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小李、大李和老李
——李富荣与国球“潜规则”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拍过一部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上座率不低，讲的是当时人们在业余时间参加体育锻炼的故事。
本文中的小李、大李和老李实际上是一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李富荣。
李富荣，原籍浙江绍兴，1942年出生于上海,出身小资家庭。
年轻时的李富荣英俊潇洒，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谈笑自如，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格利高里帕克。中国乒乓球队历来出“帅哥”：容国团、庄则栋、梁戈亮、谢赛克、施之皓、江嘉良、孔令辉、张继科……或英气勃发，或儒雅斯文，或阳光帅气，或活泼可爱，各具风采，若综合打分，渔樵以为李富荣似应排在首席。当然,李“帅哥”也有一大弱项，与帕克相比他个头偏矮。
李富荣右手直握球拍，左推右攻，典型的中国式近台快攻打法。球风凶悍，正手扣球极具杀伤力，反手推挡亦能控制对方;侧身抢攻更是他的杀手锏,迅如疾风闪电，每每令对手不寒而栗。
1957年，小李进业余体校参加乒乓球集训，当年获得上海市青少年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1958年入选国家青年队。同年全国锦标赛，他战胜了两届全国冠军王传耀。1959年5月，他战胜了刚刚获得第2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从多特蒙德载誉归来的容国团，令人刮目相看。年底晋升国家队。
1959年末，斯堪得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李富荣和庄则栋初出茅庐便威震乒坛，将诸多欧洲名将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联手夺得男团、男双冠军；小李还获得男单亚军——冠军是小庄。这是李富荣在国际赛场获得的第一个男单亚军，17岁的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亚军头衔就像一个多情而又执着的古堡幽灵,一缠便缠了他好多年。
1961年4月4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队（容国团、徐寅生、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决赛时中国队以5比3战胜了日本队，容国团得一分丢两分，徐寅生得两分丢一分，庄则栋独得两分。
男子单打中国队包揽前四名：庄则栋获冠军，李富荣获亚军，徐寅生、张燮林获并列第三名。女子单打由冠军邱钟惠获得。李富荣与韩玉珍合作获混双亚军，与庄则栋合作获男双第三名。
因未能在中日决赛时上场建功，李富荣憋足了一口气，在后来与来访的日本队的比赛中，先后打败了荻村、木村和星野三员大将，保持全胜。接着又在全国锦标赛中打败各路好手，获得男单冠军，并和庄则栋合作蝉联男双冠军。19岁的小李便有些沾沾自喜，曾多次私下里嘀咕，“中日决赛打成5比3，太悬了吧，离输球只差那么一眼眼。若是派我上场，绝对不会是迭个比分。”这番话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他不太谦虚，而那个时代人人都知道要夹着尾巴低调做人，因为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二是他还比较单纯，有些不谙世故。即使自己真的比别人来事也只能放在心里，偷着乐可以，说出来就没劲了，只会招人不待见，那个时候如果周围的人尤其是领导对你有看法，你在政治方面的进步肯定就比别人慢；况且竞技体育不能夸海口，因为今天赢球不等于昨天就能赢球，更不能证明明天也一定会赢球（果不其然，62年在日本东京，由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组成的中国队输给了日本队，小李一人丢了两分）。
1963年布拉格第27届世乒赛，男团决赛的对手仍是日本队，中国队派庄则栋、张燮林、徐寅生三人上场，以5比1大胜，只有庄则栋首盘丢了一分。雪藏了两年、被称为“秘密武器”的张燮林的表现最为给力，他以变化莫测的削球，轻取三木和木材，彻底摧垮了对方的意志。李富荣虽然在半决赛对西德队时战胜绍勒尔、阿恩特拿了两分,但在决赛时还是坐了冷板凳。
男子单打，李富荣和庄则栋再次会师决赛：庄则栋获冠军，李富荣获亚军。
本届男团决赛又未能出场，一向争强好胜的李富荣自然觉得很遗憾。此时的他毕竟比两年前成熟了许多，已懂得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还是做沉默的羔羊比较保险。于是愈加埋头苦练，他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是真金终究会发光，总有一天自己会出现在世乒赛男团决赛场上。
