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对经济自由的拥护程度从小到大来划分主要的经济学派的光谱，可以划分为共产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
共产主义学派：政府所有共产主义学派主张政府对经济全面控制，主张全面国有化。（代表人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
凯恩斯学派：政府花钱凯恩斯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干预，手段是加大政府开支和对各行业的监管。（代表人物：凯恩斯、奥巴马）
货币主义学派：政府印钞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学派）主张经济的主体是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必须要控制货币发行，通过货币发行和利率的控制来调控经济。（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格林斯潘、伯南克）
奥地利学派：政府滚蛋奥地利学派主张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进行任何的干预和控制，让市场自己运行，包括货币发行也必须要交给市场，主张废除中央银行，实行自由货币和自由银行制度。（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荣•保罗）
熊彼德(JosephSchumpeter)说过，经济学是“一辆满载的公共汽车，乘客都是些无法比较的利益和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学家都是些语无伦次的没用的家伙；从他们的声誉来看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样说未免有点而不公平，因为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物质世界最复杂的问题。 假设你对市场一无所知，请问：如何分配社会中稀缺的物质和智力资源，才能够达到下面的要求：代价要最小，每个人都要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每个消费者的需要和品位都要有保障，还要鼓励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社会进步；另外，这种状态还得能保持下去。 这是个值得学者思考的问题，努力做出回答的人也自然值得尊重。然而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和行动的人(actingman)没多少联系，因此他们难以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显然，这样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早在古希腊时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引起了伟大学者的关注。到现在，经济思想已经分化为许多派系：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又叫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公共选择派、弗吉尼亚公共选择派、实证主义学派、博弈理论学派、供给学派的各个分支，以及许多其他派别。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也是一支经济学派，而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学派。奥地利学派并不仅仅研究经济学，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法看待全部的科学。其他学派主要依赖理想化的数学模型，他们希望指导政府改善社会；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则更为现实，更具社会科学的意义。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理解人们通过的竞争与合作来满足需求、分配资源以及探索怎样建设繁荣社会的过程。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无法有效地使用资源；而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行为一般是破坏性的。 今天的奥地利学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学派。在学术领域，数学思维的有效性已经遭到质疑；作为方法论的语言逻辑(verballogic，这是奥地利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意指和数学逻辑、符号逻辑不同的思维规则，奥地利学派认为数学逻辑和符号逻辑脱离了现实意义，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详细情况请参加Rothbard的Man, Economy andStates——译著)正在复兴；面对一团糟的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大家希望找到一种稳定的理论传统。在政策领域，神秘的、持续的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的崩溃、福利国家经历的挫折和居高不下的成本以及大政府模式的普遍失败，都使得奥地利学派的魅力与日俱增。 奥地利传统的亮点 自诞生以来，奥地利学派在一百二十年间历经兴衰起伏。没有奥地利经济学，也就不会有20世纪初关于价格理论的论战，不会有20世纪最初十年的货币经济学，更不会有1920和1930年代发源的商业周期理论和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批判。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奥地利学派一度退居幕后，只有在经济思想史中才能看到。 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5世纪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是他们最先从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角度理解价格和工资。但是1871年出版的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才是这一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原理》不但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价值、经济和资源定价的看法，而且在“边际效用革命”中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门格尔根据社会科学的方法，把经济学建立在演绎规则的基础上；同时还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市场制度。米塞斯曾说，正是门格尔的《原理》使他成了经济学家。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具有非凡的价值。 奥地利学派中第二号人物则是庞巴维克。他证明了，在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公众对时间的评价决定了利息率，投资回报率将向等于时间偏好率的方向变化。庞巴维克的这一发现给了马克思的资本和剥削理论致命一击。当形形色色的历史主义者诋毁理论经济学是没用的学说时，他也挺身而出，奋力为理论经济学辩护。 庞巴维克的学生中，米塞斯是最伟大的。米塞斯最早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新的货币理论。1912年他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在书中米塞斯证明了，货币不但是在市场中诞生的，而且只能在市场中诞生。米塞斯还指出，市场离不开货币和银行业，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即时在今天，《货币和信用理论》也算得上出色的作品，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萌芽。这一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低利率将会导致生产结构中资本财货部分的失调，要清除不正当的投资就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萧条。 在维也纳，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共同建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和哈耶克指出，中央银行是商业周期出现的原因。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依靠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就能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结论极为有力的反驳了这一点。 凯恩斯声称市场才是经济周期出现的原因，而在他成功之前，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一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凯恩斯鼓励更多的投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而且许多国家已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但这一切并没有贬低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价值。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 在为商业周期辩护的同时，米塞斯和哈耶克还卷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经济论文。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此前虽然已经有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批判，但它们无一迫使社会主义者解释下面的问题，即在没有自由价格机制和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将如何运行。 米塞斯指出，合理的经济核算离不开利润考察(profit-and-losstest)。盈利说明企业有效的使用了资源，亏损则相反。离开这种考察就无法评价各种决策的合理性，因为经营者无法确定各种生产选择的机会成本。所以，价格机制和利润考察是非常重要的。米塞斯还指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是价格产生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样资本财货就无法交易，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自然无法考察利润。