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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风华正茂
初识田汉
一九二三年秋天,周信芳在上海偶然见到《南国半月刊》。他读到该刊宣言中说的“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自己也仿佛被这空气熏染了。发现这个刊物的主编,就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家田汉。周信芳久慕田汉大名,很想跟他结识。于是,他就循着刊物后面所印的地址寻访去了。
那时,田汉从日本回国不久。他效学日本思想家山川均与菊荣夫人的先例,与其夫人易漱瑜合作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名是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意。当时,田汉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四十号。周信芳找到那里,抬手敲门,来开门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洪。周信芳递上一张名片,客气地说:“我想拜见田汉先生。”
田洪拿了名片进屋。田汉一看名片,连忙放下笔, 迎了出来, 紧紧握住周信芳的手,说:“不知周先生到来,有失远迎!”
周信芳微笑说:“我是慕名而来,事先未曾通知,失礼,失礼!”
田汉奇怪地问:“周先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
周信芳拿出随身带来的《南国半月刊》,说:“我是它介绍来的。”说得田汉大笑起来。
他们进到客厅,泡上茶,摆上点心,便随心所欲,畅谈起来。
田汉说:“对于周先生,已是久闻大名了,真是相见恨晚啊!今天的会面,太使人高兴了。”
田汉的这些话并不是客套话,说的完全是实话。田汉早在一九一六年就知道周信芳。当时他才十八岁,跟着舅父易梅园先生离长沙去日本东京读书。途经上海时,舅父带他到丹桂第一台看麒麟童演出。那天的戏码是高百岁的《击鼓骂曹》,王兰芳的《阴阳河》,三麻子、冯子奎的《挑袍》和王灵珠的《辛安驿》。周信芳演的是《迫韩信》,他那具有个性的演技给田汉留下深刻印象。但那次田汉在上海逗留时间很短,不到半月便与易漱瑜女士东渡日本。田汉把七年前看戏的事说了一遍,周信芳听了觉得更加亲近了,他问田汉的年庚,然后说:“我比你痴长三岁。那么我是兄,你是弟了!”
田汉见周信芳如此亲切,便说:“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几人? 今天我们能一见如故,那么明天我们就要以兄弟相称了。”
从此,周信芳常到田汉家去玩,田汉也经常与欧阳予倩、洪深、唐槐秋等一起去看信芳的演出。演出前,他们总是先跑后台,坐在衣箱上,一面看信芳化妆,一面与他谈天。周信芳、田汉、欧阳予倩、高百岁等几人,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戏剧和表演。兴来时,你唱一段,我唱一段,互相探讨,互相切磋。给他们操琴的是业余京剧爱好者顾梦鹤。周信芳很赞赏顾梦鹤的琴艺。他说: “ 我在台上有个琴师, 我在台下也有个琴师。”
有一次,周信芳收到一位印刷工人观众写给他的一封信,他把信带给田汉看了。信里对他演的《四进士》提出意见。信中说:“宋士杰偷到公差的信后,把田伦写给顾读的信抄在自己的衣衫上。这段戏没有演好。宋士杰曾做过文书,深知此信的利害关系,你为什么抄完以后不认真校对一下呢?你为什么墨迹未干就把衣衫放下来呢?如果抄错了字,又看不清的话,宋士杰的官司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田汉看了这封信,拍案叫好。他提议周信芳回一封信,首先表示感谢,并告诉他,近日就把戏改好,请他再来看戏。周信芳欣然同意。周信芳根据这位工人的意见,对戏作了认真的修改。当演到宋士杰抄信时,采用由慢到快,由轻到重的声调,将信的内容念出来,表示是逐字逐句在校对。抄完后,又加上吹衣、抖衣的动作,表示促使墨迹干得更快。那位工人看了修改后的《四进士》,不仅满意,而且非常感动;想不到一位名角儿这样重视一位普通观众的意见。
麒马合作
周信芳在丹桂第一台结束演出后,转入闸北春华舞台(即后来的更新舞台),与杨瑞亭、小杨月楼、赵君玉等合作演出《飞龙传》。在戏里,周信芳创造了一节高拔子戏,就是后来一直为许多人常演的《北汉王》。不久,他又到大新舞台与南方四大名旦之一的黄玉麟(艺名绿牡丹)合作演出《天雨花》。
一九二七年初,周信芳应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的邀请,进天蟾舞台当台柱,初创男女合演体制。男角有刘汉臣、刘奎官、高百岁、董志扬、陆树柏等;女角以琴雪芳为首。谢月奎为后台经理,编剧事务由于振庭主持,周信芳参赞。
在此以前天蟾舞台在接连上演了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汉光武》以后,老板想换换花样,请些京角儿来唱一个时期。那时,周信芳是天蟾舞台的坐包老生。按常规,场方只消再从外地邀请名旦角来合演就可以了。 但老板谢月奎却另有想法。他认为,人说同行是冤家,这回我偏要请马连良来,让南麒、北马一起同台演出,红红场子。就这样,谢月奎聘定了马连良,决定从一九二七年春节起,麒、马同台演出。
马连良生于一九○一年,比周信芳小六岁,当时已誉满剧坛。他八岁就入北京富连成班坐科,受业于叶春善、蔡荣贵、萧长华、郭春山、茹莱卿等名师,曾习武小生,后改老生,九岁登台。出科后,他又向孙菊仙、贾洪林等前辈名家学艺,并吸收余(叔岩)派艺术之长。他的嗓音清朗圆润,唱腔委婉潇洒,念白吐字轻重相间,发音虚实结合,富于音乐性。他的做功气度凝重,举止飘逸,很受观众欢迎。这次来沪演出,引起上海京剧迷的浓厚兴趣。特别是麒、马同台,更使大家瞩目。不过海报一贴出去,观众就议论纷纷。因为麒、马两人的戏路相同,都擅长做工,又都已享盛名,大家猜不透,这南麒、北马放在一起,牌子怎么挂法?谁唱压轴,谁唱大轴?不少人为此担心,不少人拭目以待。
头天的打炮戏是《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以往,周信芳、马连良单独演此戏,都以“ 前鲁肃”一角见长。这回两位艺术家凑到一块了,角色该怎么派呢?谢月奎自有办法。他先和马连良谈公事,他说:“你在北方应做工老生,但今天这个班,我们已有南方最好的做工老生,因此这次想请您应唱工老生。”马连良听了觉得很在理,就点头应允第一出《群·借·华》中,周信芳演前鲁肃,后关羽;马连良饰孔明,一人到底。
《华容道》的“讨令”后,孔明的戏已非重头,按以往惯《华容道》中饰关羽(一九六一年)例,马连良这时可以休息,换上“二路老生”来顶这一角色。可是,这次马连良为了衬托周信芳,独自一人把孔明演到底。后来当戏演到“挡曹”一场时,观众根据老经验,认为曹操被放走,马上要散场了,所以纷纷起身离座。不料,周、马在这里特地接下去加演了“交令”,由马连良压台。于是观众又兴奋地坐了下来。
一般的演员即使加演“交令”,也只是走一过场而已,但周、马却把这场似乎很平淡的戏演得非常精彩。
孔明端坐帐中,传令关羽进见时,关羽心想,自己违反了将令,你把我杀掉算了。
可是,孔明却端起“庆功酒”,明知故问道:“那曹操捉住了?”
“放了!”关羽回答。
“喔!是了!想必你得了曹营许多兵马,也当饮此酒啊!”
“三件大事,件件皆无。”
“这军令难道就无用了么!”
周、马两人在台上一刚一柔,流派各具风格,却配合得天衣无缝,分别将孔明的滞洒自若和关羽的刚愎自用的人物性格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观众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精彩的《华容道》,兴奋不已,不时爆出热烈的喝彩声。就这样,马连良把孔明唱红了,周信芳也得到了“活鲁肃”的称号。
周信芳和马连良合演的第二出戏是《全部武乡侯》(即《战北原》)。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相持在北原、渭桥。司马懿命偏将军郑文诈降,再命人假拐秦朗挑战,郑文出马而将秦斩之。然而,诸葛亮早已识破此计,故要斩郑文,郑文求饶。孔明令他修书给司马懿,诱他来劫蜀营。司马懿差秦朗前往,结果被埋伏的蜀兵乱箭射死。最后,孔明又斩了郑文。戏从“骂王朗”演到“斩郑文 ”。马连良饰孔明,周信芳配演郑文。
按照传统的演法,郑文是花脸应行的,画三块瓦。周信芳演此角儿时,改成揉脸。“交令”一场,周信芳扮演的降将郑文奉孔明之命,迎战并杀死假秦朗回营时,大笑三声,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准备领功受赏。这时,马连良扮演的孔明不动声色地说:“郑将军请坐,我且问你,适才所斩秦朗是真是假?这司马军中有几个秦朗?”
郑文一惊,随即假作镇静,回答:“只有一个,刚才已被末将斩了!”
这时,孔明把头晃了一下,上下打量着郑文,不再发问,只是“嘿嘿”两声。
在孔明目光的威逼下,郑文的心情很复杂,他不知对方是否已识破“机关”,下一步将要干什么。因此,周信芳的表情由平稳到强作从容,并显出有点紧张,坐立不安。此时,两人都不发一言,却把各自在特定环境中的心情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接下来,周、马二人有段即兴表演。孔明悠然走到郑文跟前,用手在他肩头轻轻拍了两下,道:“郑将军,你这是何苦啊!”
这时,郑文就像触电似的,面露紧张神色。
孔明却依然很沉稳地唱着[西皮原板]:“适才间斩秦朗,多多地劳驾。”后面还使了个拖腔,更显出孔明的老谋深算。郑文见真情已经败露,神情陡变,急得哇哇直叫....由于周、马两人表演细腻逼真,配合默契,台下掌声不绝。
以往《全部武乡侯》通常是作为开锣戏的,但一经周、马合演,就别具异彩了。两人互捧互衬,相得益彰。周、马以这出戏为大轴,就连演了半个月之久,天天爆满。
周信芳和马连良合演的第三出戏是《火牛阵》(即《黄金台》)。这个戏写齐湣王时,太监伊立欲害世子田法章。御史田单挺身相救,设法把法章偷送出关。
马连良饰田单,周信芳则为他配演本来是由二路小生演的角色——田法章,这正是周信芳在杭州拱宸桥首次登台时所演的角色。另由王芸芳饰小姐,芙蓉草饰丫环。
这出戏本来也很平淡,但周、马演来,显得与众不同。从“ 悬丝按脉”起就很有戏。田法章给邹妃看病时,警觉到她是装病,企图陷害自己,于是眼珠一转,脸色突变,愤然拂袖辞去....周信芳把这个过程演得很有层次。田法章出逃后,为躲避追捕,有男扮女装的场面。周信芳为了演得逼真,特地向一位旦角演员请教身段。他上场模仿女子身段时,果然惟妙惟肖。为了更好地给马连良配戏,周信芳还特意对田法章的服饰作了许多改进:头上戴紫金冠,身穿古装,大袖褶子,胸口戴大锁片。
这出戏同样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周、马还一起演出了《宫门带》。马连良演唐高祖,周信芳演褚遂良。
周信芳原来没演过这个戏,马连良就毫无保留地说给他。周信芳善于“钻锅”,上得台来,不仅把褚遂良应有的身段都演出来了,而且加以发挥,拿朝笏东指西点,撩袍抖须,演得十分成功。
就这样,周信芳和马连良一共合演了包括《一捧雪》、《雪杯圆》等在内的六七出戏。
原来马连良演《一捧雪》时,一向是前莫成、后陆炳,现在马连良单唱“替死”中的莫成,周信芳唱“审头”中的陆炳。他的陆炳,演得另有一种老辣的味道。《雪杯圆》,则由马连良演莫怀古,唱大轴。
他们的合作演出,原来合同订的是一个月,但欲罢不能,实际上演了两个月之久,获得了圆满成功。
周信芳与马连良通过合作演出,结成了很深的友谊。他们在台上通力合作,在台下也是相互关心。当时,演出很紧张,但他们每天总要抽出个把小时一起研究剧本。并且互相交换本子。马连良将自己带来的《清风亭》本子给了周信芳;而周信芳则把自己的《要离刺庆忌》本子给了马连良。
他俩还曾在一起研究编排《秋生造律》,准备让周信芳演萧何,马连良演秋生。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未能完成计划,两人就分手了。
有一次,周信芳和马连良两人一起去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回来十分兴奋,谈论到深夜。周信芳说:“影片中主角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运用,多么丰富啊!这对我们京剧表演也很有启发。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用到京剧表演中来。”马连良很同意这个说法, 他说:“京剧有自己的一套程式。但是,要注意吸收各种艺术的长处,能汇百川,才能成为大海呀。”
他们还常在一起研究如何对演出剧目及唱做表演方法进行修改加工。周信芳着重对《清风亭》中“听妈妈放悲声”一段唱腔和某些念白作了改进,以增添悲凉气氛。马连良着重对《清风亭》的表演节奏作了推敲。他所饰演的张元秀和马富禄扮演的张妻,有个“两人四脚”的倒步动作,经过修改,非常好看。
周信芳与马连良曾有几次合作,而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周、马两位艺术家通过这次合作演出,他们在广大观众中的声誉大大提高。他们那种互谦互帮、同行相亲的崇高戏德,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参加南国社
一九二七年,周信芳加入了新文艺团体“南国社”。南国社的领导人是田汉,他当时还兼任着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南国社的宗旨是: “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的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这一时期,国民党正在进行文化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周信芳加入南国社,无疑是思想上一大进步。他早年曾受到新剧家任天知、王钟声等的启蒙。如今加入南国社后,则得到了田汉等人的具体指点。
当时,南国社经常在学校举行文艺讨论会。参加者有徐悲鸿、徐志摩、郁达夫、欧阳予倩、洪深、余上潜、朱穰丞等,京剧界则有周信芳与高百岁等人参加。他们有时讨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有时研究具体作品。通过这些活动,周信芳接受了新文艺思想,并开始研读鲁迅的作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南国社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小剧场举行“鱼龙会”演出。为什么叫”鱼龙会”呢?在汉代,有一种由人装扮成巨鱼和巨龙进行表演的假形舞蹈,叫做“鱼龙”,也称“鱼龙曼延”,是当时百戏中规模最大的节目之一。南国社“鱼龙会”的出典即源于此。田汉说:“我们这些人是鱼,就请两条龙来。周信芳、欧阳予倩,他们是京剧名角。”“鱼龙会”从十七日开始,到二十三日止,共演出七天。剧目有《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第一天,演出欧阳予倩编写的六幕京剧《潘金莲》。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为一个叛逆的女性来描写。戏中,周信芳饰演武松,欧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郓哥,顾梦鹤饰张大官人的家人。这是京剧演员与话剧演员同台演出的一次盛举。周信芳扮演的武松,演到追问何九叔时,用真刀往桌上戳去,两眼一瞪,手提何九叔,逼真的形象使同台的演员都惊住了。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武松举刀,欲割潘金莲之心时,潘金莲挺胸跪近武松,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多地亲近你。”当然,现在看来,潘金莲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她与恶霸西门庆勾结,毒死武大郎,总是有罪的。然而在当时演出,反映却很强烈。田汉看了《潘金莲》后,对周信芳、欧阳予倩说:“我听到那段最后的台词,我完全陶醉了。”那天,著名画家徐悲鸿也去看了。他看后欣然命笔写道:“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块淋漓,不愧杰作。”欧阳予倩在一次化妆时对周信芳说:“我们一道演戏的机会不多了。我再演两三次,恐怕要永与舞台辞别了。”
