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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长女，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又回到婆婆家，才知道生产队又派我的父亲到红楼去修大桥来顶替母亲，否则全家都不发口粮.过了十多天，外婆家里又捎来口信，外婆病倒了我母亲听后很着急，跟我的奶奶商量，“能不能让我带上自己的口粮回娘家去照顾我的母亲。”我奶奶是个明白人，马上去找队长说明情况，在奶奶的再三请求下，队长才把我母亲十天的口粮（每天半斤）发下来！让我母亲带回娘家。回到家后，我的母亲就精心照顾病危的外婆，外婆对母亲讲：“这灾难之年饿死的人太多了，我要离开这个世间，我要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人间太苦了，我和你的父亲到极乐世界去等你们！”外婆又叮嘱母亲说：“这个世道很乱，念佛人会受到磨难，你要牢记佛在心中要密休。处处给别人做好样子，孝顺公婆就像孝顺自己生身父母一样，对任何事都不要斤斤计较，处处忍耐，千万要记住，不要对任何人说你是一个学佛念佛人！”母亲对我外婆的叮嘱全都答应。对外婆说：“母亲请您放心，您说的话我一定记住，我一定会做到，我念佛学佛一定偷偷在心里，我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我一定好好的念佛。”外婆又说：“你的小妹妹已经6岁，送个好人家，让她活命，9岁的弟弟你带回婆家，你来抚养让他长大成人。”我的母亲就全都应允，并安慰我的外婆说：“母亲请您放心，我答应的事我一定做到。”这时上级来了一道命令，大屯村要变成养牛队，全村的人都要疏散到各村。我的外婆被送到前屯村，住在一间破草房，由于环境的变迁，再加上路上的折腾，我外婆的病更加严重了。后来生产队的干部知道后，就把外婆送到所谓的“敬老院”，这里住的全是病危的人！一间房住好几个人。我的母亲为了照顾外婆尽孝道，就跟到“敬老院”可是那里没有母亲的住处，我的母亲就找到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就让我母亲在她家做饭的柴房过夜，我母亲就睡在人家的柴堆上没铺没盖。那时正是农历3月份，夜里天气很冷。天亮后我的母亲就到“敬老院”外婆的床前，偷偷的给外婆念阿弥陀佛。在母亲不知疲劳的照顾下，外婆安详离世。由于母亲的孝心。感动了好心的邻居，他们主动帮助料理外婆的后事，用一块门板把外婆送到坟地和外公和葬。（外公也是用一块门板下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的母亲送走了世界上最亲最疼她的人！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照顾外婆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没有吃过一口粮食，完全是吃野菜、臭椿叶、树皮来充饥，身体也支持不住了，我的母亲也病的起不了床。多次捎信叫我的父亲过来，但是父亲在红楼修大桥，几次找领导请假，领导不批，如果私自逃跑全家的口粮全部扣除掉。我的父亲也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想到由我外婆一手带大的一个小妹妹，妹夫是个当官的，我母亲叫她小姨，住的地方离我外婆家很近。我的母亲就拄着一个木棍，去到母亲的小姨家，（在去小姨家的路上正巧碰上本村的一个人，托她捎个口信给我的爷爷，让我爷爷接我母亲回家）。母亲的小姨留下我的母亲过了一夜。第二天，母亲的小姨就满脸的不高兴说：“你吃完饭就赶快走吧，你的病那么重别死在我们家！”母亲听后二话没说，托着有病的身子拄着木棍走出她家的大门！摇摇晃晃连走带爬往自己婆婆家走去。当我的母亲艰难的爬到村口看见我爷爷，套着牛车拉个拖车来接我的母亲。