无法考察利润，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回答“是否应该新建一个工厂”之类的问题，一切都只能凭猜测。 米塞斯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横贯欧美的大论战。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不得不承认经济核算离不开价格，但他认为，中央计划当局同样有能力制定价格，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确定消费需求或者发布各种生产信息。米塞斯则反驳说，“竞争社会主义”同样不可行，因为自身的矛盾，社会主义必定失败。 在论战中，哈耶克完善并扩充了米塞斯关于经济核算的理论，提出了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理论。哈耶克认为，单一的头脑，尤其是中央计划当局，是不可能理解市场产生的全部知识的。成千上万的选择是个人无法理解的复杂情况，但也是繁荣的经济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完整的社会理论，占据了哈耶克此后的学术生涯。 在纳粹的威胁下，米塞斯被迫前往美国，与他同行的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法提戈(LawrenceFertig)。米塞斯为美国自由市场运动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得益于他。就像弗里德曼说的，米塞斯是为振兴美国自由市场出力最多的人。但那段日子是灰暗的，米塞斯找不到他应得的付薪的大学教职，也很难有更多的听众。 在美国的开头几年，米塞斯将他刚刚完成的德语著作扩充成《人的行为》，一本为英语读者写作的包罗万象的著作。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小心的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做了大体修改，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则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历史证明，这种修改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经验主义的天真信条破产之后，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者叫做人类行动的逻辑，logicof humanaction)仍然能够鼓舞、启发学生和学者们。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彻底清算了凯恩斯的谬误和历史主义者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因此成为可能。 复兴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的理论：价格系统是有问题的，自由市场是不够理性的，证券市场完全受心理因素的支配，私有制企业不值得相信，政府能够做出计划保证经济持续发展，通货膨胀和失业是此消彼长的。 米塞斯的重要学生罗斯巴德(MurrayN.Rothbard)则是个例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结集后以“人、经济与国家”为名出版。这本书也是罗斯巴德对为奥地利学派所作的贡献之一。米塞斯另外两个重要的学生，森霍茨(HansF.Sennholz)和柯茨纳(Israel Kirzner)也在作品中坚持发扬了奥地利传统。同这些人一样努力扩大奥地利学派影响的还包括亨利•海兹利特(HenryHazlitt)，当时的《新闻周刊》设有他的专栏，海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同时出现了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宣告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哈耶克也因为他和米塞斯对商业周期的研究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奥地利学派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遍兴趣。新一代研究生开始学习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各种研究计划也在不断实施。今天，在米塞斯研究所(MisesInstitute)的努力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了全面的阐述。 奥地利经济理论的核心 稀缺和选择的概念处于奥地利经济理论的中心。人们总是面对众多选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被放弃的其他可能，或者说都有成本。任何行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即行为者根据其思想和认识改善自身的境遇。此外，经济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偏好，不同的需求和欲望，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计划也各不相同。 不同个人的需要、品位、欲求和时间安排无法合并或是抵消。因为价值对个人而言完全是主观的，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品位和计划的区别，用一条曲线表示“消费者偏好”。 同样道理，也不可能无视复杂的市场情况而将其归约一个巨大的集合。举例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的用K代表经济中的所有资本，然后把K代入某个等式，希望这个等式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不同资本的性质是不相同的，有些资本用于生产第二天销售的商品，有些则用于生产十年后销售的产品。和资本一样，不同计划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奥地利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是一个过程，人们通过它发现更新和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方法。竞争中人们常犯错误，但他们使用资源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 这种观点与其他所有学派对市场的理解都有显著的不同。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已经习惯于构造和真实世界平行但毫无关联的世界。在那里，资本是同质的，竞争是静止的最终状态(staticendstate)；销售商的数目恰到好处，价格将反映生产成本，超额利润则不可能存在；社会中所有人的效用加起来就等于经济福利；只有在涉及从一个静止状态转向另一个静止状态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时间的流逝；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计划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只要考虑总量，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的总量。 传统的经济学家当然会承认，这些脱离实际的理想模型只是分析的工具。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正是根据这些模型对政策提出建议的。 举例来说，司法部的反垄断行动就是根据这些蹩脚的模型进行决策的结果。司法部的官僚们自认为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哪些类型的兼并对经济有害，谁的市场份额太大或者太小，均衡的市场是怎样的。哈耶克称其为“佯装具有知识”(thepretense of knowledge)。 但是，只有通过交易而不是官僚的命令，竞争者之间才能形成恰当的关系。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是罗斯巴德)指出，只有政府才能造就真正的垄断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垄断都难以维持。 还有一种想法，认为更多更快的政府支出将增加需求而不是减少供给，也不存在政府抑制大众消费的问题，因此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也是传统经济学思维的表现之一。 如果传统经济学的标志是那些脱离实际的模型，奥地利经济学的标志则是对价格体制清晰而深刻的理解。价格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提供了关于相对稀缺的财货和服务的关键信息。举例来说，如果某种疾病造成鸡大量死亡，消费者不需要了解这一点就会减少自己对鸡蛋的需求，因为鸡蛋价格上涨将促使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 价格体系也传达了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生产者根据这些信息决定何时进出市场。价格体系还告诉生产者，成本最少的生产方式是最有效率的。离开了价格体系，这一切都无从知晓。 但是价格只能从自由市场中产生，而不能由物价部门制定。像邮局一样根据生产成本确定价格的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那种做法只会造成混乱和无效率。更确切的说，处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制度之下的个人的自由行动产生了价格。 就像在许多研究生课本中看到的一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在这一问题上论述颇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脱离了作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权，准确的价格仍然能够存在。因此，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计划事实上无非是下面几条：需要更好的管理，需要西方的贷款，需要新的不同以往的规则，需要取消价格管制，唯独没有谈到私有财产权。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乱成一团。 自由浮动的价格离不开私有财产权以及与之相伴的契约自由。因此，奥地利经济学认为，私有财产权是可行的经济的基本前提。其他经济学家通常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即使他们提到这一点，也往往是为侵犯私有财产权找哲学理由。 除奥地利学派之外，经济学家们几乎都认可“市场失灵”分析的正确性及其关于公共物品的推论。所谓公共物品，指的是那些无法由市场提供而必须由政府提供的物品，政府也因此取得了征税的权力。灯塔是一种经典的公共物品，但是罗纳德•科斯已经证明，私人建造的灯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一些公共物品的定义外延很宽泛，如果不考虑常识判断，几乎任何消费财货都算得上公共物品。 奥地利经济学家指出，孤立的测试无法判断市场是否失灵，因为市场不过是个人行动的联合体。要决定如何使用资源，唯一可行的标准就是市场本身。 