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德国女作家，诗人，诺贝尔奖得主，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德语村庄尼特基多夫一个德裔少数民族家庭，父母是罗马尼亚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父亲在二战期间曾为德国党卫军效力；1973-1976年米勒就读于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大学期间加入德语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反对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奇奥塞斯库的统治，寻求言论自由，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1982年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1984年在德国得以发行，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追捧，而后又以罗马尼亚语写作了《沉重的探戈》一书，1987年与小说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柏林，持德国国籍，2009年10月8日因其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米勒前后发表有22部著作，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主要作品有《低地》、《暴虐的探戈》、《人是世上的大野鸡》、《赤足二月》、《单腿旅行》、《镜中恶魔》、《狐狸那时已是猎人》、《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卫兵拿起了他的梳子》、《饥饿与丝绸》、《圈套》、《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呼吸秋千》等；因为她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中文译本，台湾也只翻译出版了一部《风中绿李》。
2009年10月8日赫塔·米勒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你带上手帕了吗：
“你带上手帕了吗？”
每天早晨，在我出门上街之前，我的母亲都会站在家门口这样问我。我并没有带手帕。因为我没有带，我需要回到屋里拿一块手帕。也正因为我始终在等我的母亲这样问我，我从来没有主动带过手帕。手帕是一个证明，它证明着我的母亲在早上一直疼爱着我；而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只能靠自己。
“你带上手帕了吗”这一问是感情的一种委婉展示。任何更直接的表示都会使人尴尬，我们这些乡下人也不习惯。母爱就掩饰在这一问里；这是说出它的唯一方式：如此的煞有介事，那种语调就像发出一道命令，或是为工作作出某项决策。语音的突兀生硬甚至强化了这种亲情。
每天早上，我都两次走过家门：第一次没带手帕，第二次则带了一块手帕。只有这样，我才走上街头，好像带上手帕就意味着母亲也在我的身边。
二十年后，我已经在城市里独自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一家制造厂里当翻译员。我早上五点就起床，六点半就上班。每天早上，喇叭都对着工厂大院疯狂播放着国歌，到午饭时则是“工人大合唱”。然而厂子里的工人们只是坐下来俯身吃饭，眼神如锡铁皮般空虚而呆滞，双手抹满了油。他们的食物都裹在报纸里，吃一口豬背肉之前就得先一步把报纸从猪皮上刮掉。两年就按这个老样子过去，日复一日。
到了第三年，这种沉闷的生活结束了。一位访客一周里连续三次早早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一个高大凶恶、骨节粗壮的男子，蓝眼珠目光熠熠——一个来自国家安全卫队的庞然大物。
第一次他站在那里，骂了我几句，然后离开。
第二次，他脱下他的风衣，把它挂在插在橱柜上的钥匙上面，坐了下来。那天早上，我从家里带了些郁金香，把它们插在花瓶里。那个男人看着我，夸我对人品性的判断是如此敏锐。他说话的腔调油滑，让我很不舒服。我反驳了他的奉承，并正告他：我只看得懂郁金香，但看不透其他的什么人。于是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他对我这个人的了解比我对郁金香的了解还要多得多，然后他把他的风衣拽到他的胳膊上就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却一直站着，因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公文包移到地板上。他称我是蠢货，说我是懒骨头，是贱人，就像街边的野鸡那样堕落。他把郁金香狠劲推到靠近桌子的边缘，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放到桌子中间。他向我吼道：写！我没有坐下来，就按照他口述的写下——我的姓名，生日，地址。接下来的，是那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即使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那些我……然后就是那个可怕的字眼：“colaborez”——我要去合作。在这个关节，我停下笔来。