周信芳听了,神情黯然。早在一九一六年春,在丹桂第一台时,周信芳就与欧阳予倩同台合演《黛玉葬花》、《宝蟾送酒》、《鸳鸯剑》等。《潘金莲》则是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合演的最后一个戏。一九二八年开始,欧阳予倩脱离了舞台。
一九二八年,田汉又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不久受挫停顿,转而集中力量办南国剧社。剧社要公演,但剧场难借,好的剧场索价昂贵,租不起。当时,周信芳是南国社的演委员,通过他的周旋,终于免费借到了九亩地梨园公所楼上的场子。周信芳与田汉一起去看,原来这是个摆神像的破楼,连台也没有。这可把周信芳急坏了,因为第二天就要演戏,票都已售出。田汉却说:“不要紧,有办法。”他马上设法借了一笔钱,由他弟弟寿康去买了一批木料,连夜开工,通宵赶做。周信芳第二天清晨来一看,戏台居然已搭起,连灯光及侧幕条都装好了。他这才放心地离去。那次,演出了《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等。虽然剧场地处偏僻,舞台也很简陋,却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三○年六月,南国社在上海六马路中央大戏院演出《卡门》。这是田汉根据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由于这个戏抒发了人们反抗旧社会黑暗势力的感情,所以只演了三场,到第四场,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禁演。九月,南国社又遭查封,当局到处搜捕田汉。由于鲁迅先生及时警告,田汉从原住处日晖里暂时转移到平原坊一个前楼上,但刚刚安顿下来,金焰等人又来报警,叫他快走。田汉在电灯匠和木匠等工友们保护下,悄悄来到天蟾舞台后台找周信芳。这时周信芳、王芸芳等正准备上场演出,听到这情况,都很焦急,但剧场后台又无法藏人。急中生智,王芸芳忙把自己的一件哗叽长袍借给田汉换了装,周信芳又拿出二十元钱给田汉,紧紧握着田汉的手,让他乘上自己的汽车,驶向日租界。田汉躲进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里,安全脱险了。
独树一帜
周信芳与马连良合作演出结束后,继续在天蟾舞台演出,并开始编演连台本戏。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特地从家乡苏北请来了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为周信芳讲演《龙凤帕》的故事。周信芳又参考了旧小说《慈云太子走国记》加以改编,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首演《龙凤帕》头本二本。周信芳饰演慈云太子,合演者有琴雪芳、刘汉臣、王芸芳、高百岁、女白牡丹、彭春珊等,卖座鼎盛。演至五月下旬,由于三四本接不上,就先排《华丽缘》,五月二十五日首演头本、二本《华丽缘》,由周信芳、刘汉臣、琴雪芳、王芸芳等主演,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华丽缘》演至十一、十二本。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五月,周信芳又编演了前后部《苏秦张仪六国拜相》、前后部《卧薪尝胆》,一至四本《香莲帕》等新戏。
一九二八年六月开始复演头本、二本《龙凤帕》,首演三本、四本《龙凤帕》。《申报》广告称:“特烦周君信芳新编轰动南北、万众欢迎、文武唱做、机关布景、历史新戏。”(《申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第六版)。演员有麒麟童、琴雪芳、小杨月楼、刘汉臣、王芸芳等。到八月,《龙凤帕》演至七本、八本。
《龙凤帕》写的是宋神宗时朝廷内忠奸斗争的故事。太师陆元忠之女及奸臣庞文仲之女均为皇妃。神宗宠信庞文仲,陆元忠、陆妃以及包拯之孙包贵(开封府尹)都受到迫害。陆妃被打入冷宫。因身怀六甲,神宗有旨,如生下太子,可免其罪。庞文仲又派张奎去冷宫谋害,陆妃尽诉前冤,张为之感动,愿舍命救护太子。陆妃用龙凤帕将初生太子——慈云太子包裹,托付张奎带出宫门。由此开始了一系列曲折惊险的故事。剧情极其紧张,唱做也很注重。比如有一段包贵为救人,回来劝自己的夫人替死,周信芳演包贵,这段戏要演三刻钟,里面有段唱腔,十分精彩。因此演出大受欢迎。
这一时期,周信芳的演剧艺术日趋成熟,他的戏剧观也基本形成。一九二八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无论古典、浪漫和写实的戏,都是人间意志的争斗,如能够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观客,那才是戏的真价值。”一九二九年,周信芳负责上海伶界联合会宣传部时,主持创办了《梨园公报》。对那些鄙视伶人,欺负演员的庸俗之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该报创刊时发表的宣言中,他呼吁,要“发表我们的意志,辩驳他报欺我们的诬言,激发同志们的精神”。一九三○年九月,他亲自撰文《伶人亦有自由否》,指责某巨公强迫余叔岩演戏。他说:“某巨公,以军需孔亟着名伶演戏筹款,其征叔岩,试问此项是何义务?然人各有志,演与不演,乃个人之自由也。毁誉自有舆论,强迫为之,不啻剥夺自由。呜呼!军阀之专制,使无辜者叩头如捣蒜,平等何在?轻视伶人者,据为笑柄,然军阀对于人民亦如是耳。叔岩不得已可怜,人民失其自由平等,更属可怜。”他还写了《 最苦的是中国伶人 》。说:“社会对于伶人太薄了”,“还有一种人,拿伶人当做鱼肉,任意宰割和欺骗”,“最可笑我们的同业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势力,造出一种什么一派一派的话来,使外人来攻击自己人。内忧外患,腹背受敌,何其苦也”。最后,他大声疾呼:“请《梨园公报》告诉社会,告诉世界:最苦的是中国伶人,是一个劳而无功、受人压迫的人。”
这些文章都表现了周信芳敢于向迫害他们的恶势力坚决斗争,维护同行利益的反抗精神。他还在《梨园公报》上,以士楚的署名,撰写了《谈谭剧》、《怎样理解和学习谭派》等文章。
他高度评价了谭鑫培的艺术:“唱则韵调悠扬,余音绕梁,行腔巧而不滑,做工能将人物、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色色兼能,无美不备。”他还深入探讨了谭派艺术的渊源和创造:“听说老谭学的是冯润祥、孙春恒,见的是程长庚、王九龄诸前辈;又有同时竞争的龙、余、汪、孙诸位名角。老谭生前在这个时间,他就把各家的好处,聚于一炉,再添上他的好处,使腔、韵调、念白、酌句、把子、姿势、做派、身段,给他一个大变化,果然自成一派。诸前辈死后,老谭堪称庙首,执伶界牛耳。”
他把老谭称之为“敢于破坏老戏成规的‘罪人’,也是创造新戏革命的先进。”从而总结了老谭成功的关键:“他成功在哪里呢?就是取人家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再用一番苦功夫,研究一种人家没有过的,和人不如我的艺术。明明是学人,偏叫人家看不出我是学谁,这就是老谭本领。”
谭鑫培的成功经验,实际上也就是周信芳身体力行的艺术追求。
周信芳幼年在北京学戏,曾在喜连成搭过班。谭派艺术给了他丰富的营养和浓郁的熏染。他吸收了汪桂芬唱腔沉郁的风格和孙菊仙的气口唱法以及唱腔中的悲壮慷慨。他把当时称为京剧生行三大宗师的艺术熔于一炉。由于周信芳长时期在上海一带演出,他又从潘月樵、汪笑侬等前辈那里接受了民主戏剧的斗争传统。他曾与同徽戏有密切关系的京剧演员王鸿寿长期合作,从他那里学来了《跑城》、《扫松》等名剧和徽剧朴实明快、富于生活气息的表演方法。他还借鉴了花旦冯子和、花脸刘永春等的表演,甚至把话剧演员、美国电影明星的表演方法吸收过来。就这样,他广采博纳,融会贯通,锐意革新,加以变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称之为“麒派”。一九二八年,周信芳在天蟾舞台演出《龙凤帕》,受到内外行的一致推崇。一些热心的票友,成立了“麒社”,为他的麒派大张旗鼓。至此,麒派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麒派艺术强烈、激昂,生活气息浓郁,艺术感染力强,给人以壮美的美感享受。周信芳主张表演要真实。他还善于运用强烈、富于节奏感的优美动作和表演,刻画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内心的真实感情。
麒派以擅长做工与念白著称。一九一二年周信芳在新新舞台演出《要离断臂刺庆忌》,他的做工与念白就受到观众的好评,当时《申报》曾刊有剧评。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申报》发表健儿的戏评,说:“要离断臂,新新舞台新编之历史好戏也。”“麒麟童之要离,处处以神气胜人,做工不弱于潘月樵。侯椒行刺时,口吻冷隽,恣态安闲从容,老当之至。献计回家一段,悲壮之气,溢于言表,辞严义正,磊落光明,极得侠士之真相。”六月二十八日,健儿又在《申报》撰文,评论周信芳演出的《要离断臂刺庆忌》五、六、七、八本,文章写道:“麒麟童断臂后绕台滚,用描摹痛入心窝之状,煞费力量。做工以此段为最佳。在庆处闻妻被杀,直仆地下,敏捷绝伦,情景逼真。刺庆后,白口悲壮沉郁,淋漓尽致。”
此后,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和艺术磨练,周信芳的表演长处进一步得到发挥,他的艺术特色愈见鲜明。
周信芳的做工,很富于创造性,大大丰富了京剧艺术的表现手段和表现能力。如《追韩信》中,当萧何听说韩信逃走后,一个“圆场”赶到韩信的住所,忽见墙上韩信的题诗,大吃一惊。此时,周信芳背对着观众,他用肩背由慢到紧的颤动,表现萧何感情的波动和内心慌张与焦急。因此,人们称赞周信芳背肩也会演戏,骨节眼里都灌满了戏。又如《徐策跑城》,这是王鸿寿从徽剧中移植过来的。原先“跑城”只是走过来走过去,比较单调。周信芳创造、设计了一节拍跑两步,一拍跑三步以及蹉步、斜步等多种优美的舞蹈身段,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徐策的激动心情。
周信芳的念白,苍劲强烈,韵味醇厚。他善于根据感情需要处理念白的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有时断断续续,有时一气呵成,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像《四进士》、《清风亭》中有名的大段念白,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麒派的唱也很有特色。唱腔以苍劲浑厚、质扑奔放见长。由于周信芳少年倒嗓后,未能完全复原,嗓音带沙,但中气足,用丹田音,显得气势豪壮。他主张通过唱腔表达人物感情,力求声情并茂。他讲究四声阴阳,五音四呼。吐字行腔时,字重腔轻,接近口语,具有纯朴美。他还巧妙地吸收了旦角的唱法和花脸的“炸音”,使他的唱腔色彩丰富,既有气势豪壮的一面,又有柔和抒情的成分。不仅他的做工脍炙人口,唱工也很受欢迎。二十年代以来,不少戏由蓓开公司灌成唱片,广为流传。
周信芳善于把唱、做、念、打溶为一体,在舞台上创造出宋士杰、徐策、萧何、宋江、邹应龙、张元秀等,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他在创造这些角色时,无不饱含着深沉而强烈的感情。因此,麒派艺术特别显得重彩浓墨,动人心魄。
一九二九年,天蟾舞台邀了京角荀慧生、谭富英来演出。有一次演义务戏,戏码是《割发代首》。荀慧生饰邹氏,周信芳饰张绣。周信芳以前曾经演过这出戏,但自从脱离丹桂第一台后,一直没有动过它。朋友们都为他担心。演出时,周信芳超然不凡,“四击头”出来一亮相,就以浑身的劲头镇住了观众。勒马、下马两个简单的动作,做来极为传神。他把张绣的形象渲染得八面威风,演出过程中,时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从前,南方演张绣的,都摹仿潘月樵。可是周信芳异军突起,以麒派的独特风采赢得了观众。如火如荼《封神榜》周信芳编演《龙凤帕》等连台本戏,获得成功后,接着又推出了连台本戏《封神榜》这出戏共十六本。从一九二八年九月至一九三一年八月,连续演出了整整三年,引起了更大的轰动。
天蟾舞台为了推出这部连台本戏,化了半年时间筹划准备。在制作机关布景和邀角等方面不惜工本,共耗资数万之巨。为商聘王凤琴饰演戏中的琵琶精,包银开到千元。宣传方面也大操大办,刊登大幅的广告和《封神榜特刊》,观众与舆论界反响都十分强烈。
周信芳分别扮演姜子牙、比干、梅伯、闻仲等主要角色。先后与周信芳同台合演的有:小杨月楼、刘汉臣、王芸芳、玉凤琴、潘雪艳、赵如泉、赵君玉、杨瑞亭、朱雅南、 杨鼐侬、刘奎官、陈鹤峰、董志扬、高百岁等。可称是名角荟萃,各擅胜场。
在二本《封神榜》里,周信芳扮演伯邑考,小杨月楼饰演妲己。妲己卖弄风情,挑逗伯邑考,伯邑考径自低头抚琴,不为所动。为了更好地表现双方的心情,还加了一个打宫扇的太监的角色,通过他反衬出妲己的淫威和伯邑考的凛然正气。周信芳在台上低头抚琴,但头顶上都是戏,眼角表达出其内心从期望→警惕→蔑视→愤懑的心理变化的过程,演得精彩绝伦,扣人心弦。
周信芳在另一本中扮演闻仲这一角色,揉红脸,白眉,身穿改良靠,造型显得威武凝重。“绝龙吟”一场,闻太师率军陷入了姜子牙的九龙阵,他手下的大将邓忠、辛环相继阵亡。当张节前来报告邓忠的死讯时,这里闻仲与张节有一段〔高拨子联弹〕的对唱:闻:你是何人?
张:我是张节到来临,报的是,邓忠落马。。闻:可是真?
张:句句真。
闻:可怜他,为国尽忠,慷慨就义,杀身成仁....
两人的唱配合得严丝合缝,而这种紧锣密鼓的节奏与当时战场上厮杀搏斗的气氛又是十分契合的,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周信芳在十六本《封神榜》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多姿多彩的舞台艺术形象,得到了广大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有位剧评家撰文称赞周信芳“是扮什么,像什么,演什么,好什么的全才生角。”他在文章中说:“随便什么角色教他扮,有不出色的么?随便什么戏教他演,有不当行的么?有了他这么一个领袖艺员,什么戏不好编排...”