我爷爷见到几乎都要晕死过去的儿媳，他马上跑过去把我的母亲从地上扶起来，含著眼泪说：“孩子，真没想到你怎么病的这么重啊”我的母亲有气无力的说：“爹，没事让您为我担心了，咱们回家吧！”爷爷把我的母亲抱上牛车。一直拉到后厂村一个中医大夫家，给我母亲看了病，拿了中药才回到家里。到家后，在我的奶奶精心的照顾和调理下，我的母亲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母亲就跟家人商量说：“我的母亲辞世前交代，让我把小弟弟接过来抚养成人，小妹送人。”我的爷爷奶奶都赞成。这时我的母亲就去学校接我的小舅，没想到小舅病的很厉害，母亲把病危的小舅背回家，小姨已被一对没有儿女的夫妇收养了。回到家以后我的母亲就嘴对嘴喂我的小舅，因为小舅连吞咽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照顾，我小舅的病总算渐渐的好起来。我的母亲为了孝养公婆照顾小弟，从自己口中夺粮经常背着别人自己吃树皮、树叶、野草、麦苗来充饥。1960年6月份阳冈子窑煤矿到村里召一名矿工，我的父亲被召走了，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我的母亲就在家里生产队里挣工分，当时吃的还是大锅饭，人人都吃不饱，社员们在干活时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往家里偷，但是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公家一点东西，宁可自家去吃野菜树叶也不沾公家的便宜，别人都说她“傻”。母亲总是笑一笑。我父亲在煤矿工作半年多没有音信，家里人不放心。1961年2月份，爷爷就让我的母亲，拿着地址，去煤矿找我的父亲。到了煤矿母亲才知道父亲出工伤，刚刚出院，在宿舍养伤。母亲在那里照顾了几天后，就对父亲说：我要马上回家，免得老人们挂念，你的伤也没什么事了，好好的养着，不要急着去上工。”我的父亲把存起来的细粮饭票换成了馒头，让我母亲带回家。并叮嘱母亲：我不能送你路这么远，还要翻两座山，要换两次车，你路上千万要小心！我的母亲带着馒头离开煤矿往家赶。当我的母亲来到水业火车站，看见一帮逃荒要饭的人各个都饿的快要死过去了，有的爬都爬不动。都站不起来了，小孩子都饿的睁不开眼睛，倒在母亲的怀里。。。。。。！我的母亲看到这个凄惨的景象，就毫不犹豫的把身上所有的馒头全分给这些要饭的人，连自己路上吃的干粮都没有留一口。饿着肚子买了车票。坐了一夜的火车回到家里。到家以后，我的母亲把从父亲那里带回来的100元钱，如数交给了我的爷爷。爷爷很高兴就对母亲说：咱们把死钱变成活钱，我去买棉线，生产队里有活你就去干活，没有活时，你就在家织布，我去集市卖布换钱。”因为买线太贵了，母亲就自己纺线，织布。母亲从不知道什么是苦，每天要织三十尺布交给我的爷爷。到农忙时，我的母亲就到生产队去干活，其中耕地，割麦，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我的母亲干活不偷懒，比别人快的多，他总是先干完自己份内的活，然后又去帮助那些体弱的人，等到大伙都到地头，她看看没有人可接了才和大家一起坐下来休息一会，全村老少都说母亲是一个不知道苦，不知道累的人。我小舅是个调皮，淘气的孩子，经常不是被别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要不就是把别的小孩子打哭，人家找到家里来。我的母亲为他操碎了心。1962年底我的姑姑把她的大女儿宋梅，送到我奶奶家，让奶奶帮她抚养，我的奶奶看到我的小舅和宋梅经常为争吃喝打闹。奶奶就把我的母亲叫到身边对我母亲说：你带着你的弟弟单过吧，不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我的母亲说：“只要您欢喜，我没有意见。”从此母亲和爷爷奶奶就分家另过。但是只要母亲做点像样的饭，总是给爷爷奶奶端过去，让他们吃到嘴里才安心。1963年春天生产队缺牛草，让社员们去挖“毛根”论斤记工分。