据例来说：假如我根据多种理由认为每100个人就应该有一个理发师，而周围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也许该建议通过一项《全国理发师捐赠法案》增加理发师的人数。但事实是，应该有多少理发师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如果实际情况是平均每百人拥有不到一名理发师，那么我们必须明白，根据有效市场的某些合理标准，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理发师了。脱离了市场，任何关于职业和制度的如意算盘必然都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 外部效应 在传统经济学中，个人选择的成本收益影响了他人的情况就叫外部效应，这种效应需要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加以矫正。然而，广义上的外部效应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交易之中，因为成本和收益完全是主观的。喜欢工业的人可能乐于看到冒烟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应当缴纳观看烟雾的税款。同样道理，某人可能看到大多数人没有胡子就觉得很不舒服，但这也不意味着那些人应该缴税补偿他。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定义，只有财产权遭到实际侵害的时候才存在外部效应。例如，邻居把垃圾倒在我的院子里的情况下就存在外部效应，此时这种行为就成了犯罪。但我们无法通过价值中立的效用计算决定经济活动的主观成本或者收益。相反，真正的标准应该考察经济活动是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奥地利经济学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政府有时能够发现市场失灵，但它还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的纠正这一情况。相对市场失灵的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以期更好的理解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s)。 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有能力某些事情，而政府却在这些事情上失败了，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人们通常认为政府能够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够做好，只有公共选择学派是个例外。政府是对社会有自己恶意图谋的机构，但这一点常常被遗忘了。罗斯巴德的贡献之一是奥地利学派在他的影响下关注政府失灵和各种可能的干涉行为。罗斯巴德创建了干涉主义的分类科学，并且详尽的批判了各种干涉行为及结果。 占卜者 布坎南有句名言：“经济学家到底该干些什么”是个大多数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答案之一是预测未来。这对自然科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不会进行选择。但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面对的是进行选择的个人，人们会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会有非理性的行为。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未来一般是不确定的，虽然不是完全如此，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正因为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和普遍稀缺的资源，经济问题才在人类行动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尽管无法达到完全确定的程度，我们还是需要企业家和价格机制帮忙克服各种不确定。 因此，预测未来是企业家而非经济学家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不能预料特定政策的某些结果。例如，他们也知道设定价格上限一般会导致短缺，增加货币供应会导致普遍的物价上涨和经济周期，尽管他们无法知道这些事件的具体时间和确切性质。 政府掌握的数据 奥地利经济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对经济统计的不同看法。奥地利经济学不认可现有的大多经济统计方法，也不赞同使用这些数据的方法。比方说，人们通常认为价格弹性可以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这种表征及其应用都存在问题，因为它暗示弹性可以独立于人的行为，可以根据经验事先确定。但是，经济学并不是衡量过去的各种消费行为的科学。 统计技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政府计算通胀主要手段的各种指标。这些指标模糊了财货和工业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CPI(Consumer PriceIndex，消费价格指数)无关紧要，但CPI是一个变化的指标，它经常被误用，而且掩盖了不同部门之间高度复杂的价格变化。 同样，GDP的统计包含了凯恩斯模型固有的各种谬误：总需求包括了政府开支，却没有计算征税、管制和再分配造成的破坏。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政府不需要收集这类经济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主要是用于制定经济计划的。 公共政策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一般情况下经济管制都是破坏性的，尤其对小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种做法错误地分配了各种资源。 近年来最突出的管制要数环保规范了。可是，没有人能够计算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Act)造成的损失，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保护湿地或濒危物种的政策有多么荒谬。 尽管如此，环境政策仍然能够达到了预期目的：降低生活标准。但是反垄断政策和它所宣传的好处相反，并没有产生竞争。掠夺性定价(predatorypricing)之类的幽灵仍然让司法部的官员担忧，他们担心竞争者将首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占领市场再制定垄断高价，简单的经济分析就可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任何以低于成本销售产品的企业必将亏损，提高价格则无异于邀请其他竞争者重新进入市场。 公民权利立法也是极具侵犯性的管制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如果雇主无法雇用、辞退或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擢升雇员，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就会是一片混乱。此外，通过给予某些群体合法的照顾，公民权利立法还破坏了公众的公平感，而这种公平感正是市场经济的标志。 经济管制还妨碍企业家进行探索。这种探索的基础是必须存在多种使用途径供资本选择，但政府管制缩小了选择的范围，并且阻碍企业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关于安全、健康和劳动力的管制，不但束缚了现有的生产，还阻碍人们创造更好的生产方法。 奥地利经济学也严厉批判了再分配主义。传统的福利理论认为，如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合乎实际的，那么可以很容易的增加总福利。如果从富人那里拿走一美元，他的福利只有很小的减少，但是这一美元对于穷人的价值更大。因此，把富人的那一美元再分配给穷人增加了两人的总福利。也就是说，完全平均的收入将导致福利最大化。奥地利经济学则认为，效用完全是主观的，不同的效用是无法进行加减的。 确切的说，再分配就是把财产所有者和生产者的财富给与非所有者和非生产者。这种做法减少了被再分配的财产的价值，根本没有增加反倒是减少了总的福利。收入转移降低了财产及其价值的安全，减少了所有权和生产带来的收益，因此也减少了所有权与生产活动的吸引力。 奥地利经济学反对通过再分配刺激经济或是改变经济活动的结构。提高税率只会造成有害的结果。简而言之，征税完全是在毁灭财产。税务部门没收了那些本可用于储蓄或投资的财产，减少了消费者的可能选择。此外，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没有只针对消费者征收的税款，所有的税收都降低了生产。 奥地利经济学也对“赤字是无关紧要的”的说法嗤之以鼻。事实上，由有公众和外国投资者负担的赤字会提高利息率，排斥潜在的私人投资。赤字还具有危险性，因为中央银行可能发行货币消除赤字。但是，要解决赤字不能增税，因为增税的破坏力更大；而应当削减开支、平衡预算。削减那里的开支？随便哪里的都行。 当然，理想的情况不是简单的预算平衡。不论赤字或盈余，政府开支应当保持在最低的水平。想知道原因么？因为这些开支转移了资源，而私人市场本来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些资源。 我们同样听过名目繁多的“政府投资”，奥地利经济学反对这个矛盾的概念。真正的投资是资本家用自己的钱冒险、希望能满足消费者未来需求的行为。而政府妨碍了私人企业的生产，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满足程度。此外，政府投资还出了名的浪费，因为它实际上是政客和官僚自己的消费。 货币和银行业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必须依靠同业联盟、存款保险和灵活的法定货币，控制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结构。奥地利经济学则全盘反对这一切。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依靠私人市场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二者。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奥地利学派，今天才有那些认为应当让市场在货币和银行业发挥更重大作用的、严肃的基础性建议。 中小金融联合会(S&Lindustry，一种18世纪初起源于英国民间的制度，后来传入美国等地。S&L容许购房者分期支付购房金额及利息，是今天贷款分期偿还计划的原型——译注)崩溃之后，公众都认为存款保险是必要的。然而，有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存款和贷款作担保，金融机构变得不如以前负责了。政府这种对金融机构颇有影响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纵容不负责任的卑劣行为，消除惩罚的威胁。 奥地利经济学家要求取消存款保险，不但容许自由开办银行，还应当把这些银行的潜能作为必要的限制。在奥地利货币体制下，纳税人不会负担那些破产和缺少资金的机构。 