周信芳不仅担任连台本戏《封神榜》的主演,而且对整部戏的编排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部连台本戏的剧本编写采取合作制,周信芳、小杨月楼、王芸芳、刘奎官、高百岁等,所主演的场子,脚本分别由演员自己编写,最后由周信芳统稿,综其成者,并为其他男女角色安置地位,撰写词章,以及其他场子互相贯穿。当时有位评论家称赞这种编写方法“佥收事半功倍之效,故出品迅速,幕幕饶精彩,人人富精神。然麒麟童辈之编剧才亦足贵已哉。”(《申报》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
周信芳编演的连台本戏《封神榜》还有一个吸引观众的突出之点,那就是,机关布景神奇巧妙,变化莫测。舞台上出现金碧辉煌之宫殿,八九尺高的长人。轩辕坟里妖狐出现,当场化为骷髅三具,瞬间又变成三个美女。洪钧老祖至灵宫说法,一霎时宫殿变为大海,上有葫芦口直冒青烟,在烟雾中站立着神仙数十。老君所骑的青牛,元始天尊的坐骑口内都能吐出莲花,花上站立多人。申公豹杀头还原。姜子牙五龙桥跳水,骑龙上天,等等,真是光怪陆离,神出鬼没。
《封神榜》的演出,卖座空前的好,一时间竟成为沪上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不仅上海人踊跃地观看《封神榜》,有些外埠的人士也专程跑到上海来看这部戏。每天傍晚不到六点,剧场楼上楼下已经满座,不少买不到戏票的观众,仍在剧场门口徘徊观望,久久不去。碰到连日阴雨,天蟾舞台照样人满为患。因此,报上称《封神榜》“卖座之盛之久,开舞台界的新纪录”。周信芳在天蟾舞台既演连台本戏,又演老的折子戏。他一方面把原有的良好的老戏基础,运用到连台本戏中去;另一方面,连续不断琢磨老戏,用连台本戏中的心得创造,丰富他的老戏。
就这样,周信芳的流派特点越来越鲜明。在抗战前,可以说,周信芳已经独步于南方京剧舞台了。
“这是从考尔门那里学来的”
一九三○年,周信芳的女婿张中原跟周信芳学戏。有一次周信芳教张中原演《坐楼杀惜》。他做示范动作。演到宋江杀了阎惜姣后,站起身来,只见他身体稍稍摇晃一下,然后右手拾起地上的匕首,放在鼻子边嗅了一嗅,若有所悟,接着做向前刺的动作,左手好像去抓人,踮起脚尖。这样抓了三次,再小步冲前,随着锣鼓经,脚步踉跄,眼神恍惚。。张中原问:“岳父,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周信芳说:“这表现一个人杀了人,嗅到了刀上的血腥气,知道确实是杀了人,内心感到很恐惧,神志也恍惚起来。这一段神态和身段, 就表现出了宋江这种心理状态。”
张中原又问:“这一段原来好像没有这样演法的?”
周信芳笑笑说:“对!这一段原来没有。最近我看了一个外国电影,我是从美国明星考尔门那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样表演有助于表现宋江的内心活动。”
说到这里,周信芳显得活跃起来。他接着说:“中原,你们不是说我喜欢看电影吗?电影里可学的东西很多。《萧何月下追韩信》当中,萧何见到韩信题诗,那一段肩背的动作,我是从美国电影明星约翰·巴里摩亚那里学来的,约翰擅演老头儿,而且常常爱拍背对镜头的戏。他的表演真了不起。”这一下好像打开了周信芳的话匣子。他接着说:“我有时还到跳舞厅去,这倒并不是我对华尔兹、伦巴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我是去琢磨舞步的。那些舞步引发出我对舞台上加官台步的改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中原,一个演员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可学的地方也很多,就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周信芳这一席话引起了张中原的沉思,可不是吗?岳父学艺、演戏就是注重广采博纳。就说周信芳早年学《别窑》吧,当时上海有三派。一派是在北京出名的龙派小生创始人龙德云的儿子龙小云的小生戏;一派是老徽班路子的潘月樵;还有一派是李春来宗黄月山的黄派戏。三派的《别窑》都不同。龙派戴扎中盔,扎大靠,执银枪、马鞭;潘派是戴扎中,穿软靠,佩宝剑,拿银枪、马鞭;黄派是照《沙滩救主》中的薛仁贵打扮,戴大翼巾,穿白箭衣,拿银枪、马鞭。周信芳没有专学某一派,而是对三派作了比较,对各派有取有舍。他学龙派,身上扎白靠,不用小嗓,用大嗓;学潘派的起霸,腰里佩宝剑;而“送别”学的是黄派。同时,周信芳还有与三派都不同的地方。比如,他不拿银枪,不戴扎中或扎巾盔与披中,而是戴的荷叶盔。可见他学戏决不满足于依样画葫芦,而是善于动脑筋,有自己的主见。张中原想,这些正是我们最需要学的东西。
过了几天,张中原和周信芳一起,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坐在路边,在破棉衣上捉虱子。因为天冷,他人蜷缩成一团。周信芳停下脚步,凝视了好一会才走。张中原若有所悟,就问:“这里又找到了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周信芳说:“演戏的要注意观察各种社会现象,这就是最真实的资料。”后来,周信芳在卡尔登剧场为名旦冯子和配演《鸿鸾禧》中的莫稽,就把乞丐捉虱子的动作用了进去,效果很好。
还有一次,周信芳送客人去宁波。在码头上,他看到黄浦江上的渔船在撒网捕鱼。那网很大,撒出去散成一片,很美。他忽然联想到自己演出的《打渔杀家》,其中有些动作还不够真实。于是他回去作了修改和设计。
舞台上道具的网是比较小的,但他撤的时候却当作大网来撒,并让桂英从船舱到后艄去把舵。萧恩年纪大了,显得“气力不济”,拉不动。这时,桂英再过来扶他。网撒下去以后,表示让它顺着水淌一会儿,待鱼进网,直到觉得网重起来,有鱼了,这才去拉。当网离开水面,靠近船舷的时候,萧恩气力不济拉不动了,人往前一冲,桂英赶忙过来在后面一扶,帮着拉几把。由于船头忽然增加了一个人的重量,船颠簸起来,于是萧恩与桂英合着“凤点头”锣鼓的节奏,用身段表现小渔船随着波浪一起一落的情景。这些动作身段,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又显得很美。
第五章移风社的历程
在抗战炮火声中成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驻扎在我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十九日,日军占领了东北重镇沈阳;不久又分兵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
“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在东北,但这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对全国人民都是一次激烈的震荡。作为一个有进步思想的艺术家周信芳,当然毫无例外地接受到了这种震荡波。
当时,周信芳正在上海演出《封神榜》。
那天演完戏,他在化妆间卸妆时,突然看到一张晚报,报上登载着“九·一八”事件的消息。他先是震惊,继而是愤慨,竟然忘记了自己还在卸妆,遽然拍案而起。他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应该用戏剧来表现人民的愤怒,鼓动民众起来与侵略者搏斗。周信芳连夜与戏院老板和戏班同人商议。他说:“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那样,再稳坐钓鱼台了(那几天他扮演的正是姜太公)。我们不能再演《封神榜》了,我们要演能唤起民心的戏。”
在大家的支持下,他毅然决定停演《封神榜》。
但演什么戏呢?
他想到了历史上亡国的教训,于是夜以继日地编写了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其中主要内容有《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等戏,这三个戏,与周信芳合作整理的是尤金圭。
《明末遗恨》写明末闯王兵围北京,崇祯皇帝与司礼太监王承恩夜行巡视,见军士面有饥色,意志消沉,就夜访各大臣,要他们募捐军饷。不料,众大臣的府第依然灯红酒绿,笙管鼓乐。当崇祯帝提到捐饷之事时,官僚们故作窘态,百般推诿。崇祯帝至此才恍然大悟:国弱民穷,皆因贪官污吏享乐肥私所造成。他感叹大势已去。国难难救,于是在煤山自缢而死。
这个戏着重揭露官僚只图私利、不顾国亡的丑恶嘴脸,辛辣地嘲讽了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激起人民群众民族自救的斗志。这出戏,周信芳是根据潘月樵的旧本加以改编的,加进了昆曲《铁冠图》的“杀官”、“撞钟”等戏的情节,并增添了大段的〔反二黄〕唱腔,增强了戏的艺术感染力。
当时,在新天蟾舞台上演了这出戏,演出阵容很强,挂头牌的除了周信芳外,还有南方四大名旦之一的小杨月楼和赵如泉、杨瑞亭。其他主要演员,有刘奎官、刘汉臣、王芸芳、刘斌昆等。
《明末遗恨》演出了半年之久,天天客满。戏中,当周信芳借崇祯皇帝之口,说“卖国的汉奸何其多”时,台下轰动了。他又悲愤地对两个皇太子说:“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这时,台下掌声如雷,全场观众群情激愤,甚至有人哭了起来。
这一时期,周信芳还演出了《洪承畴》、《董小宛》。洪承畴是明末蓟辽总督。清兵入侵,洪承畴领兵御之于松山。军败,洪被俘,遂叛国投敌。满清封他为招抚南总督军务大学士,使率军南下。洪母闻讯,怒筑“六离门”,以示“六亲不认,众叛亲离”之意,闭门不纳,痛斥其叛国之罪,并令洪子投义军抗清。她与洪妻自焚殉节。《董小宛》则是写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相爱。洪承畴与冒有隙。洪承畴降清后,向清世祖力誉小宛之美。世祖召小宛入宫,纳为妃,冒辟疆乔装入宫,与小宛诀别,被世祖得知,怒而欲斩冒辟疆。幸小宛求救,冒才得以释放。
这两出戏都揭露和鞭挞了汉奸的投降行径,歌颂了民族气节。在当时很富有现实意义,确实起到了周信芳所力求达到的“唤起人心,齐力救亡”的战斗作用。
“一·二八”淞沪战争以后,周信芳与天蟾舞台老板、大流氓顾竹轩决裂,脱离了天蟾舞台。他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移风剧社”。成立时,剧社仅十六个人。其中演员有:周信芳、周五宝、刘斌昆、王芸芳、王瀛洲;乐队七人;服装三人。移风社由周信芳任社长。下设演员队和乐队。演员队队长是周五宝,副队长刘斌昆。
脱离天蟾
周信芳是在天蟾舞台唱红的,为什么又要脱离天蟾呢?
天蟾舞台在英租界四马路附近的虞洽卿路闹市地段。剧场的设备与规模,在当时的上海滩上首屈一指,一、二、三层楼连包厢,三千五百个座位,戏台在上海也是最堂皇的。
旧社会在上海开戏馆、茶园的,都得有点势力,不是大大小小的“闻人”,也得有“闻人”作后台。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是个人过“青帮”、做过探目、开过香堂的“海上闻人”。他在上海各个行业中收下的徒子徒孙,有上万人之众,多半是黑道和半黑道中的人物,其中不乏亡命之徒。虽然他在当时黑社会中的地位比不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但由于他动辄指使手下演出全武行,故而颇使一般市民谈顾色变。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故而人称“四先生”,也有人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与他合称“四大金刚”。可见他在黑社会中的地位。
对于顾竹轩的这些底细,周信芳也是早有所闻的,况且当时他打算接受天蟾舞台的邀约时,曾有朋友提醒过他:“顾竹轩这人心狠手辣,当心别成了他的砧上肉。”但是,提醒归提醒,面对他当时背了一身沉重债务的窘境以及顾四提出的优厚条件,周信芳还是心动了。根据前台七成、后台三成的拆账条件,周信芳可以独得后台中的四成,这样拆法对于一个台柱来说并不算多,但因为天蟾舞台的座位特别多,所以每场的实际收入自然也高得多。双方谈“公事”时算了一笔账,即使平均每场夜戏只卖六七成座,票房收入也达一千二三百块大洋,这样,周信芳便有一百四五十块的戏份,月收入就达四千块左右。估计只消二年,就能把所欠债务了清。
经过再三斟酌,周信芳终于跟天蟾舞台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签合同时,顾竹轩还一再保证,合同期满后,去留随意,决不勉强。
周信芳进了天蟾舞台后,便根据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的长篇评话《龙凤帕》改篇成京剧连台本戏《龙凤帕》。上演后一炮打响,场场座无虚席。就连星期天所加演的《华容道》、《古城会》、《走麦城》等“关戏”,也颇受观众欢迎,同样是经常满座。
自从进入天蟾舞台,从《龙凤帕》开始,营业一直不衰,座无虚席。
头三个月,顾竹轩还按照合同条款办事,周信芳每月可得三千银元左右。但是第四个月,就减到一千五百元,第五个月便不到一千了。
周信芳问顾竹轩:“我的戏份怎么每况愈下了?”
顾回答说:“观众对《龙凤帕》看腻啦,戏票已经卖不出去了。别看还客满,其中有一大半可是送票的。。”
周信芳明知这是顾竹轩在耍花招,可也奈何他不得。为了不让顾再有借口,周信芳使用较短时间排了新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这个新戏一上演,又是连月满座。然而,周信芳得到的戏份却继续往下减。周信芳叫后台管事去问顾竹轩,顾却说:“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他要是愿意和我顾某交个朋友,那么就这样干,反正饿不着他一家。要是他不想交我这个朋友,那就由着他吧!”
对于班里的一些配角演员,顾竹轩更是霸气十足,无赖透顶。人家与他评理时,他常常把手枪往桌上一扔:“你们要是嫌戏份少,就拿这个抵数吧!”周信芳本来进天蟾是想早日偿清债务,现在却非但旧债未了,反而新债又添。裘丽琳好几次含泪问周信 芳:“这样下去,日子可怎么过啊?”
周信芳叹口气说:“熬到合同期满吧!”
特别使周信芳不能容忍的是,顾竹轩为了增加票房收入,有时竟擅自变换戏码,拉下原来定的戏目强令周信芳改演那些情节荒诞、内容恐怖的机关布景“新戏”。这更使周信芳下决心要脱离天蟾了。
然而,合同期满,顾竹轩却仍不放他走。小年夜,他请周信芳及前后台管事等吃年夜饭。这是一桌丰盛的燕翅席。席间,顾竹轩先是叹苦经,说是天蟾开张一年,亏损好几万,但戏馆还得开下去。接着就说:“希望在座的各位一起帮衬。肯帮忙的,就是顾某的生死之交,以后若碰到个什么事,我会替他出场的,要是不顾交情,那么我顾某也只得不顾交情了。”
那次出席宴会的,除了周信芳之外,全是顾竹轩的心腹、爪牙。顾竹轩讲了上述一通话后,顾的表弟、前后台管事马上附和。接着便是案目头脑、茶房头脑、账房先生和总稽查等人一个个表态,都说只要四先生肯赏饭,大家决计跟定四先生。那个绰号“斧头阿七”的总稽查,是顾的徒弟、三马路一带有名的地头蛇,在打架时惯用斧头砍人。他在表态时更是一副流氓腔,他持了几下袖子站起来大声说:“师父尽管放心,大家都是知道好歹的,要是真有人唱反调,也不用你老人家开口,我们这些做徒弟的先就不会答应。”“阿七,可别这么说,交朋友还得两厢情愿么。”顾竹轩笑着示意斧头阿七坐下,并把目光转向周信芳:“不知周老板的意思怎样,还想不想跟我顾某人交朋友?”
