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绝笔
当我还是一个稚童的时候，除了因为看动画片《西游记》以及许多儿时背诵的唐诗，所以知道有“东土大唐”的大唐王朝；又因为收集了一度的水浒英雄卡以及反复阅读的《说岳全传》连环画，所以知道了有一个“泥马渡江赵九哥”的大宋王朝；再因为一时耳濡目染充斥身边的诸如《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之类的清宫戏，又所以知道了号称“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我也一度以为，中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是因为书读得多了一些，发现了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至少不是我理解的这么简单吧。至少，是有尧舜禹，夏商周，然后一直到后面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然而，也大多是基于所谓的“教科书”式的了解，甚至是一些“演义”般的野史。例如宋朝懦弱无能，元朝强盛无比，大抵如此。也一度真就觉得明朝是一个腐败无能、宦官专权、黑暗无比的朝代，只是开国的几个皇帝比较好而已，也就真的认为清朝是强盛开明、励精图治、爱民如子、国泰民安的朝代，只是到了晚清被外国侵略而衰弱罢了。直接的表现就是，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上饶晚报》发过一篇文章，唤曰：《大明与大清的争吵》。如今看来，不禁感慨。
大概是年龄又大了一点吧，居然能读懂文言文而不用翻查古汉语字典。便读到了《语文读本》中的一篇文章，《梅花岭记》，其中有一段是：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不禁万分感慨，史可法驻守在被多铎军队包围的扬州城，一直都有逃生的机会，一直到他死之前一刻，多铎仍然力求招降史可法。然而，史可法依旧痛斥敌人，丝毫不为所动，正气凌然的倒下。何其刚烈，何其让人敬佩！
其实一直以来，我是知道史可法的，也知道史可法守扬州的故事。只是，很多的宣传上是对于史可法的精神是赞叹的，但是对于其阻碍满洲入主中原的“抗拒统一”的行为，是批判的。然而，读了全祖望的这篇《梅花岭记》之后，我在想，我之前读到的都是真的吗？
很明显，这不是真的。至少是在我读过了更多的东西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明朝。
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君主制王朝，自太祖朱元璋到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共历十六帝。明朝推翻了蒙元残暴统治，从夷狄腥膻中拯救了华夏，为继承和发展汉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明276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有成祖五征蒙古，扬威塞外；有郑和七下西洋，开波拓浪；有抗倭援朝，护佑藩邦；有于谦、海瑞、张居正、王守仁；有徐霞客、朱载堉、徐光启、王文素；还有《永乐大典》、《天工开物》、《本草纲目》。
明朝不仅有灿烂多彩的思想文化，更有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八十日带发效忠，十万人同心死义”，“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这些掷地有声的话，都是出自这个伟大的时代。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留给后世人民的几个关键词，居然是太监、专制、黑暗、民不聊生？这是何其的讽刺啊。
然而，我终究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虽然不可否认，《明史》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史书，但是个中真伪，我想大概只有那些所谓的“名臣”能够解释吧。哦，对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这个清国乾隆皇帝甚是引以为豪的工程。在此，从百科上摘录几段文字：
《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几乎与全文收入的总数相当，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连《天工开物》《武备志》这样的科技类书籍都在被禁毁之列（这两本书连同《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均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在日本被发现）。这实在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剩下不做解释，因此，我大约懂得为什么我读到的明朝和我知道的明朝不一样了。
这之前，也就是清朝的顺治年间大概，也有那么一些华夏苗裔所不愿回首的东西。毕竟，被野蛮践踏的文明，而且是狠狠地残酷地践踏之后，死者自然不必多说，即使是或者的人，或许也不愿意回首往事。但是，还是想提一些名词，不知道有没有人忘记，例如扬州十日，例如嘉定三屠，例如南昌之屠，例如大同之屠。这些东西，在官方的书籍是不会记载的，原因嘛，前文已经诉说的很明白了。
根据诸多文献记载，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当然，以上人口数字，是不完整。因为当时是按人口缴税，因此人口被大量隐瞒。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满清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最少也有5000万人（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推定有几千万人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
而在这之后，又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先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此令一下，再给华夏铺上了一地的死尸。而当华夏几千年不易的发式、衣冠与服饰被强行改换了之后，满清统治的疆域内就长久地丧失了作为炎黄苗裔的自豪与风采，我们也就再无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豪感可言。在朝鲜的史料里面，有这么几个故事：