我的母亲天不亮就带上干粮，跑出十多里地去挖“毛根”，别人挖的毛根上都带着土块，我母亲就把毛根上粘的土用小搞头都敲掉，抖的干干净净的，别人就对我母亲说，别抖的那么干净，带点土分量重多给分。我的母亲说：“咱卖的是毛根不是卖土！”别人都说母亲真是个“傻子”，母亲不吱声只是笑笑。1963年4月别的矿工家属来找母亲一起去煤矿探亲，母亲在煤矿住了几天，有一天下班的时间早过了，父亲没有回宿舍，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问别的矿工。矿工对母亲说：“煤矿出事故了”。我的母亲就急急忙忙的跑到矿口。这时候正好从里面抬出六个遇难的矿工。矿工家属像疯了一样跑过去哭天喊地，我的母亲吓呆了。旁边的人就说：“每块煤上都有矿工的血和泪，真是脑袋挂在腰带上去挣钱！”这时候我的父亲帮助处理完事故也从矿井出来了。把我的母亲带回宿舍，这时我母亲就跟父亲说：“给多少钱咱们也不干了，咱们回家！”父亲说：：“我现在是个八级工，又升了队长，马上又要入党，再说还有十几天就开支了，我还是留下来吧。”母亲说什么也不让父亲留下来，对父亲说：“咱们不当官不入党，工资不要，跟我回家种地去。”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父亲辞退了煤矿的工作，工资也没有要，跟着母亲回了老家。到家以后没有多久就赶上麦收，麦子刚刚收完，就下起了大雨。生产队就按工分人头，每人分50斤麦子，要吃到秋收才能再分粮食。我的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就和我的父亲商量，把父亲从矿上带回来的钱全买成粮食，先存起来以备后用。1963年6月份没完没了的下雨，整整下了三个月，秋季决收，河南等地大水灾，豫东最严重，国家为了救灾，每人每天二两粮食。当时农民都拉家带口出外逃荒。这时我母亲就对我的父亲说：“咱爹妈年纪都大了，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他们去逃荒，把咱的粮食全部给爹妈，让二老平安度过这个灾年。”我的父亲听后非常的感动，二话没说就把粮食都送到我的爷爷奶奶面前，我父亲说：“这粮食您二老留着慢慢吃，我和秀云带着她的弟弟去逃荒，你们二老在家好好过，不用为我们担心。”当时我的奶奶要把小舅留下来，母亲说：“不能留下，留在家又多了一张嘴，还是跟我们去逃荒。”我的父母带着小舅一路要饭，先到了平顶山，后来又去了南阳，由于逃荒要饭的人太多，饭又太难要了，为了让小舅吃饱我的母亲经常挨饿，真是饱尝人间之苦！有一天我的母亲带着小舅沿街要饭，正好碰到一个到南阳走亲戚的登县人，看到我母亲说：“这个地方要饭的人太多了，你到我们登县去，我们那里好要。”母亲说：“我不认识路又没有熟人，到哪儿都难。”这个好心人就给我母亲写了一个地址。我母亲回到栖身的地方，把情况跟我父亲说了，父亲就一路打听带着母亲和小舅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登县“列弯村”，原来给我母亲地址的这个人，是该村生产队的队长。他见我的父母三人真的来了，就让大队腾出一间小库房，让我的父母及小舅住下。这时正是10月份，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大队长对我的父亲说：“我给你找个工具，你到白薯地去刨刨看有没有丢下的白薯，有就可以捡回来。”我的母亲就带我小舅还是去要饭，有时父亲从地里捡回点白薯，和白薯秧勉强能吃饱肚子。后来村上的好心人，也送点白薯玉米等粮食，我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到地里捡白薯，好一点的母亲舍不得吃，晒成白薯干，将来回家带给我的爷爷奶奶吃。这个冬天总算熬过去了！开春后我的父亲到生产队帮助生产队干活，生产队给我父亲一点口粮我的母亲给人家拆拆洗洗，缝缝补补做针线活。生产队的大队长看到我的父母是个勤快老实人，就把他们留在村里当社员，也按人头分口粮，我的父母总算结束了讨饭的日子！生产队大队长的媳妇经常找我的母亲去她家帮助她洗衣服做饭干家务，有一天，她对我母亲说：“你这么漂亮，又很能干，你别跟着一个讨饭的丈夫受苦了，我给你找个好人家，留在我们这个地方享福，给你丈夫几个钱打发他回老家。”我母亲听后摇摇头说：“不中。”后来我的母亲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父亲，跟我父亲说：“咱们还是回老家吧，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早晚出事，越早走越好。”