1964年，22岁的李富荣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起两年前就入了党,今年年底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小庄,小李的进步慢了整整一大拍(1978年李富荣终于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4月，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日两队第三次相逢。在研究上场队员名单的会议上，庄则栋、张燮林很快被确定，谁是第三人选却有些分歧。当主教练傅其芳征求徐寅生意见时徐说，“周兰荪凶，我稳，李富荣凶稳结合。派我上场我也能打，但我个人举双手赞成让李富荣上。”由于上海老乡的鼎力举荐，加上他的进步确实是有目共睹（这是主要因素），小李终于得以上场亮相。四年磨一剑，李富荣精神抖擞锐不可当，先后战胜了小中健、木村兴治，拿了关键的两分，为男团三连冠立下大功，凭借英俊的长相和精湛的球艺,成为南斯拉夫观众尤其是年轻姑娘追捧的偶像,被当地媒体誉为“美男子”加“轰炸机”。——而庄则栋和张燮林分别负于日本新秀高桥浩，各丢一分。
男子单打，李富荣、庄则栋第三次会师决赛。南斯拉夫观众似乎也听到了什么传闻(世上确实没有不透风的墙)，赌气似的呈一边倒为李富荣加油，不停地喊着“李!”“李！”每当李富荣打出一个好球，他(她)们就拼命地鼓掌，好像李富荣是东道主本土选手。比赛精彩纷呈非常好看，但结果不言而喻，庄则栋以3比2险胜。比赛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却异口同声叫着“失败者”李富荣的名字，这在世乒赛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庄则栋终于实现了个人三连冠。李富荣三连亚，所以又有了“千年老二”的昵称。按说庄则栋一人获得男团、男单、男双三项桂冠，本届世乒赛最佳球员非他莫属，而圈内人士，如日本著名选手荻村（24、25届曾两获男单世界冠军，即后来的国际乒联主席）、木村（27、28届混双冠军），瑞典队长阿尔塞（后来29、30届男双冠军）等人，以及当地媒体却都认为李富荣才是当时世界乒坛的翘楚。
庄则栋捧着圣.勃莱德杯走下领奖台时，对中外记者说了句，“我不过是代表我们集体来领这个奖”。冠冕堂皇又耐人寻味，明明是个人奖项，却说代表集体领奖，过分谦虚，近似矫情，难道其中真的有什么隐情？
话还得从四年前的北京说起——1961年第26届世乒赛，4月13日，男单八进四后剩下清一色的中国选手：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李富荣，这块金牌已稳入中国队囊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连夜（已过了11点）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研究“谁来当冠军”。贺老总说，“我看小庄当冠军比较合适，第一,团体决赛他立了功，第二，他是北京的，代表首都”。也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没说。据2002年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向庄则栋本人透露，1961年4月8日，老人家在家中观看26届男团决赛电视直播时（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在工体现场），曾情不自禁夸了他一句“小祖宗”。4月9日大赛休会一天，贺老总自然抽空去中南海向主席汇报中国队的战况，老人家对在团体赛中立了头功庄则栋印象深刻，闲谈时再夸奖几句也是人之常情。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主席不过是随口这么一说，但贺龙却记住了。如今中国队已包揽前四，若是将庄则栋扶上男单冠军宝座，老人家岂不是更加开心？古往今来，但凡做“臣子”的都喜欢揣摩“君主”的心理，凡事都想方设法讨领袖的欢心，这亦是人之常情。早在1938年的延安，毛泽东不顾党内一些同志（包括总书记张闻天在内）的反对，执意娶了江青。反对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这位来自上海滩的电影明星情史复杂，归根结底还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作祟。不久贺龙从晋察冀根据地来延安汇报工作，闻听此事拍了拍腰间的盒子炮道，“堂堂的主席，娶个把女人什么大不了的事，谁再胡说八道放臭屁，老子我一枪毙了他！”（贺龙结过四次婚，年轻时为了子嗣还纳过妾。）这话自然会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于是江青亲自下厨，补办了一桌喜酒，专门招待贺龙一行，连总书记也没叫陪。