我放下笔，走到窗前，视线落在那条灰头土脸的、未铺路面而满是坑洼的街道上，以及后面所有驼着背的房屋。另外，这条街叫StradaGloriei——光荣街。在光荣街上，一只猫坐在光秃秃的桑树上。它是工厂里那只少了耳朵的猫。在猫的上面，早晨的太阳正在照耀，如同一面黄黄的鼓。我说：N-amcaracterul——我没有做这种事的品性。对着外面的街道，我说出这番话。
“品性”这个词使那个秘密警察歇斯底里起来。他撕碎了那张纸，把碎片甩到地板上。接着也许是他意识到他需要向上级证明他曾经尝试过招募我，因而他又俯下身来把碎片一一拾起，胡乱扔进公文包里。之后他深叹一口气，接着好像受挫了之后泄愤似的，把花瓶连带着郁金香狠狠掷向墙壁。花瓶破碎时发出了刺耳的声响，好象空气在磨牙。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静静地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淹死在河里。我则自语似地回答：如果我签了名，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这一切的后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所以无论你怎样做好了。而这时，办公室的门正开着，他已经走了。在外面，光荣街上的那只工厂里的猫已经从树上跳到房顶上，一根树枝弹跳着，就像蹦床一样。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想开除我。每天早晨六点半我都要向主任报道，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也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像我的母亲曾经问的“你带上手帕了吗”一样，每天早上，主任在这时都会问道：你找到其他工作了吗？每天早上，我都给予同样的回答：我没去找，因为我喜欢留在厂里，我愿意留下来，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来工作时，我发现我那些厚厚的辞典躺在我办公室外大堂的地板上。我打开门；一个工程师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他说：你进门前应该敲门。这是我的地方，这儿没有你的事儿。我不能回家；任何未经许可的旷工都会给他们提供解雇我的借口。我没有了办公室，所以我更是必须保证来上班；无论如何都要来。
我有一个好友，当我们沿着那条可怜的光荣街回家时，我把这一切遭遇都告诉了她。起先，她将自己的桌子清出一角给我用。但有一天早上她站在她的办公室外面对我说：我不能让你进来。大家都说你是告密者。骚扰仍在持续；流言蜚语开始在我的同事间传播。真是糟糕透了。面对攻击，你可以保卫自己；但面对诽谤，你却无能为力。每天我都准备好迎接任何可能的结果，包括死亡。但我就是受不了这种背信弃义。无论做什么准备都无法承受的背信弃义。诽谤把污秽填满你的身体；你无法自卫，就在这污秽中窒息。在我的同事眼中，我恰恰是我拒绝成为的那种人，如果我真的答应去监视他们，他们反而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我。本质上，他们是在惩罚我，因为我饶恕了他们。
既然我必须保证来上班，但我又没有办公室，而朋友也不会让我用她的，我只好站在楼梯井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沿着楼梯爬上爬下几次，突然间我又成了母亲的孩子了，因为我带上了一块手帕。我把它放在二楼与三楼间的一级台阶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捋平之后坐了下来。我把我那些厚厚的辞典安置在我的膝盖上，来翻译各型液压机的说明书。我这个楼梯间的才女呵，把自己的办公室建在手帕上！到午饭时，我的朋友就到楼梯这里来找我，我们在一起吃饭，一如先前在她的办公室，或是更早在我的办公室那样。从院子里的喇叭飘出的“工人大合唱”还在歌颂着人民的幸福生活。我的好友吃着吃着就替我哭了起来。我没哭。我必须坚强地留下来。很长时间都必须这样。直到度过那几个似乎无穷无尽的星期，直到我被解雇。
