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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围城（序）
六月_Rain：管窥《围城》
悼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围城（序）
序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重印前记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coeur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０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本节有1435字。）
——来源：亦凡书库，http://www.shuku.net/novels/qian/weipreface.htmlEND
六月_Rain：管窥《围城》
《围城》是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创作并发表，迟至八十年代初期才经海外学者夏志清等的介绍和述评，被人们重新关注和读解，一经传播开来，便造成极大影响，文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围城》热”，阅读和研究《围城》成为重要的文化热点之一。钱钟书认为艺术可以让转瞬即逝的美凝结成永恒——艺美凝真（《管锥编》），那么，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终于抚去有意无意地覆盖在《围城》上面的种种误解、浅薄和粗鄙，让真金绽放出本色。打开城门走进《围城》，《围城》成为一个讲不完的故事，时至21世纪，人们读《围城》依然热情不减，流连《围城》内外，感受钱钟书的人生智慧和文化品格，几乎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程。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谈谈《围城》，只能是一种粗浅的管窥。
一．《围城》的创作背景
1935年至1937年，钱钟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关于钱钟书是否获得博士学位，请参见李洪岩、范旭仑著《为钱钟书声辩》，其中有对杨绛说法的反拨，此处用李、范说），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一年后，于1938年9、10月间回国，在清华大学（当时已并入西南联大）任教授。当时，钱钟书的父亲（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在湖南蓝田帮助友人创建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秋，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照顾父亲。1941年回上海探亲，因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杨绛《将饮茶》第122页）。钱钟书和妻子杨绛在上海艰苦度日。1944年，有一次钱钟书看杨绛编写的剧本上演，回家后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非常高兴，鼓励他写，并且兼起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的家务，钱钟书每写完一章，杨绛就急切地阅读。到1946年几近完成并在由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从1946年2月25日1卷2期到1947年1月1日2卷6期全部连载完毕。
在《围城》原序里，钱钟书表露了自己写《围城》时的心情：“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同时，钱钟书写《围城》时正在写学术专著《谈艺录》，据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当时钱钟书有一种惶急和惆怅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同时创作的一些诗歌里可以找到影子。
二．《围城》的故事情节
关于《围城》，有许多的说法，小说连载时，誉美者称为“新《儒林外史》”，贬抑者目为“俏皮话”；郑朝宗第一个认定为“学人小说”，海外夏志清也有此说。近人胡河清从“文化小说”角度分析《围城》的文化解构意义，社科院李洪岩更力排众议，指出《围城》是一部“智者小说”（详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第300页）。
本人认为，无论从文人批判角度，从文化解构角度，还是从思想和智慧的角度来看《围城》，都仅仅是一个方面和一种视角的解读，这些方面和视角，都离不开《围城》首先是一部小说这样一个前提，而且是一部用传统写实手法创作的“写实的小说”和“虚构的小说”（杨绛《将饮茶》第121页），虽然这其中不乏现代派小说创作思想诸如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的影响。作为初步的和基本的阅读，我想我们尽可以用轻松和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围城》的生动的故事。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围城》的故事情节。