奥地利经济学对中央银行制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展开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应当为商业活动的周期现象负责的不是市场而是中央银行。为证明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萧条-繁荣时期，发现原因无一不是中央银行的密谋。 这一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人为降低利率会导致生产行业的借贷者过度投资。一般情况下，利率低表示有足够的消费者储蓄支持新的生产。比方说，如果某生产者借钱建了一座新的大楼，消费者有足够的储蓄购买该楼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已投资的项目也可以持续下去。但是人为降低利率会使企业投资不必要的项目。这种做法暂时创造了繁荣的局面，但只要人们觉察到储蓄并不足以支持这种生产扩张，紧随其后的就是彻底的失败。 奥地利学派指出，货币主义者在发展自己理论时忽视了“注入效应”，而且即使是在最小的货币增发和信用扩张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即使增发货币、扩张信用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指标，也往往导致商业周期的出现，就像1920年代和1980年代一样。 那么，经济萧条时政策制定者该干些什么呢？通常他们最好“什么也别干”。清除这些信用扩张导致的不良投资需要时间——新建的项目必须破产，错误雇用的人员必须失业，工资必须降低。清除了受中央银行诱惑的不良投资，经济重归“纯净”之后，建立在现实估量消费者未来行为基础上的经济就会再一次开始发展。 当然，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快恢复速度。它可以降低税率，让私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可以取消那些妨碍了私人部门的增长的管制；也可以降低支出，降低信用市场上的需求；还可以废除反倾销法，削减关税和配额限制，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 中央银行同样刺激了货币政策的膨胀性扩张。自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元的价值下降了98%，这绝非凑巧。这种事情不可能在真正的市场上发生，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央银行，它在“正统逻辑”的驱使下实行通胀政策，就像伪钞制造者希望永远开着自己的印钞机一样。 奥地利经济学家则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米塞斯要求彻底回归金本位，废除商业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取消中央银行；哈耶克则支持能提供众多货币让消费者选择的制度。
奥地利经济学的方法论 I. 介绍 直到最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关注者都仅限于对十九世纪晚期边际效用理论的发展感兴趣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这一学派的生命并不限于那几十年的时间，而边际效用理论也从未成为其关注的焦点。今天，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不但没有没落，反而正在复兴之中。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并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广阔的领域。使该学派自成一体的思想--也可以称作其主题思想--就是其成员的方法论观点：主观主义。应用到经济现象中的主观主义方法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对人们的选择和有目的之行为的洞悉，比如，根据他们对实现自己目标的各种选择的感知，追逐自己的目标。自从1870年代诞生以来，这种方法论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的特征，尽管不同的成员为其辩护的方式不同。就像一位当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所言，"奥地利学派在观念史上的意义也许在于，它充分肯定了作为行动者的人在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对主观主义观点及其含义的一贯关注，正是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杰文斯学派(Jevonian)以及瓦尔拉斯学派(Walrasian)的区别所在，尽管后两派同样坚持边际主义的价值理论。埃里克•斯瑞茨勒(ErichStreissle)评价说"我认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经常正确地强调，他们是独特的坚持主观价值的学派"。但是，对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尤其是近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来说，主观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主观价值理论。无论研究什么经济问题，主观主义的方法都是他们的显著特征。简而言之，主观主义已经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独特方法。如果奥地利经济学家仍然不能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接受，原因就是他们有着独特的方法论，以及这种方法论对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的意义。 为了追溯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将集中关注六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都是应用主观主义方法论，为之辩护，并且在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的论著中坚持这一思想的人。他们是：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尤尔根•旁巴维克 (Eugen vonBohm-Bawerk)，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并推广了门格尔的思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Mises)，维塞尔和旁巴维克的学生之一，为理论和方法论都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vonHayek)，维塞尔和米塞斯的学生，他的理论探索和跨学科的研究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路德维希•拉克曼 (LudwigLachmann)，他在1930年代和哈耶克一起学习，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主观主义方法的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下还有许多名气不那么大的作者，另一方面，不少有名望的经济学家都部分的受到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但是，人们仍然认为这六人是该学派过去最重要的，资历最老的贡献者。在结尾部分我们将关注那些积极完善和发展奥地利经济思想的人，尤其是米塞斯的两位学生，以泽列•科茨勒(IsrealM. Kirzner)和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II.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础，以及其未来发展的蓝图，无疑都得益于门格尔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Grundsatze derVolkswirthschaftslehre)。这本书包含了门格尔大量独创的、极有价值的观点，以及与众不同的经济学见解。完善和发展门格尔的观点，尤其是那独特的经济见解，从此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任务，而"奥地利学派"这一名称也得自门格尔的国籍。哈耶克评价这一学派说"(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念完全得自卡尔•门格尔"。 众所周知，门格尔的《原理》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纳特•魏克塞尔(KnutWichsell)在1921年写道"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诞生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产生过门格尔的《原理》如此重大的影响"。但是，《原理》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这本书的关注者仅仅限于德国，而且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德国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因而不再对任何经济理论感兴趣。整个德国都处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头领是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Schmoller)，一个认为抽象推理毫无价值的人。历史学派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史和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目睹《原理》遭受的冷遇，认识到德国经济学家反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理论，而是整个理论经济学，门格尔(用熊彼德(Joseph .A.Schumpeter)的话说)"开始战斗了，他要为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争得一席之地"。他停止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列入计划的《原理》第二卷一直没有问世)，转而为这类研究辩护。正是出于这一目的，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书--《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politischen ? konomieinsbesondere)。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方法论论战(Methodenstreit)的开始，在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的"关于方法论的论战"就此爆发了。