在旧社会,一个演员怎么斗得过有黑势力的大流氓呢!尽管周信芳心里老大不愿意,也不便于在这种场合硬碰,于是只好不置可否地苦笑一下,作为回答。顾竹轩便顺势举杯道:“周老板倒底是明白人,我知道你不会拆我台脚的。来,我敬你一杯!”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信芳喝下了这杯苦酒。从此只得继续留在天蟾舞台,为顾竹轩卖命。然而,周信芳对付的办法总还是有的。他想起民国初年,天津有位著名武生用在台上“泡”的办法,让生意“飘”掉,从而摆脱流氓老板的束缚。于是他也如法炮制,在台上“泡”,有时故意在台上荒腔走板,或是吊儿郎当,尽管因此招来倒彩,他也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万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无非是使顾竹轩让他离开天蟾。没有多久,顾竹轩就觉察了。他让人捎话给周信芳:“周老板近来做事好像有点不够漂亮。要是有什么难处,就请明说。若是暗地里拆台脚,可莫怪我顾某不讲情面了。”
他那“不讲情面”四个字,像一把刀刺向周信芳。虽说周信芳毕竟是名演员,顾竹轩未必敢于马上对他搞暗杀,但是派些爪牙把周信芳毒打一顿,或是搞些什么别的鬼把戏,弄得他终日不得安宁,那是很可能的。这时,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劝周信芳向巡捕房申请领一张手枪执照,买一枝手枪,可以防防身,但周信芳谢绝了。可是,这句话却钻进了裘丽琳的耳朵。他瞒着周信芳,托人申请了一张执照,花了一百二十块银元,买了一支白朗宁小手枪,偷偷地放在提包里,每晚陪着周信芳上戏馆,散戏后一起回家。隔了好久,周信芳才发现这一秘密。
周信芳就这样在台上“泡”了几个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顾竹轩并没有因此对故意“泡戏”的周信芳采取什么行动。原来其中有个缘故——自从周信芳在舞台上“泡戏”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觉得新鲜,认为麒麟童一贯在台上表现热烈火爆,麒麟童“泡戏”倒是少有的,“机不可失”,连一些原来不大看京戏的人也凑着去看热闹。这样一来观众仍很踊跃,票房收入自然并不减少。对于戏院老板来说,只要能赚钱,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顾竹轩后来也就不在乎周信芳泡不泡戏了。可是,对于周信芳来说,却是另一码事。他“泡戏”是为了脱离天蟾,而如今他并未达此目的,反而因“泡戏”而感到内疚——对不起观众。
周信芳跟朋友合计了一下,觉得长此以往,局面只会越来越糟。眼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以黑制黑”,利用帮会的力量去对付顾竹轩,也就是去找一个比顾的势力更大的人,请他出面劝顾罢手,放他离开天蟾。
议来议去,大家认为在上海滩的“闻人”中,只有黄金荣能使顾竹轩买账。于是,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再由李把周信芳引荐到黄金荣门下。
在举行了拜师仪式后,黄金荣果然从中调解。顾竹轩不得已同意周信芳离开天蟾,但又提出一个条件,不能在离开天蟾后接受上海其他戏院的邀约。周信芳被迫接受了顾竹轩提出的这个无理的条件。几天后,报纸上刊登了天蟾舞台更换戏码的广告和麒麟童因病辍演的启事。
周信芳在天蟾舞台唱了一年半戏,为老板赚了十几万净利,自己却反而新筑了债台,大部分行头进了典当,还欠下几个月房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离开了天蟾,摆脱了顾的羁绊。脱离了天蟾以后,周信芳就成立了移风社。上海的几家戏馆虽然都想拉周信芳去当台柱,但又怕得罪顾竹轩,因此都没有动作。
这时,正好北方有人来上海邀角,周信芳就应承了。然后,先向对方预支了五千元,赎出了一部分行头,又凑起一套班子,带上家眷北上了。
借花献佛
一九三一年夏,移风社从上海乘船出发,第一站是青岛,所带剧目以《明末遗恨》为主。
在青岛演出期间,当地戏班的演员杨寿山、周宴庭也参加了移风社,不再去别处搭班。移风社在青岛演了一个月,便转移到济南演出,也是一个月左右。然后,再回到青岛演了一个月,又重新去济南。这回周信芳还在济南的山东大戏院当了六个月的老板。在济南,移风社又增添了几名成员,主要有小生赵云卿、摔打花脸钟喜九和他的儿子、武生钟鸣岐。接着,移风社又移师北上,到北京、天津演出。
此时,周信芳在艺术上已经自成一派,观众自当刮目相看。
移风社在天津北洋戏院演出了十个月,带去的剧目将近百出,除了麒派名作《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四进士》、《坐楼杀惜》、《徐策跑城》等以外,还有连台本戏《封神榜》《天雨花》、《大红袍》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信芳演出了一大批富有现实意义的新戏《明末遗恨》、《洪承畴》、《汉刘邦》等。
当时,天津的形势已经很紧张。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急欲一口侵吞华北,而天津正首当其冲。日寇在天津大搞军事演习,成天炮声隆隆,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周信芳演出的爱国戏,在观众中产生的影响就更加强烈了。
周信芳演出《卧薪尝胆》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标题为:“唤醒国民,有益社会,激昂伟大,杰作佳剧”。演出《明末遗恨》时,“杀官”一场,公主问崇祯帝:“儿有何罪?”周信芳扮演的崇祯,以颤抖的声音说:“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演到这里,剧场中总会发出抽泣之声。观众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周信芳一面在演戏,一面却关注着长城口外的抗日战局。一九三三年二月,周信芳念及热河前方将士的辛劳和抗日物资的匮乏,便拿出一百元钱,亲自送到天津《大公报》馆,请他们转给抗日前方。
一天,有一位蜗居天津的清朝宗室遗老,看了周信芳的演出后,对他的戏艺十分赞赏。但他摆出一副恩赐的架势,给剧社送了一百元大洋,一心等着周信芳去“谢恩”。一位管事的问周信芳:“周老板,您看要不要去一下,表示一下谢意?”那时,移风社的经济情况不好,然而周信芳却笑笑说:“他送钱给我们,我们就收下。但决不去谢这个恩。我们就来个‘借花献佛’,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抗日前线的宋哲元部队。那边比我们更需要钱。”大家听了点头称是,暗暗称赞周信芳的义举。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好马连良也在天津演出。周信芳与马连良进行了第二次合作。他们在春和戏院连续演出了四天六场。
第一场演出《十道本》,周信芳饰演褚遂良,马连良饰演李渊。周信芳苍劲质朴、一泻千里的念白与马连良委婉潇洒的唱腔,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他们还合演了《一捧雪》、《小桃园》、《借东风》、《连营寨》等名剧。在《摘缨会》中,马连良饰演楚庄王,周信芳以武生应工扮演唐蛟,更是别开生面,令人瞩目。
五月,周信芳与新艳秋合作演出。他们演的《霸王遇虞姬》,新艳秋饰演虞姬,周信芳破例扮演了项羽。在《玉堂春》中,新艳秋演苏三,周信芳也出冷门,饰演了蓝袍刘秉义。对于周信芳宽广的戏路,观众纷纷称道。怒演《博浪锥》不久,周信芳带领刘斌昆、周五宝等移风社成员,在南京夫子庙一带演出。
一天下午,田汉突然来到戏院后台。他刚出狱,听说周信芳在南京,便赶来了。会面时,田汉谈到虽然释放了他,却不准他今后再写宣传抗日救国的作品了,言下不胜慨然。
周信芳听了,愤愤不平地捶了一下桌子说:“作家连写作自由都没有了,这算什么世道!”
他们又谈了些别的,便分手了。
不久,移风社转到南京下关一带的戏院里演出。
一天,蒋介石官邸来人,通知周信芳等人去唱堂会。周信芳虽然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满,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去应付一下。好在当天的戏码,可由周信芳自己选定,他决计利用舞台作斗争。那天晚上,周信芳主演《博浪锥》。这是一出揭露和反对秦始皇暴政的戏。周信芳饰张良。他在戏台上借古人之口,“指桑骂槐”地影射蒋的专制独裁。当演到张良站在桌子上,对周围的平民百姓怒斥秦皇的残暴时,周信芳越说越激动,几乎忘掉了自己是在演戏。最后,他愤怒地喊出了“打倒秦始皇”的口号。在台下看戏的几百名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傻眼了。但这毕竟是演戏,又不好发作。
戏演完后,剧社管事根据演出前讲好的条件,要官方派汽车送他们回戏院。岂料,负责联系演出事务的官员气势汹汹地说:“车子?没有!麒麟童在台上的劲头不是很足吗,就让他带着你们走回去吧!”
夜深了,大家走在回戏院的路上,都感到又饿又累。刘斌昆等人边走边骂:“哼,这些当官的真不要脸。我们辛辛苦苦地唱了一晚上戏,到头来不派车,连夜宵也不给吃......”
“这没什么,我在台上骂得够痛快的。”周信芳带着胜利的微笑,又做了个握拳的手势说:“他们当官的不开心,恨我,说明我没有白骂。”
蓝衣社的风波
在天津演出时,戏掮客孙九龄来邀周信芳的移风社到大连去演出。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并成立了伪满洲国。所以,周信芳表示谢绝。但是,孙九龄耍了个手法,他把定洋付给周信芳的母亲后,就避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周信芳不得不带领全班去大连。
周信芳一到大连,就被日本特务盯上了。
那时周信芳穿了一身深蓝色的哗叽中山装;而他的夫人裘丽琳又长得像外国人,这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他们认定,这对夫妇是蓝衣社的人。“蓝衣社”也就是“复兴社”,是国民党内部成立的一种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日本特务从大连盯起,一直盯到安东(丹东),终于“亮牌”了。
一天下午,正当周信芳走在大街上,忽然有个能操一口山东话的日本人,气势汹汹地拦住了他:“喂,你是蓝衣社的吧!他们派你来东北干什么?”“不!我不是蓝衣社的!”周信芳感到很茫然,连忙解释说,“我是唱戏的,来混口饭吃的!”
“得了,别客气了!”日本特务不相信他的话,又进一步问, “ 你在这儿有朋友吗?”
“没有。我只有一个老师在东北。”
“老师是谁?”
“郑孝胥。”
“喔!是他。”日本特务的语气变得缓和一些了。。一连好几天,这个日本特务都没有露面。一星期后,他忽然又出现了。
这次他不但对周信芳很客气,而且还送了一只特大的花篮,叫人放到剧场的戏台口上,表示祝贺。 他对周信芳说:“ 周先生,我调查过了,你真的是郑孝胥先生的学生。”
说罢,他从身边上拿出一张名片,说,“你在这儿要是碰到什么麻烦事情,只要拿出我的名片就没事了。”
原来,郑孝胥的书法很好。二十年代初,周信芳和高百岁、王芸芳等几位名艺人曾在上海拜他为师,学习书法,故有师生之谊。这次周信芳到东北演出,由于事先已经得知郑孝胥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的消息。所以,不愿去拜访这位已经成了大汉奸的老师。甚至当郑孝胥知道周信芳到了东北,特地派儿子去接他,要他到总理府去住两天时,周信芳也借故拒绝了。不料,正当周信芳遇到这次麻烦,只是无意中提起老师郑孝胥的名字时,竟然起了作用,化险为夷了。
以毒攻毒
移风社在大连演出情况很好,天天客满。甚至天下大雪,也照样座无虚席。
戏院老板是个“地头蛇”。合同期满后,老板为了多赚钱,提出要移风社继续演下去。周信芳考虑到整个演出计划,没有同意。老板见商量不成,就使出流氓手段,来硬的。当戏班想走时,他就叫手下人硬把戏箱扣住。唱戏的怎能离开戏箱?戏箱被扣住,人自然也走不成了。
正当周信芳一筹莫展时,剧社管事、周的内弟刘斌昆说:“信芳哥,把那个鬼子的名片给我,我有用。”
“你要名片干吗?”
“你甭管,只管给我好了。”
“你拿去,可别闯祸呀!”周信芳拿出日本特务的片名,不大放心地说。刘斌昆年轻气盛,他见老板蛮不讲理,仗势欺人,心中非常气愤,心想,你毒,我就来它个“以毒攻毒”。他拿了这张日本人的名片,到派出所去,找到了所长。
所长是日本人。他见了刘斌昆拿出的那张名片,又听说戏院老板不履行合同,硬扣戏箱的情况,当即表示愿意帮助解决。
当天下午,戏院老板就给军警抓走了。晚上回来时,已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垂头丧气地对手下人说:“放麒麟童走吧!”
第二天一早,移风社全班人员登上火车,继续北上。在车上,周信芳多少带点责备的口气对刘斌昆说:“斌昆,你怎么去找日本人帮忙呀!”
“这有什么?反正是借日本鬼子的手,打流氓的脸,这就叫‘以毒攻毒’嘛!”刘斌昆做着手势,满不在乎地说,“要不,咱们怎么走得了啊!”周信芳听了, 摇了摇头,叹口气说:“这世道,可真不像话!”
从大连到哈尔滨,已是一九三三年年底了。在这里演了两个月,卖座情况很好。当周信芳他们打算按合同结束演出时,剧场姓白的老板也想硬留,非要多唱一个月不可。他还扣着十天的包银不发,并放出空气说:“周信芳要是不给面子,不多唱些日子,我可对他不客气!”这个白老板比起大连的那个戏院老板来,势力更大,手段也更辣,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
这件事,还是由刘斌昆去处理。他故技重演,拿了那张日本人的名片,找到了白老板:“请看,这是我们周老板的老朋友。”刘斌昆指着名片,对白老板说。
接着,他又婉转地把安东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示意老板要知趣一点。
这一招果然又有效。白老板看到名片,顿时紧张起来,连忙说:“别,别,别误会!我是怕你们走了,场子空着,一时接不上,所以......”
“那,还有十天的包银怎么办?”
“好说,好说,马上就发。”
白老板不但当天就发了所欠的包银, 而且还特地备了几包礼物, 亲自为移风社送行。
尚小云包场
周信芳率领移风社从东北南下,到了北京。
周信芳虽然卓然成家,但要在北京这个京剧的发源地争一席之地,却并非易事。
那时,他贴演《打侄上坟》、《御碑亭》、《打渔杀家》一《打侄上坟》,周信芳饰陈伯愚,俞振飞饰陈大官类戏。当时观众习惯地认为,这些是谭派戏、余派戏,周信芳用“海派”路子演,没啥看头,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故而上座情况不佳。在西单牌楼哈尔飞戏园演出时,八九百座位有时仅卖出二三百。
自从周信芳到了北京,尚小云一直很关心他的演出情况。当他得知上座情况不好时,非常着急,连忙悄悄派人到剧场,把剩下的戏票全部买了下来,分赠亲友,一起去捧场。后来,周信芳率社转移到别的戏园去演出。尚小云又多次打电话到剧场,了解上座情况。
周信芳觉得老是让他包场,太过意不去。有时即使上座情况不好,也硬着头皮说:“还好!请来看戏呀!”
