也纳成立。1939年2 月，柏林也成立了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隶属于中央保安总局领导。1939年9 月初战争爆发时，第三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只剩下27．5万人。同年底，由戈林挂帅的帝国中央移民总局，已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将50多万名犹太居民驱逐出境。1939年10月，未来的大刽子手艾希曼接任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主任，为他今后大展屠刀提供了机会。由于战争爆发，犹太人迁往国外的难度明显加大。而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不是被投入集中营，就是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
1940年，柏林市2万名犹太人被关押进强制劳动营。1940年底，德国已有27万名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以后，各级纳粹官员又绞尽脑汁地试图把犹太人赶到巴勒斯坦和马达加斯加；1940年7月，纳粹当局根据阿道夫•艾希曼之流的提议，把他们驱逐到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一块面积大致为100平方公里的荒凉沼泽地带——尼斯科建立“民族家园”，让严酷的环境把犹太人自然淘。1939—1940年冬天，纳粹当局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向尼斯科遣送去第一批犹太人；从1940年2月开始，又开始从德国向尼斯科遣送犹太人；同年秋天，法国败亡后，纳粹又开始从阿尔萨斯一洛林、萨尔和巴登地区向法国南部集中犹太人，再把他们遣送尼斯科。
第三阶段：特别行动队——犹太人被大批押送刑场（1938.11 ——1942）
还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戈贝尔等纳粹党魁就曾指示其党员和其他暴徒杀害犹太人，一夜之间即有91个犹太人死于非命，42人重伤。从纳粹德国占领波兰的1939年9月到同年年底，又有25万波兰犹太人被杀害。不过，这种屠杀不是按照最高当局的统一指令进行的，而是一些党卫军、保安警察地区头目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其事的结果；而且，相当一部分谋杀还是仇视犹太人的波兰人所为。那时，纳粹领导集团对如何处置犹太人，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杀害犹太人还不是普遍的政府行为。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后，党卫军甚至陆军官兵对犹太人的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但还不是有计划的步伐统一的大屠杀。1941年纳粹上层对全部杀死苏联的犹太人——亦即他们最为仇视的犹太一布尔什维克取得一致意见，而对西欧的犹太人，纳粹的政策还只是逐步限制其行动，把他们赶人犹太隔离区。从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在纳粹统治地区被杀害的犹太人只有30万多人。
入侵苏联是纳粹分子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起点，苏联。东欧各国的犹太人，从此面临灭顶之灾。而作为种族灭绝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登台亮相。1941年5月，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保安警察、秘密警察。刑事警察首领开会，决定成立A、B、C、D四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入侵苏联的陆军部队之后，专事杀害当地的犹太人以及共产党骨于分子。A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施塔勒克指挥，他被抵抗运动处决后归党卫军少将海因茨指挥；其任务是穿越波罗地海沿岸三国，向列宁格勒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加特斯奇纳，在卢萨和雷瓦各设一个特遣队，在里加和考纳斯各设一支突击队。B支队：首任队长是党卫军少将阿图尔•奈比，继任是党卫军少将埃利希•瑙曼。其任务是向莫斯科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斯莫棱斯克，在维亚兹马和莫吉廖夫各有一个突击队驻防，在图拉和里埃沃各有一个特遣队驻防。C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奥托•拉施指挥，继而由党卫军少将托马斯指挥。其活动范围是除去南部之外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其总部设在基辅，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斯大林诺各设一个突击队。其中，党卫军少校波罗尔率领7个特别行动分队，驻扎在基辅四周，每个分队有千人左右，还吸收了一批当地的乌克兰惯犯和流氓。1941年9 月底巴比雅尔大屠杀，就是波罗尔及其下属犯下的滔天罪行。D支队：首任指挥是党卫军上校奥托•奥仑道夫，继任是党卫军准将布莱察普。其任务是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一带行动。其总部设在辛菲罗波尔，在塔甘罗格一罗斯托夫、雅尔塔、斯卡多沃斯克、敖德萨。斯大林格勒各设一个突击队。这四个支队全部建于1940年冬末，直属海得里希领导；队部分别设在易北河畔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穆尔德河畔的小城迪本和巴德施密德贝格的边防警官学校。各个特别行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营。以A 支队为例，其组成人员为：秘密警察占9％，保安警察占3．5％，刑事警察占4．1％，治安警察占13．4％，外国辅助警察占8 ．8％，武装党卫军占 34％；其余为技术和文职人员。一个特别行动队的总人数，多则 990人，（如 A支队），少则 500人（D队）。各个特别行动队均为摩托化装备。每个队一般分为两三个分遣队或者规模更小的特遣队，各为70—120人，分别配合指定的军团作战。基层单位是小队，每个小队约20—30人。
1941年5月，中央保安总局的头子海德里希和他的人事处长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先后在普雷奇和迪本召开多次极端秘密的会议，向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分队长和特遣队长传达了著名的“元首命令”：“为保证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安全，在德军占领地区及其后方作战的各特种部队要无情地镇压针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切反抗，不管这种反抗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发生的。”于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每一个地区，犹太人、共产党员以及游击队员，都成了纳粹的首要消除目标；稍后需要消灭的目标是吉普赛人和居住在克里米亚、讲土耳其语的克兰特查泰斯人（纳粹的种族专家并没有证实他们具有犹太血统，仅仅是个别党卫军将领如此认为）。同苏联开战不过一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犹太居民就成为苏联境内第一批牺牲者。仅仅20多天，足有上万名犹太人被纳粹指使的当地歹徒打得脑浆迸裂，横尸街头。1941年7 月1日，纳粹德国军队占领了苏联拉托维亚首都里加。8月1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进入里加，随后便开始清除计划，力求使奥斯特兰（即对被占领的波罗地海三国的重新命名）的犹太人绝迹。纳粹当局决定把里加作为将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中转站。1941年8 月互日至1944年10月14日之间，近20万纯粹的德国犹太人和奥地利犹太人被运到里加，其中8 万人留在当地，全部被杀害Z 余下的12万人继续运往波兰南部的6 个灭绝营（包括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只有400多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
摩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历史上素有排犹传统，早在1903年就出现过大规模杀害太居民的极端暴行c1941 年7 月17日，德军攻占该市。当年的暴徒和杀手由于纳粹的纵容和鼓励，尽管已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杀人狂热依然不减当年。他们纷纷带上儿孙，手提铁棍，对犹太居民大打出手，不把人打死不罢休。到7月底，他们已配合特别行动队杀害了万余犹太人。紧接着，苏联其它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接到通知，务必于指定日期到指定地点集合，迁移到其他地方。行进到旷野荒郊后，又被强制挖大坑或战壕，随后是密集的机枪扫射，葬身坑内。特别行动队最为得意之笔是1941年9月底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远郊巴比雅尔（乌克兰语的含义为“老太婆峡谷”）的大屠杀。两天之内，33771名和平居民（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包括数千名幼儿）被射杀，事后只有1 名从基辅前来探亲的女演员死里逃生。在纳粹占领基辅的2 年多时间，共计20多万犹太人在此峡谷化为冤魂。在立陶宛、里加、明斯克、乌克兰的基辅和罗夫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的犹太人均达l —15万；1941年8月27—28日，特别行动队在卡门涅茨一波多尔斯基杀害犹太人 23000多人；同年 11月7 —8日，在罗夫诺杀害犹太人21000多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德国一家建筑公司驻乌克兰分公司经理兼工程师赫尔曼•格雷贝作证说，他亲眼目击特别行动队在杜布诺一日内屠杀5000名犹太人的暴行，被害者当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幼儿。总共有近百万苏联犹太人被无端杀害。
从1942年初开始，特别行动队对苏联、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披上了同游击队员作战的幌子，以减轻刽子手们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希姆莱是编造谎言的始作涌者之一。他曾对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说：“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枪毙了一批为数不能说不多的犹太人，而且男女都有，因为那个地方连妇女和半大的孩子都给游击队送情报。”犹太人“到处都是怠工者、间谍。抵抗运动和匪帮团伙的基础。”纳粹刽子手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找借口：一方面称犹太人传染疾病，另一方面则称犹太人普遍是抵抗运动的天然同盟军。在不同的地区，刽子手们使用不同的借口。在波罗地海地区，纳粹称犹太人是由于袭击德国军队而被消灭的；在乌克兰，他们称犹太人被消灭是因为纵火和进行骚扰；在其他地区，他们说犹太人传播敌对思想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纳粹分子还阴险地策划通过东欧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当地犹太人居民的事件。例如，驻扎在波兰东北部的切哈努夫的党卫军司令部就曾于1941年7月初策划过利用波兰居民来杀害波德拉斯地区所有的犹太居民的险恶计划。在纳粹分子的唆使和纵容下，1941年7 月10日，位于波兰东北部靠近立陶宛的小镇耶德瓦内，一大批波兰歹徒手持棍棒、钉子鞭、砍刀、石头对本镇的犹太人大开杀戒。甚至将大批犹太人关进木板房内点火烧死。一时间，1600名犹太人全部魂归西天，幸存者不到10人。而这样一来，这批助纣为虐的波兰暴徒也就被纳粹主子推入深渊，沦为战犯。
类似的集体屠杀，也同样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的犹太居民动手较晚，这里的犹太人大部躲过了特别行动，但以后又被保安警察大批驱赶到集中营，仍未能最终逃脱“最后解决”。大屠杀中的一个小插曲是：1941年8 月31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临明斯克的一处屠场视察对100犹太人的现场处决。排枪齐射之后，仍有两名尚未断气的犹太妇女在血泊之中痛苦地呻吟着，肢体不断地搐动。场面之惨烈，竟使这位杀人魔王晕厥过去。他于是下令，今后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不得采用枪毙的方法，而应使用适当的、更加有效的办法。他的部下瓦尔特•劳夫等人为此制造出同样恐怖的毒气卡车。从此，毒气车队在苏联和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城镇中肆虐横行。这种专用车一般由载重汽车改装而成，车身涂上草绿色的油漆，车厢两侧写着“犹太区公共汽车”的字样，全部密封，没有窗户。每辆小车可装15人，每辆大车可装30人，10分钟即可致人死命。深谙毒气车杀人技术的中央保安总局三局局长奥托•奥伦道夫一他于1941年 7月至 1942 年7月担任负责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灭绝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D 支队队长，一年中杀害了9万多犹太人——战后在纽伦堡法庭的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中供认：“这是一种封闭式载重汽车，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汽车的独特用途。马达启动后，毒气就被排人车内，10分钟到15分钟就会导致车内的人们死亡……在该汽车驶往埋尸坑的途中，受害者已经死于车中。毒死犹太人和运送尸体的工作可以一次完成。车厢内一般可容纳20至25人。行动队员对犹太妇女儿童谎称把她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或是强行把她们赶上车。只要车门一关闭，完全封闭的车厢就变成了行驶中的毒气室。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种车辆的任务。1942年春天，我们用这种特别载重汽车装备了特别行动队。”一个特别行动队的司机战后作证说：我们“从车的后门拉出裸体死尸时，粪便和血腥味叫人受不了。尸体奇形怪状，眼睛暴出，身上红一片青一片，嘴巴歪斜着，个个像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