《围城》的故事情节是明晰而有节奏的。
《围城》全书共九章。以方鸿渐回国求职、工作和恋爱、结婚为线索，从1937年方鸿渐乘坐法国油轮白拉日隆子爵号回国，到两年后上海与孙柔嘉分手。可以划分几个阶段。
第一章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序幕。邮船在苍茫无语的大海上独立成一个欲望的人间世界，方鸿渐与鲍小姐逢场作戏，臭味相投，苏文纨对方鸿渐一厢情愿，争风吃醋，这个三角的关系，一方面演绎着卑俗和粗鄙，无心的无爱的欲望成就出“短平快”的苟且之乐；一方面勾勒出首先是女博士然后是老姑娘待字闺中所可能激发出的人的全部庸俗和浅薄。这是一个生动而实在的画面。同时，作者用回顾的方法，插叙方鸿渐的身世，特别是他怎样“智斗”外国文化贩子买博士文凭的过程，这是留学西方的所谓“精英”们从西方文化里邯郸学步所承受到的一种走到极端之后的虚伪和荒谬。这一实一虚，相映成趣，为整个情节发展提供了一个人物活动的文化的背景。
第八章从三闾大学而桂林，从桂林而香港，方鸿渐、孙柔嘉终于在香港完婚，行程上空间不断切换，人生际遇上终于跨入婚姻“围城”，在这个可谓故事的高潮处，离场不久的赵辛楣出场促成了婚事，久不谋面的苏文纨也在空中走私忙碌之际，与方鸿渐、孙柔嘉不期而遇并且将二人扎实奚落了一顿。至此，几个方面的恩怨情感头绪有了一个总结，“围城”里的新好男女也准备着冲出“围城”。
第九章是全书的结局。方鸿渐夫妇到上海，孙柔嘉在姑妈任人事科科长的大纱厂做事，工资比在小报馆工作的丈夫高出许多，孙家上下无不认为柔嘉嫁错了人，在生活中，方鸿渐的种种虚懦和平庸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就像孙柔嘉的缺点表现的那样，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柔嘉姑妈的撑腰鼓舞了侄女的勇气，两口子吵架于是越吵越凶，终于发展到讲绝情的话，推搡，掷象牙梳子动粗。终于，孙柔嘉到姑妈家去了，“围城”中仅留下孤鸟一般的方鸿渐和那只讽刺和感伤人生的祖传的老钟。
三．“围城”意象的象征意义
小说以“围城”为题，“围城”——被围困的城堡，是一个文学的意象，一个生动的象征。
分析起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值得咀嚼。第一，作为婚姻比喻意义的“围城”《围城》第三章（《围城》第96页，以下未标明著作题目的均是《围城》）写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褚慎明等酒楼小聚，席间褚慎明大言不惭，吹自己怎样和罗素谈结婚离婚的事，引出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接着引出了“围城”意象，她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法语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是将人类的婚姻活动比喻成具体的城堡形象。而“被围困的城堡”又表现出进入城堡的婚姻男女的那种欲逃不得无法摆脱的心理尴尬；同时，城堡又吸引着千万的男女鼓舞着进城的热情和勇气。城内城外的人表现出一种行为的“悖论”，用“围城”来比喻十分传神。
第二，作为文化象征意义的“围城”“围城”作为比喻意象并不仅仅停留在“婚姻”问题的“所指”上，“围城”更在一种文化的层面上有着广泛的象征意义，它的“能指”是开放的。1989年左右拍摄电视连续剧《围城》，钱钟书的谈话揭示了“围城”的文化意义，他对编导孙雄飞说：“天下是矛盾的，不普及就变成名贵。什么是‘时髦’？就是不普及。一变普及就不‘时髦’了，这和人生、‘围城’的意义是一样的。”（陆文虎编《钱钟书研究采集》第1辑第220页孙琮《关于电视连续剧〈围城〉的评论综述》）。“时髦”和“不时髦”相互转化，恰如城堡外的人朝里冲，冲进去便是名贵的“普及”，一普及便掉价，恰如婚姻中人的离婚愿望。所以说，冲进“围城”和逃出“围城”，不仅仅指人的婚姻活动，还可以象征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的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人的活动，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悖反”状态，为实现某一种目的做起，实现目的后常常找到的是空虚，成功“异化”成对成功的否定。例如《围城》中方鸿渐的活动，实现与孙柔嘉的婚姻（开始是企图实现与唐晓芙的婚姻）固然是他冲击的围城，同时，回国又何尝不是他冲击的围城？去三闾大学又何尝不是他冲击的围城？在漫漫旅途上望眼欲穿想到达目的地又何尝不是他冲击的围城？种种的冲击都收获着失落和空虚，都否定着冲击行为的本身，但冲击却没有停止，热情在焦灼地燃烧，希望永远是那座远方的城堡，这正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和整体的人类在生命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喜剧意义上的荒谬和悲剧意义上的崇高。我们来看钱钟书借方鸿渐之口怎样扩展这种“围城”的象征意义，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第141—142页）。写到这里，我们会自然地想到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分析《诗经》时所谈到的“在水一方”的人类“彼岸”意识，分析《老子》时所阐释的“反者道之动”的运动哲学（详见《管锥编》第二册第442至448页）。“围城”意象是一个包含辩证法智慧的文学意象、文化意象和哲学意象。
