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国民党情报机构
（1）中统：中统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统成立基础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分子掌控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于党中央（亦即蒋系国民党中央），处长由徐恩曾担任。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仍是独立于军统局的一个系统，这时的军统亦是老军统系统。
1938年3月29日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8月，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进行改组，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才是新军统系统）。这样中统局就正式成立了。
中统局的人事组织中，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但实际负责工作的则是副局长。民国三十八年败离大陆前担任局长的有陈立夫、朱家骅；担任副局长的有徐恩曾、叶秀峰。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所以二组直接大搞特务活动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中统局组织设立依附于各级党部机关，在各省市设调查统计室，省以下设专员负责“统计调查”。
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他干涉越权。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类似现在美国的FBI）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习惯上仍称为CC或中统。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事实上仍属蒋系中央掌控。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败退，中统局后来也迅速的在大陆消散了。中统局的另一个衰落原因是，权高震主，尾大不掉。蒋系中央不会允许这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所以另外扶植了军统系统作为牵制。
（2）军统：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的成立基础是中华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1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组建该处，并担任处长，戴笠属黄埔系军人派，该处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同年，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戴笠兼任调查局第二处（特务处）处长。1934年7月，戴笠继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特务科）科长。1935年初，调查科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8年8月，统计局二处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复兴社这支山寨队伍给正式招安进军委直属，并入军统局。由此军统局正式成立。
军统局同中统局类似，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副局长戴笠负实际责任。军统局是按军队编制的，中央机关设八处六室一所，外勤设区、站、特别组。军统局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这样后来就引起了与中统局的权限冲突。
1946年3月，该局副局长戴笠坠机死亡，6月，蒋介石对该局进行改组。由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与军统局合并组成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由军委改组而来），厅长郑介民。原军统局核心系统改组为以毛人凤为首的国防部保密局。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戴笠曾将手下著力培养的四大金刚—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其实是六大金刚，还包括文强和吴庚恕[抗战中牺牲于上海]），割爱放至前线，可见抗战时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军并非如解放战争时民心尽失、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其中，四大金刚中的沈醉先生曾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诸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3）CC系：CC系，ＣＣ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陈氏兄弟，“陈”字的英文字母第一个是Ｃ字，ＣＣ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中央俱乐部”的缩写。不管是那一个说法对，反正都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派系。由于个人感觉此派系最为庸庸，而且翻阅各种资料中对CC的评价都不甚高，所以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国民党情报官
（1）戴笠：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任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丹、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2）毛人凤：毛人凤（1898—1956）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7年擢任局长。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卒于台北。
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戴山，毛人凤继承了戴笠的衣钵。毛人凤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不是军统初创时的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勤没有当过处长。毛人凤从县衙门的师爷做起，短短十余年成为保密局的看门人，单靠运气和裙带关系并不能解释完全，毛人凤败退台湾后，曾向一个密友透露过自己的做官秘诀全在“忍、等、狠”三字。人说毛人凤肖龟，取的就是他能倔能伸的性格。别人当众搧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蒋介石脱下鞋帮往他脸上乱打，毛人凤说这是“领袖的爱戴”……忍字头上一把刀，毛人凤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重庆解放前夕，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组织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他的“狠”使他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3）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员），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4）徐远举：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批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5）周养浩：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
（6）陈恭澍：陈恭澍(1907～?)，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福建龙海人。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
1940年春在上海被日伪逮捕，转任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处长。1945年秋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越二年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49年到台湾，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著有《英雄无名》、《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敌后抗日行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等。此人为戴笠手下军统四大金刚之一，人称“辣手书生”。
（7）余乐醒:余乐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姐父，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精明强干，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行动十分适合。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
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8）文强：文强号念观。陆军中将。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又说为27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文强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1925年夏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三师的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1935年，文强经人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这个学校实际是国民党军统控制，主要用来培训军统骨干的。不久，文强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