在论战的过程中，因为一位德国教授的有意中伤，门格尔和他在维也纳的门生第一次和"奥地利"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次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家第一次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特殊地位，这一点也可见于当时该学派成员所撰写的方法论著作中。 与置身其外的维塞尔不同，旁巴维克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和门格尔一样，他不是在语言的层面，而是在问题的实质层面展开激烈的辩论。旁巴维克并不怀疑历史学派的方法的有效性和达致确定目标的可靠性，而是质疑历史学派的方法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唯一有效"并且"最为重要"。奥地利经济学家想证明，研究经济问题的抽象理论方法是有用的，或者说，理论经济学是可行的。 门格尔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似乎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原理》中，门格尔多次引用了希腊哲学家的话。门格尔探索各种经济关系的必要特征，以及那些相关联系的性质所体现出的特征，希望了解经济关系的"本质"。如此，门格尔认为他发现了支配经济现象的"确切"规律：不是精确的数学规律，而是由各种相关因素的本质达到的规律，因此这些规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必然是正确的。对门格尔(还有旁巴维克，在这一点上与他观点相同)来说，实在世界的本质(资源是稀缺的)和人类的本性(对更大满足的欲望)共同决定了经济世界的构成。 门格尔认为，人类的欲望总是超过自然的供给。也无论个人作出何种选择，也无论这种选择是出于无知还是错误的考虑，个人欲望的内容总是客观事实。在发布《原理》之后，门格尔试图把"效用"的概念和生物学联系起来，而他的同时代人都在努力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心理学"色彩或者"享乐主义"色彩过于浓重的目标时。根据他儿子在《原理》第二版导论中的叙述，在努力构筑需求理论的同时，门格尔开始转向研究生物学和心理学，试图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完成自己的价值理论。 除开这些决定论的因素，门格尔的方法仍然是主观主义的，他认为个人乃是期望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而不是被各种需求所支配。在没有完全的、精确的知识条件下的选择，仍然是行动的基础。对生物学的强调仅仅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必需的部分，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放弃这一点时毫无困难。 门格尔的《原理》第一次讨论了有用物品的性质，接下来是财货的性质，然后是经济(稀缺)财货的性质。他定义和讨论了财货的可交换性，勾画了可交换性最强的物品成为交换媒介或者货币的过程。在每一步推导中，他都一再强调财产的主观性质，即它们依赖于关注需求的个人的知识，以及这些财货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对主观主义一以贯之的坚持，使门格尔能够借助维塞尔的"归属"(imputation)概念将自己的分析延伸到对作为资本的财货的评价中去，门格尔称这些财货为"更高等级的财货"。维塞尔将这种思想发展得更为精巧，奥地利经济学家随后一直强调，某一财货是否被看作资本，并不取决于其客观属性，而取决于其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计划中的地位。 门格尔的本质主义对他的经济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为他正是以此为基础反对数学方法和经济"变量"的相互决定关系的。瓦尔拉斯(Walras)的边际思想完全是用数学描述的，门格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们研究的不仅仅是量化的关系，还包括经济现象的本质(性质)。对后者(比如，价值、租金、利润、劳动分工和复本位制的性质)，如何用定量的方法考察？ 熊彼得(Schumpeter)仅仅看到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边际主义的部分，因此他一方面批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是"有缺陷的方法"，另一方面批评他们未能"认识一组联立方程(aset of simultaneousequation)的意义"。但是对奥地利经济学来说，缺少数学方程并不是因为无知。老奥地利(oldAustria)的学生们在"体育馆"式的教育体制下已经接受了初步的数学训练，而且，门格尔也出自一个有数学天分的家庭。奥地利经济学家虽然完全了解各种数学方法，但是，出于方法论的原因他们明确地反对这些方法。 门格尔对经济现象本质的关注，表现为他对这些现象的存在和起源的思索。他希望得到一般性的关于因果的解释，这就排除了使用数学方法的可能。门格尔的儿子卡尔(KarlMenger)是一位数学家，他指出运用数学的经济学家都局限于方程之间的联系，而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望得到因果关系的解释。奥地利经济学家还列了许多理由，反对将数学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其中多数和上面的理由大同小异。举例来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不愿意使用无差异分析的方程式(Equations of indifferenceanalysis)解释交换行为，因为他们的主观主义边际价值论认为价值是没有单位的。 奥地利经济学家再追溯交换起源的过程中看到，交换发生的确切原因在于，参与交换的个人认为他人财货的价值高于自己所拥有财货的价值。门格尔试图揭示价格形成背后的力量和原因，与之相反，重视数学的瓦尔拉斯学派的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一个永恒的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 门格尔及他之后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发现，如果要探索经济现象的起源，从这些现象发生的最简单的情况入手是非常恰当的。在分析价格的形成时，门格尔是从孤立的两方交易开始的，旁巴维克也一样。维塞尔通过"递减抽象"的办法完成了从鲁宾逊世界到复杂的货币经济的转变。穆雷•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Man,Economy andState)系统地阐释了现代奥地利理论，这本书也是严格遵循"鲁宾逊-真实世界"方法的。米塞斯在其早期的一部作品中声称"catallactic的基础类别，即，价值、财货、交换、价格以及成本"都与选择行为有关。他随后强调，要理解某些重要的现象，特别是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核算这一现象，所需的理论就不能局限于鲁宾逊世界。这种计算在鲁宾逊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对孤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源于货币的交换。 III.旁巴维克和维塞尔 既然数学方法无助于解决经济过程的关键问题，反对使用数学方法就成了奥地利学派持续的任务。庞巴维克的不朽著作《资本与利息》保留了严格的因果分析，却避免用函数依赖关系(functionalinterdependence)说明其理论体系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像门格尔一样，维塞尔也激烈的反对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 维塞尔认为，经济现象必然是不连续的和离散的，因此他反对经济理论中的数学方法。奥地利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在真实世界中感知和行动之个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他们阐明自己的边际主义思想时，常常谨慎小心的借助于离散的单位和非连续的时间点，而不是借助于无穷小的单位和平滑的曲线。门格尔在《原理》中多次强调了这种不连续性。 维塞尔十分清楚边际效用尺度(marginal utility scales)变化的离散性质，他的归属理论(theory ofimputation)假定投入(inputs)具有不连续性。庞巴维克根据不连续的计划对供给和需求进行了分析，并用其研究了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商品--马--的市场。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都认为边际效用尺度的变化是不连续的，因为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只关注能被正在估价的个人确切感觉到的变化。因此，熊彼得又一次误解了奥地利理论家们的意图，他认为要"正确地阐述他们的推理"必须用到微分学。 熊彼得评论说，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边际效用理论是他们新方法的精髓"，这表明他很可能误解了庞巴维克代表奥地利学派自我宣传时说的话，类似的话维塞尔也说过。今天，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语境看待这些说法。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研究在当时还只是刚刚起步。从那时起，这一学派开始把他们的研究延伸到众多领域中去，而不再局限于价值理论。还要补充一点，这种说法只在当时具备有限的准确性。就像Streissler强调的，边际效用理论，并非门格尔《原理》的重点。甚至《原理》的前两章根本没有出现边际效用的概念。 尤其需要记住的是，三位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中，门格尔最关心方法论问题。根据哈耶克的看法，维塞尔"并不认为作为一个特殊学科的科学的方法论有太大价值"。熊彼得认为庞巴维克"不是一个方法论的行家"，这种看法并非有失公允。 无论是庞巴维克还是维塞尔都认为，方法论研究和论辩没有太大价值，合适的方法会在理论实践的过程中自动出现。结果，门格尔和他的弟子之间产生了某些分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庞巴维克基本接受了门格尔关于"精确"方法的认识论，他喜欢称之为"隔离的"(isolating)方法。与之相反，维塞尔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理论知识的正确性。他坚信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在经验"(innerexperience)理解经济学的意义。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存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之中，而根据EmilKauder的看法，维塞尔发现了"意识的必然行动序列"。维塞尔称这种方法为"心理的"(psychological)，这一术语也得到了庞巴维克的认可。