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还叫上了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另一位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的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车厢不时响起她的侃侃话语。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这边,但钓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摄影师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年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啊,十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盘跚而返。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嘛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正一起刮墙皮,为粉刷补修做准备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