时间紧迫，于是领导和教练赶紧分头做工作。好在住在同一所饭店，距离不远。贺龙亲自找徐寅生、张燮林谈话，他俩一口就答应了（有人指责他俩过于圆滑，笔者认为有失公允，元帅亲自出马找小兵谈话，何等体面，推己及人，搁你叶老师身上恐怕也无法拒绝）。找李富荣谈话的是男队主教练付其芳，这对于充满了罗曼蒂克情愫、一心想做容国团接班人的李富荣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非常沮丧，吭哧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点头。第二天下午半决赛，庄则栋“胜”徐寅生，李富荣“胜”张燮林。纵究心里有怨气，晚上决赛小李上去就给小庄来了个下马威，以21：16赢了首局。主教练傅其芳吓坏了，换边时一个劲低声抱怨，“你这孩子咋搞的，怎么不听话？”小李一脸怒气，“又没规定我要0比3输给小庄（《国球三十年》中说“又没规定我要0比2输给小庄”，这一点叶永烈肯定记载有误，世乒赛单打比赛历来都五局三胜制，而不是三局两胜制，直到2003年47届巴黎世乒赛实行11分制后，才改为七局四胜制）难道我赢一局都不行吗？”小李的反抗也只能到此为止，最终小庄连扳三局，以3比1获胜。——据庄则栋后来所言“让球”的安排当时只有他蒙在鼓里，事过之后才知情。
庄则栋终于登上了冠军宝座。皆大欢喜，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赛场风云，瞬息万变，至于将来的事眼下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去考虑，也是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至于叶老师说这时就是为了让庄则栋实现三连冠，似乎还为时过早。
到了1963年27届世乒赛，李富荣、张燮林、王志良、庄则栋四名中国选手会师男单半决赛，因国际乒联有规定，连续三届或有间隔的四届获单打冠军者，可以得到一座复制的圣·勃莱德杯（男）或吉·盖斯特杯（女），归个人永久保存，领导自然而然就有了新的想法，让庄则栋朝这个目标奔。遂又依瓢画葫芦，再来做李富荣等人的工作，事关“祖国荣誉”，小李等人唯有再作牺牲，于是半决赛庄则栋“胜”张燮林，李富荣“胜”王志良；决赛庄则栋“胜”李富荣，蝉联冠军。到了1965年28届世乒赛，庄、李二人又打进了决赛，这下太好了，水到渠成,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小庄(当然不止是庄则栋本人)终于如愿以偿，第三次登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宝座。
除了三次男单决赛让球给庄则栋，两次男双半决赛李富荣也曾奉命让球。27届世乒赛他和王家声（李、王组合曾获得62年全国锦标赛男双冠军）让给了庄则栋、徐寅生，决赛时庄、徐组合又让给了张燮林、王志良，——因为张燮林在团体赛中立了大功，单项比赛亦很出色，应给予奖励。28届他和王家声再次让给了庄则栋、徐寅生，另一场半决赛周兰荪、余长春则让给了张燮林、王志良，决赛时张、王组合又以0比3匆匆让给了庄则栋、徐寅生，——此一时已非彼一时，张燮林在团体赛中的表现远不如上届；而徐寅生因去年一篇《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风生水起，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并且打完同年9月的全运会就准备退役，应重点照顾。李富荣这两次男双让球似乎与贺龙元帅无关，63年他没去布拉格，65年他也没去卢布尔雅那，很可能是代表团领导自作主张。其原因也不难猜测，一是犒赏功臣（27届的张燮林），二是投上峰所好（28届的徐寅生）。虽然28届男团决赛李富荣立了头功,但犒赏部下与投上峰所好相权衡，显而易见后者更重要。
——有一点渔樵始终搞不明白，既然28届内定的男双冠军是庄则栋和徐寅生，张燮林、王志良已经没戏，那么又何必叫周兰荪、余长春半决赛让给张燮林、王志良?张燮林和林慧卿后面还有混双决赛，让张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岂不更好。如果由周、余进入男双决赛，与庄、徐打满五局，为在男双决赛前面参加女单、女双决赛（这两场决赛的对手都是日本选手，结果都打满了五局，异常紧张激烈，女单林慧卿负深津尚子，女双林慧卿、郑敏之胜关正子、山中教子）的林慧卿多争取半个小时宝贵的休息时间，张燮林、林慧卿混双夺冠（对手是日本的木村兴治、关正子，又打满了五局，2比1领先时因林慧卿体力不支而功亏一篑）的时间很可能会提前六年。所谓智者千虑，看来再高明的领导也有顾此失彼的时候。
上世纪60年代初赫赫有名的中国乒坛五虎，容国团拿了一届男单冠军，庄则栋拿了三届男单冠军和一届男双冠军，张燮林拿了一届男双冠军（71年31届世乒赛又拿了一届混双冠军），徐寅生拿了一届男双冠军，唯独李富荣从未染指过个人（单打、双打、混合双打）金牌。故有球迷说李富荣是“让球”的最大牺牲者，乃十足的倒霉蛋、冤大头。竟技体育终究要用成绩说话，所谓成王败寇，你即使身怀绝技会降龙十八掌，也没有人承认你是无冕之王。