特别行动队使用这种汽车杀人的行为尽管严格保密，日子一长，还是被许多居民摸清了底细。他们称之为杀人汽车。于是，杀人汽车的发明者贝克尔博土，不得不再费一番苦心。不久他就向顶头上司、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瓦尔特•劳夫呈上报告：“我在汽车两旁安装了两扇百叶窗，看上去像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的汽车可以伪装成居住用的大棚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加快完成杀人任务，所有的司机都开足马力。这样一来，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照规定那样死于睡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如果奏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犹太女人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乱泻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尽管毒气车的寿命只有一年多，以后即被灭绝营中的固定毒气室所取代，但特别行动队成员靠这种方法，足足使得10万名左右的犹太妇女儿童车中毙命c 南斯拉夫的犹太妇女、儿童大部分死于毒气车。1942年春，党卫军旗队长富克斯率领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和几部毒气车抵达塞尔维亚，目的是杀害被关押在贝尔格莱德郊区泽蒙集中营中的犹太妇女和儿童（犹太男子已基本于半年前被杀害）。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不太费力地便于5月底完全彻底地完成了任务。而据波兰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舍尔供认，驻扎在波兰海尔姆诺的库姆霍夫特别行动分队，在行驶着的毒气车中总共消灭了34000犹太人。曾参与制定特别行动计划的党卫军将领埃利希•冯•戴姆•巴赫一杰列夫斯基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这场斗争大大超过了纯军事性质的需要。它常常只不过是掩盖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借口。假如德国对东方地区的占领再持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大约3000万人死亡。”
各级纳粹头目，对于上述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是灭绝犹太人的鼓吹宣传者。对苏战争爆发以后，希姆莱在一次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会议上讲到：“清除犹太人，灭绝犹太民族……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必须懂得，当100 具尸体，或者500 具、1000具尸体横亘在原野上时，这意味着什么。要干到底……这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辉篇章。”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许多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也同希姆莱保持一致。1941年10月，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在训话中要求部下做到：“在东部地区，士兵们不仅要成为一个遵循战争艺术规则的战斗人员，而且也要成为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旗手，成为对强加于全体德国人民或与其血肉相连的民族的兽行的复仇者。这就是士兵们为什么要充分理解对于低人一等的犹太民族必须坚决、于脆地加以惩罚的原因所在。另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国防军背后的反抗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历次经验证明，这种反抗活动总是由犹太人一手策划的。”
保安警察，作为党卫军的辅助力量，也是完成大屠杀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安警察总部所属的各个刑警营，则是最直接参与大屠杀的骨干力量，成为特别行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前夕，保安警察只有131000名官兵，到1943年初增至310000人。它是维护纳粹德国到处推行的“新秩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组织。随着德国占领的“劣等种族”居住的地区不断扩大，他们的任务大量增加。例如，对游击队进行讨伐，转移民众，屠杀和平居民，特别是屠杀犹太人。
特别行动一直延续到1943年春，即大型集中营普遍建立之时。在此期间，大约有150 —200多万名苏联东欧的犹太居民惨死在特别行动之中。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初始阶段。因其具有效率低、易遭反抗、不易保密等缺陷，以后便为杀人效率更高、保密效果更强的灭绝营所取代。参与特别行动的纳粹分子建队时有四五百人，但因他们与中央保安总局和地方保安警察经常轮换，故实际上大约有4000多人（其中有1600多名武装党卫军官兵）参加了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包括一些女性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均已堕落为战犯。美国驻德军事占领当局曾于1947年在纽伦堡专门进行了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
第四阶段：全欧洲犹太人的墓场——集中营与灭绝营。
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希特勒1939年1月在德国国会的讲话，其中提到：“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金融界国际犹太主义者要把各国人民推进一场世界大战的企图能够得逞，那末，战争的后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使犹太主义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战争爆发后，纳粹政府便借口英国政府不肯合作，无法将犹太人再驱赶到马达加斯加，于是开始对犹太人实行肉体上的最后解决。最早提出“最后解决”的是纳粹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赫尔曼•戈林。还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1941年7 月31日，他致信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委托他尽快制定出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计划：“为扩大我1939年1 月24日委派给你的关于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资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协商。我还指示你迅即交给我一份说明为实现设想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措施和行动措施的全面计划。”在信中，戈林并指派海德里希去执行“全部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重大任务。不久，外交部的阿尔布莱西特博士、鲁特尔、魏兹泽克，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和总顾问格罗布克，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博士，根据海德里希的要求，均提交了关于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当年年底，海德利希向希特勒和戈林呈交了对犹太进行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同年11月29日，海德里希向相关部门国务秘书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发出宴会请柬，试图举行一次专题会议，以便就如何执行犹太人最后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 月20日才得以召开一这就是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万湖会议。
1942年五月20日，海德里希受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委托，召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党卫军各大员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别墅区国际警察总部大楼，召开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湖会议。与会者包括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东方领土部部长代表梅耶尔博士和莱勃兰特博士，四年计划国务秘书诺伊曼，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鲁特尔，波兰总督区代表比勒博士，纳粹党中央办公厅官员、党卫军少将克罗普费尔，帝国内阁代表、部长级主管科里钦格尔，中央保安总局代表、秘密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密勒，中央种族与移民局代表、党卫军少将霍夫曼，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代表。党卫军中将舒恩加特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驻拉托维亚和奥斯特兰地区总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朗格博士总共16人。艾希曼则充当这次会议的秘书，为与会代表准备了有关统计数字和相关材料。海德里希主持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戈林的指令，并向在座的各部门高官说明，元首和戈林特意遴选他负责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当某位代表询问实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区域范围时，海德里希解释说：“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涉及到1100万犹太人。在德国旧有的版图上，还剩下13万余犹太人，在俄罗斯还有500 万，乌克兰是300 万，在波兰总督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百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意即包括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海德里希接阐明了“最后解决”的具体运作办法：“移居的办法已经失败了，谁也不想要这些犹太人，美国不要，英国也不要，其他国家也不要。再说，要把他们，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从瘟疫流行的村镇里赶出去，我们的后勤负担不了。所以必须加快步伐，把他们迁移到东方去——主要是波兰……这些被迁居的犹太人，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波兰等地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可能是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代表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尤塞夫•比勒博士在会上提出，波兰犹太人将近250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是送走的间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总督区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比勒还认为，海德里希关于强令犹太人干活直到把他们拖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波兰的大多数犹太人贫病交加，根本不能从事劳动。艾希曼的答复是，要建立新的集中营。至于处理东欧原有的犹太人的途径，则是在入侵苏联时即已采用的特别行动队的办法。
这次会议使纳粹党政军各部门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从肉体上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灭绝犹太人当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少病弱。他们一致通过了海德里希提出的一个把全欧洲犹太人一律关押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加以灭绝的秘密计划；同时根据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对于“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这一原则以后便成为纳粹集中营、灭绝营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
1942年3月6日，即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线负责人艾希曼，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开会，议题是如何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一份标有国家机密事务字样的该次会议文件被保留到战争结束，出现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它指明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国民动员和宣传部总顾问卡尔斯股与施密特一布尔格博士，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博士，司法部总顾问马斯费尔德，东方领土部法律顾问班茨尔博士，外交部公使衔参赞弗兰茨•拉德马歇，四年计划代表利格纳与司法学博士佩格勒，帝国内阁法律总顾问勃雷博士，党中央办公厅总顾问莱绍尔、安克尔，中央保安总局总顾问希尔芬拉尔，种族移民局代表、党卫军上校格罗茨博士与党卫军少校普鲁什，波兰总督区代表哈迈尔博士。此次会议产生了如下结果：经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宣读有关文件后，该部副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明确宣布：只将第一类范畴的混血犹太人列人强制绝育计划。这已经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还决议对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的强制绝育将没有例外。会议虽然提出了一个对混血儿概念的完全是生物学方面的解释，但是混血儿的社会学定义只有留待混血犹太人完全的生物学解决，只有当其他混血犹太人均被强制绝育后才能实现。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应实行行政性强制绝育措施，有必要出版一份快报登载绝育法规。建议设置一些机构，调查混血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以便颁布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无论如何，这是否适用于法律基础还存在疑问。根据内政部副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的建议，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经过绝育手术后，将获准在帝国范围内生存，但必须限制他们的谋生途径。与会者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一个没有种族生物学原则基础上的调整，并不能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
万湖会议标志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了更为残忍、野蛮的集中营、灭绝营阶段；亦即开始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高效率手段，来实施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犹太人为什么优秀》