维塞尔的心理学倾向产生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具有独特方法论的分支，但是他的"自然价值"学说(naturevalue，在假象环境下存在的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和他对不同个人的效用具有可比较性的坚决主张，使维塞尔走上了一条此后被放弃的道路。 1884 年维塞尔出版了 Usprung und Hauptgesetz des wirtschaftlichenWertes，他的这部早期作品在心理学上着墨颇多。维塞尔提出，主观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应用心理学"。在此后的一部作品中，他表示了对这种说法的顾虑，解释说经济理论并不依赖于专业的或者科学的心理学，价值理论有自己的心理分析方法。个人的内省(introspection)或者内在经验才是经济学关注对象的真正源头，这些对象正是追求以完美的形式表现出的"理想化假设"(idealizing assupmtion)的努力造就的。维塞尔假定，谨慎关注自己行为之利益和方法的经济人(economic man)追求的是简单的效用最大化。门格尔的经济行为个人(economicagents)的独特需求不复存在了。 在《自然价值》 (Natural value1889)中，维塞尔推广应用了隔离和理想假设的方法。他把从主观估价出发的演绎法应用到生产和分配的领域之中，提出了机会成本(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被牺牲的效用)和归属(imputation)的概念，后一个术语是他命名的。他解释说，既然消费者只能对最终财货估价，那么生产财货的价值只能根据其对期望的产出价值的边际贡献来确定。生产的成本源于这一事实：投入只能从其它的有价(主观的)用途转移而来。 维塞尔坚持说，尽管主观价值理论表面上是演绎的，但其实是严格关注经验事实的。在1914年出版的《社会经济学》(SocialEconomics)中，维塞尔解释说，它是经验的，因为它面对的是普遍的现象，尽管看起来它面对的是理想的状态。先验主义的观点--先验(演绎)的理论如何能够具有经验的内容--是困扰奥地利学派的最大问题，和其他人一样，维塞尔也不得不为他的抽象理论在现实世界的适用性做出解释。他承认自己的理论和所有经验陈述一样，都是在头脑中结合经验的检测形成的，都必须容许某些例外。而基于自己的本质主义倾向，门格尔认为他的"精确"规律是不可证伪和不存在例外的。门格尔解释说，这些规律"并不仅仅是没有例外，根据我们的思维规律，它们是不可能有例外的"。对精确规律的经验"检测"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论，就像用测量实际的物体验证几何原理一样。 和维塞尔一样，庞巴维克也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追随门格尔。历史学派攻击说，奥地利学派表现了奇怪的先验论思想，而且拒斥经验事实；在为自己理论的价值和可行性辩护时，庞巴维克承认理论必须严格基于经验观察。他否认奥地利学派"所谓的抽象演绎方法"不是经验主义的，也否认它"着迷于抽象的结论而忽视经验现实"，庞巴维克声称"(这种方法)实质上是真正的经验的方法"。他否认奥地利学派自我局限于源自先验公理的推导和演绎，声称它起源于"对现实情况的观察，并尽力丛经验材料推导出普遍规律"。但是，庞巴维克补充说，奥地利学派同样认识到探索从普遍到一般的因果联系的重要性，因为纯粹的归纳方法不能发现事件"因果链"的连接关系。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 经院哲学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of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中有一些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发源了。 这些晚期的经院哲学家发现存在着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联系原因和结果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规律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后期的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同时固执的反对征税以及对价格和商业机构的管制行为。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the Nature of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thought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将市场理解为企业家经营的过程，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一名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在这位先辈的影响下， 18和19世纪法国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萨伊(Jean BaptisteSay)和巴斯夏(Claude-FredericBastiat)了。萨伊是第一个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人，他认识到，经济学的任务并不是收集各种数据，而是说明普遍的事实(比如，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可使用的资源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 萨伊创立了确定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确定了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也就是“萨伊定律”：如果容许价格变化，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发生持续的“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和巴斯夏一样，萨伊也是积极为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辩护的人。身为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撰稿人，巴斯夏进一步争辩说，非物质的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都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巴斯夏发表的众多经济讽刺论文中，有一篇清楚地说明了“破窗理论”的谬误，经过亨利•海兹利特的推广，今天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一“理论”有多么荒谬。 前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是在与这些诡辩“理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学派的名声日益显赫。当然，这主要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最终，英国传统(基于客观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导致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诞生。
卡尔•门格尔 1871年，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问世了，在此后的若干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经济学首次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经过他的努力，这种理论更加巩固了。 和当时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杰文斯(StanleyJevons)在其作品中的论述一样，门格尔清楚地揭示了主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并第一次完整地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他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另外，门格尔还说明，自由市场上的货币产生的原因是人们需要一种最适合交换的商品，大家并不把这种商品用于消费，而是用于交换。 门格尔的《原理》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米塞斯曾说这本书“使自己成为经济学家”，当然他指的并不是仅仅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还包括门格尔在这一领域运用的方法本身。像此传统下的先辈们一样，门格尔是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科学。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排斥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数据的堆积，目的在于为国家服务。《原理》出版12年后，门格尔发表了《考察》，反驳德国历史学派的看法。 门格尔曾任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年幼但命运多桀的哈布斯堡皇储鲁道夫的老师。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是建立在演绎逻辑之上的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他不但革新了经济学，也为此后的理论家确定了反驳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的确，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的影响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经济分析的卓越读本。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奥地利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庞巴维克 在因斯布鲁克大学 (University ofInnsbruck)，有一位门格尔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他就是庞巴维克。庞巴维克继承并重新表述了门格尔的理论，用其分析包括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在内的许多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诞生于1884年，彻底清算了思想史上各种谬误，并极力辩护利息率并非人造的产物，而是市场的固有部分。它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时间偏好”这一事实，相对于未来的人们总是更为偏爱眼前的满足。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正常的商业利润率就是利息率。资本家必须节省资金，支付工人工资，只有等到最终产品出售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利润。庞巴维克还说明，资本并不是同质的，而是一种包含时间维度的复杂结构。经济发展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资本投入的增加，还包括越来越长的生产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长期论战。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前，他就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和工资的种种学说。庞巴维克还组织了私人讨论会，这也是此后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私人讨论会的先例。 庞巴维克支持那些遵循无可动摇的经济规律的政策。在他看来，干预主义是对市场经济的各种力量的侵袭，因此必然无法获得长期的成功。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庞巴维克三次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努力实现金本位，自由贸易，预算的平衡和稳定的货币，取消出口补贴以及其他垄断特权。 米塞斯和哈耶克