1973年9月1日,庄则栋得到了一座由国际乒联颁发的复制的圣·勃莱德杯。令人遗憾的是，三连冠的始作俑者，贺龙元帅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已于69年含冤去世，未能看到这一天。（伴君如伴虎，而且他老人家不是赵匡胤，功臣们卸甲归田了就能安心睡觉，这位旷世巨人始终“路线斗争警钟长鸣”，只要认定对自己有威胁，其实这种威胁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即使你平日一直小心翼翼对他毕恭毕敬曲意逢迎也毫不留情。1975年春在八宝山为贺龙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笔帐总得有人扛，于是便记在了死鬼林彪的头上，反正死无对证。后来“四人帮”倒台，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自然又转嫁给了江女士。袁腾飞老弟说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其实答案早有啦，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让球”之事本是“高端机密”，为何民间一直传得沸沸扬扬?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几位当事人身上。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当时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世界大赛让了球，心里或多或少终究有些不平衡，回到家中关上门，和父母至亲谈及此事完全有可能，临了他们一定会关照自己的父母，此事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可千万别往外传。可是他们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兄弟姐妹至爱亲朋，也不可能憋得住，再说凭白无故地叫自己的孩子让球，这几位做父母的心里多多少少或许也有些不平衡。当然说完了他们肯定也会关照一句，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可千万别往外传。这些亲朋也有自己的近邻好友，于是“秘密”继续扩散，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半年时间，整个上海滩人人皆知（62年笔者刚上小学二年级，就从邻居大姐姐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版本虽各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并未走样，即庄则栋夺冠全靠几位上海哥们保驾护航。
尽管民间传得活灵活现，官方对此却一直讳莫如深，几位当事人公开场合更是三缄其口。三十年过后，正是这几位当事人在镜头前的叙述使历史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徐寅生承认当初“让球”确有其事，但又说运动员是国家出钱培养的，为了祖国荣誉个人做点牺牲没什么不妥，口气与他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身份倒也十分吻合。张燮林的立场比较客观中庸，说“让球”是为了祖国荣誉，但是有副作用，玩多了给上下级之间、教练与队员之间、队员与队员带来了不少矛盾，很多时候得不偿失。无官无职亦无牵无挂的庄则栋则率真了许多，也不像当年那么装“谦虚”了，他在接受鲁豫访谈时说，上级安排队友“让球”給他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即使不让他也肯定会赢，因为他与李富荣之间的交锋历来他胜多负少。他唯恐人们置疑他世乒赛三连冠的含金量，还特地举例说明，65年全运会男团决赛、66年全国锦标赛男单决赛，两次国内重大比赛他都赢了李富荣；他还是全国锦标赛（包括全运会）、队内比赛的三连冠。颇有意思的是，当年“让球”事件最大的“牺牲者”李富荣对此表现得倒淡然超脱温良恭俭，说我是让了庄则栋三次，但胡道本也曾让了我三次（三届世乒赛男单八进四），与年轻时的锋芒毕露争强好胜大相径庭，成熟、矜持且极有分寸，从不评价、也不贬低当年的哥们、队友兼对手，颇有几分“事已至此，功过自有世人评说”的老克勒风度。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对待“让球”之事的褒贬与他们担任行政职务的高低成正比，职务越高，对“让球”就越持肯定态度。应了那句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说白了很简单，他们既是“让球”之事的“受害人”，同时也是“让球”之事“受益者”，徐寅生、李富荣以及李的弟子蔡振华陆续都成了副部长（虽说会哭的娃娃有奶吃，终究还是听话的宝宝有出息），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任何人考虑问题总是习惯地站在自己的角度。一旦做了官，难免就会说些官话、套话和假话。
那么华山论剑，庄则栋、李富荣到底谁更强一些呢？各自的粉丝几十年来一直争执不休。喜欢庄则栋的球迷手握有三张王牌，即世乒赛、全国锦标赛、队内赛三连冠；但他们也有“软肋“，即当年世乒赛男单决赛确实有人幕后操纵，他们想否认也否认不了。李富荣的粉丝也拿出了一组数据：李富荣比庄则栋先拿全国冠军；三届世乒赛李富荣对外国选手全胜，而庄则栋前后输了两场；66年北京国际邀请赛(亚锦赛?)男单决赛李富荣就赢过庄则栋，李才是那时世界乒坛真正的“一哥”。退一步讲，若不是奉命“让球”，起码不会三连亚，至少可以拿一届冠军吧。看来这桩历史公案已成了一笔糊涂账，怎么也掰扯不清。凭心而论，两位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超一流选手，一时瑜亮，难分高下。李有爆发力，庄的心理素质似乎更好一些，各有所长。如果不让的话，庄也未必会输，但三届全胜恐怕也有些难度，于是乎话题又绕了回去，这个方程注定永远无解。