提起“犹太人”这个词，人们会想到谁呢？《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安妮的日记》的作者安妮﹑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以色列﹑基督教的鼻祖耶稣﹑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基辛格……。无论是作为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犹太人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很活跃，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声誉。
同时，根据犹太人的特点，人们还会联想到他们天才很多﹑智力超群﹑斤斤计较﹑精明﹑顽固﹑固守传统﹑社会主义者多﹑有钱人多﹑排他的﹑非常团结等等吧。
但是，世间对犹太人那充满阴险和恶意的谣言与中伤却不少。他们说犹太人在自己的节日里喝基督教徒子女的血；犹太富人与社会主义者秘密合作，谋取世界霸权；建立了秘密社团共济会和世界犹太复国组织……没有比流言谣言更可怕的东西了。煞有介事的谎言中总有一部分是事实，人们当然相信事实的那部分，最后变成了相信整个谣言。
其实，犹太人在节日里喝葡萄酒，血是根本不喝的。这样说还不确切，犹太教最严的教规就是不论什么食物，只要带血，都禁止食用。抽干血的牛排很难下咽。今年九月，在以色列访问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参加了一个宴会，据说他十分吃惊，“这个国家的肉怎么会那么难吃。”
说犹太人要谋取世界霸权，更是十足的谎言。有些人正是利用共济会和世界犹太复国组织都是实际存在的团体这一点编造了谎言。要知道，共济会创建于1723年的伦敦，是一个主张博爱和世界和平的团体。这个团体是基督教石匠工会的前身，而不是一个犹太教徒的团体。虽然这个团体都是由主张进步与公理的人组成，但它的入团仪式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所以经常被局外人误解。
“世界犹太复国组织”是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领导下，于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成立的。这个属于纯粹是犹太人自己的社团，目的是集合全世界犹太人的力量，收复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领土，并将之复兴。只是，这是一个纯犹太人的团体，所以在外人看来，不免觉得可疑，于是就产生了这样或那样无端的猜测。
在猜测的基础上猜测，再加上煞有介事的中伤，流言就产生了。可怕的是，谁也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调查确认，而是煽风点火，助长流言。
有些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称犹太人为“九一先生”。这是一个行话，意指9+1=10，也就是指犹太人(Jew的发音与10的日语发音相似—译者注)。用行话指代某人或某物的时候，通常是要表达不能直接表达的事情，例如重大的秘密﹑淫秽的话题和对别人的偏见。当日本人称犹太人为“九一先生”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他们心中的两种意识。
一是Jew这个词本身就含有蔑视的意味，如果不小心说出来，很可能惹怒犹太人。日本人对此很有顾虑。
二是就是他们暗地里称犹太人为“守财奴”。可能是日本人既想辱骂犹太人为“守财奴”，又想保持自己的体面，就想出了“九一先生”这个词吧。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见到和海外做生意的贸易代表和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工作的商务人员。有时，我会
听他们说犹太人的坏话。说是坏话，其实是一些怨言，因为他们的客户或是上司有时是犹太人，日本人不习惯他们对钱方面太算计。
要说对钱的态度，法国人和爱尔兰人哪个都很算计，为何偏偏在说道犹太人的时候才说：“我的上司是犹太人，特别小气！”？如果上司是英国人或是德国人，他们的怨言则会变得理性，比如说：“老板整天对资金利用率的事喋喋不休。”
这种偏见认为犹太人赚钱不择手段，可是怎么看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
我就认识好几个犹太人，他们对钱的态度非常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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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对犹太人的关注是在《日本人和犹太人》出版之后高涨起来的。之后，托凯尔拉比和石田友雄先生(筑波大学历史和人类学系助教)开始向日本人介绍犹太人的思想和历史。这之前，还有其他人写的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研究文章陆续在我们日本发表。
但是，回过头来看看，至今为止所出现的主题大都是历史﹑犹太复国主义﹑中东问题和以色列游记。虽然这些文章在介绍现代以色列国和以色列人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还缺少综合性，没有超越以色列国家的范围，介绍普通以色列人的面貌。
我写本书，旨在打破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这个具有局限性的框架，再现犹太人的真实面貌。因此，我将着重描写犹太人如何思考，如何生存和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本书中我突出表现犹太人在经济﹑教育﹑社会﹑伦理﹑历史和宗教等领域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
我自1963年春去以色列留学以来，历经十几年，不断在以色列人中间得到锻炼。托他们的福，我能近距离地学习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体会他们朴素的情感。在以色列最初的四年是在希伯来大学度过的。那段时间充满了让人痛苦的磨练，因为我当时是在一点都不懂希伯来语的情况下入学的。可以想象，失败接踵而来。我当时的专业是哲学和神学，但两门课程的时间安排有冲突，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难过。
毕业回国后，有三年多的时间是在帮助打理父亲主持的基督教运动事务处。1970年，我去了美国。纽约有犹太人后裔就读的神学学校研究生院，我就打算在那里从事犹太哲学和犹太神秘主义的研究。当初设想的时间是两年，结果我在美国呆了七年。中间有两年，我有幸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执教，向有志于成为拉比的人讲授《圣经》和神秘主义。让人苦笑不得的是，常常有人将我误认为日裔犹太人。
在希伯来大学也好，在美国犹太神学学校也好，我都受惠于很多良师。特别是与穆鲁钦﹑弗高和海歇尔的见面，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回忆。和穆鲁钦的会面只有两次，但他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弗高博士是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经常召集学生在自己的家里进行讨论，向他们解说理性﹑感性﹑神秘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海歇尔拉比支援黑人的民权运动，他在亚拉巴马州和黑人运动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共同组建了“挽臂横队”。他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一个有勇气和信念的人。他那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博爱精神，在美国基督教的中心城市得到了共鸣。他还教人们将思考的方向转向探询事物的终极意义。在他的晚年，我非常有幸成为他最后一个学生。对此知遇之恩，我无限感激。海歇尔老师恳切地对我说，“雅各(老师对我的爱称)，你是日本人，你就从你的角度来描述一下犹太人人吧。到现在为止，无论是犹太人自己，还是对犹太人抱有敌意的基督教徒，都没有专门就犹太人进行过论述，而你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犹太人。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然而，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放弃了作为第三者的写作角度。如果我真的是犹太人，我愿意让人们了解犹太人的那些方面呢？不如我完全以犹太人的立场来写，这样做，可以让日本的读者更好地了解犹太人。原稿完成后，我回头看了一遍，发现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想要添加几笔，又觉有卖弄专业之嫌，于是作罢。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将读者的真知灼见写到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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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书以普通的读者为对象，除去重要的引用，一般的出处都不做明确的解释。从《圣经》中引用的话，原则上使用日本《圣经》协会的白话体《圣经》或者是文言体《圣经》。根据需要，有些地方是我直接从希伯来语的原著中编译的。本书的照片，很多是得到驻日以色列大使馆的协助而收录的。
本书完稿之后，我在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这时，我所在的剑桥研究所的今井正明所长把我介绍给了SAYIMARU
出版社的田村胜夫社长。田村社长很快承揽了这本书的出版。编辑部的平野光男先生﹑采访部的大太郎先生和横山秀男先生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还有很多前辈阅读了原稿，给了我很多珍贵的忠告和批评。
我真是诚惶诚恐：我能得以研究犹太哲学，说到底，还是得到父亲手岛郁郎的恩惠，当时是他劝我去以色列留学的。
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明了我对他深深的感激。
(犹太年历5740年初春?1979年10月) 智者自得智慧之乐 ——犹太格言
纽约的秋天很短。同往年一样，热浪袭人的夏天过去后，早晚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凉爽起来。街道两旁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着，叶子纷纷落下。
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每到周五，都能看到踩着太阳余辉赶路的学生，现在也明显地少
了。白天喧闹下显现的生气也被陡然增长的夜色所代替，但在百老汇的两侧，依旧可以看见几家蔬菜店﹑药店和食品超市亮着灯光。人们在急匆匆地为晚饭而做着采购。汽车和公共汽车的噪音，以及不时传来地铁通过时的轰鸣，都让这夜色平添几分孤独的感觉。从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吹来的寒风也将很快越过百老汇以西和哈地逊河到达这里。
河岸公园的绿色层层叠叠地布满了哈地逊河两岸；闪耀着哥特式建筑之美的河岸教堂的钟楼高高地耸立着；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自由精神的星条旗则在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时期任北方军司令官的将军墓前迎风飘扬。哥伦比亚大学的后面，英国圣公会的犹太会堂修筑了庄严的寺庙，由圣路卡医院与之毗连。除此，还有簇拥而建哥伦比亚大学﹑巴拿多女子大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尤尼奥神学学校﹑曼哈顿音乐大学，及美国犹太神学学校等六所学校。我曾在其中的美国犹太神学学校教了七年学（由于其中两年是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执教，实际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只有五年）。
纽约的犹太人很多，据说居民中四人就有一人是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犹太人知识分子尤其多，乍看过去，和一般的美国白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那些对犹太戒律抱有热情的犹太年轻人还带着犹太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要是妇女，则会在头上裹一条头巾。混乱喧嚣的当今，如果想寻觅这种传统的犹太人的踪影，可以去一下曼哈顿的东南部（俗称应是东区吧）和布鲁克林区的威利阿姆斯。
犹太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曾在埃及人的统治下度过一段奴隶般的生活。时至今日，犹太人在讲述他们祖先的时候，还不忘谈及那段苦难的历史。一般来说，人们都愿意自豪地强调自己的民族历史中曾出现过什么伟人或成功者。与此相反，犹太人则在祖先身为奴隶的历史上编织着话题，这可真是与众不同！
如果沿着暮色渐浓的百老汇大街走上十分钟，你会看见一座公园，里面有一座忧郁而美丽的美人鱼雕像。那其实是一座纪念碑，是为撞上冰山沉没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而建的。在那次事故中成为不归人的休特拉伍斯先生曾是纽约的一流百货商店“名仕”的第一任总经理。就是他的遗孤，向市里捐赠了这座美丽的雕像，以此来抚慰那些死难者的灵魂。这座小小的公园被银杏树环绕着，每次走过这里，我都会想起日本，陷入深深的思乡之情中。特别是那些金黄色的，随秋风飘零的银杏树叶，更是搅得我的心阵阵难受。休特拉伍斯先生就是
犹太人。
告诉我美人鱼雕像由来的是卡鲁曼拉比，他的家就在离这座公园不到两条街的地方。卡鲁曼拉比作为犹太教中庸的保守派统帅，历经二十五年教务的磨练，现在已是世界上犹太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卡鲁曼出生于维也纳，后又移居加拿大，最后才入了美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成为加拿大空军的志愿兵，并作为部队里一等一的拳击手而声名远播。但是他的家族则与体育无缘，远自中世纪，他的家族作为犹太教名门涌现了众多博学之士﹑精神领袖以及拉比。战后，卡鲁曼在纽约重新学习，并正式被任命为拉比。就在他犹豫之际，突然被推荐为拉比协会的副会长。他的命运来了个大转折，成为了拉比中的拉比，犹太人指导者中的指导者。会长只是一个挂名职位，而他作为副会长，承担起了管理拉比协会的全部责任。
拉比协会可以就教徒在宗教方面的所有问题做最终的裁定。它对犹太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拥有发言权。除此，它对美国国内的犹太人维权事业和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和教育的振兴都有积极的意义。
他每天按照日程表的安排精神饱满地工作着，还要应付大量的会议和电话。中东问题每遇到转折点，美国白宫和以色列政府都会向他征求意见。而他清醒的判断，也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我经常在下午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有时好像陷入了沉思，有时又好像没有，我知道他这是在冥想，在寻求灵感。
“有很多事情，单靠我个人的经验或直觉已经解决不了了”，他说，“虽然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而不顾其它，但我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经常以超越自我的角度看问题，并且进行反复的观察。我认为有必要试着将自己放到问题中所有当事人的立场上去。这样，我的视野会更宽，超越所有的当事者，这样就能找最好的解决问题办法。你找到了方向，就找到了方法。”
“我在这二十五年，努力行至善之事。有时，虽然当我意识到是在对他人行善，其实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这是自我意识的假面具。于是我开始考虑，在对方的立场上，什么是善。在这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失败，但是，别人的失败比我多得多。”