这时正是1964年11月份天上下着大雪，我的父母带着小舅离开了“列弯村”，上了一辆货车回老家，在车箱里我的母亲看见一个小男孩，光着双脚，上衣只穿一个单挂，冻的全身发抖，母亲马上把带来的棉被给这个孩子披上，一路上这个孩子的吃喝母亲全包了，下火车后，我的母亲给这个孩子带上路上吃的东西，叮嘱这个孩子，赶快回家。我的父母到商丘后进了难民站。政府了解了情况后就负责买了火车票，送他们坐火车回到老家夏邑县。我的母亲结婚五年，总算有了身孕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我的母亲不分白天黑夜的纺线，让我的父亲到集市上去卖。由于我的母亲布织的特别的好，在集镇上有了点小名气。后来母亲的小姨找上门来，叫我母亲到她家织布。我的母亲不记前嫌，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有8个月的身孕的人，走了七里路，到她的小姨家，织布十多天，把布织完后又自己走回了家。1965年4月份我的大姐丛英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一张嘴，我的母亲让父亲到生产队抓工分，自己在家只躺了一天。第二天就下床，照常料理家务。别人家的女人生小孩，娘家人又送鸡蛋又送红糖，我的母亲一个娘家人都没有，我的父亲偷偷的买了红糖和鸡蛋，让母亲补补身子。母亲知道后就对父亲说：“我的身体很棒，别花这些钱，咱们家上有老下有小，用钱的地方多，别往我嘴里送钱！”8月15日按当地的风俗，出嫁的晚辈要给娘家的长辈送礼。我母亲唯一的长辈就是她的小姨。母亲为了尽孝道，怀里抱着我的大姐带着我的小舅拿着礼，去前屯村母亲的小姨家，吃过中饭后我的大姐突然发烧，拉肚子很厉害，我母亲身上带的钱不多，就跟她小姨说：“小姨，您先借几个钱给我，我带丛英去看病，回头我把钱再还给您。”母亲的小姨出去一个多小时，回来手里拿着两块钱对我母亲说：“我家里的都是大钱，这两块钱你拿去用吧。”我母亲看了看摇摇头说：“我不用了，你还给人家去吧！”说完后我的母亲抱着孩子，让小舅拿着送礼的篮子，一路小跑往家赶。到家后我的母亲拿了钱，父亲抱着我大姐，赶到小屯医院。到医院后大夫说这个孩子得的是痢疾，在晚一点就活不了了！赶快急救。我的大姐这才脱离了危险，在医院住了3天。大姐的病减轻了没有危险了，我的母亲拿着药抱着孩子回到家。1966年的春天，我的父亲被社员推选为生产队的小队长。母亲对父亲说：“咱们当官，不要为自己想，要为大伙做好事，做实事，不许贪，要平等对人，对穷人，有困难的人，更要多关心照顾。”我的父亲就经常加班加点。后来生产队的领导知道后，就要给父亲加工分，母亲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父亲要这个工分。对父亲说：“咱们不能多吃多占，为大家办事是应该的。”在我父亲当队长的十多年中，我的母亲跟别的妇女一样，照样下地干活，而且最苦最累的活她总是跑在前头。社员们都说：“你看黄大组，哪像个队长的媳妇。”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城里的红卫兵到农村的搞革命大串联。农村也掀起了派别斗争，什么“造反派”“保皇派”都往我们家跑，动员我父亲参加他们的组织，我的母亲看到后，就对我的父亲说：“世道要乱了，儿子斗父亲，群众斗群众，你什么组织也不许参加，好好的干你的活。”