还有小道消息，28届世乒赛后，曾有某位领导私下安抚李富荣，“小李，来日方长,下次你俩再进入决赛，我们叫小庄让你”（此消息倒未必是真）。谁知世事难料，由于“文革”动乱中国队放弃了两届世乒赛，待到1971年中国队重返乒坛，小李29岁了，小庄31岁，均过了巅峰期。在日本名古屋，中国队“如履薄冰”步步惊心再获男团冠军。男子单打，庄则栋第二轮遇到柬埔寨选手，奉命弃权。李富荣第四轮3比2战胜匈牙利名将约尼尔（约尼尔和克兰帕尔合作本届获男双冠军，33届获男单冠军，并与盖尔盖伊合作再获男双冠军），第五轮以1比3负于上届冠军、日本选手伊藤繁雄（团体赛日本三名主力长谷川信、河野满、伊藤繁雄数伊藤失分最多，中日决战伊藤一人全丢三分，对李景光两局才得了9分，状态很一般，故这场球颇受质疑，究竟是李郎半老技不如人，还是另有玄机？真真假假确实也搞不清楚，暂且不论),止步八强，排在获得第三名的郗恩庭之后，列队内第二。“叫小庄让你”终成画饼。
1973年，31岁的小李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出征世乒赛。男单进入十六强，仅次于获得冠军的郗恩庭，仍排队内第二。五届世乒赛，前后十二年，李富荣每次成绩都列队内第二，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千年老二”。
纵观六十年代的“让球”现象，它有三个特点。一、它源于高层领导（贺龙元帅）一时兴起，事发偶然；二、仅限于队内，与外界无关；三、主要在世乒赛上围绕着“小祖宗”庄则栋一人展开。需要澄清的是，这些“让球”并非像后来徐副主任所言全都是为了“祖国荣誉”，以李富荣的这五次让球为证，它根本就与所谓的“祖国荣誉”浑身不搭界。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些场次的让球确实与“荣誉”有关，如26届女单比赛韩玉珍、王健先后让给邱钟惠，28届女单半决赛李莉让给林慧卿，混双半决赛庄则栋、梁丽珍让给张燮林、林慧卿，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决赛时的外国选手。
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出现“让球”之事，绝非偶然。当时新中国的竞技体育还落后，乒乓球是唯一拿得出手的项目。高层领导对它格外重视，非常关心，喜欢发表意见拿它说事，也在所难免。况且中国的竞技体育是举国体制，各运动队的衣食住行、训练比赛，医疗科研等均由国家全程投入，大包大揽，根据经济学谁投资谁当家的基本游戏规则，既然是国家出钱培养了运动员（国家是董事长），凡事当然由国家的代表领导说了算（领导是总经理），而通常普天下的领导都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站得高看得远，考虑问题游刃有余且诸事周全。那个铁幕统治时代又强调“政治挂帅”，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动辄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运动员（好比员工，甚至连现在末流的员工也不如，连个跳槽的机会都没有）即使对领导的安排有意见，谁也不敢公开提出异议，你若不听话，轻者找抽，重者“死翘翘”。于是“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光荣传统”，或曰“潜规则”，薪火相传，乐此不疲，反复上演。
1974年，李富荣接替师兄徐寅生出任中国男队主教练，由优秀运动员跻身教练员，大李走了一条常规之路。而庄则栋因“乒乓外交”这一偶发事件迅速走红，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成为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新贵，“成功转型”。喜出望外，自然知恩图报,唯“四人帮”的马首是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甚至让自己的哥们“下岗待业”。“道不同则不相与谋”，昔日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如今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形同陌路……
1975年，加尔各答第33届世乒赛，中国队时隔十年，又一次双获男、女团体冠军。1977年伯明翰第34届世乒赛，中国队再接再厉，蝉联男、女团体冠军。