庞巴维克的研究和作品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一整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从此奥地利学派在英语世界拥有了自己的舞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庞巴维克并没有在门格尔的货币思想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货币问题正是“宏观”和“微观”方法的交汇点。身为奥地利商业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接受了这一任务。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米塞斯在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边际效用理论该如何应用于货币问题，并构筑了自己的“回归分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不仅仅是货币的发源地，还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借助英国的货币学派的成果、威克塞尔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描绘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宏伟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为米塞斯提供了教职，而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也花了整整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学术生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几年。其中三年是在一个炮兵司令部度过的，还有一年是在经济情报部门度过的。战后，他的《民族、国家和经济》(1919)问世了，在书中，米塞斯坚决主张，尽管帝国已经分裂，处于少数的人仍应当享有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此外他还清楚地说明了战争的经济影响。同时，通过蔡斯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努力，美国学者也开始注意米塞斯的货币理论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米塞斯的作品吹毛求疵，当然他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 战后的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在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奥地利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是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曾在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上见过此人，在与米塞斯多次彻夜交谈之后，鲍尔终于放弃了推行布尔什维克式经济政策的计划。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认为米塞斯永远不能原谅，他们在学术上领域陷害他，使他不能被维也纳大学聘为不领薪水的教授。 但米塞斯并未理会这一切。1921年，他针对社会主义自身的问题发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米塞斯也因此一鸣惊人，两年后他将这篇文章扩充为《社会主义》。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既然承诺取消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和交换，就必定无法把资源分配到最有价值的地方。米塞斯预测说，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极度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在米塞斯的责难之下，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尝试用经济学解释这一社会的运转情况，而该话题正是此前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回避的。奥地利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持续了不止十年，直到1989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为止，而学术界人士长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那些难题。 这一时期，米塞斯为自由市场所作的辩护转变了不少社会主义支持者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哈耶克(F.A.Hayek)、罗普克(WihelmRoepke)、罗宾斯(LionelRobbins)。米塞斯还在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开办了私人讨论会，参加者有马克卢普(Frits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赫伯勒(Gottfried vonHaberler)，舒尔茨(Alfred Schutz)、斯蒂格(Richard von Strigl)、沃格林(EricVoegelin)、罗丹(PaulRosenstein-Rodan)，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一面驳斥社会主义者，一面与德国历史学派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经济学的演绎方法论辩护，沉重的打击了德国历史学派，此后他称这种演绎方法论为“人类行动学”或者“行动的逻辑”。米塞斯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的学生哈耶克在那里负责。 在那里，哈耶克和米塞斯共同进行了多项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他们警告人们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发生的货币流通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发言中，他引用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到英国和美国后不久，哈耶克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写了大量关于兑换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他的通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为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的复兴提供了很大帮助。哈耶克的巨著《法律、立法与自由》发展完善了晚期经院哲学家对法律的看法，并将这种思想用于批判社会正义之类的幻象和平均主义。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刚刚经历了世界范围经济萧条的奥地利又面临被纳粹占领的威胁。在米塞斯的催促下，哈耶克1931年就离开奥地利迁往伦敦，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GraduateStudies)的教职，来到了日内瓦，不久之后又移民美国。因为米塞斯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没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论文，战争期间这些论文被藏匿起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借助罗普克的普及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的政治才能——艾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主管，他不顾占领当局的反对，取消了价格管制，联邦德国的经济因此开始复兴——译注)引导了战后德国的经济改革和重建。1992年，奥地利档案保管人员在莫斯科公开的档案里发现了米塞斯在维也纳被盗的论文。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米塞斯到美国之后将其加以修订和扩充，成为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称这本书是“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经济学因此融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出版是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人类行为》仍然是能够标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如此，这本书并没有获得学术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因为那些人已经彻底倒向凯恩斯主义了。 赫兹里特和罗斯巴德