尚小云与周信芳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有一次,尚小云从北京到上海大舞台演出。不久,尚小云病倒了,不能继续登台。老板马上另外去邀来角儿,却把他搁在一边不管了。戏演不成了,看病又得花钱,尚小云的处境极其困难。
当时,担任上海伶界联合会负责人的周信芳闻讯后,连忙赶去看望躺在病床上的尚小云,并叫人请来名医替他治病。尚小云病愈以后,周信芳又给他买了火车票,把他送回北京。尚小云对此非常感激。
此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友情越来越深了。这次周信芳到北京,尚小云自然竭尽全力给予协助帮衬。
京华也有麒迷
在移风社在北京演出的上座率虽不佳,但周信芳的戏艺,在北京的同行中却反映很好。
他演出《苏秦张仪》,行家一百多人来看戏,其中有筱翠花(于连泉)等。周信芳在念白“借花献佛”一句中,“佛”字依中原韵念作“咈”,用满口劲,十足喷出,百多个行家齐声来了个满堂好。这是很少见的场面。北京有名的老生张春彦说:“把北京所有的名老生放在一只锅子里熬膏,也熬不出一个麒麟童来。”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周信芳,曾在北京迷过谭派戏,那么此时,在北京京剧界也有不少后生迷恋上了麒派戏。
那时,富连成科班里,北平戏校“德”字辈里,有一批十四五岁的学生。其中有不少就迷上了麒派,如袁世海、裘盛戎、李世霖、王金璐等。当时科班里有个规矩,不准学生多看外面的戏,说是看多了会学杂的。谁要是偷偷出去看戏,被老师知道了,就得挨揍。而袁世海等人却经常冒着风险出去,偷偷地看周信芳的戏。遇到富连成晚上有戏,而自己没事儿,他们就等台上一开锣,一个个从后门溜出去,卡准科班快要到散戏的时候再溜回来,这样老师不会发觉。要是白天有戏,晚上没戏就麻烦了。因为那时科班到戏院来回,都要排着队在街上走,到了还得点人数,夜里还要查铺。怎么办呢?他们就事先和带队的、点数的(也是同学)说好,再托人在临睡前把棉衣塞在被窝里,装着有人睡觉,以瞒过查铺的。于是自己在日戏散了排队回科班时“开小差”,在外面胡乱吃点东西,晚上就去看周信芳的戏,看完戏回家住。第二天一清早再偷偷溜回科班。这样居然瞒过了不少日子。
有一次却露了馅。皆因这些小孩子迷上了麒派,有时竟忘乎所以了。
一天,裘盛戎无意念中起高音锣打的锣经“仓、仓、仓”。当时北京都用低音或中音锣,周信芳用的才是高音锣。这一念,引起了旁边的袁世海的“迷劲”。他脱口而出,唱了一句麒派的唱腔,正好又被老师听到了。老师把他们两个叫到跟前,问:“这是麒派啊!学得不错嘛!什么时候学的?”裘盛戎与袁世海只得“从实招来”。结果挨了一顿板子。不过,挨完了打,他们还是偷着去看。可见麒派艺术魅力之大。
在北平戏曲学校学艺的李和曾也是麒迷。他也常常冒着违犯校规的危险,偷偷越墙出去看周信芳的戏。有一次,李和曾看完《明末遗恨》回来,被训育主任发觉了,不仅遭到严厉训斥,还受到罚跪的处分。后来,麒派对他们的演唱艺术影响很大。解放以后,李和曾正式拜周信芳为师,而袁世海则自称为“麒派花脸”。
“老牌”受困
周信芳这次在北京演出期间,总的说卖座不好。况且,有一段时期,移风社没戏唱。大家拿不到包银,经济上发生困难,许多人不得不靠典当维持生计。打小锣的张鑫海,空下来就常替别人跑当铺。
一天,青岛戏院的段经理到北京邀角儿。当他得知周信芳正在北京的消息后,立刻找上门来。负责移风社演出事务的刘斌昆,马上请段经理下馆子,逛天桥。刘斌昆因好久拿不到包银,手头拮据,还是把自己的两条羊毛毯当了五元钱,才有了请客的费用。这回,公事谈得很顺利,讲明每月包银一万一千元,先付半个月的钱。大家分到包银后,这才纷纷到当铺里去赎了当头。刘斌昆用掉的那笔“ 交际费 ”,也由周信芳付给了。
移风社由北京抵达青岛时,已是一九三四年冬天了。因为天寒地冻,上座情况也不好。演了半个月之后,戏院俞老板对刘斌昆说:“刘先生,你们从明天起,就别再演了吧!”
“为什么?”刘斌昆惊愕地问。
“你看,老是没生意,我可得赔本了!”
“那么,还有半个月的包银可怎么办?”
“当然不能给了。”
第二天,老板索性命人把写有“麒麟童”三个大字的招牌,从剧院门口拿了下来。
刘斌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心中非常着急。尤其因为这是他在北京接的生意,如今弄得进退维谷,在周信芳面前很不好交账。他只得马上找段经理,找了半天没见到人影。刘斌昆只好又跑到俞老板家中去交涉,要老板履行合同,让他们把戏继续唱完。老板不同意,应付了两句,转身便走了。俞老板的妻子是日本人。他本人也跟日本领事馆有来往,在当地颇有些势力。刘斌昆明知斗不过他,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寓所。
夜深了,刘斌昆正躺在床上,静静地思索着如何应付眼下的尴尬局面。
忽然,他听见楼上的地板有节奏地“咯咯”作响。 楼上是周信芳的卧室。 不问可知,他也在为停演之事犯愁,来来回回踱着步呢!
次日下午,寓所里来了一位客人说是要找剧社负责人。刘斌昆出来一看,原来是从上海来的熟人。此人是黄金荣的徒弟,名叫龚兆雄,外号“哑喉咙阿六”,是上海一家饭店的老板。他是麒派票友,能唱《投军别窑》、《追韩信》等戏。
“刘老板!”龚兆雄坐在会客室,见了刘斌昆,连忙站起来招呼。“我是特地来请周老板回上海的,到新开的黄金大戏院唱一个时期。”龚兆雄一边说,一边拿出三封信来,说:“喏,这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的信!”
刘斌昆早已猜出他的来意,接过信后却故意说:“现在还不能回上海,我们在青岛还没有唱完呢!”
“那么这两天干吗不唱?”
“大家太累了,休息两天再唱。”
“戏院门口周老板的牌子怎么没了?”龚兆雄疑惑地问了一句。
“喔!”刘斌昆怕被对方轻视,不敢告以真情,便搪塞着说,“那块牌子是被大风刮下来的。”
“既然这样,那你们在这里演完后,马上回上海,到黄金大戏院去唱吧!”“好的!”刘斌昆口里应着,心中却犯嘀咕了,便说,“不过,我们在长春时,顾竹轩派他的大儿子找过我们,要周老板回上海后,一定要先到他天蟾舞台去唱一个时期。这个情况,请你向黄金荣先生说一声。顾老板那儿我们也惹不起啊!”
送走了龚兆雄,刘斌昆马上把情况告诉了周信芳,商量了一下,然后,刘斌昆拿着“三大亨”的信去找段经理:“段老板,你们以后还想到上海邀角儿吗?请看,这里是‘三大亨’给周老板的邀请信,要他回上海去唱。可是我们已让来人告诉‘三大亨 ’了,周老板在青岛还得唱半个月才去。你看,这戏还要不要唱下去?”
一看是上海“三大亨”的信,段经理觉得周信芳的来头不小,不可得罪,否则,以后想到上海办事、邀角,交道就难打了。他马上换了一副脸色道:“唱下去,唱下去。待会儿我跟俞老板说一声。没问题的!”
“你们不是怕没生意吗?”刘斌昆见对方态度变了,就高兴地说, “我倒有个主意,明天起,咱们唱连台本戏《封神榜》,每天一本,准能卖座。” “这可是个好主意,干吗不早说呢?”段经理显得很兴奋。
第二天下午,段经理叫了一帮子人,吹洋号,打铜鼓,在大街上扛着“麒麟童”的牌子,大声喊着“麒麟童的牌子没挂牢,被大风吹掉了,我们向他道歉!”
队伍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后,重新回到剧场门口。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 “麒麟童”的牌子又被重新挂了上去。这一着,无异于为周信芳专门做了一次活广告,加上周信芳主演的《封神榜》很有吸引力,所以天天客满。半个月到期后,欲罢不能,又加演了三天。临走前的最后一场戏,周信芳换了戏码,唱的是《追韩信》。
青岛的演出全部结束后,俞老板为了进一步表示歉意,还特地在当地一家德国西餐馆宴请了周信芳等人。
在夹缝中唱戏
一九三五年春天,周信芳率领的移风社结束了北方之行,回到了上海。
周信芳离沪数年,上海的“麒迷”们已是望眼欲穿。那天“麒迷”们欣喜若狂,几百人手持小旗,到车站去欢迎“麒老牌”归来。也就在这个时候,麒门弟子高百岁、陈鹤峰和麒派票友郭脩脩、朱联馥以及周信芳的女婿张中原等,组织了“麒艺联欢会”。
还是在返沪前,顾竹轩派人告诉周信芳,一回到上海,必须首先去天蟾舞台演出;黄金荣也提出过同样要求,要他返沪后先到黄金大戏院唱一个时期。顾竹轩虽然比黄金荣的势力小得多,但也不是好惹的。这事很棘手,周信芳犯难了。
当年,周信芳为了对付顾竹轩而曾经拜在黄金荣门下。这一次,周信芳北上回到上海,先去拜访了黄金荣。当谈到究竟先在哪儿唱时,黄金荣说:“信芳,你不要先去天蟾,顾竹轩那里你不必担心,我保你没事。”黄金荣顿了一下,又说“不过,这件事没有必要跟顾闹得太僵。我看这样吧,你还是先到汉口去唱些天,回到上海再进黄金大戏院。这样说起来,你从北方回来,就不是先来黄金大戏院。这也算是给顾竹轩一点面子了。”
周信芳只好答应了。移风社成员在上海休息了没几天,就去了汉口。不料,黄金荣这一折衷的办法,并没有取得顾竹轩的谅解。
一天,顾竹轩来到黄金荣家中。
两人寒喧一番后,顾竹轩便开门见山地提出:“周信芳从武汉回上海后,一定要先让他到天蟾呀!”
“这可不行,前些天信芳从北方回来,我没让他马上到黄金大戏院,而是失去汉口转一圈。这已经是给你很大的面子了!”黄金荣见顾竹轩纠缠不清,不高兴地说。
听到这里,顾竹轩突然站起来,从腰间摸出一支白朗宁手枪,往桌子上一放,脸色阴沉地说:“噢,黄先生,你看我这把手枪怎么样?”
“哼,这枪倒是不错!”黄金荣拿起手枪,端详了一番,又冷冷地朝顾竹轩看了一眼,把枪扔还给他说,“只怕你未必开得准吧!”
顾竹轩没再说什么,收起手枪走了。
第二天,顾竹轩突然被警察局抓去,关押了起来。虽然没几天,他就被释放,但毕竟已栽了跟头,以后也就没那么神气了。
周信芳从武汉返沪后,首演于黄金大戏院。头场演出时,麒迷们纷纷送来花篮、锦旗等礼物约数百件。著名画家吴湖帆还以手书大幅楹联“百口齐唱萧相国,万人争看薛将军”相赠。这是人们对周信芳的名作《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投军别窑》的赞赏。同时,上海各电台大放麒派唱片,报纸上也大登评价麒派艺术的文章。
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一连演了三四个月。演的戏目有新编的《明末遗恨》等。顾竹轩对此也无可奈何。不过,对于周信芳来说,这种在“夹缝”里唱戏的日子,毕竟也是不好过的。
第六章孤凫樯帆
平剧界怒吼了
一九三六年,周信芳又带着王芸芳、张德禄、王兰芳、刘斌昆、刘韵芳、刘文奎等到北方演出。一九三七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当时,周信芳正在天津演出,因为时局剧变,戏班困在天津动弹不得,后来想尽办法才回到了上海。
周信芳回上海时,正赶上“八·一三”上海战争。船刚靠拢上海码头,敌机就在黄浦江上空狂吼一气。周信芳一直站在船头上,两手叉在腰里,怒目而视这一批批敌机掠空而过。这时演员们的行李已经卸完,管事的怕出危险,劝周信芳离去,愤怒的周信芳没有理会。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上海地下文委成员田汉以及欧阳予倩,是文化界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周信芳一回到上海,就积极参加了救亡运动。不久,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
一天,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前台二楼的办公室举行座谈会。会议由田汉、欧阳予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于伶、殷扬、田洪、胡萍、龚秋霞等,京剧界有周信芳、高百岁、金素琴、金素雯、李瑞来、吕君樵等。
周信芳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会上,周信芳还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歌(平)剧部。会议一致同意了这一倡议。 几天以后, 文化界救亡协会歌(平)剧部成立大会在卡尔登戏院举行。
参加者有数百人。与会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群情激昂。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周信芳为歌剧部主任。
第二天,上海的《救亡日报》上,以“旧(平)剧界怒吼了,祝歌(平)剧部诞生”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刊登了上次座谈会集体合影的照片。
歌剧部成立后,随即开展了繁忙的救亡宣传活动。周信芳与高百岁、金素琴、金素雯等人曾奔赴近郊战场的前沿阵地,向抗日战士进行慰问宣传。他们还去后方伤兵医院,慰问负伤战士。。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慰问宣传,有力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
周信芳经常出现在电台,进行义播劝募,并播唱了全部《明末遗恨》。
在上海租界,收音机里到处都能听到周信芳苍劲有力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周信芳还义演过两场戏,一场是前辈名旦冯子和主演的《红菱艳》,一场是周信芳主演的《全部武松与潘金莲》。当时一般演出,前座票价为一元二角,但这次义演,前座票价卖到每张十元,后座票价不变,仍旧是六角、四角。前座票子由周信芳及周夫人等推销,两场戏全部客满。所有票款收入全数捐赠给有关部门作为抗日救亡的经费。
当时,周信芳经济并不宽裕,他的一批行头不久前被他的跟包拐走,而且每月还要还一部分债务。但是眼看天气转冷,为了救济受难同胞,他与夫人想方设法筹集了一笔钱,买了一些粗布与棉花,由周夫人发动闺中友好,聚在他家的客堂里缝制了一批寒衣,送到灾区救济难民。
拍摄影片《斩经堂》
一九三七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邀请周信芳拍摄戏曲片《斩经堂》,由费穆担任艺术指导,周翼华导演,黄绍芬摄影。
《斩经堂》原是徽班名剧,写西汉末年,王莽篡位,通缉刘秀,潼关总镇吴汉擒获了刘秀。但吴母不忘汉室,加上王莽与之有杀夫之仇。乃命吴汉释放刘秀,又命吴汉杀其妻、王莽之女王兰英。吴汉不忍,吴母以死相逼。吴汉至经堂,兰英正诵经卷,见吴汉带剑而至,问明,夺剑自刎,吴汉乃飞马出关《斩经堂》中饰吴汉(一九三五年)投奔刘秀。
《斩经堂》是一出表演艺术方面很有特色的戏,也是周信芳的代表作。
在影片中,周信芳饰演吴汉,袁美云饰演王兰英,这是周信芳第二次上银幕,但真正在银幕上留下形象而传至后世的,《斩经堂》却是第一次。《斩经堂》是有声片,周信芳正当盛年,唱做念打精气神十足。特别是“杀妻”一段,吴汉奉命来到经堂,这里有大段的唱腔,其中的〔二黄垛板〕:前堂奉了母亲命,经堂要将你人头割。
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夫妻难以下毒手,我本当不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前堂等人头。
这才是马到临崖难回头,船到江心难补漏。
贤公主,只为你是仇人之女不肯留。(转〔原板〕)
我泪如雨流,贤公主喏!