随着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外交局面的打开，“让球”现象也“与时俱进”，在新形势下有所创新发展。为了将“乒乓外交”发扬光大，三届（32、33、34）世乒赛，中国队对外让出了至少五个半单项冠军:32、33届两次将女双冠军让给日、罗组合，34届女双冠军又让给中朝友好组合（算半个）；33、34连续两届，张立将女单冠军让给朝鲜选手朴英顺；34届郭跃华将男单冠军让给日本老将河野满。我们自以为玩得潇洒十分过瘾，不料国外同行却嗤之以鼻，外界媒体纷纷提出批评，弄得声名狼藉，而且被让的“朋友”也不领情。朴英顺回国后，如同民族英雄凯旋归来，登上彩车，平壤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当地报刊却把站在亚军领奖台上的张立的照片拍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谁是对外“让球”的始作俑者呢？肯定也是源自高层，这一点毋庸置疑。具体是哪一位领导可以透过一些蛛丝马迹作一分析。1971年31届世乒赛，中国队重返乒坛，出发前周恩总理来亲自制订了著名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八字方针。从名古屋归来后，因男单第四轮郗恩庭3比0淘汰了朝鲜头号主力朴信一，不顾及“中朝友谊”，代表团领导受到总理严厉批评，当时的体委一把手（军管代表）并因此被撤职。总理还派赵正洪等人带着郗恩庭飞往平壤，向金日成首相“负荆请罪”。如此小题大做，连人家老金同志也颇感意外，说运动员当然想为国争光，这没有错啊。1973年32届世乒赛，仇宝琴、林美群打进了女双决赛，比赛刚要打响，驻当地使馆的一位同志匆匆赶到现场，传达国内急电，这场球必须让给对手（罗马尼亚的亚里山德鲁和日本的滨田美穗）。这个电话难道是王猛（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个人的意思？推敲一下级别又似乎不够，而且婆婆妈妈的不太符合他（原38军军长）豪爽粗犷的军人性格，很显然它来自于更高层的领导。
对外“让球”事关国家外交大政，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一连三届世乒赛，中国队让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曾有球迷开玩笑说，可惜美国乒乓球队的水平太低，如果他们争点气，也能打进前八，或者半决赛、决赛，我们肯定也会让他们尝尝当世界冠军的滋味。对外“让球”的是非曲直如今自有定论，不再赘述。有一件事很令人品味，34届男单决赛郭跃华对阵河野满，身为中国男队主教练、郭跃华场外指导的李富荣居然老是为对手河野满加油鼓掌，分明此地无银三百两，究竟是自我调侃故意玩一把黑色幽默，还是情不自禁发自内心，也搞不清楚，遂成为那届世乒赛一大花絮。
纵观七十年代的“让球”现象，它也有三个特点。一、它也源自高层，但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二，主要是对外（当然对内也有，如31届女单8进4郑怀颖让给李莉，半决赛李莉让给郑敏之，决赛郑敏之又让给林慧卿）；三，让球的对象是日本（当时中日刚建交，正值蜜月期，所谓“新箍的马桶三日香”）和朝鲜（关系中断了三年之后已恢复来往，小别赛新婚）。
1979年，各行各业开始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乒乓球队东征平壤第35届世乒赛，已是总教练的李富荣踌躇满志，拿出了全线出击的势头，准备大显身手一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满腔热情并没有得到回报，中国男队铩羽而归,团体赛两负匈牙利，男双未能进入决赛，男单郭跃华决赛时因腿部肌肉拉伤弃权，只有梁戈亮只拿了混双半块金牌，输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大李当场立下军令状：“没什么大不了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两年后咱们再来，不夺回冠军我立马下台！”
男单第三轮，黄亮对阵东道主选手赵永浩。打到第四局，赵永浩一个明显的界外球，裁判却判为“擦边”。也许是团体冠军丢了，大李同志心情郁闷；也许是老当东郭先生（奉命对外让球）好心没好报，大李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于是提出申诉，为了这么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两家闹得不可开交，导致停赛17个小时。至此，“友谊第一”终于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1981年4月，卧薪尝胆、厉兵秣马的中国队以全新的主力阵容亮剑诺维萨德第36届世乒赛。李富荣大胆启用谢赛克、蔡振华、施之皓三名平均年龄才二十岁的年轻小将，打败了三名选手平均年龄为三十岁的匈牙利队，夺回了在平壤丢失的斯韦斯林杯。全部启用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团体赛的年轻小将角逐男团冠军，国乒历史上仅此一例，李富荣确实胆略过人，这也是大李执教生涯中最神来之笔。中国队横扫千军如卷席，继获得男、女团体冠军后，又包揽了五个单项的冠、亚军，这一辉煌战绩空前绝后。(之后的天津第43届世乒赛未能会师男双决赛，大阪第46届世乒赛未能会师混双决赛，从44届开始团体赛与单项赛分为隔年举行，已经不可能同时获得七项冠军。)南斯拉夫的媒体惊叹：“美男子”加“轰炸机”雄风不减当年，他把世界锦标赛变成了中国锦标赛。正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尽管身为总教练的大李运筹帷幄功勋卓著，如同三国赤壁时的周郎，但队内“让球”的现象非但阴魂不散，而且进一步蔓延，在36届世乒赛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五个单项的冠军全部由代表团领导幕后操纵。参加五个单项决赛的都是中国选手:
男单：郭跃华对蔡振华；
女单：童玲对曹燕华；
男双：李振恃、蔡振华对郭跃华、谢赛克；
女双：张德英、曹燕华对童玲、卜启娟；
混双：谢赛克、黄俊群对陈新华、童玲。
按说冠军已稳入中国队囊中，“祖国荣誉”已经到手，让队员们自由发挥就行了，谁拿金牌都一样，不料领导们却好端端的无事生非，本着照顾郭跃华(34届男单决赛奉命让给日本选手河野满，领导欠他一个人情)、李振恃(即将退役)、张德英（即将退役，女单半决赛她奉命让给了削球手童玲，因为担心下面一场半决赛曹燕华万一打不过韩国的李寿子，由童玲“以柔克刚”在决赛中把关，领导也欠张一个人情。幸亏曹燕华3比2艰难地赢了李寿子，不然女单决赛童玲对阵李寿子八成是凶多吉少。）三位老队员、兼顾谢赛克、蔡振华、曹燕华三位团体赛中立了大功的年轻队员,以及单项冠军每人只能拿一个的三项基本原则，让郭跃华、童玲、李振恃和蔡振华、张德英和曹燕华、谢赛克和黄俊群登上了五个单项冠军的领奖台。不得不佩服代表团领导这种独具匠心出神入化的巧妙安排，5乘4加2共有22个答案，只有这一种解法能符合以上三项“基本原则”，恐怕就连当时的大数学家陈景润先生与当代最先进的计算机也会自叹不如。
这次队内“大让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极具“中国特色”，1981年改革开放刚起步，各厂矿企业实行的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奖金福利待遇都差不多，人人都上班，大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单项冠军每人只能拿一项的“原则”（雨露均沾、能照顾的尽可能都照顾到），就是当时社会思潮在体育界的集中反映。
——后来连续夺得37、38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的曹燕华退役后多次抱怨，36届是领导叫她让给了童玲。为此曹燕华85年退役时，甚至还当面戗过挽留她再打一届世乒赛争取来个三连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我不打了，若不是你们36届叫我让球我已经是三连冠了！”
——获得36、37两届世乒赛男单亚军的蔡振华后来也公开承认，他曾经“两次把世乒赛男单冠军让给了郭跃华”。36届因领导考虑郭比他大五岁，机会不多了，叫他让给郭，还对他说下次他俩若再会师决赛，就叫郭让给他。37届郭、蔡再次会师男单决赛，赛前蔡去找领导，请领导兑现诺言，不料领导却出尔反尔变了卦，说你俩还是真打吧，谁赢了谁当冠军，结果满腹委屈有苦难言的蔡振华0比3输给了实力超群经验老到的郭跃华(这场球究竟是技不如人,还是他吃透了领导的心思因此不敢要了,至今仍是个谜)。郭跃华80年、82年两获世界杯冠军，81年、83年两获世锦赛男单冠军，是名副其实的郭大侠；而蔡振华81年、82年、83年连续三次征战世界杯，均战绩平平（最好的一次是第三名），缺少证明自己是超一流选手的旁证。问题不在于郭、蔡二人到底谁的球打得更好，令人费解的是蔡振华对自己当年“让球”之事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无怨无悔（至少在公开场合），1994年广岛亚运会代表日本出战的何智丽女单夺冠，他面对媒体，在谴责何智丽87年拒绝“让球”的同时，口口声声我们是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冠冕堂皇，装模做样，与他的前辈徐主任一个腔调。究竟是思想境界比一般人高，还是身在其位言不由衷？也许是饮水思源不忘本吧，91年41届世乒赛,中国男队继兵败多特蒙德后在千叶再遭重创,仅获第七名，跌入历史最低谷,主教练郄恩庭引咎辞职,因许绍发大力举荐,徐寅生一锤定音,他才战胜江嘉良等强劲对手当上了中国男乒的主教练,于是才有了日后事业的辉煌与仕途的顺达。
由于36届带兵有功，“教”而优则仕，1981年5月，李富荣出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1990年“扶正”任训练局局长。
“让球”玩多了，难免也有失手的时候。仅举一例，1981年9月吉隆坡,第二届世界杯赛,郭、蔡、谢全都打进了半决赛,因教练组考虑到小将谢赛克五个月前在世乒赛上对匈牙利男团决赛时曾经上演帽子戏法豪取三分，战胜过克兰帕尔，进入决赛似乎更为有利，于是便安排第一届世界杯和36届世锦赛双料冠军郭跃华“让球”，结果玩大发了，弄巧成拙，谢赛克决赛时输给了克兰帕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金灿灿的世界杯被这位30岁的匈牙利老将捧走。