康熙末年，朝鲜使臣闵镇远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穿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乾隆时期，朝鲜使臣洪大荣，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荣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可叹的是，直到辛亥革命之后，还有许多“遗老”们说辫子是祖宗留下来的，剪不得啊。他们丝毫没有记起二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为了不要这条神鞭，死了多少人。甚至今日还有数不清的人认为长袍马褂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服装，对于穿着和复习汉家衣冠的人，则斥之为“封建欲孽”或者就干脆就分不清汉服、和服以及韩服（在此，在此鄙夷去年成都焚烧汉服的败类）。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大清国圈地运动”，跑马圈地，使民为奴。满清入关后，多次在北京附近及各地跑马圈地，凡满人看中的土地，不论这土地的汉族主人是谁，均悉数划归己有，并其中的房屋、财物亦然。而当中的汉民则成为满人的奴隶，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全凭奴隶主盘剥役使，甚至被满人打死也无须偿命，满人只须受轻微处罚。此外，满人还不用缴纳税金税赋。接着，满清政府强令北京城内的居民全体搬迁到城外居住，而把城内的住宅全部分配给满人居住。在全国各城市，满人和汉人也是分区居住。同时，满人汉人不得通婚。
再接下来，就是庄廷鑨的“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黄培诗案、徐骏“清风不识字，何故事乱翻书”案、伪孙嘉淦奏稿案、刘震宇阐述“更易衣服制度”案、胡中藻“一把心肠论浊清”案、王锡侯《字贯》案，等等。而为巩固统治，清政府长时间地断绝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以全方位的愚民政策刻意造就中国民众愚昧、麻木、驯服等劣根性，致使奴才哲学成为整个国家的哲学。有人说，“闭关锁国”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政策，和满清无关。但是，我想提醒一句，明朝从来就没有断绝过与外界的联系，而在1567年的隆庆开海，更是宣布明朝打开了国门，这些东西在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中都有提及。这些，都与清政府的思想禁锢，闭关锁国是完全不同的。记得曾经读过阎崇年的一本什么书，里面说“闭关锁国”也不是没有好处，抵御了外国的思想文化入侵。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再也没有曾经出现过“西学东渐”同时文明昌盛的明朝那样的思想文化发达的境况。
同时，因为禁锢而得不到交流，清朝生产力水平比起明朝来完全没有一点进步，甚至在大多数传统领域还远不如明朝的水平。而在军事方面，当西方的火器越来越完善的时候，19世纪的八旗兵却基本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入关两百年后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甚至还不如明朝的军备。记得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大约都可以从一个具体的历史坐标说起，那就是：甲申之变。
甲申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屈辱史的开端。这一事，大约是指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闯贼犯京师，京营兵溃。毅宗皇帝无力回天，遂自缢于万岁山。死前留下遗言：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史书上，不过就是这寥寥数笔。但是，这却是一个民族的痛。直至今日，当我们想起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我们仍然会悲痛的说一句：
甲申之后，再无华夏！
当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华夏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什么是华夏。什么是华夏？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衣必精美，物必丰盛，人必礼学，国必利益，君臣必称吾国吾民，此才能是真正的华夏。
华夏，就是一个礼仪之邦的形象。我们曾经一直是礼仪之邦，我们有浩瀚的文明，甚至一直到明朝灭亡以前，我们都是大气而包容的心态，我们敢于学习，善于学习。而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他们曾经高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多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们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文明奇迹。
但是，自那以后，我们还有何颜面自称我们是华夏？
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中华的山河，义士夏完淳有诗“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直到后来，反抗的声音消失了，铁蹄方才停止。此后的很久，有零零星星的，柔弱的，反抗的声音，但是都不响，大家也听不见。我们的典籍，也都是被修改过的，士人们亦不敢言。我们过着战战兢兢，安于现状，但是看似平静的生活。这种情形持续了几百年。一轮又一轮的铁蹄来了，他们继续伤害我们的同胞，“朝廷”似乎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更无力量对抗新一轮的侵略者。一直到清末，曾经创造了华夏的中国人的头顶上，顶着巨大的两个字：麻木！这一点，我们从鲁迅的笔下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药》或者《藤野先生》里面所出现的为日本人而死的伥鬼，亦或是抢夺号称可以治病的血馒头的愚民，都是麻木不仁的。
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下，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
而在旁观者英国的马戛尔尼眼中“康乾盛世”又是怎么回事呢？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说：
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走到今天，不仅仅只是麻木不仁了，情况则更加可悲。在20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浩劫中，华夏似乎被夺走了最后的精髓。古语有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礼义廉耻，那是做人的底线。然而睁开眼睛看看当下，我们把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当成了垃圾，扫开了。如今之世，见利忘义之举比比皆是，人们已经变得只讲利益，而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满大街充斥的是什么？难道还是幽兰之气吗？不不不，映入耳目的，只有让人不齿。甚至是作为一国基石的青年们眼中，也再没有了一丝可以看出“华夏”的东西，只有“拜金主义”，只有“屌丝精神”，只有一大堆的“及时行乐”。礼仪何在？文明何在？
