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伟：尘肺病人维权，堪比登天

　　1、我从很早就意识到了尘肺病的严重性

　　《江湖》：刘建伟先生您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成为帮助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的志愿者的？

　　刘建伟：我真正成为志愿者是在2011年9月28日。那是我第一次向“大爱清尘”的发起人王克勤老师提出志愿者申请。王老师说，“其实你不必申请，你现在帮助尘肺病人维权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的作为了。“大爱清尘”是2011年6月15日成立的，而你在2007年底就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了，你比我们起步的还早。”这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尘肺病的严重性。

　　2、尘肺病的潜伏期长，很多人离职了都不知道自己得病

　　《江湖》：您是基于怎样的原因踏上这条维权之路的呢？

　　刘建伟：作为一个农民工，我的知识水平很有限，初一没念完就辍学外出打工了。我所在的工厂是从事玉石雕刻的，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国家相关部门对工厂的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五名尘肺病患者，发现后工厂随即封锁消息，并对员工们进行了体检。我与工友们感觉到不对劲，因为工厂从我和我老婆在1988年、1992年分别进厂以来从没体检过。几天后，我才发现厂里十几位老员工已经长时间不来上班了。慢慢打听才得知是因为患上了尘肺病，回家疗养去了。顺义区电视台曝光此事后，工厂因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被查封。一星期后，又奇迹般的恢复生产了。

　　2004年，我无意中在工厂捡到一本国家2003年推出的《职业病防治法》。我从上面了解到我们所从事的是危险行业，这给了我一个警示。当初进来时工厂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体检，也没告知我们这一行当能造成职业病，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工厂自65年成立以来，总共有三百多人在此工作过。由于粉尘危害极大，尘肺病的潜伏期又有五至二十年的时间，当时仅有三十多位在职工友查出了身患严重尘肺病，而那些已经离职的还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人可能还处于病症的潜伏期。当我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后，我开始想办法搜集证据，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他们只想活下去！

　　《江湖》：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刘建伟：最初我在工友之间宣传是要让工友们也有防病和维权的意识。我敢于与企业叫板，为工友们出头，坚决拒绝反对一切不利于劳动者的措施与决定。在这同时，工厂开始禁止我散布“谣言”。我一直觉得总得有人带头来做，否则我们都会任凭企业剥削。工厂里有位本地的老员工，十六岁就进来工作，离职后在家闲了两年。当出现尘肺病的症状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个病。2004年下半年发病不幸去世，享年四十四岁，是被尘肺病活活憋死的。那时我已经是工厂里的车间主任，去看望过这位老员工两次，并参加了葬礼。我算是见识到了尘肺病的厉害，便更加积极地宣传尘肺病的危害并搜集证据。

　　2007年企业转制，工厂被卖给了个人，并强迫员工们终止了合同。2008年以前，国家还没推行《劳动者合同法》，而企业不与员工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即使签了也是为了应付检查，这些问题都是执法部门严重缺位、不履职造成的。国家的法律是好的，但到了下面，执法者他就不执行了。我们工厂的工作环境是归卫生监督所、卫生局以及安全生产管理局监管的，每次要来检查了，都是提前通知厂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检查当天劳动者不准工作，留两、三个人在那里跟执法部门表示一下，什么粉尘都没有。明知道会产生粉尘，执法部门的人都是拿点礼、吃点饭就走了，每年都是这样过去的。以前劳动者不知道这些危害，要是知道了，能防范点儿也好。现在“大爱清尘”所做的事情正在于此，不是我们救了多少人，而是要唤醒企业的良知，做好安全生产的设施、条件的改善，促进职能部门的履职以及增强劳动者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要让尘肺病在这些农民工家庭中恶性循环下去，否则我们这一代成为受害者，下一代还是继续这样。