在我身为楼梯间才女的日子里，我曾在辞典里查阅“楼梯”这个词：楼梯的第一踏步作为起始踏步或卷形踏步，常设计为牛鼻型外圆角。每一级水平踏步的两边都要与楼梯的脸颊相配。盘旋着的踏步间的空隙，甚至被称作楼梯之眼。我已经知道有那么多美丽的词汇与液压机的润滑系统有关：鸽尾榫，鹅颈管，橡子螺帽，眼形螺栓。此刻，我同样为楼梯各部分那诗意的名称，为行话的美而震惊。楼梯有脸颊，楼梯有眼睛——那么楼梯也是有躯体的了！无论是木材还是石块，水泥还是钢铁，当人类与它们打交道时，为什么坚持把自己的面貌强加到哪怕是世界上最难以驾驭的事物上，为什么他们用自身的躯体来命名这些无机物质，将它们人格化为身体的一部分呢？对那些技师而言，这种深藏不露的柔情必然会使他们严峻艰苦的工作令人好受一些吗？难道，每一种领域的每一种工作，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就像我的母亲问我带没带手帕那样？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个装手帕的抽屉，里面的手帕总是分成两排，每排各有三叠：左侧是男人们用的手帕，给我的爸爸和爷爷的。右侧是女人们用的手帕，给我的妈妈和奶奶的。中间的儿童手帕是给我的。
抽屉里的手帕组成了一幅全家福。男人们的手帕是最大的，手帕边缘有棕、灰或枣红色的暗色条纹。女人们的手帕要小巧些，边缘是蓝、红或绿色。儿童手帕最小了：未缝边的白色方格上画着鲜花与动物。三种手帕都这样划分：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用的，放在后面。到了星期天，你的手帕颜色必须与衣服颜色相配，即使别人看不到也要这样。
就算把我们自己也算在内，家里的所有物件都没有这手帕重要。它的用途可真是包罗万象：擤鼻子；擦鼻血；捂盖手、胳膊或膝盖上的伤口；掩面哭泣或咬住它来忍住哭泣。用一块清冷湿润的手帕抑制头痛，或系住手帕四角用来遮阳挡雨。如果你一定要记住什么事，可以在手帕上打个结来提醒记忆。搬重物时，你就把它缠在手上。火车离开站台时，你挥舞着手帕喊再见。因为我们巴纳特方言里“泪”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里的“火车”，在我听来车辆在轨道上滑车发出的吱吱叫声就像哭泣一样。在村子里，要是有谁在家里死了，大家马上系一块手帕围住他的下巴，这样尸体僵硬时他的嘴巴能保持闭合。在城里，要是有人倒卧在街边，过路人也常常会拿一块手帕盖住他的脸，这样这方手帕就成了死者的第一个安息之所。
在炎热的夏日里，家长们有时会在很晚的时候打发孩子们去墓园给花浇水。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尽快地给一块又一块墓地浇水。然后我们就在礼拜堂的阶梯上挤成一团，看着缕缕白雾从某些墓地上升腾而起。这些雾刚飘了一点点路就消散在黑夜中。对我们来说，这些雾都是死者的灵魂：有动物形状的，玻璃器皿形状的，还有的像瓶瓶杯杯，像手套和长筒袜。四处都有白手帕一般的白雾出现，看起来就像是被黑夜镶了边。
后来，当我遇见奥斯卡•帕斯提奥尔，准备描写他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里的经历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位年长的俄国母亲曾经送给他一块细亚麻布织就的白手帕。希望你们都能走运，那个俄罗斯女人说，这样你能快些回家，我的孩子也能快些回家。她的儿子和奥斯卡•帕斯提奥尔一样大，离家乡一样遥远，只是在相反的方向，她说，在一所惩戒营里。那时奥斯卡•帕斯提奥尔正敲着她家的门，作为一个半饥半饱的乞丐，指望着用一块煤换一小口饭吃。她让他进门，并给了他几口热汤喝。当她看见他的鼻涕都滴进碗里的时候，她给了他那块从没人用过的白色细亚麻手帕。对这个乞丐来说，这块手帕是这样一件美物，它带着蕾丝花边，丝线把丛丛茎干和玫瑰精确地缝在上面。它接纳了他，又伤害了他。那是这样一种混合体：一面是用细亚麻布织成的安慰，另一面他的衰老又被丝织的茎干度量出来。而对那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尔也是一种混合体：他既是她屋子里的一个不谙世故的乞丐，又是这世界中一个迷途的孩子。通过一个妇女的姿态，他可以感受到这两种角色都令人欣喜，也使人不知所措；而这个妇女在他眼中又同样有着两副相貌：一个不知名姓的俄国女人，同时也是一位焦急的母亲，正问着那个问题：你带上手帕了吗。
自从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心底就浮现出一个问题：“你带上手帕了吗”是不是到哪里都有效果？在它行进的半路上，它越过了那个冰雪晶莹，冻融不止的世界吗？它是否穿过了山峦与草原，越过了每一道边界；它能一路直达这个撒满了劳动营与惩戒营的庞大帝国吗？“你带上手帕了吗”这一问是不是无法摆脱，哪怕是面临锤子与镰刀们的威胁，哪怕是在所有的劳动营里都受过一次斯大林主义的再教育？
虽然我已经说了几十年的罗马尼亚语，但只有当我与奥斯卡•帕斯提奥尔谈话时，我才意识到罗马尼亚语里手帕叫batistă。能证明罗马尼亚的语言有多偏向感觉的另一个例子是，它的词汇都被毫不留情的驱动着，直指事物的中心。不用绕什么弯子，某种材料用来做一块手帕，一块BATISTĂ，本身就是现成的。好像所有的手帕都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用细亚麻布做的。
奥斯卡•帕斯提奥尔把那块手帕留在行李箱里，把它当作一个遗骨箱，属于一位带着一个有双重身份的母亲，以及一个同样有着双重身份的儿子。经过五年的劳动营生活他终于带着它回了家。这全是因为他把他那块白色的细亚麻布手帕作为自己希望与恐惧的象征。在那里，一旦你从希望与恐惧中解脱出来，你就死了。