每到星期五夜幕降临的时候，终日忙碌的卡鲁曼拉比也会有一点宽裕的时间。犹太教徒把每周星期五傍晚到第二天晚上星星最亮的时刻，当作完整的一天。这是他们的“安息日”。就像上帝在创世的第七天休息一样，他们也停止一些工作，好好地休息。
在星期五晚上，平时见不到面的家庭成员也会聚到一起，共进温馨的晚餐。婚后独立生活的子女们如果住得近，也会在饭后携自己的配偶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双亲。如果住得很远，
则会打电话回来，问候一下老人。
在星期五的晚上，最多的是亲朋好友一起交流畅谈。也有的人会邀上三五好友一起进餐，共渡良宵。如果没有星期五之夜，犹太人恐怕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相互间的联系，而在世界上消失了。
我和我太太经常在星期五的晚上被邀去卡鲁曼家做客。他家宽敞的起居室里有十几张椅子，都是为接待客人准备的。在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我的小女儿阿依经常在他家一边大声放着摇滚乐，一边在没有客人的地方和她的伙伴们跳舞。还是大女儿明妮替她母亲着想，在厨房帮着准备饭菜。大儿子来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不到放假就没有时间回来。他专注于瑜珈的冥想，是一个彻底的素食主义者。
这三个孩子都喜欢娱乐，还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初我也迷惑：这就是威严的拉比的子女吗？但随着我逐渐了解他（她）们的生活，我明白那绝对不是没有责任感的放纵。他们三人成绩都很优秀，特别是阿依，具有超群的智力。在学校，他们三人都是年级的学生会主席，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课外活动方面，都不遗余力发挥着自己的领导能力。
值得称道的是卡鲁曼夫妇对他们孩子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都信任他们。所以，孩子们，也会对自己的行动十分负责，绝对不做有悖于双亲信赖的事情。
来维后来学习了犹太教，不但取得了拉比资格，还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教育官。明妮在以后移居以色列，就职于犹太人协会，最后和一位以色列空军军官结了婚。性格自由奔放的阿依，现在正为了成为一名律师而努力学习法律。
捷克夫人持家有方。孩子们都是大学生，而且在高中的时候就不用她操心了。她现在曼哈顿北面的布朗库斯幼儿园教学。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傍晚四点左右就早早赶回家。
虽然知道犹太人的母亲以勤劳著称，但看了捷克夫人，还是不禁惊叹她的干劲。卡鲁曼家的晚餐都是由捷克夫人一手烹制。客人多的时候，她需要准备好三十多人的饭菜。平时也要做十二﹑三个人的饭。当然，女人的那份儿还不算。她一个人操持所有的家务，还在她家的储物间里养着好几只猫。它们本来是阿依的宠物，最后还是留给了捷克夫人帮助照料。她家有三个卧室，还有书房﹑客厅﹑厨房和储物间，总共80坪的样子。客厅的一面做成了书橱，上面摆满了书，足足有三千册之多。
门口的门铃响了，客人们来了。
“夏波特，最近怎么样？”
“你好！夏波特！”
“吉姆，你能来太好了！今天晚上要来很多客人，肯定和你谈得来。”卡鲁曼正在欢迎着他的客人。原来是大祭司吉姆斯?摩顿来了。吉姆斯?摩顿在美国的基督教界是无人不知的人物。他经常在保守的圣公会里提倡革新主义路线，发挥着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领导力。他是第一个让女性担任圣公会大祭司的人。他与卡鲁曼拉比建立了超越宗教教派的友情。
接下来来的是赛摩尔?斯科鲁教授。年近五十的他至今独身一人。他不但是犹太教法﹑犹太教伦理学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的泰斗，而且作为政治顾问，对华盛顿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总地来说，犹太人倾向支持民主党。斯科鲁教授在这些犹太人当中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是纽约十个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中的一位。
接着，陆续进来很多人，什么N律师﹑S医生﹑W画商等等。最后，进来的是一位表情超然的作家。他叫艾鲁尔?哲，因将德国纳粹下的种种悲剧和犹太人被屠杀事件写成小说而出名。他平常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位利用法语思考，用英语说话的记者，让我想起了评论家村松刚先生，他们给人的感觉极其相似。艾鲁尔?哲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块冰冻的火焰。每当他的内心在燃烧的时候，就会产生和犹太人一样的感情，虽然他曾经被关进波兰冰冷的集中营，到现在还有后遗症。他就是通过这种冷漠外表下的火焰，揭发了法西斯的恶行。这也是他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独特之处。
客人全部来齐后，就开始在餐桌前就座。首先，需要在桌前起立，由主人向上帝感谢赐予他们葡萄酒。接着，每人喝一点葡萄酒，然后按顺序用水洗一下手。最后，主人切开面包，每人分一块。至此，晚餐才正式开始。
大家在席间一定会品评一下捷克夫人做菜的手艺。第一道菜是清汤，接着是菠菜和蘑菇沙拉。咀嚼着生蘑菇，我只感到口中溢满一种难以名状的香气。烤鸡肉是放在一个很大的盘子里，配一些牛肉在里面，由众人随意食用。由于量太大，一大盘肉怎么也不见减少（剩下的要由主人家在一周之内吃完，这是由捷克夫人打算好的）。看来，要在外面干好工作，首先要学会在家里科学地分配劳动。
在卡鲁曼家就餐的人们与其说是在吃饭，不如说是在聊天。众人聊天的兴致非常高。这当然是因为作为主人的卡鲁曼能够在席间照顾到每个人，不断地引出话题。
卡鲁曼：昨天贝京总理的特使来找我，寻求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支持。
摩顿：结果怎么样？
卡鲁曼：我委婉地拒绝了。约旦河西岸问题太过微妙，我们作为美国的犹太人不能太深地介入。
斯科鲁：我们是美国居民，贝京是以色列人，就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回避。
摩顿：但是，贝京理解我们的苦衷吗？
卡鲁曼：不理解。相反，他说要做出努力，进一步唤起在美犹太人对维持中东和平的热情。
斯科鲁：卡特确实是为以色列和埃及缔结和平条约做出了贡献，但萨达特和贝京都不喜欢他的理想主义。不过卡特还用他的宗教热情把萨达特和贝京说服了。只是，民主党缺乏维持和平所需的实际经验。民主党可以领导人们齐呼反对越南的口号，但一旦停战或是撤军，民主党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我看下次要共和党当政了。
艾鲁尔：不管谁当政，美国人就是美国人，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N律师：也不一定。共和党比较务实，而民主党整天忙于辩论了。
S医生：西蒙也认为共和党比较务实，对中东的政治稳定有一定的驾御能力。不论是阿拉伯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注重实质上的东西，而非一些理论上的争辩。尼克松在内政方面，虽然由于“水门事件”留下了污点，但他确实极具外交手腕。
卡鲁曼：吉姆，埃及政府不是要接见你吗？
摩顿：是啊。就在这几天，要和一些基督教的代表一起去开罗。你和萨达特会过面，对他什么印象？
卡鲁曼：一句话，阿拉伯世界中了不起的人物！我有时想，他要是犹太人该多好！在我们访问他的那天早上，他的挚友萨巴伊（埃及日报的总编）被暗杀。就是这样，他还是给我们留出了充足的访问时间。他说，要在看到和平的曙光的时候，在西乃山上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建一处综合的朝拜地。
他是伊斯兰教教徒，很喜欢热烈的欢迎仪式。他不止一次地说，那次访问是具有神圣的意义。从那开始，他对政府迟缓的反映颇有微词。寻求和平的以色列政府如果不能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就等于给自己的敌对国，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更充足的时间。
斯科鲁：以色列是民主政体，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要花费时间，不可能像萨达特希望的那么快。
卡鲁曼：你说的对。萨达特也好，贝京也好，都很不容易。就好像是裁缝，一边在缝制新订的上衣，一边又不得不修补又旧又破的裤子。流行服装的设计师和尖刻的评论家是不会明白裁缝的辛劳的。在中东和平这个流行的话题上，他们正在努力治疗这块充满三十多年积怨的旧伤。
艾鲁尔：和萨达特还有什么约定吗？
卡鲁曼：没有什么直接的约定。现在只是想把开罗大学和美国的犹太教研究部门之间的学术交流发展以来。你可是很适合这项工作啊！
W画商：说是这样，萨达特方面还是让人担心，他在阿拉伯世界里可是很孤立的……。
斯科鲁：这里面还有一些玄机。埃及不断地向阿拉伯各国输送先进的事物。以沙乌吉和库艾特为代表，埃及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教师让阿拉伯国家有了像样的国家构架。像这种来自埃及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在阿拉伯各国有一百多万。他们一旦撤出，不用几天，阿拉伯各国就不能正常运转了。说是两国断交，其实现在各国都在通过驻埃领事馆处理和埃及的事务。
阿拉伯世界里也是虚虚实实。一边在表面上渲染外交问题，一边又在寻找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埃及向阿拉伯世界输出文明，我们犹太人向世界输送文明，埃及和以色列的共同点就在这。
卡鲁曼的餐桌旁，大家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一直到了半夜还意犹未尽。话又说回来，为什么犹太人能够向世界输送文明？他们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的呢？犹太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犹太人信仰什么，又在思考什么呢？对以上种种疑问，本书准备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让上帝拷问，亦自我拷问——犹太格言
犹太人至少经历了两千年的苦难历史。他们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仍然作为一个民族而团结着，并努力维护着这种自觉性。那犹太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其实，要问犹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即使在犹太人中间，这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父母双方都为犹太教徒，生育的后代就是犹太人。犹太教徒和犹太人在希伯来语中叫做耶布迪，在英语中叫Jew,但你不能从中判断出有没有宗教的意味。这个定义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在说“日本人的孩子是日本人”一样。
但是，如果日本人在异乡繁衍生息三代﹑四代之后，他们还会具有把自己当作日本人的自觉性吗？对这一点，我深表怀疑。在美国的日裔，如果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虽然还能意识到自己的日本血统，但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倾向把自己当美国人看待。另外，即使有第三代的日裔自觉地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也不一定会被大多数的日本人当作真正的日本人来接纳，因为他本人在美国养成的文化上的﹑生活上的习惯不能让大部分的日本人认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犹太人则不同，他们超越了生活环境上的差异。首先，“自己是犹太人”这种自觉性成为他们联系的纽带。有了这种自觉性，即使是身为日本人的犹太教徒也会毫无阻隔地被犹太社会所接纳。前几年去世的小迁节三博士和至今仍在佛罗里达十分活跃的冈本拉比一家，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是，要想成为犹太人，就要支持犹太人这个整体。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需要遵守。也就是说，需要确认某人是否将犹太教四千年来的传统当作自己生活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犹太人就是犹太教徒。
像这样分散在海外，又能维持属本民族的特点，并具备这种自觉性的群体还有中国的华侨。他们没有融入当地的风俗文化，而是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华侨尽量避免与当地人通婚，而只在华侨内部选择配偶，以此来维护血统的纯正。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和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遵从当地的习惯和使用当地的语言。一旦回到家，他们就说中国话，吃中国菜，服从家长的权威，完全在中国的传统和价值观中生活。
离散在海外的犹太人的生活与此十分相似。只是，犹太人不一定在家里面说自己的母语。比如说，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家里面说拉迪诺语（中世纪时西班牙语和希伯来的混合体）。但是，大多数还是说当地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英语和法语等。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家巴莱维就曾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使用阿拉伯语。
因为做礼拜和其它宗教事务的时候都要用到希伯来语,所以希伯来语就成了犹太人的通用语言并且具有了持久的有生命力。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里是用希伯来语诵读《圣经》和祈祷文。还有，每天三顿饭，他们都要在饭后用希伯来语祈祷，感谢上帝的赐予。每天早上，在犹太会堂做礼拜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因为每个人都要默诵那些长长的经文。今天，虔诚的犹太人和往常一样，做着这些前辈们做的事情。集犹太法学和神学之大成的《塔木德经》研究用到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这使得犹太人的词汇更为丰富。
说到吃饭，俄国（原苏联——译者注）籍的犹太人喜欢俄国的食物，阿拉伯的犹太人喜欢阿拉伯的风格，但犹太教律严格规定不许食用马肉﹑猪肉，还有虾﹑螃蟹﹑章鱼﹑墨鱼﹑贝类和其它无鳞的水生动物。这条戒律一直被历代的犹太人遵守着。
犹太教还规定，肉与奶等乳制品不能同时放到饭桌上食用，严禁食用带血的肉。这种在饮食上的戒律使得犹太人的饭菜变的极为有个性。其实，时间长了，偏离戒律的事情总是有的，比如很多犹太人已经不理会犹太教中的饮食戒律了。
华侨是在具有中国血统的群体内通婚，来维持种族的同一性。与此相对，犹太人要想维持纯犹太民族的血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犹太人到外国做生意，会在当地定居下来，虽然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他们有的会和当地的女人结婚，并且养育很多子孙。这种情况下，要避免与当地人的同化，保持种族的同一性和传统，就要看宗教的力量了。也就是说，通过向自己的配偶和子孙教授犹太教的礼拜和戒律，加强民族自觉性和犹太教徒中间的内在约束。举例来说，中国的河南开封的犹太教徒群体是由在九至十世纪定居下来的犹太
商人的子孙繁衍而成的，他们不吃猪肉和牛腿的筋，每到周六还会聚集在犹太教会堂做礼拜。
犹太人和外国女人结婚的情况下，几乎都是女方皈依犹太教。为什么和异教徒结婚在宗教上称为“杂婚”？还要把“杂婚”下生出的孩子叫做“混血儿”？原因就是他们在宗教上被否认了犹太正式成员的一切资格。
女方如果要改变信仰，必须学习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和传统，通过拉比的口头测试。这种考试不仅是为了检验她对犹太教理解的程度，还是要检验她有多高的觉悟和诚意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犹太人。因此，拉比经常会在考试开始的时候就出一些刁难的问题让应试者措手不及。但是，往往是在她们的第一胎出生两三个月以前就告之考试通过，正式承认她们已经皈依犹太教。这样诞生的家庭对犹太传统和教义十分虔诚，这也是犹太人保证自己种族的延续的关键。