　　我救助的一个尘肺病患者，二十四岁，2012年4月19日去世了，叫王建学。他十七岁出去打工，工作了六年患上尘肺病，身体就不行了，于是回到家治病。2011年12月23日，他在网上跟我求助，我自费从北京飞到四川大凉山，花了三天时间，把他送到成都华西第四医院接受治疗。治疗了半年，还是去世了。家里面把所能变卖的家产全部变卖了，太穷了。深山老林里，透着缝的墙壁，草帘门，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或凳子，惨得很。他们听说有个热心人要从北京来救他，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是连水都没得喝！我们是在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吃得更好，而他们则是担心怎样才能有水喝，能活下去。现在尘肺病患者的家庭都已经是这样了。

　　前段时间的李克强副总理批示解决尘肺病患者——贵州农妇杨能芬医疗费用的事情就是我们“大爱清尘”四川支队这边做的。国家确实是该重视起我们这群人了。卫生部公布的尘肺病患者人数是五十七万，但经我们所统计出的数据应该是不低于六百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上升。这个病最要命的就是潜伏期太长，许多人离职后没感觉到自己身体受到伤害的那种症状。五年、十年、二十年后，这个病出来了，一出来就是要你的命，一下子让你变成了一个活死人，什么都做不了。

　　4、企业的拖延战术让很多受害者死在了维权的道路上

　　《江湖》：如果尘肺病患者已经离职多年，现如今还有办法维权吗？

　　刘建伟：一位四十多岁的尘肺病三期患者张广斌，我帮着走法律程序。现在他连呼吸都很困难，已经在家卧床等死。他凝稠的食物不能吃，只能吃一些流质的东西，可能熬不了多久了。这位患者2011年1月回到家后，感觉到了身体的不对劲。他们村去了将近三十个人挖煤炭，那企业老板是内蒙古的人大代表，因尘肺病过世的员工已不止二十人，别的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更是数不胜数。

　　《江湖》：遇到这种事故，矿上打算用赔偿款来把它压下来？

　　刘建伟：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关于劳动关系的确认还没有宣判。我代表十二名受害者出席了12月4日的两天开庭，当庭确认了四个人的劳动关系。但法院宣判后，被告企业竟又提出了上诉，拒绝承认与受害者的劳动关系，真是可恶至极！其中一人在12月27日活活憋死。

　　《江湖》：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刘建伟：企业在时间上拖延受害者，会使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这是要把受害者活活拖死。受害者来不及做职业病诊断，所谓的后续赔偿也就没办法了。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长，部分员工离职后才出现症状，企业自然是不会承担责任的，所以作为律师代表想要帮忙也十分艰难。前段时间为跑维权的事情，我在北京、四川和内蒙古阿拉善盟之间来回奔走，阿拉善那边天气恶劣，我还发过几条微博，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天我在你们这里接受采访，那边我安排的律师正在与四位受害者出席开庭。像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的疾控中心体检表，都是我通过些手段拿到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企业还不承认，要诬陷我们造假。在当庭对峙时，自己又说漏了嘴，于是迫于压力，又承认了五个人的劳动关系。其实这些证据是疾控中心的保密性文件，我能得到实属幸运。现在的劳动者若想搜集证据维权不是一般的难。已经离职了的就更不用说了。好多尘肺病患者就是死在了维权的道路上。要执行这些法律的程序实在太过于漫长了，有的患者打了八、九年的官司最终倾家荡产，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5、尘肺病人维权的五步，堪比登天！

　　《江湖》：从要开始维权到拿到赔偿款，需要一个怎么样的申诉步骤？

　　刘建伟：想得到成功的维权必须走五步：

　　第一，确认劳动关系。

　　这是最难的。因为当时入职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其他书面上的协议，现在打官司文字形式的材料是最有力的证据，没有这些就没有确实的证据维权。即使当时签过协议的，企业在员工离职时还要收回包括合同在内的全部文件。劳动者也没有那个意识，其实老板在这时就已经给劳动者下好套了。现在的维权，劳动者没有书面的证据，就只能靠相互作证，别的毫无办法。