60年代，运动员小李奉命给庄则栋三次当“伴郎”，一辈子与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无缘，可想而知，当时他内心一定很痛苦很纠结，背地里肯定流过伤心男儿泪。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1975年之后身为教练员的大李又因种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地安排他的队员让球。1981年之后身为体育官员的老李布置让球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一发而不可收，让年轻的一代球员继续痛苦纠结，继续流泪。李富荣本人也完成了从让球的最大受害者，到让球的具体操盘手，再到让球的主要策划人这人生三部曲，悲剧？喜剧？真是一言难尽。
为了所谓的“祖国荣誉”，还为了一些根本摆不上台面、难以启齿、奇奇怪怪的原因，世锦赛、世界杯甚至亚运会、亚锦赛，队内“让球”继续发扬光大。到了87年新德里第39届世乒赛，上海姑娘何智丽终于“揭竿而起”，成为国球历史上反对“让球”的第一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令亿万国人瞠目结舌又恍然大悟，何智丽也为此付出了不能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惨痛代价。88年奥运会，焦志敏被迫让球与女单金牌无缘，于是步何智丽后尘亦负气离队。至此，队内“让球”的现象才有所收敛。
纵观80年代的“让球”现象。也有三个特点。一，时过境迁已经与高层无关，第二代领导核心对此类小事根本不感兴趣。二，对外让球已经终止，全部是对内，而且范围比60年代更广，牵涉的人更多，如果说26届世乒赛让球乃是春苗出土才露尖尖角，到了36届已枝繁叶茂长成了参天大树。三，除了个别场次确实是出于战术考虑，为了更好地对付下一轮可能出线的外国选手，而大多数场次与“祖国荣誉”压根没有关系，譬如36届五个单项决赛，37届、38届女双决赛，37届、38届、39届混双决赛、半决赛，86年汉城亚运会、深圳亚锦赛女单决赛，等等，谁上谁下全凭领导个人好恶感情用事。
国球“让球”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时代风云、国际形势、体育体制，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等多种背景息息相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球”乃专制蒙昧时代的产物，尽管它披着为了“祖国荣誉”的华丽外衣，终究是造假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奥林匹克宗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这段历史，分析总结昨天，是为了使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1997年李富荣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1999年任体育总局副局长。从洛杉矶到雅典，六届奥运会，李富荣都是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他还先后担任过中国乒协主席和中国羽协主席。尽管与“让球”、“造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在江湖混口饭吃，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要求他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小瑕不掩大瑜，他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辛勤耕耘，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李富荣、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四位国球元老应邀做客央视《名将之约》，同住京城,却多互不往来的战友终于重新聚首。往日的恩怨似乎已被忘却，值得缅怀的还是兄弟间的那份情义。他们共同回忆当年驰骋沙场金戈铁马的青春岁月，谈笑风生，壮怀激烈。
穿越时空隧道，倘若当年贺龙元帅内定的冠军是李富荣，在名古屋主动与科恩搭讪的也是李富荣，同样是“帅哥”的他人生轨迹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像后来那样一步一个台阶，稳扎稳打，从普通教练员一直做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一帆风顺，几十年平平安安，阖家团圆幸福吗？无法预料，因为历史从来就没有“假设”。幸亏不是他。佛经云人生在世总是有所舍有所得，得中有舍，舍中有得。鱼和熊掌很难兼顾。得与失，荣与辱，成与败，七分靠拼打三分命注定。
2013年2月7日，李富荣去医院看望已经病危的庄则栋，病榻前老哥俩留下今生最后一张合影。人生如梦，五十春秋尘与土；人生如戏，悲欢荣辱云和月。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晚年的庄则栋曾这句话点评自己的人生，殊不知这八个字用在李富荣身上倒更为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