反过来说，如果犹太女人和外国男人结婚会怎么样呢？原则上，母亲是犹太人，其子女也会被承认为犹太人。从这种思维方式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小的种族，犹太人以前经常受到周围异教徒的，特别是基督教徒的迫害。犹太人的妇女和女孩不断成为暴力和强奸的对象。这种情况下出生的“私生子”理所当然地，只能在犹太人社会中抚养。因为这个原因，父亲的种族和宗教就不被考虑，只要母亲是犹太人，她的孩子也就具有成为犹太人的资格。
但是，资格只是资格，并不是说可以自动地成为犹太社会中的正式成员，因为他们必需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犹太社会中生活，学习犹太人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如果是男子，到了十三岁，就要参加成人仪式。在仪式那天，他本人要在犹太教会堂内用希伯来语朗诵经文和祈祷文，并且宣誓以后履行作为犹太人的义务。为参加这个成人仪式，少年们要在拉比或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各种东西，做上半年甚至是一年的准备。孩子们的父母十分明白，如果娇生惯养，他们就不会有顽强的斗志去战胜未来路上的困难，所以，一到成人式结束，不管孩子们年龄尚小，就把他们当作成人来对待。这样，孩子们的能就经得起考验。
1969年，就“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以色列全体国民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来找出其最深的根源。这就是著名的夏洛特事件。点燃这次事件导火索的是以色列海军少校夏洛特。他头脑聪明，即使在人才济济的以色列海军军营中也是出类拔萃。他和在英国留学期间结识的一个英国女基督教徒结了婚，并且过着和睦的生活。
有一天，他们收到了他们儿子就读的小学寄来的户籍调查表。调查表中有一个宗教栏（
实际上是宗教分类栏），写有：犹太人/回教徒/基督教徒/其他，并要求从中选择一项。夏洛特少校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孩子填写为“犹太人”，并提交出去。市教育委员会对此并不满意，他们把调查表重新交给夏洛特，要求把填写的“犹太人”划去，写上“其他”。
根据当局的想法，作为异教徒的母亲，如果没有皈依犹太教，那她的孩子就没有资格称为犹太人。可是夏洛特这位以色列海军的精英，有着强烈的犹太人自豪感，并且有十分的自信：不论孩子的母亲属于哪种宗教，自己作为父亲，一定能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犹太人。所以，他起诉到法庭上，说当局的要求受狭隘的宗教教条束缚，歪曲了客观事实。由此，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
犹太教正统派的拉比群起而攻之，说他是“叛徒﹑卖国贼和异端”。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以色列宗教党派的干涉日益加深，普通的民众逐渐感到不快。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支持夏洛特想法的呼声。问题是表示“犹太人”的希伯来语中的“耶布迪”同时还指代犹太教徒。夏洛特少校将自己的孩子以“犹太人”登记，而当局却将其解释为“犹太教徒”。
这次事件进一步扩大，连美国的犹太人也卷入了这场白热化的辩论之中。在以色列国内，只有犹太教正统派有绝对的权威，而其他派别，也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并不被犹太教承认。所以，属于保守派或改革派的犹太人在以色列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如不经过正统派拉比办理皈依犹太教的手续，即使是真正的犹太人，也不会被当作犹太人（确切地说是犹太教徒）来对待。
这次事件在以色列的国会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结果是将夏洛特的儿子以“以色列人”，而不是以“犹太人（教徒）”进行登记。
在日本人当中，这种论争好像没大有过，顶多是讨论一下自己的祖先是不是游牧民族，是不是南海海域的渔民这类民族起源的问题。
不论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还是无神论者，日本人的普遍意识是：日本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中间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力量来维持种族的自觉性和特定的宗教信仰。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为日本人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态度提供了可能。
日本人的社会准则，与其说是自己创造的，不如说是他们根据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养成的一种习惯。
“那家伙不明事理！那家伙不知廉耻！这小子飞扬跋扈！”，这类话是用来评价某一个人是否适合存在于某一日本人群体中。一个人是不是日本人，这跟他（她）的父母，特别是他（她）的父亲是不是日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只要不是黑人或是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多半不会有问题。
在这点上，即使要对犹太人进行简单的描述，那还涉及到德国﹑苏联﹑西班牙﹑阿拉伯﹑印度和蒙古籍的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相貌体格﹑所用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都大相径庭。如果把拉比这个中流砥柱去掉，那
犹太人恐怕就建立不起来共同的意识了吧。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例子来讨论“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已经作为犹太人存在了？”，或者说，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等其它宗教后会出现什么情形？
如果我们从前面的讨论来看，读者当然会认为他们不是或不再是犹太人。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信仰无神论的犹太人也好，成为基督教徒的犹太人也好，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借用
犹太教法的权威赛摩尔?斯科鲁博士的话就是“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
我们不妨拿信仰无神论的犹太人举例，例如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和阿尔扎克等。他们否定宗教，但他们不能否定他们是犹太人这个事实。就因为他们否认作为既定宗教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所以，在他们的思想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投身于超越宗教限制的无穷世界的雄心。马克思创造出了新的理论代替犹太教的弥赛亚思想，即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理论。前者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尽头，社会出现战乱和暴虐，这时，救世主弥赛亚会给各国带来永久的和平。马克思则认为，对于资本家的压榨和掠夺，无产者会坚决地起来反抗，最终用自己的双手使社会发生质的变化，达到真正的平等和安宁。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受到了弥赛亚思想的启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对弥赛亚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创造和平的人物进行了恰倒好处的替换。
至于爱因斯坦，他曾经说：“有一种超越一切的力量，支持着全宇宙的科学法则和自然界的运行变化。如果我们将这种力量称为上帝，那我就要向这位上帝低头。”他的这种告白，并没有否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他所拒绝承认的可能是作为“逐利信仰”对象的上帝，可能是作为神话叙事诗中主人公的上帝，也可能是神学讨论中观念上的上帝。但是，从承认有支持全宇宙真理法则的上帝这一点来看，爱因斯坦的思想是忠实于《圣经》思想的。
阿尔扎克称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这半句可以理解为“不是犹太教徒的”。他突破狭隘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框框，看透世界的本质。他的生存方式反映了犹太人在长期离散的历史中形成的逆来顺受的特点。他受犹太人生活的熏陶，对宗教传统有一种感伤的情怀。这种感伤不强调合理主义，却在他的内心深处割舍不断。
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如果有真心想皈依基督教的，也是在考虑从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在寻求生活方便的基础上成为基督教徒的。但是，犹太人一旦皈依基督教，就不再是犹太人了，而且也不会被基督教徒认为是基督教徒的兄弟。从道理上讲，“主的光辉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可以成为分享这种兄弟之爱的朋友，但在感情方面，会有类似“他是犹太人的基督教徒”的区分意识产生于周围的基督教徒中间。这种意识的存在是一个逃避不了的现实。他本人也会有“我的身体里流动着犹太人的血液”这种内在的意识，而且很难摆脱。结果，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不断受到内在的和外来的“犹太人意识”的折磨。
由犹太教向基督教皈依的最著名的例子有十七世纪荷兰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斯宾诺莎﹑近代的英国政治家B?迪斯雷利（1881年卒）﹑德国音乐家F?门德尔松（卒于1847年，为摩西?门德尔松之孙）﹑法国哲学家H?伯格森还有此前在美国任国务卿的H?基辛格。在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的探险家哥伦布也在西班牙皈依了基督教，成了一名犹太人基督教徒。
所以，“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这句话意味着一名犹太人即使成为无神论者或是皈依其它教派，“犹太人”将是伴随你一生的烙印。即便是他们的子孙，如果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流动着犹太人的血液，那就有重新成为真正犹太人（或犹太教徒）的可能性。
对于“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的解答到现在还非常复杂，但一直在修正和发展着。现在，我想用以上的这些讨论为这个问题先打上一个句号。综合前面所述，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或是犹太教徒的后代或是带有任何犹太人意识的人。这要求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背景能体现犹太教的思想。要认识犹太人，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简朴让人接近上帝
奢侈让人招致惩罚
——犹太格言
人们一听到“犹太人”三个字，经常会联想到贪婪狡猾的犹太商人。也有很多人深信犹太人都是有钱人。这种形象可能是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出现的反面角色夏洛克和欧洲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演变而来的吧。这也难怪，犹太人经商成功，很多人已经在实业界崭露头角。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前财政部长M?布鲁门切尔，这位卡特总统的经济参谋，就是从民间选拔上来的。
他的一家在1947年逃离纳粹的魔掌，从欧洲来到美国。刚来的时候，身无分文。但是他十分努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他当上了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那时他才三十一岁。十年以后，他成为美国企业本迪克斯的总经理。在这期间，他还担当国务卿经济顾问一职。他如此迅速的成功与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的经历同出一辙。
现在不妨介绍几个在当今世界很有名望的犹太实业家。他们是纽约时代公司的老板查鲁茨﹑百货业翘楚S?古多曼和休拉尔斯以及美术商古根哈姆。除此，还有几年前去世的电影制片人W?福克斯和哥尔德威等等。
但是，这并不是说犹太人都是富翁。在纽约市，有几十万的犹太人生活贫困，需要救助，可是因为黑人优先的生活保障政策，纽约的福利当局对此也是非常头疼。
无论是在芝加哥﹑纽约，还是在洛杉矶，只要犹太人逛街，总能买到便宜货。这可不简单，日本人就不能用折扣价买到那些贵得离谱的高档货。
关于节俭，我们看一下犹太人商店陈列的廉价品就知道了。一般的犹太人消费的就是那些廉价品，比如说没有香料的肥皂和没有牌子的化妆品﹑餐具。看一眼犹太人开的店，感觉不到生意兴隆，只有寂寞和哀伤的感觉。
人们对犹太人的印象，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种情形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日本人身上呢？
虽然外国把日本叫做“有钱人的日本”，但实际上，日本人住的是“鸡笼”或者说是“兔子窝”。我们虽然有家电之王松下电器和摩托车之王本田，但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只能住在火柴盒般的家里。我们终日忙碌，只能勉强维持拥有电视﹑空调和电冰箱的生活。日本人组
团去外国旅游也是因为日本的旅游点人满为患，只能去人口密度比较小的国家。
最能表现当今日本贫困的是商品房的厕所。当入完厕起身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把头撞到面前的墙壁上。
我想，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日本的厕所更不方便了的吧。西式的厕所不尽人意，日式的更是又小又短。人们一边担心着是否会弄脏坐便器，一边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面前的墙壁。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东和东南亚，厕所的大小是和住宅面积相对应的。战前，日本住家的厕所也比较宽敞，体现了人性存在的最起码的空间。
但是，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它的经济水准建立在对人性最基本的空间的牺牲之上，是建立在把我们当作没有物欲的动物的基础之上。这样说来，现代日本的繁荣是粉饰的结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我们日本人在诸如厕所事情上的苦恼，外国人怎能体会呢？
即使是这样，最近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中产阶级，真是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现象无论是在犹太人还是在欧美人中都不会出现。如果把拥有电视﹑冷气机和电冰箱这三种电器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志，那应该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吧。
凯迪拉克是豪华轿车，可很少在高级住宅区看见。经常看到的是通用﹑福特这类高级轿车和奔驰这类经济型轿车。在洛杉矶，如果你想找凯迪拉克，可以去黑人（当然只限于那些靠收保护费生活的懒惰的黑人）聚居的地方。他们竟相购买用了两三年的半新凯迪拉克，在重新打磨﹑上蜡﹑整新之后，就得意地把车停在自己的家门前。这是他们用颠倒的价值观来掩饰自己惨淡的处境。