　　6月，一名之前已经打了一年官司的尘肺病患者向我求助，我答应能帮他，但他回去后又找了一位当地的律师，官司输了，四个月白花了三万块钱。他觉得是律师不负责任，又开始给我打电话。11月18日我马上安排律师，11月22日就开庭了。其实我自己身为一名尘肺患者还没有得到赔偿，家里也没有经济条件，但这些维权的律师费和差旅费全部都是我自己出的。打了4天的官司，胜诉了，判决了，虽遭遇企业老板恶意起诉，但我觉得维持原判是百分之百的。我愿意接受采访，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尘肺病患者，让那些在外打工的人知道，别去做那些危害到自己身体健康的工作。李副总理免了一个人的医药费，但中国还有近千万的人患有此病，要怎么办呢？

　　第二步是职业病诊断。

　　职业病诊断是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有了它才能证明是由于从事粉尘作业而患病的。但由于国家的法律不完善，想要去能做职业病诊断的机构开证明，尘肺病患者需要企业在职业病诊断书上盖章，盖了章医疗机构才给做诊断。企业不盖章，医院就见死不救。本来企业就不承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盖了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怎么会去做？不仅如此，患者还要提供环境监测报告等材料，这些就更不可能拿得到了。2011年为了做个职业病诊断，我连母亲病重都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我找了顺义区疾控中心三次，第四次被逼急了，便以跳楼威胁的方式求一个说法。我所帮忙的每一个案件都起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企业回回都是垂死挣扎，想尽方法拖延时间。这个职业病诊断本是企业该给盖章的，因为在之前的判决中已经确立了劳动关系，企业应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了，但企业还是拒绝盖章。我为了这一纸诊断书，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第三步是工伤认定。

　　劳动局认定工伤科接受个人提出申请与企业提出申请两种认定方式。如果企业配合，由他们去认定，最快两个星期就可以办出来。如果是个人去劳动局申请，恐怕要等候三年的时间。

　　第四步是伤残等级鉴定。

　　这是最快也是最轻松的步骤了。因为前面的程序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该拿到的证明都拿到了。职能部门也该履职了，再不履职说不过去了。

　　第五步是工伤待遇与赔偿。

　　这一块相对来说困难些。企业有钱也说没钱，有的已经把财产转移、变卖了。企业为了逃避责任和义务，从一个集体企业，慢慢转变为个人的，再一点一点把企业卖出去，偷偷注销了，注销后就等于找不到这个赔偿方了。于是我又开始打行政官司，告发企业违法注销，导致受害者自生自灭。

　　2010年4月到2011年的7月，我将顺义工商局告至北京市工商总局。打官司期间，我不仅到处奔波，还打了几次架。好在我都是提前做好各方面准备，要不然早就不知道会被处罚多少次了。毕竟工商局是国家机关，自古以来民告官都是极其艰难的。所以我每次去都准备好录音设备，并以礼相待。相较之下，工商局的态度都是极其蛮横，让人无法接受的。我来这边不是为了无理取闹，是因为案件的需要约了相关负责人见面。但来了几十次都被拒之门外，无功而返。于是这一次，我收好录音设备，一拍桌子说，“你不帮我联系，我就自己逐个去敲门找！”我把工商局楼里的办公室敲了个遍，工商局的人说我这是扰乱办公秩序，并叫来了保安要打我。我说，你们没权处置我，我有什么不对就叫110来！110来了之后，我把对话录音一放，工商局的人傻眼了。而我一直要找的办公室主任马上叫警察出去说话，被我拦了下来，“有什么话当面说！你出去就是执法不公，就是违规！”工商局开始说好话，我要求把领导叫来，今天必须把这件事解决。他们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办事，我要将这件事追究到底。最后工商局给了我一个令人非常不满意的答复。企业明明是违法注销，他们却所答非所问的回复我“该案已销案”。我一直在不停的打官司、奔波，就是希望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推翻这一结论。历尽千辛万苦，用了十七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公司恢复了。这样还无形中帮到了数位同事。即使我有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还被拘留了两次。

　　《江湖》：您认为把这维权的五个环节一一做下来，需要多长的时间？

　　刘建伟：法律程序过于漫长，维权成本又太高。老板恶意起诉，利用这种法律程序活活拖死维权者。一般的案子要三年至五年不等。我从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帮助了十一位尘肺病人，把这维权需要的五个环节一一克服了，十七个月的时间拿到赔偿款，也是最快的了。王克勤老师曾夸我，“你小子真厉害，现在维权成功的寥寥无几，你这可是全国首例！”