他欲斩公主,而又犹豫不忍下手,将佩剑左右三摆,一绕剑穗,转身拔剑,未出鞘,一停顿,再插归鞘。周信芳通过感人肺腑的唱腔和优美繁复的舞蹈身段,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吴汉此时此刻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激烈的内心冲突,极为精彩。
当时,戏曲片的拍摄尚属初创阶段。但在拍《斩经堂》时,已经注意了如何克服在时空推移和场面调度方面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某些矛盾。在电影镜头转换和剪接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尝试,比以前拍的戏曲片有所进步。在背景处理方面,周信芳与费穆商量,既采用了许多写实的背景,如巍峨的关寨,幽深的树林;同时又保留了许多传统戏曲的虚拟手法及马鞭等特有的道具。影片最后,王兰英自刎后,吴汉投奔刘秀,接上翻身跨上真马驰骋林莽的镜头,也显得别开生面。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月,《斩经堂》正式在上海新光电影院首映。田汉、桑弧分别在《联华画报》上撰文评论。田汉在题为《(斩经堂)评》的文章中说:“银色的光,给了旧的舞台以新的生命。”“中国旧戏的电影化是有意义、有效果的工作。”当然,这部电影中,还有不少不妥帖的地方,在某些画面里,依旧有上场门、下场门的痕迹。
在《 斩经堂 》拍摄过程中,还利用现成的场面和衣箱,演了一个短小的喜剧小品《前台与后台》,由费穆编剧,周翼华导演。
后来,华安影业公司接办“联华”。他们计划拍摄一套《麒麟乐府》,内容是周信芳的好几出名剧。《斩经堂》就作为《麟麟乐府》中的第一部,继《斩经堂》后,准备拍第二部。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途停止。于是这个计划只能付之阙如了。
未实现的梅周合作
“八·一三”战争以后,卡尔登戏院准备搞一次梅兰芳与周信芳的合作演出。
当时梅兰芳寄居香港,周信芳在卡尔登做后台负责人。卡尔登戏院座落在英租界派克路与白克路口,场子并不大,有八百多个座位,原是电影院,现改唱京戏,采取前后台分账制。
一天,卡尔登的老板找周信芳商量。他说:“周老板,我想请梅先生来上海与你同台演出,你看如何?”
周信芳一听,十分兴奋:“梅先生能来上海演出,那真太好了。”
卡尔登老板打算,梅、周合演放在比卡尔登更高级,座位更多的大上海戏院去唱。这一点,周信芳也很同意。
老板觉得较难办的是梅、周二位牌子怎么挂的问题。他试探地问:“周老板,梅先生来的话,你们二位的牌子怎样挂比较好?”
周信芳听了,笑笑说:“梅先生戏艺高,名望大,他挂头牌,我挂实二牌。”
老板又补了一句:“你要不要挂个特别牌?”
“不!我挂实二牌好!”
卡尔登老板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着手筹备。
首先是托费穆到香港与梅兰芳接洽。费穆与梅兰芳一向契合,梅兰芳把他视同畏友,因此请他去谈最合适。除了邀请梅、周以外,还准备请老生谭富英,小生姜妙香、俞振飞,丑角萧长华,二路老生王少亭,花脸刘连荣,还有为周信芳配戏的旦角王熙春以及卡尔登的班底。
其次是拟戏码。周信芳的《明末遗恨》;梅兰芳的《费宫人刺虎》;梅兰芳的《玉堂春》,周信芳加入串演蓝袍刘秉义;《牡丹亭》是前周信芳、王熙春合演“春香闹学”,后梅兰芳、俞振飞、王熙春合演“游园惊梦”;《霸王别姬》是梅的虞姬,周串演霸王;还想请费穆把梅的《太真外传》浓缩改写成连演两夜场唱完的《长生殿》,梅演贵妃,周演唐明皇,俞演李太白,王演梅妃。特别有趣的是:还安排了一出《战蒲关》,梅的徐艳贞,周的刘忠,谭的王霸。这是周信芳与梅兰芳幼年时在喜连成合演的戏。这些戏码确能发挥各人所长,并有珠联壁合之妙。因此周信芳深表赞同。
费穆同梅先生洽谈后,从香港回到上海。他说,梅先生对这次演出及戏码安排都很满意,但梅先生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虽然他与上海开戏馆的顾竹轩、金廷荪等闻人毫无瓜葛,但如果他们对此有什么闲话,要卡尔登老板出面对付。第二件,这时上海租界四周,已经为日寇占据,如果“大道市政府”要强令他广播,那么他是决不妥协的。这一点要戏院方面负责抵挡。费穆带来的回话,使卡尔登的老板颇费踌躇。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把握解决。如果兴师动众,角儿云集,到头来却横生枝节,不仅经济损失不得了,而且很难收场。考虑再三,只得忍痛作罢。
于是,这次想象中极为精彩纷呈的梅、周合作,终于未能成为现实。
东山再起的移风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日寇占领了上海。上海沦陷,只剩了英、法租界,遂成为孤岛。
这时,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走向前线和农村宣传抗日。其中有五个队,辗转到达武汉,后来与一些进步演剧团体改编成十个抗敌演剧队。周信芳与欧阳予倩等被留下来,在孤岛上海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南市大火那天,田汉与苦难的上海凄然告别,周信芳到金家码头送别。田汉握着周信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无论是离开还是留在上海,我们都是在战斗,为不做亡国奴而斗争!”
周信芳紧紧地握着田汉的手,说:“老大!请放心!我会记住你的话的。请一路珍重。”
那时,欧阳予倩组织了一个中华剧团,成员有金素琴、金素雯、葛次江、张彦堃、李吉来(小三麻子)、李东来、何英奎、马金凤、许幼田、陆小亭等。剧团鲜明地打起“改良平剧运动”的旗号,准备专演自己编写和改编的一些抗日爱国的京戏,如《梁红玉》、《桃花扇》、《渔夫恨》等。但是他为没有演出场所而发愁。正好,周信芳这时想把卡尔登戏院租下来。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一起合租。一家一天轮换着演出。最主要的困难还是钱。幸亏周信芳与岳母的关系有所转机,这给他帮了大忙。
裘丽琳自从被迫离家出走后,开头两年,大年初一还回娘家拜年。但她母亲却不愿下楼接见她,她的兄嫂也避而不见。后来,她赌气不去了,但还是每年三节派人送去节礼。有一年的小年夜,裘丽琳照例派人把节礼送到娘家去。送礼人回来说,这一次老太太特别客气,还叫住他问长问短。裘丽琳认为,这是一个“解冻”的信号。
年初一早上,裘丽琳上门去给母亲拜年。分别几年,母女一见面,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过,两人都装作好像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老太太只是问:“就你一个人来的吗?”
裘丽琳回答道:“信芳本来应当一起来的,可他怕你还在生他的气,所以我一个人先来了。”
老太太笑了笑说:“你们要真的怕我生气,当初也不会那样了。”
就这么一句话,谈笑之间,把往事一下子都抹掉了。裘丽琳马上把周信芳接来,对母亲行了“见面大礼”。这之后,裘丽琳就经常回娘家了。一天,老太太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红封袋递给裘丽琳:“你又是我们裘家的人了。我们是开银楼的,你哪能没有几样像样的首饰。这点钱拿去自己添办吧!”裘丽琳回家,拆开红纸封套一看,里面装着一张钱庄存折,上面的数字是陆万元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周信芳与裘丽琳又惊又喜。
得到了这一大笔钱,租用卡尔登剧场一事就成为现实了。周信芳恢复了原来组织的移风社,在人员上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仍由周信芳任社长。金庆奎任后台文武总管,李长山为文管事,李人俊为武管事,张世恩为场面(即乐队)负责人。主要演员有袁美云(原为京剧演员,后为电影明星)、高百岁、杨瑞亭、刘文魁、王兰芳、张畹云、路凌云、贾斌侯、刘斌昆、刘韵芳、张津民、李文浚、姚渔村、王仲平、曹慕髡、梁次珊等。
周信芳的移风社与欧阳予倩的中华剧团轮流在卡尔登戏院演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移风社在卡尔登戏院演出了《明末遗恨》,接着中华剧团演出了《渔夫恨》、《梁红玉》等。《梁红玉》由欧阳予情编剧,塑造了一位抗金女将的英雄形象。她勇敢热情,足智多谋,善用策略。当金兀术派军师哈米蚩到宋营谈判,要求割地时,梁红玉义正辞严地说,“什么?要我们让出这一带地方?自古以来,那里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身为武将,守土有责,寸步不让...”最后一场,为了打退侵略军,梁红玉下令,打开兵器库,武装百姓,共同把金兵赶出黄天荡。演这些戏目很明确,欧阳予倩说:“都是为了抗战作宣传。”周信芳曾陪同郭沫若、于伶等观看《梁红玉》,并热情地向欧阳予倩及其同仁祝贺演出成功。不久,中华剧团移师更新舞台演出《桃花扇》等。后来欧阳予倩离开上海,经香港到广西桂林。这样,卡尔登戏院就由周信芳的移风社独立支撑。
孤岛时期,上海京剧舞台情况很复杂。在舞台上出现了荒淫色情的剧目,连“电子真蛇”“ 脱衣舞”等都上了舞台。周信芳领导的移风社和其他爱国艺人都不愿同流合污。他们努力编演了许多宣传爱国思想、鼓舞抗敌斗志的进步剧目。周信芳领导的移风社,可说是为抗日救国呕尽了心血。那时,午夜起常常实行宵禁。他就利用散夜戏后的时间来排戏。
他领导的移风社与别的剧团不同。首先是重视剧本编写,像《明末遗恨》、《冷于冰》是周信芳亲自编写的;《温如玉》是杰出的京剧艺术家冯子和编写的;《文素臣》则是著名电影艺术家朱石麟所写。
周信芳对剧本的采用和处理,态度很慎重。凡是新排的戏,本子拿来后,他总要亲自审读,并且根据演员条件,和作者商量,进行修改加工。他从来不随便抓个剧本来就乱演。本子一旦定了,就不随便改动,要求演员在台上根据剧本唱念。他自己更是带头唱念剧本上的台词,反对那种“台上见”的作风。有时,他又把某场戏交给主要演员去补充、丰富,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主要演员的长处,另一方面也是集思广益,使剧本更加丰富、完善。周信芳排戏时不仅认真,而且常常循循善诱地启发演员表演。有一次,排练《文素臣》,一位演员演张老实。当他看见一个大元宝,动了心思,但表情总是不够味儿。周信芳就给他做了一个示范动作。周信芳瞪大了眼珠,瞧着元宝,两手曲举过肩,五指张开,说:“呀!一个大元宝!”他用这种夸张的动作,很生动地把一个爱财人的心理刻画了出来。
在周信芳领导下,移风社的演出态度严肃认真,演员在台上从不偷工减料或马虎走神。平时生活中,也努力克服旧戏班中的一些坏习气。因此,移风社在京剧界颇得好评,人们说:“卡尔登出来的人是有王法的!”
对年轻人的缺点,周信芳总是处处从爱护出发,从不求全责备。那时移风社有一位青年演员,叫葛次江。他是欧阳予倩在南通办的伶工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先在中华剧团唱戏。后来中华剧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维持而解散了。周信芳看过葛次江在《桃花扇》里演的杨文聪,觉得不错,有培养前途,就吸收他进了移风社,并让他扮演《徽钦二帝》中的张邦昌等较重要的角色。有一次,葛次江演张邦昌。那天,天气炎热,他演完“金殿争辩”一场下来,感到实在太热,便把“胖袄”脱了下来,凉快一下。他以为离下面城楼一场大戏还有一段时间,因此一边乘凉,一边在背下面的词。不料这时忽然有人叫道:“张邦昌赶快上场!”原来葛次江忘了当中还有张邦昌挨打的一节戏呢,结果误了场。
接下来是“城楼”一场,张邦昌念白很多。葛次江因为误了场,心里很懊丧,念词也不流利了。同场的周信芳听了,立即跑到城墙后,对他低声说:“误了场,过去就算了,不要放在心里,注意把下面的戏演好,沉住气!”葛次江听了感动极了,立刻镇定下来,从容地把戏演了下去。
为了把青年人吸收到进步戏曲事业中来,周信芳还曾计划成立一个移风分社,让青年演员参加。为此,他亲自下剧场选贤。他曾到卡德大戏院、先施公司京剧场等处看戏,看过徐鸿培、杨宝童演的《明末遗恨》等。只是后来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移风分社未能建立起来。
两颗“艺术炸弹”
恢复后的移风社,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共坚持了四年之久,演出了大量新编的历史剧和传统戏。如胡梯维编写的《香妃恨》,周信芳根据传统剧目整理加工的《亡蜀鉴》,还有周信芳当年在南国社跟欧阳予倩合演过的《武松与潘金莲》,周信芳、冯子和编的《温如玉》、《冷于冰》,连台本戏《文素臣》等等。
卡尔登戏院比较小,台也小,无法卖弄机关布景,全靠戏好,演员好,才能吸引住观众。比如《文素臣》,由著名电影家朱石麟编剧,场子紧凑,高潮迭起,还运用了电影手法,连满了四个月。在三本“金殿骂奸”一场中,慷慨激昂的念白,获得满堂彩声。《文素臣》被称为独具风格的新型平剧。一九三九年,上海的申曲、电影、弹词竞相仿演,时人称之为“文素臣年”。那一时期,每逢札拜天,由周信芳、高百岁演出老戏折子戏,也是每场必满。这时,周信芳还清丁全部债务。以前被跟包偷去不少行头,如今也新置齐全了。还在蒲石路高福里买了一栋住宅。
周信芳演得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他自编自演的《徽钦二帝》和《明末遗恨》这两部戏。有人说,这是周信芳在抗日时期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 ”,这话是不过份的。
《明末遗恨》,周信芳从“九·一八”之后就多次演出过,可是现在抗战全面爆发,祖国大片土地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再演此剧,其效果就更强烈了。
第六场闯王兵犯山西,危及京城,崇祯皇帝撞钟擂鼓,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国丈田宏遇提出:“万岁何不向百姓输捐粮饷。哪个不肯,就国法从事。”这时崇祯有一段长篇的念白:“听国丈之言,叫孤去输捐百姓,嗐!百姓们虽有救国之心,但是他们能有多大力量。国家捐了他们不止一次了。捐得他们精力全疲,而且自顾不暇,现在那里还有钱来捐助呢?虽然爱国心未尝少息,但是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这做元首的,再去压迫他们,敲他们的骨髓,实在的于心不忍。可是那些面团团,腹便便的有钱的百姓,他们又没有爱国思想。一个个花天酒地,我我卿卿,逢到缠头之费,一掷千金,国家兴亡,置若罔闻,慈善事务,不舍分文,富翁如此,能不痛心也。”这里写的是明末历史的状况,其实分明影射当时抗战初期社会的现状。
在“ 踏雪探府 ”一场中有一段崇祯皇帝与太监王承恩的对话:崇祯:这是做什么的?
王承恩:这是守夜的兵卒。
崇祯:他们不冷么?
王承恩:不到换班的时候,不敢擅离寸步。崇祯:他们的长官也在此处?王承恩:他们的长官,早就抱着姨太太入温柔乡了!
崇祯:他们多少俸银?
王承恩:二两银子一个月。
崇祯:只有二两银子?
王承恩:他们八个月没有关饷啦!
崇祯:孤的国库空虚,都发了饷了哇!