要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第一要件应该是创造出属于普通人经济水准的生活吧。但是，只在物质上拥有中等水平的生活用品，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免不了被认为有爆发户的劣根性。
要想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最重要的要看他有没有一种深层次的意识，即“我是在没有他人照顾的情形下独立生活的”。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必需有一颗独立的心。在这一点上
，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我想这是源于“自己不想做受别人照顾这种令人羞耻的事情”这种民族传统的羞耻心。这样来看似乎更正确一些。
犹太人虽然是一个小的种族，但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秘密之一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精神。犹太人在饭后唱的祈祷文中有这样的话：“上帝啊，制止我们从别人那里借钱和领受礼物吧！让我们借助你那宽大神圣的双手吧！无论在哪里
我们的行为都不会使您受辱。”
犹太人把寻求别人的帮助视为耻辱，这和我们日本人是一样的。不论多么贫困，不论怎样在低谷里挣扎，仍然保持这个意识，以鲜明的独立精神继续生活，这就是犹太人的面貌。否定对他人的依赖和顺从，独立地生存就是犹太人灵魂的根源。犹太人明白，要想取得独立和自由，必需学会忍受贫穷。所以，有很多犹太人拒绝政府的生活保障，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即使这样，他们也决不向贫穷妥协，而是不断地尝试怎样重新站起来。这就是犹太人和其它小种族，例如美国的黑人和欧洲的吉普赛人的区别。
我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亚伯拉罕?拉姆。他五十多岁，是一个实业家。他在孩提时代就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和其他刚刚来美的犹太人一样，他的父母当时也是身无分文。但是他勤勉刻苦，最后拥有的财产可以让他一生衣食无忧。他在好莱坞有一所漂亮的公寓，在那里，他和妻子二人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我曾经去拜访过他一次。
“亚伯拉罕拉姆，你是怎样赚到这么多钱的？”
“没怎么样啊！不浪费就可以做到了。”
一般人认为犹太人十分小气，但是我和他相交十多年，并没有感到他像人们想的那样。至少我还没有碰到任何事情可以证明犹太人是吝啬的。他们在应该花钱的地方从来不吝啬，比如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或是具有互助性质的公用事业上，他们出手往往十分大方。要做这些事，他们平时当然要节省一点了。吝啬鬼是对金钱吝啬，而犹太人是对奢侈的东西吝啬。我看犹太人应该被称作“节俭家”。
有一天，亚伯拉罕?拉姆带给我一本日语书。
“这本书看起来像要解释犹太人经商的秘诀，我想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
我拿来一看，原来是本《犹太人的经商策略》，里面煞有介事地写着很多犹太人的名字。亚伯拉罕?拉姆听我把内容译成英语的时候，开始愤怒了。
“这算什么？！这本书全是恶意的中伤！这不是借犹太人之名宣扬最卑鄙的经商之道吗！我们犹太人做生意决不会用那些肮脏的手段！”
实际上，那本书中介绍的都是大阪商人所谓的“基本谋略”，罗列了是普通的经商者都能体会的商业手段。不顾犹太人的感受，将自己的吝啬哲学以犹太人之名发表，这本书的作者比起莎士比亚有过之而不及。
那犹太人经商成功的真正秘诀到底在哪里呢？很庆幸，我手头上有《圣经》可以作为参考。翻阅一下这本书，就能将犹太人的经济观追溯到三千年以前。摩西的“十戒”的最后一条就是严格禁止向邻居榨取财富，即“不可贪邻家之财，不可贪邻家之妻﹑仆人﹑婢女﹑牛﹑马及其它任何邻家之物”。
犹太教的基本精神是不麻烦他人，不加害他人。作为犹太教法最著名的拉比，希勒尔（公元前40年左右的人物）曾有一段逸事广为流传。
有一天，有一个外国人造访夏摩尔拉比，出了如下难题：“先生，你如果能在我单脚站立的过程中向我讲明所有的犹太教思想，我就皈依犹太教。”
夏摩尔听后勃然大怒，立刻将这个外国人赶了出去。接着，这个外国人又来到希勒尔这里，出了同样的难题。“很简单”，希勒尔说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犹太教的奥秘所在。其它的都是对它的应用和解释或者是注解和细分。好了，我们一起来学习犹太教吧！”
“十戒”是犹太教的基石，并具体地指导犹太人的生活和信仰的方式。现在，让我们摘录几条和经济生活有关的戒律看看吧。
*不要剥削你的邻居；不要抢夺他人的财产；不要把应付的报酬拖到第二天早上。
*不要在你们判断的天平倾斜；使用公正的天平﹑秤砣和米斗。
*邻居借你东西时，去取的时候不要进入对方家里，要站在门外，让邻居给你拿出来。
*不要占用别人的石磨和盘石，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
*向同族兄弟借钱不要收取利息；钱币的利息﹑食物的利息和一切所借之物的利息都不要收取；你可以向外国人收取利息，但绝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收取利息。
“十戒”所揭示的思想，既立足于光明正大公平地做生意这个原则，也要求人们做人道主义的考虑。遗憾的是，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夏洛克这个专门放高利贷的角色。除此，我没有见过谁能像莎士比亚这样巧妙地歪曲犹太人的形象了。
事实情况是，犹太人的律法允许他们向外国人收取高利息。对于收取不正当的暴利，西塞尔?罗斯在他的著作《犹太人的历史》中有如下记载：
“犹太人在金融界的顶盛期是在十二世纪的中叶。那时，犹太人商业上就开始受到排挤，而且对于高利贷业的取缔也越来越严厉。一个世纪后，从事高利贷业的基督教徒（暂不论法律和教法的律条）虽然受到强烈的批评，还是生意兴隆。被称为隆巴多人的意大利人在欧洲不正当地经营高利贷产业，名声很坏。基督教徒有强大的后援和他们巨大的财力支持，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犹太人势单力薄，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中略）基督教徒没有商业道德，他们强取豪夺的经营手段，很快就把作为竞争对手的犹太人排挤了出去。此种情形也常引起人们的扼腕叹息。” 在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因为被从农业和手工业排挤了出去，不得不进入商业和金融业。在1179年罗马的亚历山大三世颁布命令，禁止犹太教徒从事金融业。这种禁令是对《圣经》上“不能有目的地借给人东西”这句话做了扩大化的解释。
罗马教皇颁布这样极端而非显现实的法令，是因为他被《圣经》中的一句话所羁绊，而没有整体理解耶稣全部教义的精神。耶稣向他的弟子们是这样训诫的:”借人以物，为求以后
得以借他人之物，能为善事？坏人借以朋友之物，尚要求归还等值之物。所以，我的弟子们，借人以物，不要心存期待。”
耶稣并没有否定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金融手段。他教人在借给他人东西的时候，要有自己会受到损失的思想准备。但在实际的借与还的过程中，很快演变成贷款者逼迫借款者归还钱财的现象，结局是由最初的善行转变为恶行。这也是人世中的常情。耶稣的思想具有现实性的特点，与之相比，罗马教皇的做法更注重观念上的东西。
一般来说，犹太人的行事方法是建立在由众多事实得出的经验之上。欧洲人的做事方式是理论和观念优先于实际，只专注于某一狭隘的道理而漠视事实。要用片面的理论来压制事实，需要有强大的力量，而欧洲人正是用其力量型的体魄和行事方式实现了世界霸权。没有这种力量的犹太人必须要先客观地观察事实，在这个基础上考虑最符合事实的方法，然后处理问题。这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它也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犹太人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商业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难道不是他们立足于事实的结果吗？
公正的经商之道在犹太人之中表现得十分彻底。我们如果看一个《塔木德经》在买卖上的判例就能明白了。
比如，A和B之间要进行四斗小麦和一万日元现金的买卖。如果卖主A向买主B要求，如果不能现在支付一万日元而是延迟到几个月后小麦成熟的时候，就要支付一万两千日元。这种情况下，《塔木德经》会判定A的要求无效。为什么呢？先不管这四斗小麦是不是在现在进行
买卖，对同一商品设定双重的价格不但是破坏了买卖商品的价格公正原则，事实上还在延期付款的情况下收取了B的利息。
如果是在收取租金的场合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借用土地一年，总共费用是十万日元，如果每月还一万不算是违法。在最初契约建立的时候，如果“按月付款”和合同的条款有冲突，借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支付能力任意选择付款的方式。
反过来说，以四斗小麦在收获期返还为条件，那就禁止在现在就把小麦借出去。为什么呢？四斗小麦现在是一万日元，到了收获期，如果是丰产，那价格可能暴跌到八千日元，如果是减产，那可能暴涨到一万两千日元。所以，如果只是“在收获期归还等量的小麦”，很有可能给贷者带来不当损失或是额外的利益。鉴于此，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明确四斗小麦的时价，在这个基础上，等小麦收获的时候用等量的金钱或是小麦来归还。
物价的稳定对于流通经济十分必要。不正当地抬高物价自不必说，相反地，压低物价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如果谁先进入市场，将商品以低价出售，那这种商品的价格会在整个市场上暴跌。这种行为是《塔木德经》最为禁止的。“商品的市价尚未形成之前，不能贱卖商品”。这并不是禁止投机，而是禁止个人控制市场的行为。
如果价格适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满意。但是，如果有人在别人的小麦还没有收获的时候就低价出售自己的小麦，那带来的影响会波及到其余的全体农民。低价当然受一般的消费者欢迎，但结局是：由低价造成的损失会转嫁到别的商品上，这样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没有好处。
和适中的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搀假的商品。小麦和大麦一眼就能看出有没有搀假，所以遵守这个规定不是很难。但是，没有搀假也意味着不能把去年的陈麦混入新的小麦当中。日本政府对陈米混新米的事情只会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这种欺瞒在犹太人当中绝对没有。
犹太教关于食物的戒律严格规定：任何东西都不能搀假。犹太人的食品加工业就受此严格地制约。美国的火腿香肠十分好吃，因为里面没有混入猪肉和马肉。一旦记住这种味道，
就会觉得日本做的火腿香肠难以下咽，根本不能吃。日本做的香肠里面加了鱼肉和鸡肉，而且为了增加分量，还加了很多淀粉。这样做成的肉团子就没有了纯正的肉的味道。
库舍规定还适用于酒类。拉比们会通过监督并且亲自品尝来确定原料的纯正。无论是加工食品还是酒类，如果符合库舍规定，都会由拉比在标牌的一角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塔木德经》规定严格禁止将酒兑水买卖。允许兑水的场合只限于酒吧，并且是在客人知道已经兑水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对于酒吧和中间商，即使酒吧知道并同意中间商的葡萄酒兑水也不能买卖。因为如果这个酒吧买了这些兑水的葡萄酒，就有可能将其伪装成没有兑水的酒，在顾客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卖出去。另外，这种兑水的酒有可能已经混入细菌，并在酒中腐败﹑发酵，不能够长期保存。不管怎么样，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商业信用。最重要的是：在卖出之前就彻底地加强商品的质量管理，制止浑水摸鱼的行为。
在纽约的时候，我所在大学的门口有一个旧书书店，在卖给客人书之前，经常会确认有没有脱页的现象。因为是旧书，书皮和装订不结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如果把内容不全的书卖给顾客，那几个月后书店的信誉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正是因为不卖有缺陷的商品，犹太人的顾客才会越来越多。
与之相反，犹太人还有别的得意之作。就是说，如果商品有破损，他们就会向人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而人们也是在知道商品有瑕疵的情况下买的。这也可以说是诚实正直的生意之道。
在曼哈顿的东南部有一地区俗称东区，和唐人街相邻。那里服装店一直卖一流品牌和最新潮的西服，但是它们的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仔细看一下，哪一件都是揭去商标的半成品。
走进犹太人的音像店，就能看到有一个折扣区，即使是最新的唱片价格也标得非常低。再仔细一看，在封皮的一角打有一个直径五毫米的圆孔，在唱片的中心位置还有一个同样的圆孔。原来是他们特意打上这些圆孔，把唱片当作次品来卖。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书市以半价出售教科书。虽然还是新书，但书上会盖上一个“USED”的印章。当初我还以为这是管理书市的犹太人想出来的呢。不过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就是当这种带有印章的书被用完放到旧书书店卖的时候，很难卖一个高价。
犹太人中古时代的商法在当今日本得以采用的希望看来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呢？日本人与其说崇尚功能本位主义，不如说是崇尚外观本位主义（即形式本位主义）。日本人注重品牌而且只认名牌。他们以拥有名牌商品自夸，连自己购物的小卖部也会被冠以“一流小卖部”的名字。
举例来说，一件好的东西要在三越（日本一著名百货店）买还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店买呢？其实是没有区别的，但偏偏有一些人喜欢告诉自己：“我是三越大家庭中的一员”，然后拎着写有“三越”的手提袋去了三越。日本男人会在胸前戴上公司的标志，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体面。有很多女人在围围巾的时候，喜欢故意露出一角，上写“某某设计师设计”，这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有品位。这种人最关心的事就是想尽方法让自己和名人或是名品拉上关系。
直到现在，作为传统文化，日本人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名誉。只是，大多数的日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有了名牌情结，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
这种虚荣心带来的人性盲点让假货有了可乘之机。很多人把手提包﹑领带和体育用品打上“法国制”或是“意大利制”的标记进行伪造，然后作为减价商品出售，最后大发横财。出现这种情形，那些对“名”心怀崇敬的大众的虚荣心是不是比售假商人更应受到谴责呢？将廉价货贴上名牌商标进行出售，是一种作弊的商法，这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也是没有的。
可以说，犹太人特有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契约思想。人和上帝之间有契约，人和人之间也有契约。即使在结婚的情况下，新郎也要给新娘一份《结婚契约书》。
日本人之间没有契约思想。即使有契约，那也是为了消除当事双方的不信任，通过明文约定，使双方的责任最小化。这是对日本人契约最通俗的解释。但是，也不能说日本人完全没有契约精神。廉仓?室町时代的武将里面，就有明确的主人和仆从的契约关系。主人保证仆
从领地的安全，而主人处一旦遭遇突发事件，仆从为了报恩就会不惜身家性命为其作战。遗憾的是，德川幕府的三百年太平盛世磨掉了日本人的契约思想。
“保护弱者”主要体现在《塔木德经》对雇佣条件的解释上。
雇人之后，如果想让他早出晚归地干活，就要看当地有没有早出晚归的习俗。如果没有，那这种行为就会被当作强迫雇工从事过度的劳动而得到禁止。如果当地有管饭的习惯，那就必须在工钱之外再给雇工提供饭食，而且不能提供粗糙的食物，饭食要和普通人的一样好。