后来我的父亲带领一帮社员去挖河，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的爷爷奶奶年纪大，那时我的大姐才两岁，我的母亲要磨全家的面，还要下地干活抓工分。下雨天不出工就纺线织布，真是有干不完的活！我的父母结婚时住的不到九平方的小草房，下雨时外面停了，屋里还是滴水，1967年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说：“眼看这个房子坏了，孩子也有了，住不开了，咱们再吃点苦，盖两间草房吧。”我的父亲说：“想盖房子太难了，你织布存下来的一点钱，都用了也不够呀。”母亲说：“一年盖不起来就盖两年总不能没有地方住啊！”从此以后我的母亲就更加操劳了，白天去生产队抓工分，晚上去拉盖房子的土，黑夜还要点灯织布。当年两间草房就盖好了。不论干活怎么累，我的母亲也没有忘记念佛，每天都是全家起的最早的一个，晚上睡的最晚的一个，因为不能让别人看见她念佛拜佛。自打房子盖好了，我的母亲等家人都睡着了以后，就一个人静静的在正房念佛拜佛，从不间断。1968年，农村掀起来抓生产的高潮，男女老少都要下地干活，天不黑不收工，晚上还要点灯磨面，人人都累得要死，这时我的母亲对父亲说：“你们当干部的就应该为老百姓多想想，给上边的领导提个建议，拿点钱给生产队买几头驴，用来推磨。”我的父亲把母亲的这个建议跟领导说了，后来召开社员大会，让社员们讨论买驴的事，大家听后拍手通过，从此推磨再也不用人来推了。1970年我的大哥出生，爷爷奶奶格外欢喜，刘家总算有了男丁，全家上下都非常的高兴，母亲看到后就说：“这个孩子就叫团结吧”。1971年我的小舅20岁了，已经长大成人。我的母亲把多年积攒起来的钱，全部拿出来，回老家给小舅盖了三间房子，让他落叶归根。并且帮助他完婚，总算把我姥姥交给母亲的遗愿圆满了。1973年我的二哥出生了，我的父母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团结”是母亲的心头肉。四大爷刘立仁因膝下无子，硬要把我大哥过继给他，还要求哥哥上学结婚成家的一切费用由我父母承担，但是只许我的哥哥赡养四大爷他们老俩口，并且要求与我的父母及全家脱离关系。面对这非理要求，母亲全答应，并说：“只要四哥能安度晚年，我的儿子就是您的儿子，带走吧！”我的大哥从此离开母亲让四大爷带走了。
1975年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说：“咱们爹妈的房子都坏了，雨天漏雨，屋里很潮湿，该给他们二老盖个新房子了。”我父亲说：“想盖房子哪有那么容易！”我母亲说：“再难也得盖，爹妈辛苦一辈子到老了一定要让他们住上好房子。”从此以后我的母亲更加的省吃俭用，加班加点织布，一年以后新房子盖好了，还是瓦房。我的爷爷奶奶乐的合不上嘴，搬进新瓦房。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住上瓦房。邻居在爷爷奶奶面前说：“你们老俩口真有福气找了一个孝顺的好儿媳妇！”为了让爷爷奶奶能住上新房了，父母在外边和人家借了钱。还不让爷爷奶奶知道。有一天母亲对父亲说：“咱们给爹妈盖房子借钱的事，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老俩，免得让他们操心，我以后多织布再到生产队多挣工分，钱很快就能攒够，还给人家。”从此以后母亲就更加的劳累了，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下地干活做家务，纺线织布。真像个机器人一样！当年就把借的钱全部还给了人家。1977年我的二姐出生了，这时我的母亲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上有公婆。下有这群孩子，好吃的从不往自己的嘴里送，母亲的饭碗里总是剩菜，剩饭！不管是冷的热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1979年7月19日清晨4点多我出生了母亲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巧英”。