王承恩:您的饷银是按月不缺,都被他们的长官从中给克扣去了!
崇祯:咳!这就莫怪天下大乱了!
周信芳饰演崇祯皇帝,念、表苍凉有力,抑扬顿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段对白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观众无不拍手称快:“骂得好!”当念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台下总是响起阵陈掌声。
在“杀宫”一场,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 ”一字一句,催人泪下,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
接着崇祯闻报义军杀进紫禁城,知道大势已去。皇后跪在他面前求计,崇祯无言以答,右手拿起一块白绸子,举到面前,四目相对,默默无言,崇祯以绝望的眼神暗示皇后,只有“黄泉道上再相逢”了。皇后会意,拾起白绸急奔而下。崇祯又手刃长平公主,走出后宰门。此时锣鼓声起,撼人心旌,崇祯在悲凉的〔二黄〕唱段“战鼓咚咚连声震”中起跑圆场,惊恐之中靴子也掉了,他一边跑,耳边仿佛听到乱军中百姓的悲号,他时而登山,时而跌扑,最后在“ 实无面目见先灵”的唱词中,作挺立僵尸的塑像,表现他吊死在煤山。
《明末遗恨》这出戏,以前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林树勋、七盏灯等曾在新舞台演过。周信芳根据潘月樵的旧本进行改编,并有许多新的创造。潘念京白,周念韵白;雪夜访国丈, 潘一人背太子, 周不背太子, 但带着太监王承恩; 潘本没有“撞钟”,周则加进了昆曲《铁冠图》的“撞钟”、“杀宫”的情节,还利用前人笔记所载,充实戏的情节;新舞台演出,带“刺虎”,周演至煤山上吊为止。周还在戏中增添了大段的〔反二黄〕唱腔。在表演方面,则把潘月樵的狠劲,高庆奎的激情,化为麒艺的血肉。这出戏十分叫座,一连演了半年多,天天客满。“踏雪拜府”一场,还被灌制成唱片,在电台播放。在孙景璐主演的影片《孤岛春秋》里,也穿插了《明末遗恨》的片断。周信芳还经常演出《徽钦二帝》。周信芳饰演宋徽宗。这出戏的剧情大意是:宋徽宗沉湎声色,信奉道教,叫道士郭京演六甲神兵;他罢斥李纲,而重用童贯、张邦昌。金兵粘罕攻破汴梁,掳徽、钦二帝,囚于五国城,使之青衣侑酒。侍郎李若水随行,痛斥金人后殉节。这出戏,以前欧阳予倩与夏月珊在新舞台也曾演出过,但重点描写宫闱荒淫,权臣误国;这次周信芳演出的《徽钦二帝》,却突出了亡国之痛。
有一场戏,徽宗昏昏沉沉地独自饮酒,大将张叔夜上来禀报城池已失。
这时扮演宋徽宗的周信芳把水袖急翻几下,一手按住酒杯,双目瞪住张叔夜,头部不住地摇晃,感染力极强。每次演出,剧场效果都十分强烈。当观众看到徽宗、钦宗被金兵俘虏,一路押送时,联想到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山河的现实,无不激动得流泪。徽宗有两句对百姓的唱:“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观众也深得共鸣。
同时,舞台上投降敌人的奸臣张邦昌等反面形象,也引起了观众极大的愤慨。他有一段念白:“我这个皇帝,是你们要我出来做的,无非是,维持维持地方而已。。”这正好是当时汪伪政权无耻嘴脸的真实写照。因此每当演到这里,都能引起观众的哄堂嘲笑之声。由于这出戏有力地抨击了妥协、苟安、投降卖国的汉奸,激励了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所以,使得敌伪心慑胆寒。
当时,在上海的汪记特务机关“七十六号”,便对移风社加紧迫害。周信芳、高百岁、王熙春等主要演员,都接到了恐吓信,信中还附着一颗子弹。汉奸们还派人威胁周信芳:“这个戏立即停演,否则就要你好看。”敌人还放出风来,再演就在剧场里放两条蛇。但周信芳毫不畏惧。他时同人们说:“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威胁吓倒,我们演我们的。”
敌人阴谋未能得逞,又迫使英租界工部局出面干预。他们开了警车,停在剧场门口,几名警官带着《徽钦二帝》的剧本,坐在场子里逐字核对,找岔子。有时,敌人还突然派武装巡捕到剧场搜查。最后,竟无理地勒令停演《徽钦二帝》。
周信芳对此十分气愤,在最后一场开演之前,他让人在戏院门口贴出大字通告,说明“奉命停演”的经过,引起广大观众和民众对敌伪和英租界当局的极大愤慨。”《徽钦二帝》一共演出了三个星期,就被扼杀了。
周信芳为了激励观众的民族气节,还编写了《史可法》、《文天祥》两个本子。后来虽然由于遭到敌伪当局的查禁,未能同观众见面,但周信芳还是不顾敌人的恐吓,在卡尔登戏院舞台两旁挂出了像对联一样的新戏预告,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斗大的字,使观众一进剧场,仿佛眼前就浮现出这两位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被他们唤起强烈的民族抗敌情绪,从而得到激励和鼓舞。这个预告一直挂到移风社被迫解散。这既是周信芳一片爱国热忱的袒露,同时也显示了他巧妙的斗争方法。
演出话剧《雷雨》
一九三八年,上海虽成孤岛,但尚有“ 八百壮士 ”坚守在四行仓库,继续抵抗日寇。
那时节,上海枪炮声 从未间断过。经过孤军抗战的“八百壮士”,后来被移至胶州公园集中。各界爱国同胞纷纷募捐,并派代表前去慰问。周信芳得知此事后,当即派了李文浚、曹慕髡为代表前去联系,并决定去胶州公园慰问演出。他们把舞台上用的幕布、地毯都搬了过去。周信芳还把自己的私人汽车拿出来,作为演出时的运输工具。
那天演出的节目,有姚渔村、王仲平、张畹云的《战蒲关》,李文俊的《潞安州》等。《战蒲关》是写汉朝蒲关守将王霸为敌军围困,粮草断绝,城中彼此相食,王霸为振奋军心,固守城池,忍痛杀妾徐艳贞,以人肉犒军;《潞安州》则写金兵侵宋时,金兀术攻潞安州,潞安州守将陆登誓死扼守,后孤军不敌,被金兵攻破城池,陆登自刎殉国。周信芳用心良苦,这些戏借古喻今,颂扬了固守孤城、誓死抗敌的忠烈儿女,对“八百壮士”的抗日热忱是一种热烈的褒奖和有力的鼓舞。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孤岛上海的进步人士为了救济难民,联合举办了慈善义演。周信芳领导的移风社,也积极参与共事,并与一些文化界人士联合演出了话剧《雷雨》。演出地点是卡尔登戏院。周信芳扮演主角周朴园。其他演员大多为移风社演员,还有一部分则是文化界、新闻界人士。金素雯饰繁漪,桑弧饰周冲,胡梯维饰周萍,高百岁饰鲁大海,张慧聪饰四凤,马蕙兰饰演鲁妈。导演是朱端钧。
周信芳参加过话剧团体南国社,曾多次与话剧演员同台,因此对话剧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与了解。但正式演出话剧,这是第一回,京剧名伶客串话剧,这在菊坛也属首次。周信芳演出《雷雨》时,还是充分发挥了他演京剧时擅长做工的长处,以丰富的表情、神态刻划周朴园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格。第二幕,周朴园与侍萍会面一场,周朴园开始不知在他面前的就是侍萍,因此向她打听当年侍萍跳河的情况,表现他对往事的眷恋。这位并不相识的老妈子十分熟悉当年的事情,使他心生疑虑与警觉,他几次突然问侍萍:“你——你贵姓?”“你姓什么?”“你是谁?”周信芳处理得很有层次。最后一幕,周朴园叫周萍来认生母:“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周萍半狂地说:“不是她!爸,不是她!”周朴园暴怒地说:“ 跪下,认她!这是你的生母!”这里周信芳以他特殊的“麒派”嗓音念出这些话剧台词,更加强了剧情的紧张空气和艺术感染力。
演出后,反映极为强烈。报纸上发表评论,称赞周信芳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周信芳自己感受也很深,他对别人说:“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和角色的内心活动,话剧在这方面抓得很紧,演员的体会也深,京剧如果也能够这样,那就好了。”
朱端钧也认为,这次与戏曲艺术家合作,自己从中得到了不少艺术滋养。这是一次话剧界人士与戏曲界著名演员的合作,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于彼此艺术上的长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梨园坊义演
南方京剧艺人,很早就有行会性组织。辛亥革命期间,潘月樵、夏月珊等领导梨园行同人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役。一九一二年二月,潘、夏等呈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准予设立上海伶界联合会,以“改良旧曲,排演新戏,表扬革命真铨,发阐共和原理,使萎靡之社会日就进化,旁及教育慈善事业。”孙中山复文批准,并亲书“现身说法”匾额,表彰他们的功绩。上海伶界联合会(也称梨园公会)成立后,夏月润、赵如泉、周信芳等先后担任会长。
伶界联合会成立不久,便集资在法租界前勒路以南租下一块地皮,在那里建造了几排旧式里弄房子,称为梨园坊。它以比较低廉的租金,甚至免费,供给伶界同人居住,解决贫困潦倒艺人的住宿问题。但是,到了一九四○年,土地租期届满,必须续付一笔数量不小的租金,否则梨园坊的房屋就将被地主收去。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周信芳与冯子和、赵如泉等几位一起倡议通过义演来筹募经费,上海大小十三个戏班纷纷响应,以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名义举行“南北名伶联合大会串”。
这次义演规模盛大,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历时三天,在大舞台、更新舞台演出四场。最高票价分别卖到十元、十五元。
八月二十日日场,以周信芳的《加官进爵》揭开了义演的帷幕。接着是老艺人赵如泉的《跳财神》。后面是两出大戏:全部《龙凤呈祥》;全部《割发代首》。《龙凤呈祥》由高百岁饰刘备、黄桂秋饰孙尚香,王富英饰赵云,林树森饰乔玄,李如春饰孙权。大轴《割发代首》,由周信芳饰张绣,赵如泉饰曹操,芙蓉草饰邹氏,张翼鹏、林树森分饰前后典韦。在这出戏里,周信芳允文允武,与曹将交战时,是武将装束,“蹉步”、“劈叉”动作边式;“教场练兵”一场则是文官打扮;后面“挑帐”,又扎大靠,拧枪抖旗。。他以精湛的做工,细致地刻画了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赢和观众阵阵喝彩声。八月二十一日日场是著名武旦粉菊花与周菊芳的《泗洲城》、《三本铁公鸡》由王富英、郑立恒、李毓麟、张竹轩、宦富荣、小小毛豹六演张嘉祥;杨宝童、王少楼、李如春、陈筱穆、张质彬、张德禄六演向荣,各展其长,热闹好看。还有张翼鹏的《雅观楼》。周信芳演双出,在《宋十回》中,高百岁与周信芳饰前后宋江,雪又琴、王熙春、王兰芳分饰阎惜姣,刘斌昆饰张三郎。大轴《雪弟恨》,从“小桃园”起,至“连营寨”止,周信芳饰刘备,林树森饰关羽,张翼鹏饰赵云,赵如泉饰黄忠,赵松樵饰潘璋,李仲林饰关兴。
八月二十二日日场是全部《大名府》连演史文恭。
《大名府》中,周信芳饰卢俊义。为他配演的都是一些名角,小杨月楼饰万氏,赵如泉饰时迁,林树森饰知府,刘奎官饰索超,陈鹤峰饰宋江,刘斌昆饰皂隶,张翼鹏饰武松,韩金奎饰李固,王小芳饰燕青。《大名府》中的卢俊义,戏很重,周信芳一人到底,演了好几个小时。当他回到后台卸妆时,已经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了。
那天的《大名府》是带《一箭仇》的。《一箭仇》由盖叫天主演史文恭。在这出戏里,卢俊义是里子活儿,照例只由二路角色担任即可。但就在《一箭仇》快上演时,盖叫天忽然对管事提出,要周信芳为他配演卢俊义。这下可把那位管事难住了。
“盖五爷,让周老板来顶二路活儿恐怕不大合适吧!”管事搔了一下头皮说,“再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唱了半天戏,累得够呛了!”
“不行!”盖叫天有点不高兴地说,“周信芳不唱卢俊义,我就不演史文恭!”
管事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走到周信芳跟前为难地说:“周老板,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有话尽管说吧!”周信芳一边卸妆一边说。
“是这样的,盖五爷一定要您陪他唱《一箭仇》。您看...”
“唔...”周信芳并不立即答复。他虽然感到太累了,打算推辞,但他又考虑到盖叫天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使这场义演的压台戏能够更精彩些。再说,自己要是不为盖叫天配演卢俊义,他说不定真的不演史文恭了。这岂不误了大事。于是,周信芳又重新化起妆来....戏台上,两位南方剧坛的泰斗会在一起了。
《一箭仇》中,卢俊义与史文恭对打的场面多。这一次,盖叫天饰演的史文恭比平日更加身手敏捷,武打动作火爆、逼真;周信芳也铆上了,他那时虽然已经不大演武戏,但毕竟武功底子深厚,居然在对打时能配合得严丝合缝。台下不断响起热烈的喝彩声。演完《一箭仇》,已是下午五点半了。周信芳瘫坐在后台的椅子上。
这时,有人来对他说:“周老板,晚上那场戏还唱吗?”
“唱,再累也得唱!”周信芳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伸腰说:“总不能让观众失望呀!”
这天晚上,周信芳又强打精神,赶到黄金大戏院,主演《潇湘夜雨》。。这几场演出十分成功,《申报》上发表君美的《名伶会串之二大戏剧》的文章,文章称这次义演“名伶盛剧,支配齐整,洵不愧为一九四○年沪上梨园之群英大会矣。”谈到《大名府》时,作者说:“以信芳之悲昂,桐珊之泼辣,金奎之狠毒,如泉之老练,而益以盖叫天之武工,珠联壁合,宜亦可以轰动一时矣。”
这一时期,老生名角谭富英正好在上海演出,他也热情地参加了这次义演活动,于八月 二十二日在更新舞台演出夜场。这一场的戏码为:李少亭、阎少泉、李瑞亭的《泗洲城》,王桂武的《凤凰山》,孟鸿茂、马秀蓉的《戏迷传》,张翼鹏、张二鹏的《两将军》。压轴是周信芳、高百岁、赵松樵的《战长沙》,周信芳饰黄忠。大轴是谭富英与黄桂秋的《汾河湾》,谭饰薛仁贵,黄饰柳迎春。这场戏使整个义演活动更增添了亮色。
在这次义演活动中,周信芳由于过度疲劳,在后台卸妆时又受了凉,他病倒了,得的是伤寒症,后来,在名医丁济万的精心治疗下,才慢慢好了。周信芳在家养病期间,移风社的环境更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只得歇业。
逼唱堂会
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停在周信芳住处高福里的弄堂口。轿车里走出两个中年人,来到周信芳家里,说是要请周信芳去唱堂会,那天周信芳不在家,来人就在桌子上丢下一张名片,说:“告诉周老板,到时候我们会派汽车来接他的。”
周信芳回来一看名片,只见名片上赫然印着:上海极斯斐而路七十六号吴世宝。周信芳吃了一惊。
这“七十六号”几个字为什么会令人发怵呢?极斯斐而路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是一幢英国城堡式的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大员陈调元在上海的私邸。“八·一三”后被日军占领。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在这里召开国民党的党代会,后来就成了日伪特务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的所在地。丁默邨、李士群是七十六号的头子,流氓头目吴世宝是警卫大队长。
周夫人也已知道此事,她问周信芳:“你怎么打算呢?”
