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文化 蟋蟀在堂

蟋蟀文化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

汉初成书的《尔雅》,把蟋蟀释解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是指蝗虫一类的昆虫。蟋蟀似蝗虫但比蝗虫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蟋蟀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蟋蟀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

看起来促织、趋织、蛐蛐儿的得名,都是因为蟋蟀的鸣叫之声而起的。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蟋蟀文化 蟋蟀在堂

人们从蟋蟀的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能引起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催促她们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曰:“趋织鸣,懒妇惊”。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经感叹地吟咏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是何时开始畜养蟋蟀以听其声的,已经难以稽考。今日可见的著述、可资考证者,最早的是五代人王仁裕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人们在玩赏蟋蟀的过程当中,终于发现两只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斗的特性,于是一些官宦之家就率先兴起了斗蟋蟀的游戏。尔后,又发展成为赌博。

宋代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风是否是从此开始的呢?顾氏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没有作详细的解说。

现在,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唐朝的开元、天宝以前,虽然不见著述,但也未必就没有。因为从当时长安斗蟋蟀的盛况来看,不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就发展起来的一种游戏。因此可以说,斗蟋蟀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是著名的时代。那个时候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一些市民,甚至连一些僧尼也喜欢斗蟋蟀。

相传,济公曾经为了他的一只名叫“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甚至,一些喜欢养蟋蟀的人,自己养的蟋蟀死了之后,把养蟋蟀的用具一起埋葬。镇江南宋古墓中就出土过一些蟋蟀笼子。

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国画,就是南宋的遗物。

南宋出了一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职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敌如虎,踌躇不前,私向蒙军统帅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尔后诈称败敌凯旋,从此专权多年,封太师要职。贾似道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都在西湖葛岭的私宅里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匿不报,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就成天在葛岭私邱率闲堂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贾似道的《促织经》原著现在已经失传,现在见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拗者,不顺常情也。三拗是:“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蟀之风经久不衰,尤其以明朝宣德年间为盛。其间出了一位酷好斗蟋蟀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篇蟋蟀佳作。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织经》和《畜促织》之外,还有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更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等。这些著作大都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增益而成。

近代的李文翀于1930年出版了《蟋蟀谱》一书,同年,李石孙、徐元礼等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此书卷帙虽繁,内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视为明清文献之余绪。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蟀之风可谓源远流长,在明清文献中即屡见记述。明袁氏《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开始嗜好斗蟋蟀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为此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一时北京城成了以蟋蟀胜负而相角逐的一座赌城。

北京平民百姓斗蟋蟀,与之不同,多属游乐性质。据一些老人们回忆,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现在的拳击比赛,非同一等级的不相斗,大小相当的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解放前,北平庙会上的蟋蟀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来,京郊草丛废墟中,觅蟋者成群结伙,或为三五少年,或为两三白头老翁,其兴致之浓,不亚于嗜猎垂钓。然而比起往昔,这情景只不过是斗蟋蟀传统的残风余韵罢了。

斗蟋蟀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延续至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内祸连绵,人民涂炭,自顾不及,何暇于蟋蟀。故至1949年前夕,斗蟋蟀之俗已渐近绝迹。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蟀之风复起,上海已出现上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等一些城市已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蟀大赛,大有盛况空前之势!斗蟋蟀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经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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