1979年9月我的奶奶83岁突然得了脑淤血，昏迷不醒，请大夫来家诊治，大夫给打上吊针后，告诉家人你们准备后事吧,并叮嘱千万不要搬动。由于奶奶病危，就给孙庄的娘家人送信。这时我奶奶的弟弟我的舅爷来到我家。看见我奶奶还躺在床上，就发脾气说：“病这么重，还不赶快找车送到县里的大医院。”我的四大爷就说：“大夫来过。说不能动，送县医院路这么远一折腾，就死得更快了。”我的父母在旁边一句话不敢说。这时我的舅爷爷一拍大腿说：“你们这群不孝的子孙。”说完就气呼呼的走了。第二天我的奶奶过世了。就派人去孙庄报丧。报丧的人回来后，就告诉我的父母说：“孙庄的娘家人要打你们俩，说你们不孝，有病不送医院，让她在家躺着睡觉。”还说发丧时我们孙家饶不了刘立敬两口子。发丧这天孙家来了几十个人。我舅爷爷的大儿子要闹事，带者孙庄的人往灵堂里冲，扬言要打我的父母。这里我四大爷看不下去了，上衣一脱，手里拿着“安准棍”从灵堂里冲了出来，把在场的几百口子都吓了一跳。孙庄的人就说话了：“你靠边站，我们今天要打的不是你，是不孝子刘立敬两口子。”这时村上的老百姓都打抱不平说：“黄大姐两口子是村里最孝顺的人，结婚这么多年没跟婆婆顶过嘴。盖瓦房让婆婆住，自己住草房。”又有人说：“困难时期把口粮留给婆婆，自己去要饭。”还有人说：“黄大姐做好吃的先送给公婆。连自己的小孩子都舍不得给。”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孙庄的人无地自容讨个没趣，灰溜溜的走了。计划生育严了，要求生产队的干部带头做结育，我的父母当然不例外，第一个报名做了结扎手术。1979年10月，也就是我三个月大，农村的土地政策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实行包产到户，按人头分地。我们家十二个人，每人一亩多地，地都分到了一起。个人经营，自由种植，在分地的同时也把生产队固定的资产分下来，我们家分了一头最好的耕牛，还分了一些生产工具。这时我的四大爷说：“爹由我来养，团结又小，这头耕牛归我。”我的母亲说：“生产队分下来的一切东西都归你，地由您先选。”四大爷选好了地，特别高兴。后来我的母亲就对我的父亲说：“咱大嫂一个人孤苦伶仃，咱家孩子多，地也多，把咱家最好的三亩半地给大嫂，咱们帮她种帮她收，打了的口粮全归大嫂。”我的大娘非常高兴。由于党的政策好，鼓励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准许农闲时可以出外做生意，这里我的父亲就在1979年11月去兰州做生意。1980年我大娘家的房子倒了，我母亲就把自家的正房让给我大娘住，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凡是家里有老人的都要给老人准备寿材。我的四大爷也给我爷爷做了一个。1980年麦收以后的一天，我爷爷跟我四大爷说：“看看您给我做的这口寿材，全是下脚料，一块好木头都没有！”爷爷很不高兴。四大爷听了很不高兴！很生气的说：“我不养老，也不要小。都给我出去！”我的母亲知道了就去四大爷家把我爷爷接出来，把我的大哥也带回家。到家后爷爷哭的很伤心！我的母亲就安慰他老人家说：“爹，你不要难过，从此以后您就在我家住，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决不让您挨饿，我一定让您安度晚年，为您养老送终。”我的爷爷更哭的说不出话来。只拉着我母亲的手点头。我爷爷住在我家以后，我母亲了解到爷爷的心愿，想要一口好寿材。我的母亲就省吃俭用，把积蓄都拿出来给我爷爷买了一口上等木料的好寿材。爷爷高兴的要命，经常用手摸它，真是心满意足。我的母亲精心照顾爷爷，爷爷的身体特别好。母亲在家庭当中不争，不贪，吃亏跑在前，好处全都让给别人，街坊邻居有困难，有难处只要找到母亲，她会全力去帮助，别人向她借东西，她总是说：“拿去用吧，我家的就是你家的。”如果东西用坏了，母亲还会说：“东西总会坏，不要放在心上。”母亲反而安慰别人。