在果园里劳动的雇工，是允许在现场采摘一些水果食用的。在这一点上，赫斯麦拉比提出了这样的异议：采摘的水果的价值不能比工钱多。但是拉比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可以吃，但决不能被贪欲所俘虏”，并以此来劝告雇工们自律。
关于佣工条件，如果被雇佣者是成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女儿，或是家仆的儿子﹑女儿，主人都必须明确地告之。如果只在白天劳作的雇工，（如果到傍晚还没有领到工钱）可以在晚上向雇者要求付钱。如果是做晚工的话，（如果工作已经结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要求付钱。按周﹑按月和按年雇佣的情况下，道理是一样的。
犹太教法要求“不要将应付的报酬留到第二天早上”。这不仅仅是对人，对家畜和农具的借还同样适用。如果收到支付报酬的请求，必须立即执行。只是，在没有付款请求的情况下，延期支付是被允许的。
犹太人俭约有道，无论是商业还是实业，绝对不做无用的支出。我有这样一个犹太朋友，他在日本的赤坂做钻石。我们一听到钻石商，可能会立刻联想到他是一位穿金戴银﹑出手大方的实业家。实际上，他节省是出了名的。
他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会把饭费控制在公司（说是公司，其实是他和朋友两人开的小店）经费允许的范围内，顶多是去一下日本料理店。他个人也会去赤坂的琥珀夜总会，但从不呆在消费昂贵的区域。他一般是在二楼前台旁的椅子上坐着，安静地观看这楼下的节目。他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费和公司的经费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从不用公司的经费结算。当然，他也从不拖欠为他工作的日本工作人员和秘书的薪水。
他决不染指超出自己能力的博彩和投机活动，他只会在能力范围之内，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生意。这就是他的行为方式。
都说犹太人小气，那他们的“小气”反过来说就是安全的经营之道。如果在犹太人的企业里就职，你不要期望得到特别丰厚的待遇。不过，首先你会得到保障普通人生活水平的待遇。你如果想大把大把地赚钱，那你只有拥有自己的事业，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有汗水就有回报，这是犹太人三千年以来的信念：“民以食为天，我们能用全部的辛劳换来幸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日本人在借贷和做生意方面经常用赊欠的方式解决问题，而犹太人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责任规定。
作为日本的律法，圣德太子的宪法的第十七条可能是最古老的，不过它的内容到现在已经杂乱无章了。日本人中间形成了充分的经济思想和商业习惯是在室町时代以后，而将这些商业习惯明文化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我们说日本人疏于法律，看来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日本
的法律思想和契约观念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没有把问题提出来的习惯。日本人传统的交流方式是使双方“心知肚明”。
犹太人最初是由有利害冲突的部落联合而成，而后就又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为了调整思维方式和习惯不同的犹太人利益，制定严密的法律体系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塔木德经》就是由拉比们将日常生活中各种见解集合起来形成的，它收录了人们所能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A向B提出“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吧，我还要帮你保管你的东西呢。”。B很快答应了。这种情况下，A和B都有保证对方东西安全的责任。A向B说“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吧”，而作为回应，B说“好的，放在这里吧”。这时，B就应当对A负责。A对B的这种善意的行为不一定有回报的义务。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体现了双方责任和单方责任的区别。
那在实际中需要对对方的东西做多少赔偿呢？《塔木德经》举了三个例子来给出基本的判断标准。
1﹑无偿帮别人保管东西而造成丢失或损伤，保管人没有赔偿的义务。但如果是借别人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都有义务赔偿原物。
2﹑承租人或是被有偿雇佣的人，必须赔偿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如果是由于偷盗或是其它无意行为或是不可抗力的天灾（如羊在放牧中被狼群或是狮子吃掉）造成损失，不能被追究责任。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关于这个区别也有详细的论述，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
例子。
3﹑雇工在放牧家畜的时候遭到野兽的侵袭，无论是狮子﹑熊﹑豹或是毒蛇，只要出现一头，就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天灾。狼群（狼的数量在两匹以上）侵袭家畜的时候，如果不能击退，也是不可抗力的天灾。人有可能击退两匹土狼，但如果它们是从前后两个方向夹击，也可以断定家畜的损失是有不可抗力造成的。上面的例子只限于在安全的区域放牧时出现的事故。如果牧羊人故意把家畜引到危险的区域，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牧羊人承担。
总而言之，由于疏忽引起的事故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犹太人在做事情之前都做十分周密细致的
准备，在做事的过程中对每个细节都予以充分的考虑。万一需要冒险的时候，他们也不做有勇无谋的赌博。
三年前震惊世界的“乌干达救援”事件（将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的飞机乘客从乌干达机场突击救回的事件）的成功，百分之一是幸运，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周密计划基础上模仿真实情况进行的救援演习。犹太人成功的秘诀就是为冒险做全力的准备吧。
现在我来介绍一个能表明犹太人合理主义的例子。
A将B连同B的牛都雇佣来从事农作业。在作业中，牛因为事故死掉了。这种情况下，责任是A的还是B的呢？《塔木德经》认为应该是B的责任。A是把B和他的牛一起雇佣来的，所以应该理解成B在受雇的时候还充当牛的管理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A最初先从B那里租借来牛，然后再雇佣了B本人。如果牛在以后的作业中死了，A必须就牛的死亡对B做出赔偿。为什么呢？租借牛和雇佣B是分别独立的两种契约关系。对第二个例子，我们日本人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于第一个例子，恐怕是没有想到吧。
工人（或雇工）对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和不良品的出现有向雇佣方赔偿的义务，因为原材料是由雇佣方出钱买的。但是，如果是在雇佣方验货﹑收货，支付了工人工资之后才发现有分量不足或是有不良品的情况，就不是受雇方的责任了，因为那时契约关系已经结束了。
这些做法明确了受雇方的责任范围，而现在的人们可能已经把这些作为常识来看待了。即使是常识范围内的惯例，也要将之纳入法律体系。纳入还是没有纳入，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把商业惯例以立法形式确立起来，你请的工人就会不负责任地造出很多不良品，并且认为：“难道经营者不应该认识到生产中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雇佣方在收货﹑付款之后，不小心损坏了产品，就会把责任赖到受雇方的头上，说：“不对啊，你交的货里面有次品！”，从而要求对方做出补偿。即使是非常明确的事情，当事者双方都要使之明确，这就是契约，可以保护双方的利益。
我经常听到日本公司的职员这么抱怨：“和犹太人做生意，定单要列得非常细。”我想这就是和粗枝大叶式的日本商法的区别吧。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职能机关却要求生产厂家细化定单，让其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购货。从日本人自身讲，他们是具备理解犹太人的能力的。公司的职员如果不再发牢骚，而是以更加细致的态度和犹太人的生意伙伴进行买卖和谈判就好了。
对于物品的买卖，《塔木德经》展现了独特的思维方式。
A卖给B谷物。如A在正确地计量谷物以前，B就把谷物接收过来，那B对谷物的所有权（和货款的支付无关）在这个时间点上就确定了。反过来说，A虽然已经完成了对谷物的计量，只要B没有把谷物拿到手（即使他已经支付了货款），那B就没有对谷物的所有权。
我们一般认为所有权是通过货款的支付来实现的，但是，买卖行为的目的，从本质上讲是商品的让渡，
是从卖主有没有将商品转到自己手上来判断买卖的有效性。这也是《塔木德经》的着眼点。所以，如果买主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就拿到了商品，之后，即使商品全部损坏，也认为是交易已经完成，而买主也不能让卖主全额赔付货款。
如果是在只有通过货款支付才能保证商品让渡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如果是买卖不能简单搬运的大宗商品﹑石材或田里还没有收割的庄稼，又应该怎么处理呢？对于这个问题，读者朋友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对此，《塔木德经》的解答十分简明：在买卖契约签订之后，买主权当借卖主的地方存放契约下的商品。这样，根据对场所的占有，事实上就把商品转到了买主的手中。如果是农作物，买主只要象征性地收割一点，就将对农作物的所有权变成了既定的事实。
商品的价格经常剧烈变化，昨天还很便宜，今天就很高了。根据《塔木德经》，卖主在向买主交付商品以前，仍拥有商品的所有权。所以，原则上，在交付以前，卖主仍有处置商品的权利。如果在交付以前，市价剧烈地变动，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A和B约定，A卖给B橄榄油的价格是一桶一万日元。但是，在交给B之前，橄榄油的市价突然涨到了一万两千日元。如果，A交付给B的油还没有用斗计量，他就可以以一万两千日
元的新价格出售。这是因为B还没有拥有油的所有权，而且，如果B取消向A的购买，无论在哪里，他都需要花费一万二千日元的价格。A当然没有必要去贱卖自己的油。
但是，如果A将要卖给B的油进行了计量，计量的部分价格就固定了。即使以后知道了新的市价，A只能按照最初的协议，以一万日元的价格卖给B。为什么呢？因为在计量的时间点上，被计量的部分是以一万日元的价格计量的。
买主应该在商品价格便宜的时候和卖主订立买卖契约，尽早地确立对商品的所有权。卖方要寻找机会，使自己的东西在较高一点的价格上卖出，这样他就要审时度势地将商品先留在自己手中。无论是买主还是卖主，都应该保持慎重，经常到市场上看看，猜测一下对方在价格上的底限。这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不应该称作投机的行为，因为犹太人是在遵从规则的基础上进行这些博弈行为的。它的目的就是不以额外的代价达成交易。这就好像下象棋一样，在生意的每一个阶段，充分了解这个阶段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再决定走哪步棋。这种进退的权衡不是根据非理性的直觉（投机），而是根据对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析（考察）得来的。在英语上，投机和考察都用speculation这一个词来表示，实际上犹太人的投机是和缜密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这种考察不限于商品的流通领域。买卖是商品的让渡，而它的根本就是当事者通过商品的交易，实现最终的满足。这是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所以，买卖双方有必要承认对方的人格，在商品交换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体现对方所能理解的合理性，然后进行交涉。
这和日本人的“让客户满足是我们的第一要义”的风格不同。也就是说，犹太人经常是一边考虑着自己能否接受某一合理性，一边进行着谈判。日本人考虑的是：“这次吃点亏，让客人多得些好处，下次我能赚回来就行了。”完全不同的是，犹太人是在明确了损益分歧以后才进行交易的。
要赢得良好的信誉，必需通过长期的生意往来才能实现,而不是靠一次性的施惠。对于《圣经》所说的“爱你的邻居像爱自己一样”，犹太人是“如果不能真正地爱自己，怎么能够爱他人呢？”。缺少自爱行为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伪善。一次性的施惠也不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A和B约定以一石一万日元的价格向B购买小麦。虽然小麦已经计量完毕，A却没有要进行交易的样子。这个过程里，市价涨到一万二，很快又要到两万了。在这个时间点上，B向A说“把小麦拿走吧，我卖了钱（以二万日元的价格）好买葡萄酒”。
B已经感到了A要等到价格回落再进行交易，而自己还没钱买葡萄酒呢，就说：“小麦按照二万日元的价格交易吧，而且可以用相当的葡萄酒来代替”。AB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让步。
《塔木德经》是严厉禁止这种以暴利为目的的营利行为，而且严禁收取利息。《圣经》曰：“不能收取你兄弟的利息”。
但是，否认一切利益就构不成经济活动了。《圣经》严厉禁止的只是不正当地谋取暴利的行为，而不是通过正常经营获得利益的行为。下面，我们就用几个和《塔木德经》相抵触的几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几个基本的原则，供大家做参考。
前面已经说了，在不动产的租借场合，如果一年的租金十万日元，那按每月一万进行分期付款也是可以的。但对于价值一百万日元的东西，如果是头年首付十或二十万日元是不被承认的，这是因为它没有明确地将利息的增加算进去。
A向B出售一块地。B只支付了一部分款项，A就对B说，“剩下的钱你什么时候想支付都可以，只是，只有在你全部支付完之后，我才能将地给你”。
《塔木德经》是严厉禁止A这种做法的。这是考虑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即B在全额支付以前，A将田地租于别人，或者自己用来种庄稼，从而提高收益。
A借给B一大笔钱，B则用自己的田地做担保。这时，A和B约定：如果三年以内不能还钱，田地就归A所有。经过三年，B还是没有还A的钱，田地就归A所有了。这次交易参照了借款额度并给予了B足够的时间。《塔木德经》因为这个原因，会将以上的契约视为有效，只是所有权的转让需要在法庭取得承认。
在禁止暴利的律法下，地主不会将地小块地租给佃农。如果有以每年交纳十石的条件租到地的佃农，向地主借五十万日元进行土地改良，并且想以每年多纳五石的方法进行还款，那这和禁止不当利息的法规就没有抵触，因为这是地主本来应当向土地做的投资。
总之，《圣经》和《塔木德经》禁止的是那种贪婪地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或者是毫不费力地榨取他人利益的行为。如果是投资家承担了相应的风险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自然不能受到非难。
A向B出资帮其开了一家店，约定赢利均分。这样A岂不是不劳而获地榨取B的劳动果实吗。这关系到《塔木德经》另一条的规定。也就是说，A其实在营业期间还给了B工资，这样B就成了被A所雇佣，而经营的最终责任者是A，所以A分取一半经营所得不算是不正当的榨取。
但是，出资人对受雇者的工资支付要以自己的出资额度为限。特别是在中世纪，犹太人在金融业以外没有可以赖以生存的领域。为了从事金融业，犹太人向自己的同胞借钱做资本。这样，就出现了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这两种融资方法，也就是有限投资和无限投资。
无限投资就是出资者A向B借出资金，而B则以无限期的方式，从赢利中拿出本金的两倍还给A。这种情况是没有融资担保的。只是，如果B经营失败了，B没有还债的义务，损失全部由A来承担。这对出资者来说是一种赌博。因为要承担无担保﹑无限期和无限责任的风险，所以拉比们认为出资方获取融资额两倍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