四．《围城》的主题
《围城》的主题是什么？论者很多，这里选择主要的作一个综合的介绍和述评。1．关于人的“孤立意识”的探讨；首先应该重视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观点，他是从《围城》研究的一片荒漠中开出绿洲来的。他认为《围城》称得上是“流浪汉”的戏剧旅程录，这部书通过主人公同“鲍小姐、苏小姐、晓芙、已故未婚妻一家、自己家人、大学同事，以至自己妻子的一一疏离，非常戏剧化地表现出他精神的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钱钟书研究》第一辑第240页）我们可以注意他用“疏离”这个字眼来概括方鸿渐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主人公的戏剧性生涯中泛滥出来的这种人的孤独意识，是我们阅读时强烈地感觉到而几乎说不清的，这是一种有深度的人伦哲学角度的理智探窥。他的关于“流浪汉”小说的定位，也影响到后学立论研究的思路。
2．讽刺中产阶级，间接反映战争；我们其实不应该忽视研究《围城》的最早的外国学者胡志德的观点，他对《围城》的文本研究是相当扎实的，他认为《围城》回避“直接描写战争，而传达出战争的影响，像奥斯汀小说处理拿破仑战争的方式一样”的做法是“蕴而不发”的，他还认为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轻薄无聊”和“失去了立身现实的能力”（详见胡志德《钱钟书》第184—189）。他的关于《围城》主题的揭示常常用钱钟书自己的观点来支持，不乏力度。
3．文化解构和文化批判；已故文学博士胡河清把《围城》看成一个“更系统”、“更完备”的解构主义文本。他认为《围城》的各个部分都从不同角度解构和批判了人类文化。如第一部分以方鸿渐和鲍小姐的苟且来解构资本主义“商性文化”的对人的腐蚀，苏文纨与方的角逐是封建官派性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方的买文凭更是美式商业文化的体现。方鸿渐到三闾大学任职的始末则深刻揭示了内陆封闭型文化中的“迂腐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而方鸿渐和孙柔嘉的返回上海则批判“海派”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详见《钱钟书的人文思想》第161—168页）胡河清一生以“钱学”为事业，他的解构主义文本主题研究，给人一种系统性极强的印象，值得注意。
4.“围城”主题和“悲剧之悲剧”陈子谦认为杨绛先生为电视剧《围城》的片头题辞即《围城》的主题，“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他说方鸿渐的诸多心境莫非“围城”心境，他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人性的弱点，是一个“悲剧之悲剧”的扮演者。陈还联系杨绛女士的研究来阐发这一思想。陈的研究是将“围城”的象征意义和主题联系起来的。（详见陈子谦《钱学论》）
5．智者小说；从否定“学人小说”这一观点出发，李洪岩的《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钟书的生平与学术》提出了“智者小说”的看法，这与主题的探讨有相当深刻的关系。李认为不能从一般的“学人”角度看《围城》主题。钱钟书的“知识体系之最终依归为何？曰智慧”，“作为一部‘智者小说’，《围城》的智慧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从“方鸿渐”的姓名象征还是“围城”或“时间走慢7分钟”的老挂钟的物象的象征，都可以体味到这种智慧（详见该书第299—301页）。
其他的观点还有不少，有的是上述理论的沿袭或扩大，有的是某些说法的归并或引申，我们读《围城》，应该也会有自己的感觉和见解的。
五．《围城》的人物形象
钱钟书在《围城》初版序里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部分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方鸿渐是作品主人公，是情节的中心和事件的焦点，也是作品人性批判、文化批判和哲学解读的首先而重要的形象载体。我们可以从方鸿渐的文凭说起。
方鸿渐的文凭是假的，但是，他的“假文凭”与韩学愈的“假文凭”还有些不同，两人虽然都弄虚作假，方是为了对付国内亲戚的舆论，虽作假而时时脸红内疚；韩学愈却假戏真做，死硬到底，而且暗中排斥挤走知情者方鸿渐。这就有了一种两面的看法，一方面方鸿渐在西方文化的诱蚀下人格精神在剥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他具有聪慧者的精致的狡黠和灵敏，甚至还有点动人的善良。方鸿渐与鲍小姐的苟且之乐实际是一场“失败”，他不过进入了一个陷阱。与苏小姐和唐晓芙的爱情纠葛，他的追求和追求的结果是那样的南辕北辙。与孙柔嘉的婚姻，在冲击“围城”和逃离“围城”的过程中，他不时可以看透事情的本质，又被这种“看透”所挤压，并且表现出一种懦弱着的卑怯和无能，如他想摆脱而游移不定，拖沓不决而最后与苏文纨反目成仇；如他明明感觉到自己是进入孙柔嘉“大鲨鱼”齿缝里的一条小船，但他卑弱地根本就不想改变局势的发展。方鸿渐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受西学影响而并未具有独立人格的一部分文化人的人格弱点和精神缺陷，也寄予了作者深刻的社会思想批判和人性批判。
这一群虚伪卑俗的丑类，外面全有着各种中外的吓人的头衔，剥去这一层东西，让他们“站起来”，原来下面都有着遮不住的“红臀”。