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文强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文强被俘后，补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9）赵理君：赵理君，上海滩流氓出身,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四大金刚之一,江湖人称“追命太岁”。抗战初期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最初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理君本是军统著名杀手，心狠手辣，经常滥杀无辜、胡作非为。
1940年，国民党政府的豫东专员韦孝儒在省政府开会期间被人暗杀，一直查不到凶手。最后查出是“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少将赵理君所为。赵是蒋介石操纵的“军统”局的红人，多次受蒋介石的派遣做过许多可恶的事，他知道蒋介石不会杀他，洋洋得意地向蒋介石写了封信。从最近查出的国民党“军统”局的档案上看到，赵理君死于自己之手，死在居功自傲上。
中统C.C特务有计划地把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发材料，控告赵。赵对C.C痛恨到极点，竟然抓了五个C.C特务，并把他们扔进枯井，活埋了。C.C分子认为这是戴笠亲自主持的。陈立夫亲自去找蒋告状。蒋把戴找来，又是打、又是骂，命他回去迅速查办。戴笠虽然宠爱赵理君，但到了这份儿上，也无法袒护，只得下令枪决赵理君。
（10）王天木：王天木号“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所谓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1940年1月，汪精卫与“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两个傀儡政权的头子，在他们的日本主子主持下，将在青岛举行会谈。李士群根据王天木提供的线索，说是军统已在青岛作了布置，准备在“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和“维新”、“临时”两首脑，以冀破坏会谈。于是，李士群率领王天木先去青岛，为汪精卫的到来开道。
当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是傅胜兰。傅原属王天木的旧都，傅的住址王是知道的，因此毫不费力地抓住了傅胜兰，而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和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共十数人，并破获了电台。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被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
（11）郑蕴侠：郑蕴侠,1907年生,原国民党中统少将,黄埔四期毕业,曾在上海法学院深造7年。他自1933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司法院法制专员、军法执行总监部司法长、“中统”少将专员。1938年3月，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打响。郑蕴侠奉令率领一个政工队到前线，亲自参加了炮火连天的滕县守城战，与日寇五次争夺阵地。1941年后，郑蕴侠兼“陪都”重庆《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自治周报》总编、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坚信通讯社社长等职，曾远赴中国驻印缅远征军主持战地通讯工作。
但抗战胜利后，“反共”特务活动却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这两个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从头到尾是事件的参与者、指挥者之一，亲自指挥打伤郭沫若、李公朴。他还率领特务去捣毁新华日报社，重庆临解放又受命任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和该军特别党部书记长。
解放后在四川和贵州一带潜伏长达8年之久,周恩来当时曾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郑蕴侠1958年才落网,是在中国内地最后一个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
（12）十八罗汉：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但最终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附：
军统四大金刚，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作“军统”）的“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
陈恭澍(1907～?)，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福建龙海人。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1940年春在上海被日伪逮捕，转任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处长。1945年秋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越二年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49年到台湾，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著有《英雄无名》、《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敌后抗日行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等。此人为戴笠手下军统四大金刚之一，人称“辣手书生”。陈恭澎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陈是总指挥，但刺杀失败。
赵理君（1905-1942），四川蒲江人，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四大杀手之一，江湖人称“追命太岁”。抗战初期赵理君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最初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赵理君(右一)与日本人
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中统特工人员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情报活动，竟也遭赵理君及其手下抢劫或打死推入黄河。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 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的，其成员除天主教徒、军统分子外，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实际上与日本人勾结，从事毒品走私，赵理君实际为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
1941年底，赵理君的督导团公然用枪枝与日本鬼子换鸦片，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处死了首恶分子。
赵理君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42 年3 月15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他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但第二天却离奇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韦氏随从。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着要找到人，死了要见尸首。岳烛远经过两天调查，此案告破，凶手竟是赵理君，赵也毫不在乎地地承认。
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这时在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缉拿凶手，以平民愤。蒋介石接到蒋鼎文呈报，要求立即将赵理君拘捕审讯。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将赵理君移交给了军法执行分监部监押审讯，赵理君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无法抵赖，供认了作案意图和经过。并根据中统提供的确凿证据，赵理君为日本蓝衣社特务，是一个早已投降日寇的汉奸。
戴笠闻讯，矢口否认赵君理为汉奸，企图保全赵理君的性命，便致电战区长官部；要求提人，交由军统内部处理。蒋鼎文鉴于案情重大，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员的强烈呼吁，便直接电请蒋介石，要求将赵理君等就地正法，蒋介石命令于洛阳将赵君理就地正法。
对赵理君的死戴笠流了几滴眼泪。他确实有些欣赏赵理君。赵理君死后，戴笠总感到少了什么。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戴笠情不自禁流露出爱惜之情，“赵理君是一位勇于冲锋的同志，是组织中的佼佼者……”
戴笠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理君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以后戴笠每经过成都都要去墓前凭吊一番；并指示军统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国民党少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待考)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天木（1883--？）原名王仁锵，化名郑士松，东北人(一说河北人)。他和戴笠差点成为儿女亲家，也是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抗战初期，王天木是军统华北区的副区长，1939年给日本人逮捕了，他是通过日本人的关系参加汪伪组织的。初任76号的高级顾问，也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1939年10月，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迨肃清委员会成立，调任该会委员，兼所属“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唐蟒），后又升为总指挥。中间一度因在兆丰总会枪杀何、陈事件上有重大嫌疑，为76号拘押，1941年释放后任汪伪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副团长兼天津站站长，1943年任江苏省镇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