记得我们家有一台抽水泵（浇田地用的），十里八村的人都来借用，母亲总是说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宁可自家不用也让给别人用。有时母亲见到要饭的人，就热心的把他们带回家，让他们吃饱，还给他们拿很多东西，并叮嘱赶快回家吧。别人见到母亲这样做就说她“傻”母亲总是笑笑。1981年秋天，我父亲从兰州寄回来壹仟多元钱让我母亲买肥料，准备秋耕种麦子时用。钱一寄到家，村里没有钱买肥料的人全都来了。有十几户人家都从我母亲那里借走了钱，最后连我我家买肥料的钱都没留下。我的大姐在旁边对我母亲说：“这钱是我爸爸寄来，让咱们家买肥料的，你把钱一下子借给十几家，到时候不还怎么办？再说咱们家用什么钱买肥料啊？”我的母亲就说：“我做事不用你管，有钱还，没有就拉倒，再说谁不到一定的难处也不会手心向上去借，他们能来咱们家借钱，是看的起咱们家，咱们帮助人家是应该的，咱家没有钱买肥料就不上肥，让庄稼自己长。”我们家种的庄稼从来不打农药，反而收成总比别人家打农药的收成都好！1981年11月，父亲从兰州做生意回家过年，春节后父亲又回到兰州，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母亲又怀孕了。我的母亲就想，这个孩子该来我家，我丈夫都做了结扎手术了，还让我怀孕，我要好好保护这个孩子！从此母亲总是穿又肥又大的衣服来掩护这个肚子。1982年该收麦子的时候，父亲就从兰州回来，知道母亲怀孕的事，当然很高兴就说：“我先不回兰州等你把孩子平安生下来我再走。”1982年8月18日，早晨6点多，我的母亲平安把我弟弟生下来，全家无不欢喜！父亲老来得子，更是高兴的很。我们村里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专门跑到我们家，进门就喊：“这个孩子，我来给起个名字就叫‘群英’”，全家非常的高兴表示感谢，从此“群英”就叫开了。家里有六个孩子，父亲经常外出，教育孩子的任务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对每个孩子都很喜欢，但从不溺爱，家规很严，每到哄我们睡觉时就给我们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通过讲故事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让我们从小懂得怎么样孝敬老人，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谦让要团结。母亲常说：“人家东西再好。也不许往自己家拿，随便拿就是偷。是坏孩子。母亲要求每个孩子决不许说谎话。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不许和外面的小孩子打架闹事。在生活上要求每个孩子要朴素检点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比吃比穿”。记得我的父亲从兰州回来，给我母亲带回来一件黑尼子外套。让我母亲穿上试试。母亲穿上后大家都说真漂亮。我母亲马上脱下说；“这么好的衣服现在不能穿，到串亲戚时再穿吧。”没想到我母亲有尼子衣服传开了。村里人办喜事，走亲戚都来借”，我母亲特别高兴，母亲的这件衣服在村里传来传去都破了，但是我母亲一次也没舍得穿过。家里虽然很富有，但孩子大人却穿的很简朴。1984年我的大姐结婚了。我的母亲缺了个帮手，因为我的姐姐8、9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看护弟弟妹妹。我母亲下地干活，弟弟妹妹全丢给我大姐，她照顾的井井有条像个小大人似的。我大姐一结婚，我的母亲就更忙了。我父亲常年不在家，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要按时吃饭，最小的弟弟才两岁，80多岁的爷爷要母亲照顾，还要到地里干活。我的母亲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