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钱钟书使用了什么创作方法？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有不少有考据癖的人认为，《围城》写的是真人真事，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本人，其他人物都具体有所指。关于这种情况，在钱钟书准备付印《围城》时，就有所预见，他在序里说：“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杨绛站出来，在《将饮茶》里一一指出《围城》中的人物原型的来龙去脉，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苏小姐也是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赵辛楣是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将饮茶》第124—128页）可以不用再举例了，由上述几个人物的创作原型可以看出，《围城》的人物形象塑造，基本上采用了捏合和虚构的方法，而不是什么自传体性质的“实录”生活的方法。杨绛说：“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是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将饮茶》第124页）“虚构”和“捏造”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或叫传统的“写实方法”。
六．《围城》的描写技巧
钱钟书是语言运用的大师，在《管锥编》中，他多次强调文学语言运用的难度和魅力，他是语言辩证法的深刻理解者和智慧的运用者，《围城》充分地体现出他在运用语言描写人物、刻画性格、渲染环境、摹状景物方面的杰出才能，他的文学描写，是以他的深厚的中西学问为基础的，是以他的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睿智过人的思辩哲学作底气的。
第一．山色有无中——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用模糊手法写人物心态，最见笔力。如写苏文纨的“吃醋”心理，小说写苏文纨一相情愿恋着方鸿渐，无论是看到和听到他与鲍小姐如何，便吃醋，作者用多种手法写。听到孙太太讲方鸿渐和鲍如何好，苏“心里刺得直痛”。方要去会鲍小姐了，苏文纨说：“快去吧，不怕人等得心焦么？”（第6页）心里和口里都是“酸”的。苏文纨把表妹唐晓芙介绍给方鸿渐认识后，吃醋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看见“他跟唐小姐两口儿平分着一个秘密，”就“十分不快”，“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里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第66页）两人决裂后，在香港会面，苏文纨无情地表达出高傲，醋意里拌上了嫉忌，两者再混合成尖刻的挖苦和冰冷的嘲讽。
写方鸿渐和孙柔嘉的恋爱心理变化，也是闪烁其辞，云遮雾罩，其中突出的是两人一次梦境的描写。赴湘途中，在界化陇一小村子投宿，方鸿渐“迷迷糊糊要睡，心终放不平稳，睡从四面聚近来，可是合不拢，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忽然拉练梗住，还漏进一线外面的世界。好容易睡熟了。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别压住我的红棉袄！别压住我的红棉袄！’鸿渐本能地身子滚开，意识跳跃似的清醒过来，头边一声叹息，轻微得只像被遏抑的情感偷偷在呼吸。他吓得汗毛直竖……他听邻近孙小姐呼吸颤促像欲哭不能，注意力警醒一集中，睡又消散了，耳边清清楚楚地一声叹息，仿佛工作完毕的吐口气……”到十二点，“孙小姐给火光耀醒翻身，鸿渐问她是不是梦魇，孙小姐告诉他，她梦里像有一双小孩子的手推开她的身体，不许她睡。”（第191页）第二天两人谈起梦境如此近似，孙说：“你说你听见的声音像小孩子的，我梦里的手也像小孩子的，这太怪了。”这时，赵辛楣冷笑道：“你们两人真是魂梦相通，了不得！我倒一点没觉什么……”（第192页）这种似有若无的文字，让读者感觉方鸿渐和孙柔嘉好象“心有灵犀”，但又全不说破，让你产生“山色有无中”的朦胧之感。
写方鸿渐对孙柔嘉的感情变化；“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在鸿渐心里，仿佛在复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扰乱了一晚上，赶也赶不走……让她去跟陆子潇好，自己并没爱上她，吃什么隔壁醋，多管人家闲事？全是赵辛楣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有了鬼，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第260页）这是把“老鼠”来比喻那个无形骚动的心理活动。
第二．各个面目不同——人物肖像描写；写儒林群丑，钱钟书常常先让他们与读者“见面”，让读者熟悉他们的肖像特征，然后再让他们表演。钱钟书的人物肖像描写有几个特点，一是用新颖的比喻来刻画肖像细节；二是常常用动态的笔触写静态的肖像；三是在描写中加入一些抽象的文化“概念”，以雅写俗，冷嘲热讽。
例如写庸俗文人陆子潇：“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