周信芳说:“没有什么打算。反正不去就是了。”
不去,总得有个推托啊!周信芳想,倒不如假称生病吧!可是,他还在卡尔登戏院演戏啊!怎么骗得过他们呢?想到这里,他毅然决定:忍痛停演,登报称周信芳因病辍演。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那一部黑色轿车又停在了高福里的弄堂口。
这次周信芳在家,来人说:“吴老板知道你这几天身体不好,但是请你身体一好,就过去一次。”
周信芳缓缓地说:“二位,我从今年年初起,就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堂会一概不唱,而且还在老郎祖师爷面前叩头誓过愿,万望吴先生谅解。吴先生要看我的戏,那是赏我的脸。只要来个电话,我会把戏票送去的。”来人说:“既然周老板不肯赏光,我们只能回去向吴老板从实而报了!”这一段时间,吴世宝没有什么动静,周信芳就又恢复演出了。
阳历十二月份的一天晚上,周信芳刚到戏院后台,准备化妆,突然后台闯进一批穿便衣、拿手枪的人,说是“七十六号”来的。他们拿出一份帖子,说是他们的吴世宝老板请周信芳吃饭,而且正等着他开宴呢!就这样,他们把周信芳连拉带推地挟走了。戏院只能临时换戏码,弄得观众要退票,乱成一团。
周信芳被带出卡尔登戏院的侧门。在附近的白克路转角处,停着三辆汽车。周信芳被“请”进中间的那辆,一直开进了极斯斐而路上的七十六号。吴世宝确实在客厅里摆了一桌筵席,见周信芳到了,就请他入席。席间,除了寒暄,就是谈天说地,绝口不提唱堂会的事情。周信芳只是勉强敷衍着。散席之后,吴世宝对周信芳说:“周老板好像不愿意光顾敝处,这可能出于误解。来,今天不妨去参观一下。”接着就叫两名彪形大汉陪着周信芳到各处去看看。
他们先领周信芳去看天牢,那是一个玻璃天棚,把抓来的人吊在下面,任凭烈日晒烤或凛冽寒风的折磨。周信芳只见有两个人被吊着,头搭拉着,皮肤已成紫黑色...真是不忍卒睹。接着又被带去看地牢,那是一个大的地窟,里面挤满了“犯人”,散发着一阵阵血腥和霉变的气味。最后去了刑具室,那里摆满了皮鞭、铁链、老虎凳、电刑床、炭盆、烙铁等各种刑具,还不时听到隔壁传来受刑人的声声惨叫。真是一座残酷、黑暗的活地狱!
“参观”结束,吴世宝对周信芳说:“周老板大概也看到了,这里的弟兄是很辛苦的,所以今年新年里想请周老板来慰劳两场。想来这回不会推却了吧!”说话时故意拉了个长腔。说完,就派汽车送周信芳回家。
离旧历新年,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事情迫在眉睫,怎么办呢?
裘丽琳想请人出来说情,但谁都说无能为力,最后只好去找黄金荣。因为周信芳拜过黄金荣,而黄金荣算起来又是吴世宝的祖师爷。可是黄金荣却说:“这个恶人我也没法跟他说,他是连自己的师父都可以杀的,我的话能听吗?”
真是无法可想。朋友们劝周信芳还是去敷衍一下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韩信总是个盖世英雄吧,当年不是也受过胯下之辱吗?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信芳硬着头皮去了七十六号。那次堂会唱了三段戏,开锣戏是《挑滑车》,中间《拾玉镯》,大轴戏是周信芳的《追韩信》。戏也演了,事情总可以过去了吧!谁知又生枝节。有人在吴世宝面前进谗,说周信芳不唱别的,单挑《追韩信》,那是变着法儿骂你。他把自己比作忍辱负重,终成大器的韩信,把你比作强迫韩信在胯下钻过去的市井泼皮。吴世宝一听,勃然大怒:“麒麟童这家伙, 好大的胆子,我非叫他知道我的厉害不可!”
吴世宝要对麒麟童进行报复的风声传到周家,还是周夫人想出个办法。
她有个同学是葡萄牙人,叫伊萨贝尔·罗波,嫁了个荷兰商人,住在贝当路一幢花园小洋房里。葡萄牙、荷兰当时都被德国占领,因此也算轴心国集团成员。它们在上海的侨民,是受到国际公法保护的。所以,周夫人就把周信芳送到他们那里隐蔽起来,对外面只说年关将近,戏班封箱,周信芳到杭州游玩去了。但是,吴世宝耳目众多,不久就嗅出了味道。
这时,周夫人又想到吴世宝的老婆余爱珍是个贪财的家伙,于是请好朋友托人帮忙说情。
经过很多周折,吴世宝才说,既然有朋友出面打圆场,那么这件事就不计较了。但是最后又加了一句:“听说周夫人是裘天宝银楼的小姐。现在有的银楼做工粗糙,我太太想向她借一副钻石耳环和一只钻戒做做样子。”周夫人当然知道这是公开的勒索。也只能忍痛割爱,把一副白金镶钻石耳环和一只三克拉重的钻戒,一起装在一只精致的皮盒里,由朋友再托人送到余爱珍那里。这样事情才算了结。
党的声音
孤岛期间的周信芳,能旗帜鲜明地坚持斗争, 这是因为有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
当时,上海党组织派文委领导成员之一姜椿芳同志与周信芳联系。姜的公开身分是苏(联)商在沪主办的时代出版社的负责人。一九四一年的一天,姜椿芳在尤金圭先生的陪同下来访周信芳。
姜对周信芳说:“我看到卡尔登戏院舞台两旁挂着文天祥、史可法的新戏预告,可是久久没有上演,现在我写了一个《史可法》的分场提纲,请您指正!”
周信芳接过提纲,非常高兴地说:“姜先生,十分感谢您!”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以后,姜椿芳又送给他《荆轲刺秦王》等戏的提纲。他们一起商量剧本,谈论时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戏没有能编写出来上演,但通过交谈,两人之间日益了解,友谊渐深。
针对当时上海的情况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按照党的指示,姜椿芳对周信芳说:“即使不能演出比较直接反映抗日的戏,也要在戏里宣传重气节、反屈辱的思想,以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种种表现和沦陷区敌伪势力的嚣张。。”
周信芳听着听着,眼睛里闪出了光亮。
姜椿芳虽然没有暴露身分,但是周信芳从他的举止、谈吐中,已经猜出了几分。他从老姜那里,感受到党对他的重视和关心。他听老姜的谈话,既是在听好朋友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倾听党的意见。
后来,周信芳在编写《文素臣》时,就着重表现了重气节、反屈辱的精神。
党的思想、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这都给周信芳提供了斗争的原动力,以至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在上海京剧史上创造了一个演员长期独撑局面的奇迹。
关心战友
周信芳不仅自己坚持编演爱国戏,在舞台上宣传抗日救国,还热情地支持同行和战友们的救亡活动。
一九四○年春,阿英、周贻白、于素莲、李文浚、李文渊等人组织成立了新艺剧社。他们旗帜鲜明,为抗日救亡,宣传爱国主义,推动京剧改革而奋斗。当时,有些人在背后指责他们是“平剧界的叛徒”。可是,周信芳却热情地支持他们。一九四○年九月,新艺剧社在上海璇宫剧院首次公演阿英编写的《海国英雄》。
这个戏歌颂了我国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光辉业绩。由刘琼扮演郑成功,顾兰君扮演董氏,舒适、陈奇、钱毅等也助阵参加演出。演出那天,正值公共租界公共汽车、电车工人举行罢工,观众们大多是以步代车来的。第二天又赶上大雨,依然有许多观众前来看戏。观众热情,演员更卖力。大家每天日夜两场。刘琼四幕到底,都有戏,人家问他累不累,他说:“累死了,也得在台上演下去。”
周信芳听到这些情况,很兴奋。他当时虽然大病初愈,但一直关心着新艺剧社的活动。就在狂风大作之时,他打电话给剧社询问有没有空座位,说他要去看演出。剧社的朋友看他病体尚未复原,不宜冒着风雨出门,便好意劝他别去。第二天,大雨不停,周家客厅里也进了一大片水。可是周信芳还是打电话去,要求他们延长几天,以便让他有机会去看一次。可见他对新艺剧社关切之深。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京剧界的进步青年成立了“艺友座谈会”,周信芳对此也热情支持。艺友座谈会由吕君樵、李瑞来、何毓如、梁次珊等发起,他们每逢星期四集会,讨论平剧改革和艺术创作,姜椿芳还请来了音乐家沈知白、卫仲乐,戏剧家姚克等,为他们作艺术报告。一九四四年,艺友座谈会的同仁们编写了一个新戏,名叫《信义村》。写青年秦之所亦文亦武,一次误伤了猎户郑大光的儿子。郑大光恪守信义,忍痛释放了秦之所。后来一伙盗寇侵袭村庄,大敌当前,猎户们捐弃个人恩怨,联合起来,击退了入侵的强盗。秦之所杀敌立功,并提议把集贤庄改名为信义村。这个戏影射日寇侵略中华,意在强调团结御侮。由李瑞来执笔,十二月下旬在兰心大戏院公演,主要演员有筱文林、李慧芳、吕君樵、朱春霖、徐鸿培、林鹏程、汪志奎等。《信义村》的演出,得到了周信芳、梅兰芳等人的支持。吕君樵等曾把剧本送给周信芳指教。周信芳认真看了剧本,认为这个戏很有意义,并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由港归来的梅兰芳亲笔为《信义村》特刊的封面题签。彩排招待演出那天,周信芳、林树森、刘斌昆等欣然到场观看,周信芳赠送了花篮,以示祝贺。
周信芳很关心京剧界后辈的成长。他不只一次地说:“我们的事业要兴旺,还是要靠年轻人啊!”因此,只要有机会,他就热情培养青年演员。一九三九年,周信芳在卡尔登戏院演出连台本戏《文素臣》。
当时,北京的演员宋德珠、杨宝森、袁世海等在黄金大戏院演出。年方二十三岁的袁世海,经常去看周信芳的戏,并向他讨教。周信芳总是热情指点,从不推托。
有一次,周信芳利用在上海新都饭店礼堂演出的机会,特地让袁世海跟他同台,那次演出的是《战长沙》,周信芳饰黄忠,赵如泉饰关羽,袁世海饰魏延。戏中,魏延就不能动,一动髯口就要掉下来,这不影响演戏了吗?但是不抓也不行。演出前,周信芳在后台对袁世海说:“世海,抓髯口也有窍门。你不要真的去抓我的髯口,等我把髯口稍往左边一甩,你的左手就可以伸过来作抓胡子的样子,我的双手从髯口后边伸过来抓住你的左手,这样手抓住手,使得上劲。我的髯口盖在上面,观众看了像是真的抓住了胡子,而又不会把髯口抓下来。”
说着,他就与袁世海按着上面说的那样做动作。上台演出果然十分成功。几十年以后,袁世海还常常提起这件事。
胜利重逢话改革
周信芳与田汉是在抗战初期在上海分别的。
田汉后来到了武汉,担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掌管艺术宣传。这一去,两位朋友睽违九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后,田汉才从重庆回到上海。当天晚上,他就与欧阳予倩一起去黄金大戏院看望周信芳。周信芳正在后台换装,那天演出的是《徽钦二帝》。三个人十分兴奋地谈了一阵,田汉便去台下看戏,戏散了,再接着谈,一直到戏院要关门了,话还没有谈完。周信芳对田汉说:“上海现在还实行宵禁,再谈下去,你又得进巡捕房了”。这样两人才匆匆作别。田汉回到寓所,已经夜深,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挥毫写了一首诗:
九年湖海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
烈帝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倍苍凉。
留须却敌尊梅叟,洗黛归农美玉霜。
更有江南伶杰在,舞台深处筑心防。
这首诗表达了田汉重逢旧友时的欣喜心情,也赞颂了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洗黛归农以及周信芳以戏剧宣传救亡的爱国行动。
隔了几天,田汉到黄金大戏院重访周信芳,周信芳向田汉概述了抗战时期上海剧界的情况,还告诉田汉,特务机关头子吴世宝曾逼他唱堂会,移风社被迫解散。田汉也把自己转战武汉、长沙、重庆、桂林,编演《再会吧,香港》以及举办西南剧展等情况告诉周信芳。峥嵘岁月使两位战友的心贴得更近了。
此后,接连好几天,田汉与周信芳促膝长谈,着重讨论平剧改革运动的问题。
周信芳对田汉说:“京剧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这不但是由于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是出于京戏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现在京剧已走到没落的阶段了。京朝派的末流死样活气地者那么几句〔慢板〕、〔原板〕、〔反二黄〕、〔反西皮〕,人家不要听了;江南派的戏重情节,好时髦,毛病是过火,华而不实,恶性的更如杂耍。京戏如不改弦更张,京朝派也好,江南派也好,都没有出路。”
田汉问:“你认为,京剧该怎么改革呢?”
周信芳说:“最要紧的是使京剧成为完整的戏。以前京戏以伶为本,看个人不看戏,今后的京剧要以戏为本,看戏不看人,打破角儿制度,注意好的剧本。现在需要更多的社会戏,儿女戏,批评旧女性,描写新女性的戏。今后的京剧团应该为剧本找演员,不应该单为演员找剧本。”
田汉又问:“在京剧技术方面,你的看法又怎样?”
周信芳说:“我以为旧剧的改革,不但要提高他的思想内容,更应争取高度的技术。不能让旧剧原有的精美的技术失传,应该好好保存。恢复旧剧技术的最好法子,不是消极的当作古董保存,而是积极地把它吸收在新的东西里面,去作为它重要的成分而流传下去,并得到发展。”
周信芳又深有感叹地说:“这几年某些地方戏曲,如越剧改革很是可观。他们本来较为落后,但他们积极向京剧、话剧、电影和一切进步艺术学习,所以能在短期内获得长足的进步。京剧原是老大哥,必须虚心学习,奋起直追。”
周信芳谈了许多关于京剧改革的看法与打算,田汉很为赞赏,他称周信芳为“平剧改革运动有力的领袖之一。”并撰写了题为《周信芳先生与平剧改革运动》的长文公诸于世。
后来,田汉、周信芳与郭沫若、许广平等人同去虹桥公墓祭扫鲁迅先生墓,田汉与周信芳还顺便去看了吴世宝的墓,这个特务头子墓碑上的字已被群众凿掉,石栏碑帽也被砸了,墓碑上吴世宝的肖像不但被毁,还写有“遗臭万年”的字样,田汉很是感慨,当场提笔写下一首诗:虹桥墓上余烟草,凝碧池边断管弦,借问当年吴世宝,可能重陷李龟年。
末句把周信芳比作唐代李龟年,暗指吴世宝逼周信芳唱堂会之事。诗中蕴含着对抗日时期往事的回忆以及抗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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