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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郑风·将仲子》原文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用“自媒体”来形容现在这个时代似乎恰当的很。人人都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人们的话语权便得到了很好的实现。然而当流言波及自身，又有多少人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人言可畏，读到《将仲子》时，我不由生发许多感慨。
在《将仲子》中有两个似乎矛盾却又让人在矛盾中生发怜悯的人物。一个是为爱“逾里”“逾墙”“逾园”执着追求幸福的痴心男子，他不顾非议，采用原始而大胆的翻墙的方法与女子相会；一个是胆小怕事的矛盾女子，在家庭与社会的压力下，一方面眷恋着男子，一方面又惧怕舆论的压力。比起大胆的男子，女子在爱的边界上游移不定，她妄图抹去男子在她心中的记忆、情感，却又缺乏足够的勇气。换种说法，她不是不爱，而是不敢去接受一份真挚热情大胆的爱情，她在环境与人言的压力下瑟缩于角落，不敢向幸福迈出一步。
女子不是不懂爱，不是不懂怎么去爱，而是，人言可畏！
诗中有两个地方很值得细细揣摩。一是关于男子动作的一系列描写“逾里”“逾墙”“逾园”。周代的农村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里外有墙，墙内有园。从而男子的一系列动作也就不难理解，为了与女子相见，男子越来越大胆，那份烘热执着的爱意由此可见，而与之对应的女子之怨：“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则是说明两人相恋之事已由父母知到诸兄知在近一步到众人知，越张扬越广，而女子就越感到不安惊恐。最恐怖的不是父母不允、兄弟嘲讽，而是人言。人言可畏，在强大的人言面前，不论是怎样的人都会心生恐惧。
爱情如此，友情亲情有何尝不是如此？
人性的一大缺憾在于人总是习惯性遵从外界从而否定自我以及与自我有关的其他事物。鲁迅先生有这样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将此推及人言，三人成虎，除却褒贬，这实为异曲同工之妙。人言的可怕在于，用一种看不见血的方式，挥刀斩断世间情思，无情无理。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混乱的时期，许多人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人权，同时也有许多人被消磨掉人性，为了自我的保全不惜告发亲人、朋友，不惜输掉最最根本的做人的底线。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惹上事端。人言可畏真是达到极致。
人言确乎可畏，但若人一味顺从不正确的人言，就只会是没有尊严的傀儡。
写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一下跳了无数次汨罗江的屈原。屈原是人言芜杂中能够守住尊严的代表。他能够在可畏的人言面前守住尊严，不只是因他对国家爱的深沉，而是他将尊严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在十足的尊严面前，可畏人言总会显得单薄无力。古时屈原不畏人言，那今人为何甚惧人言？
现在的中国是没有信仰的国家，子曰：“民无信不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似是少了古人那一点尊严的味道，少了一些神韵，少了古人那种风度。没有坚定信仰的人永远浮在空中，只被人言之风一吹，便随风势而靡，显得无原则，无立场，另外内心对人言充满恐惧。这里我所说的信仰并不能狭义地理解为笃信宗教，而要全中国所有人笃信宗教，这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我所说的“信仰”是指人明辨是非的标准，同时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尊严，即内心所应遵从的一定的道德律。
人言可畏，若要身处其中而不畏，除了内心要存有“信仰”，还应有所坚持。
人总是容易陷入这样一种局面，起初自己认定自己的观点没有错误，当身边的所有人认定你的错误，便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而怀疑若加重便选择无奈的放弃，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发现自己当初的确是正确的，便无奈的感慨懊悔。再就是用一个“倘若”来安慰自己，却不去想当初的放弃其实不源于“倘若”，而是自己太畏人言，以致不相信自己，不能坚持。因而在某些问题上，要是没有立场，没有观点，人云亦云，就像把自己的灵魂交于别人摆布。但是不论生活还是思想，终究是一个人的事，自我不能成其自我，真是枉来世间。坚持和尊严是肯定的力量，它们会带着勇敢的人逆流而上，离真知和内心愈来愈近。人言可畏，顺水推舟，坚持尊严，逆流行舟。
人言可畏，但在芜杂的人言中保持清醒，用尊严和坚持去确定自己的位置，去追寻自我，不论人言如何，都能保持一份淡定。世界是世人的世界，也终究是一个人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