尽管米塞斯从未取得他应得的付薪教职，但他继续发扬维也纳的传统，在纽约大学时米塞斯周围仍然聚集了不少学生。另一方面，早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身为记者的亨利•赫兹利特就已经成了他最主要的拥护者，他在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上发表了米塞斯著作的书评，赫兹利特还在自己的经典作品(例如《经济学一课之师》)中宣传米塞斯的思想。赫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字逐句的反驳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重建了萨伊在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领域的重要地位。赫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他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米塞斯1973年逝世，他在纽约的私人讨论会直到此前两年才停止。那时候，罗斯巴德还是他的学生。事实上，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根据《人类行为》写作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与福利、关于国家的理论——巩固并强化了米塞斯的观点。罗斯巴德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方式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思想的原则，即在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框架内应用经济科学。他发展出一整套的建立在私有财产、合作与契约自由之上的，为无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辩护的理论。 罗斯巴德在后来的经济论文中考察了大萧条，他应用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说明，股市崩溃和经济低迷都是之前信用扩张的结果。此后，罗斯巴德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从中建立了一套用于检查对市场的各种干预之结果的理论框架。 米塞斯晚年终于见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这种复兴从《人、经济和国家》的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罗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美国殖民史和脱离英国的四卷本著作《认识自由》(Conceivedin Liberty)，确立了奥地利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地位。在罗斯巴德的哲学论著《自由的道德》(TheEthics of Liberty)中，他将自然权利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结合起来。罗斯巴德关于经济学的学术作品都被集为两卷本的《行动的逻辑》(Logicof Action)，收录于爱德华•埃尔加编纂的《本世纪的经济学家》(Edward Elgar's "Economists ofthe Century")丛书中。 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成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奥地利学者和今天努力发扬这一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的关键桥梁。确实，若没有罗斯巴德那种敢于反抗自己时代思想潮流的勇气和勤奋，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能就要停止发展了。罗斯巴德深厚的学养，充沛的精力，广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鼓舞了无数的学生投身自由的事业。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显赫的地位。虽然如此，像前辈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的普遍接受。罗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的各学科间的奥地利学派学者组织起来。 1982年，在麦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Mises米塞斯夫人——译注)、哈耶克和赫兹利特的资助下，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Institute)成立了，这为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通过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教育研讨会、各种书籍、专论、时事通讯、研究项目以及影片，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研究所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着奥地利学派继续发展。 罗斯巴德编辑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于1987年创刊，从1991年开始每年出版两期，1998年改为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从1984年起，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开展夏季教育培训活动(instructionalsummer school)。在那段时间，罗斯巴德发表了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两卷本的《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学派解读》(An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Thought)代表了罗斯巴德的最高成就，这部书扩展了经济学的历史，将几百年间的著作包括在内。 借助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和提供的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部事实上都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奥伯大学(AuburnUniversity)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奥地利学者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谈论、辩论和运用奥地利经济学。 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的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它告诉人们，伟大的思想如何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抵抗邪恶，推动科学的进展。现在奥地利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支持自由社会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共识。感谢那些大无畏的、才华横溢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感谢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接过奥地利学派遗产，努力发展这一学派的人。
奥地利学派的明天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正在走向繁荣。整个西欧、东欧和前苏联，以及拉丁美洲和东亚，到处都有人阅读和讨论米塞斯的著作。在更迫切需要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美国，新的兴趣尤其令人鼓舞。 米塞斯研究所的成就证实了新兴趣的存在。该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奥地利学派成为经济争论中的主要力量。为此，米塞斯研究所培养和组织了几百名专业经济学家，把他们的作品提供给学术界和普通大众；用奥地利经济思想教育了几千名研究生，散发了几百万份宣传资料；米塞斯研究所还成立了知识分子社群，其中以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和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LasVegas)的最为醒目，奥地利经济思想在那里日趋繁荣。 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举办奥地利学派夏季培训班——“米塞斯大学”。教员超过25人，第一流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也举办有关理论主题和历史主题的会议，研究所的学者还经常出席各种重要的专业会议。 Transaction Publishers参与赞助了研究所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这是英语世界唯一奉献给奥地利学派的杂志。Transaction Publishers也出版了米塞斯研究所的很多书籍。《奥地利经济学通讯》(The AustrianEconomics Newsletter)由奥地利学派的培养的学生为自己主办的杂志。《自由市场》杂志则应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评论政府政策。 米塞斯研究所帮助了几百所大学的师生。就像中心给研究生的待遇一样，我们也有供来访者完成论文、供进修者从事新研究的计划。在奥本(Auburn)，研究所的奥地利经济学研讨会正在探索诸如历史、理论、政策之类的新领域，每周的讨论会让学生和教员一起把奥地利经济思想应用到各学科中去。 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新作几个月就诞生一本，奥地利经济学家也在所有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米塞斯的思想在全国的数以百计的经济学课堂上传授(2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12)。奥地利学派就像专业领域冉冉升起的星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新的观念吸引了众多学生，引导他们在思想成熟时期走上支持市场、反对国家主义的道路。 米塞斯研究所的学术会议、出版物和教育计划还培养了大批学者。在研究所的支持下，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观念与激进的建设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极具吸引力的、充满活力的新思想。 奥地利经济学的未来是光明的，它也预示着自由本身的光明前景。如果我们需要在本世纪扭转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趋势、重建自由市场，那么，奥地利经济思想必将成为我们的知识基础。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