　　6、我的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有没有价值

　　《江湖》：尘肺病人在寻求更为有效的治疗过程中，会不会遇到所谓的“医疗骗局”？

　　刘建伟：这个倒没有听说。但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用自家祖传秘方治疗尘肺病的事情。经我的考察，此秘方是由中草药配制而成，确实对患者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人的肺分为五个区，我的肺伤及两区，还有三个区仍能够正常工作。这个药的功效在于控制住这两个坏死区域的病情，防止其向另外三个区扩散。近些年来，很多尘肺病患者也都在尝试用这种药物进行治疗。

　　《江湖》：如果尘肺病人们没有像您这样的维权代表，是不是基本上不可能打赢与企业的官司呢？

　　刘建伟：没有维权的精神，没有不轻言放弃的毅力，没有正义的信念和团结一心是绝对不行的。大多数患者想着领了赔偿能多撑几年，但患上这个病已然没有多少年可活了。我觉得，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有没有存在过的意义价值。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不能够只为了自己活着。我的儿子现在念高二，由于凭着一己之力长时间坚持维权事业，我已经拿不出儿子的学费钱了。连我和我老婆洗肺所支出的一万七千元中的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后来一位爱心人士捐了两千元，“大爱清尘”又为我从社会上募捐了两万元，总算把孩子的学费和洗肺借的钱数凑出来了。

　　7、我要唤醒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江湖》：在帮助他人维权的这段时间里，您有从事其他的工作吗？

　　刘建伟：没有时间做，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我一直在宣传尘肺病的危害与防治的一线上奔走。我的尘肺病已属于七级伤残，再想要就业是很困难的。但凡公司看了我的体检报告，是断然不会录用我的。2012年4月，我在别人的介绍下，开始在北京市市区通过清洗空调来换取微薄的收入。这些工作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每个月赚的钱还有百分之十都无偿捐给了“大爱清尘”。每当有人将善款交到我手中，我都会给予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们。那些鲜活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逝，当我尚还有这个能力时，能帮一点是一点。

　　《江湖》：是不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在从事这些危险行业？

　　刘建伟：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而“大爱清尘”所做的正是唤醒更多的人去正视这一问题，唤醒企业与政府的良知，不要让此类情况继续地恶性循环下去。

　　8、最担心哪天自己突然消失了

　　《江湖》：您为尘肺病患者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您的家人对此怎么看呢？您夫人的身体情况还好吗？

　　刘建伟：我是一根经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这条助人之路走了5年，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2012年4月18日，我在家中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打了，家门也被砸了。开始家人当然是反对的。骂我天天不上班到处跑，还要靠老婆的伤残津贴养活。由于我的执着，最终老婆还是成了我的支持者。老婆现在是尘肺病三期，加上肺气肿，已经非常危重了。

　　《江湖》：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打算？

　　刘建伟：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亲自去办，为了维权，我会经常往外地跑。妻子在家卧床服药，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有时我也感觉很无奈，觉得挺对不住家人的。我最担心的就是怕哪天自己突然消失了。以前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信心，但自从发生了我被人打的事件以后，我慢慢产生了动摇。长期从事维权的工作也让我欠了不少债。由于帮助其他尘肺病人，企业故意刁难我，一直扣着属于我的赔偿款不给。已经找过数次，还被当地领导说成是刁民，官司胜诉至今，我也没拿到过一分钱。2012年6月初，我在顺义劳动局讨说法，老板还当面威胁我，要我不再管尘肺病患者维权的案子，否则没我好果子吃。但知难而退从不是我的性格，我坚持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有始有终！我现在最希望国家领导人能更加重视尘肺病群体，给六百万尘肺兄弟姐妹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人民都可以形成自我保护与维护权益的意识，不再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我也会担当起我的社会责任义务，继续为生命呼喊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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