这一切，在甲申年的三月十九，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在那之前，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我们的祖先，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虽然经历了“崖山日落”的浩劫，但是在朱元璋的领导下“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大明王朝的不断唤醒下，华夏意识终于再度觉醒。又出现了文明昌盛，思想开明，经济繁盛，民生稳定的礼仪之邦的形象。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戛然而止。崇祯皇帝的自缢，宣布了一个文明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此后，再也没有华夏。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对中国的影响。对于整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都有一个不小的震动。
朝鲜作为中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自诩为“小中华”。而对大明，朝鲜则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在被迫臣服满清后，朝鲜李朝仍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虏使”，蔑视和朝贡形成了奇怪的共存状态。满清入关后，仁祖为祭奠明朝，在宫中行焚香望阙之礼。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郊天报德，祭祀明万历皇帝。乾隆十四年(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万历(神宗)、崇祯(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此后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学者朴趾源的作品《热河日记》中最明显的思明情绪，反映在该书卷1《渡江录》之序中。序中署“崇祯百五十六年（西历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洌上外史题”。其中称：
曷称后？崇祯纪元后也。曷三更子？崇祯纪元后三更子也。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该书卷12《行在杂录》又称：
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何为上国，曰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昔倭奴覆我疆域，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师东援之，竭帑银以供师旅，复我三都，还我八路，我祖宗无国而有国，我百姓得免雕题赤服之俗，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
越南人则认为满洲族的清王朝统治中国后，越南认为中原的中华文明分别由北方的清朝和南方的越南阮朝对等继承，南方的越南阮朝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
同时，我们自然也不能忽视这个东亚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日本。事实上，德川光圀认为满洲族的清王朝征服中原以后，自古以来没有被异民族支配过的日本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有资格的继承者。这种思想也被水户学所继承。由水户学哺育的尊王思想(尊王攘夷)产生了明治以后的国体思想以及皇国史观思想。并认为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山鹿素行在历史书《中朝事实》中称日本为“中华”。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林春胜著有一书，曰《华夷变态》，其序言就是：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下令国史局总裁，称：“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甲申天变，对于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是一个十分具有意义的事件。
我们之所以在强调甲申天变，并不是把崇祯皇帝的殉国，单纯作为明王朝的灭亡而言的。虽然对于明王朝的灭亡，我们感到很可惜，但也未必达到了痛心疾首的悲叹。
事实上，甲申之变，并不是单纯作为一个王朝的灭亡而论。顾炎武先生有“亡国”和“亡天下”的奚辩：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甲申之事，和之前的“崖山日落”一样，都是作为一个“亡天下”的重要事件，而至今被我们所纪念和感叹。而我们为什么要对于这个“亡天下”的事件进行纪念呢？
也是对于目前的一个文化现状的反思。在目前的文化界，确实存在“精英”的概念，精英主义信奉的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他们信奉的人道主义是伪人道主义仅仅限于精英。精英主义所以能站在中国古代蛮族一边，因为两者都讲求丛林法则，以少胜多，以寡制众。都是不择手段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利益，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因此他们信奉所谓的“狼哲学”，对于早已经根植在华夏的大气、包容、君子的文明嗤之以鼻。他们是不会同情失败者的，他们以成败论英雄。痛恨失败者，并不赞成正义，至于人民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为了掩盖其反人类性质往往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失败者。他们咒骂史可法，甚至把“扬州十日”的罪责归到史可法头上，因为史可法是失败者,失败者一切都是可疑的、可耻的。所以他们能恬不知耻地篡改历史，一部部美化“英雄”的剧作和书本或者包装出来的人物纷纷出笼。《孝庄秘史》、《太祖秘史》、《七品李剃头》、《狼图腾》以及阎崇年之类的人物......在他们看来美化“英雄”是本分，做的是心安理得，哪怕这个“英雄”是屠夫、是魔王是民族分裂主义者也能将其包装成圣人。
我们要反思和纪念，我们必须明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眼下，我们身处在一个虽然不是很高尚，但依旧比之前百年陆沉的环境要好的时代。虽然不能完全称作礼仪之邦，但也绝非腥膻之地。换言之，正在倡导提倡“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还是有希望像曾经的明朝一样，把华夏意识唤醒的。但是，这就需要我们彻底抛弃那些不合理的，落后的，在戎狄之时被强加的病症，从而吸取教训。真正打破“甲申之后，再无华夏”的定论。
今天是壬辰年的三月十九，距离甲申年三月十九，整整三百六十八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仅仅是纪念回天无力而自缢煤山的崇祯皇帝；也是纪念曾经强盛无比，留下众多美好记忆的大明王朝；更是纪念命运多舛而无比可贵的华夏文明。
至此搁笔，我站起身，面朝帝陵，对天三拜。瞬间百年，汉心依旧，愿甲申之后，华夏复见！
壬辰年三月十九写于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