有限投资的情况是投资者A向B以无担保的方式借出资本。B只要在继续经营，从中得到的收益通常就要和A平分。万一B经营失败了，两人就要对半承担损失。只是，如果是在事业经营初始，B就归还给投资者两倍的本金，以后不管赚了多少钱，都归经营者所有。这样做能够在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分摊责任，降低投资风险。
对应于“不要向你的兄弟收取利息”这个训诫，以无限投资和有限投资的方式存在的金融制度在现在还得到承认。看似矛盾的是“以禁止收取利息－＞禁止榨取－＞禁止不正当的利益－＞肯定正当的利益－＞投资者承担责任－＞肯定投资者的收益”这种线索展开的。这是一个从参照律法的精神，探讨律法的适用范围，到寻求现实中的解释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领会到犹太人的现实主义精神
犹太人历经四千年而得以生存的秘密是他们对于事实不采取否定的态度，而是用肯定的﹑建设性的态度解决问题。多数的犹太人都能作为成功实业家的原因之一就是：从现实中发觉隐藏的需要，并对此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来取得成功。
一说起“参孙办公”，大家都会想到商用公事包和皮箱。这个“参孙办公”的创始者史韦达也是犹太人。
他是在1900年初，跟随父亲从东欧移居到美国。最初，他的父亲在纽约开了一家杂货店，但是经营得很不好。于是，他又搬到芝加哥从事别的买卖，但又失败了。他的父亲因为借了很多钱，已经没法回头了，就全国各地跑。最后，他在科罗拉多州的迪邦市开了一家蔬菜店，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看样子，他还要重新尝试了。史韦达看到因日夜奔波而面容憔悴的父亲，就说：“让我来经营吧。”
当时，迪邦是有名的疗养胜地，每年客人都络绎不绝。在蔬菜店的门口就能看到客人们拎着手提箱从停车场出来，走向疗养地。如果再仔细看，多半回来的客人的手提箱都坏了，只由有一根拎带绑着。他观察到这一点，就把父亲的蔬菜店改成了皮包店。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店因为临近停车场而卖了很多皮包。
最初，进行供货的是纽约的皮包制造商。很快地，他们就争相向史韦达的店供货。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史韦达店的皮包销量就在全美首屈一指，店铺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如果去看史韦达的总店，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个盖在农村的平房，但里面有纽约最新潮的和由名家设计的皮包。就这样，他的店越来越有名。
在这期间，大生产商都会找时间和史韦达见面，对他表示感谢之情。有一次，他们决定在纽约宴请史韦达。在史韦达到达的那一天，各个公司的代表或总经理都来到纽约铁路终点站来接站，那景象好像是纽约经济团体的大聚会。但当大家看到从列车上下来的史韦达，都吃了一惊。这位史韦达商会的总经理竟然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
再以后，史韦达决定自己制造皮包。他致力于制作即使遭受碰撞也不易破损的坚固皮包。他把自己制作的皮包称作“参孙”。为什么呢？他在小时候，一直被一个《圣经》故事感动着，主人公就是一个具有超凡能力的英雄，名字叫“参孙”。他一直不能忘怀这个名字，所以就用它给自己的产品命名，以此来纪念自己儿时的梦。在他的店前驻足的客人们都非常挑剔，正是这个，成了催生“参孙”这个品牌的契机。
如果我们要说犹太人的经商法则，那就是：正视和把握现实，并对现实进行合理的判断，最后靠个人的努力取得成功。可能会有读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奇特的。其实，经商法则从来就是正确判断时机和正直经营，这样做生意就不会太难了。
无论是在犹太人当中，还是在我们日本日人当中，都有狡猾和贪婪的人。可是，当这些人是犹太人的时候，人们就会对犹太人提高警觉，这是一种种族的偏见，一种错误的对待犹太人的方式。
犹太人富豪F先生的夫人是一个日本人，她曾经给我讲述过他们结婚的经过：“我和F是相亲结婚的。当时我听到对方是犹太人，很是吃了一惊。听到犹太人，我的印象中只有“威尼斯商人”。但是结婚以后，我发现他人特别好，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对她的讲述感到十分欣慰。
和犹太人做生意，必须充分尊重对方的人格，彻底理性地与之谈判。只有记住这一点，日本人和犹太人在做生意的时候才会少些摩擦。最后，介绍两句古老的犹太格言。
闪光的智慧带来财富；有了智慧就有了财富。
致富不能盲目行事，要靠智慧加适当的变通。 智者懂得真理，所以能化腐朽为神奇——犹太格言
犹太人总共有1200万左右，只占世界总人口（43亿）的3%。但是，在世界政治﹑艺术﹑科学和思想各领域，十个领导性的人物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或犹太后裔。
犹太人可能正是因为优秀吧，所以才招致了很多民族的嫉妒和反感。法西斯德国巧妙地
利用了人们对犹太人的这种嫉妒，制造了这样的谎言：“犹太资本妄图支配和榨取全世界”，并计划和实施了消灭犹太种族的计划。犹太人确实优秀，他们使欧洲最优秀的德国人都感到惊恐。但是，难道犹太人先天在生理上就比其它民族优秀吗？我们可不要这样认为。
现在，无论是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还是在美国的犹太大学，我都见过比我还差劲的学生。我以前没有考上大学，一度无所事事。令我十分吃惊的是，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反应十分迟钝。
话又说回来，犹太人的数量少，为什么还能人才辈出呢？我想，这在于他们彻底普及了犹太人的教育制度吧。
日本人把做学问称作“勉强”，意为强制性地激励自己，避免产生懒惰的情绪，并努力习得一技之长。反过来说，日本人容易在中途产生厌烦情绪和放弃的念头。在做学问上，日本人也需要激励和强制这些手段。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私塾，日本人孩子每天的学习生活都是“痛苦的”。
“勉强”这个词反映了日本人对自己的不自信。
和日本人的“勉强”相对，犹太人把学习称作“重复”。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亲自
读﹑说﹑听，多遍地练习，最终将文章全部内容记住。这种韧性在犹太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韧性可不是先天就具有的品质，而是在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中养成的。年复一年，犹太人在自己的节日到来之际，整整一周时间都会吃一种无味的面包，体味辛劳的感觉。饭后，他们还要诵读经文，感谢上帝的恩赐。这种传统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被遵守着。
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的犹太子女，即使不聪明，也会不断地通过练习和复习来达到对某事物的理解。正是这种努力进取的热情使犹太人比别的民族明显高出一筹。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就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大多数的犹太学生的成绩比一般人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们在中途遇到挫折也不言败的精神。
犹太人对教育的热情早就是人所共知了。在希伯来语中，教育是“hinukh”，有服务﹑奉献之意。就是说，教育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培养能为上帝和社会做贡献的人才。
“世界的基础是信仰﹑知识和慈善。”信仰是人和上帝连结的最直接的纽带；慈善是人和人之间相互扶持的纽带；知识是人类走向纵向和横向的无限空间，取得真理的纽带。没有教育和科学研究，世界将失去平衡，导致瓦解。
人死之后的灵魂在到天国大门的时候，会被最先问道：“你每天都拿出时间来学习《圣经》吗？”希腊人热爱知识，喜欢透彻地理解事物，而犹太人喜欢探索，敬畏事物背后隐藏的神秘。犹太人关心的问题不是人类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拥有了多深的造诣和洞察力。
犹太人在教育方面最大的特点应该是贯彻完全的幼儿教育和一生学习的生涯教育吧。对我们日本人来说，“勉强”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所以，人们一旦从学校毕业就不再学习。但是，对于犹太人，学习是一生的课题。
七十多年前，有一个基督教徒想在街上雇一辆马车。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排犹太人的马车。走近一看，马正在吃草，却找不到车夫。他就问在路上玩耍的小孩：“车夫哪去了？”小孩回答说：“在车夫俱乐部吧。”于是，这个基督教徒就来到街道深处的车夫俱乐部，看到在狭窄的屋子里面，车夫们都在学习
《塔木德经》。虽然是车夫，但他们一有时间就学习圣书。这就是传统犹太人的写照。
不过现在，这种犹太人的身影只有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威利阿姆斯才能看到。但是，各种成人讲座依然很受欢迎。在以色列的各个大学，有很多成年人在毕业后重返学校给自己充电。
犹太人孩子的教育是从三岁开始的。父母们可以为孩子选择交费的私塾，也可以选择免费的公立学校。刚入学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受到高年级学生所创造的学习氛围的感染，接着一点点地学习由希伯来文写成的简单的知识板块。在学校里，他们从记忆简单的文字开始，一直到可以诵读祈祷文。
这和日本的私塾教授《论语》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犹太人的目的不是让孩子们理解
文章的意思，而是让他们背诵。犹太人认为，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好的记忆力，今后就没有办法学习其它事物。
孩子到了五岁，就要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学习《摩西五经》和祈祷书以及它们的注解。到了七岁，就要学习《圣经?旧约》的其它部分，即先知书和圣著，而且还要接触《塔木德经》的基础知识。到十三岁的成人仪式以前，孩子们要学完所有的犹太教法的基础知识。
读者们一定会认为他们的教科书内容非常难理解吧？其实，对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当然难以了解，但对于犹太人，无论是哪一段，他们都能说出有关的民族历史和传说。老师们会把这些知识分解开来，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们。学生们回到家，会得意地向父母报告一天所学。比如说：“今天我们学习了挪亚方舟的故事”。而父母们则会说：“你学得真不错啊”，来鼓励自己的孩子。犹太人经常是学校和家庭紧密协作，一起来培养孩子的求知欲。
在犹太人的世界里，父亲有教育儿子的责任，而母亲有教育女儿的责任。学校虽然作为教育机关，却不负有这种责任。《圣经》要求“尊敬你的父母”，反过来，父母必须能够做到让孩子们尊敬自己。教育的本质不限于知识这个层次，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上产生的敬畏和尊重的意识。这些就是犹太人对教育的认识。如果只是让孩子们学习，他们自己却只关注电视和高尔夫什么的，这样的父母是没有教育子女的资格的。因为，首先应该学习的是父母。这可以反映犹太人教育的现实情况。
体罚是受到承认的。犹太教认为“如果容忍孩子的反抗，会让他们没有约束，产生仇恨”。盲从和反抗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对社会来说，对有远见卓识的权威的服从是绝对需要的。体罚的情况下，也绝对禁止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都应该牢记“爱抚加惩罚”这种恩威并用的教育方式。
这种教育方式不是威胁也不是哄骗，更不是通过练达的手段来调教人。就像“爱你的邻居像爱自己一样”，教者需先尊重自己然后才能得到学生的尊敬。所以，犹太人认为：教师只在讲台上高谈阔论不是为师之道。同时，如果老师和学生彻底地打成一片，没有主宾之分，那老师就会失去自己的权威。
老师站在讲台的中央时便是支配者和权威，或者就是学问和《圣经》本身。学生在权威面前应该谦虚，但有时候学生可以提出老师没有想到的知识点或是自己的灵感。
在犹太人当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超越形式的﹑相互尊敬的关系。
犹太学校原则上采纳精英主义思想，但不意味着将少数出类拔萃的学生集中到一起进行教育，而是编制成小班进行授课。比如说，一个年级的编制本来是二十人，如果精英学生超过二十人，就限定一个年级为四十人。这种情况下必须配备两名助教。因为是年级的人数少，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学生也可以做到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家庭中的兄弟。
我的女儿以前在洛杉矶的犹太学校就读。在她们一年级的班里，是23名学生配备一名老师和一名助教。授课的进度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各人的能力改编教材，然后进行分组。个人能力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但老师们能做到让所有学生的成绩都在中等水平以上。
学习好的学生在成人仪式后还要进入专门研究《塔木德经》的学院进行学习。这里每个班级的定员更少，只有十名到十五名，而且学习内容也是高密度化的。
学院的很多学生一到自习时间，就会两人一组研究《塔木德经》，一边阐述自己的见解，一边进行记忆。当然，不论是选择一人自习，还是选择两人研讨，都必须拿出两种以上对于课文的不同见解。这样一来，学习本身就更具有客观性，而且学生们可以从相左的见解中取长补短，在每个独立板块上整理自己的论点。在教师里，他们还要听取其它小组的论点和聆听老师的说明，最终形成自己系统性的解释。
对于《塔木德经》中的每个事例，你可以进行演绎，也可以用归纳法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塔木德经》既需要横向的思考也需要纵向的探索。对学生们来说，具备全方位的思考方式是十分必要的。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思想狭隘，或者是拘泥于条例，是不可能理解《塔木德经》的。
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莱巴比奇是世界驰名的生物学家。他一有时间就研究《塔木德经》。有个学生问他：“老师，你研究《塔木德经》对你研究生物学有什么帮助吗？”他回答说：“是啊，它可以让的我思考方法时刻保持新鲜。”
与莱巴比奇相反，被称为维也纳智者的艾力亚博士常年研究几何学。他也鼓励别人研究几何学，因为他认为几何学的思考方法有助于理解《塔木德经》。
为了让头脑时刻保持新鲜，掌握富于变化和弹性的思考方式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不能只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量产化的教育。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有机地收集和组合知识，那学生只在教室里面听老师的讲义还远远不够吧。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完整的人格，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当今日本的教育制度存在太多的缺陷。 在研究《塔木德经》的学院里的学生里，很多都是从早到晚一直学习的。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捧着书，口中不住地读着什么。这种学习热情真让人感慨。
在纽约的研究生院，我总能从自己的研究室听到念书声。如果仔细听，就会发现声音抑扬顿挫，节拍宛如日本的民歌。如果靠近一些听，就会发现那是隔壁的教授在朗读《塔木德经》。
犹太人的学习方法可以称作“投入学习法”吧。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动用全身的器官进行辅助。按照我们的做法，学习就是默读课文，重要的地方用红线和蓝线标出来或将其抄到笔记本上进行整理。虽然这样可以为了应付考试而有效地背诵，但考试结束后，记忆的东西大半都忘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