经过这次有关白手帕的谈话，我花了大半夜在一张白卡片上为奥斯卡•帕斯提奥尔剪贴出一幅满是词语的拼帖画：
在这里按舞步来说Bea
来跳进一高脚杯的牛奶里
亚麻布在变得灰绿的白锌皮桶里
几乎所有的材料
都与交付时一致
听我讲
我是列车，是
放在肥皂碟里的樱桃
永远别和陌生的人们交谈
或在电话总机上讲话
这周晚些时候我去见他，给了他那幅拼帖画，他说：你一定要把致奥斯卡这几个字也贴上去。我说：反正我给了你，就是你的东西了。他说：你一定要贴上去，因为卡片可不知道那些啊。于是我把它带回家贴上：致奥斯卡。然后到下周我把卡片给了他，此刻就像我离开家门时第一次没带手帕，而要回家在第二次带一块手帕那样。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以一块手帕结尾的：
我的祖父母有个儿子叫迈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被送到蒂米什瓦拉去读商科，以便他能接手家族的谷物贸易和杂货店。学校里有不少来自第三帝国的教师，都是货真价实的纳粹。他本来应该被训练成一名商人，实际却基本上被教成了一名纳粹——按计划洗脑的成果。等他毕了业，迈茨已经成了一个狂热的纳粹，整个人都变了。他整日呼喊着反犹的口号，像白痴一样令人嫌弃。我的祖父训斥过他好几次：他的全部身家都仰仗于在犹太商业伙伴那里积攒下来的商业信用。当这些话无济于事时，他还打了迈茨几个耳光。但年轻人的理性早就被抹得一干二净了。他俨然成了村子里的大思想家，欺侮那些逃避上前线的人。迈茨本在罗马尼亚军中有一份文案工作。然而他感受到了内心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强大冲动，于是他志愿加入党卫军并要求被派到最前线。几个月后他回乡结婚。也许他在前线耳闻目睹的无数暴行让他清醒了些，他借着一条从古至今都有效的神奇规定从战场上逃离了几天。这条神奇规定就是婚假。
我的祖母老早就在一只抽屉里保留着他儿子迈茨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结婚照，一张是遗照。结婚照里，新娘全身洁白，比他要高一拳，显得瘦削而庄重——如同一尊石膏圣母像。她头上顶着一圈蜡质的花环，就像是积雪的树叶。迈茨穿着他的纳粹制服紧挨着她，不像丈夫，而像士兵；不像新郎，而像侍卫。他回到前线没多久，遗照就寄了过来。里面只是一个可怜的士兵被一颗地雷所撕成的碎片。遗照有巴掌大小：一片黑色的田野中间是由人的残骸聚起来的灰色的一小堆，看起来都放置在一块白布上。与黑色的田野相对，那块白布看起来就像儿童手帕那样小，如同一个中间印着奇怪图案的白色小方块。对我的祖母来说，这张照片也是一个混合体：白手帕上那个死掉的纳粹，在她记忆中还是那个活着的儿子。终其一生，我的祖母都把这幅有双重含义的照片夹在祈祷书里。她每天都祈祷，祈祷文也几乎肯定有着双重的含义。自从认识到亲爱的儿子突然蜕变为狂热的纳粹后，这些祈祷文大约是在向上帝祈求，让她在爱儿子和宽恕纳粹的不同行动里作出平衡。
我的祖父在一战时当过兵。他常常痛心地谈论有关儿子迈茨的事情，这时候他很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说：哎呀，当旗子开始飘动的时候，人们的理智都不知不觉地滑到喇叭里面去啦。这一警告，在接下来的极权统治中仍然应验，我对此深有体会。每一天你都能看见，那些投机者们，不论大小，他们的理智都不知不觉地滑到喇叭里面去了。这喇叭，我才不会去吹他。
不过，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被要求着去学手风琴——而这违反了我的意志。因为我们家里的那台红色手风琴原先是属于死去的迈茨的。手风琴的带子对我来说也实在太长了。为了防止这些带子从我肩上滑下来，手风琴老师用一块手帕在我背后把它们系了起来。
我们能否说，正好是这些最微不足道的物体——或是喇叭，手风琴，或是手帕——把生活里最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物体看似各安其位，但它们自身的偏差却揭示出生活中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一个恶之圈，或者我们用德语来说，一个属于魔鬼的圈子。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存在，却不会把它说出来。尽管如此，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嘴巴则被略过了。在极权制度下我说了很多，主要是因为我拒绝吹喇叭。这些言论常常带来使我饱受折磨的结果。但写作却在沉默中开始，在楼梯上萌发，在那里我必须做出比我以往所说的更多的东西。具体的情形演讲里我不再陈述。因为那至多是浮于浅表的附属品，并不是事件自身的全貌。这一全貌，我能在自己的脑海里讲清楚，悄然无声地讲清楚，纵使在我落笔之时又陷入到由词语构成的恶之圈中去。我带着对生的渴望，对死一般的恐惧作出了反应。那是对词语的饥渴。只有词语的旋涡才能掌控我的状态。它把用嘴说不出的东西说的清清楚楚。我在事件后面追逐，在词语间和词语构成的恶之圈里把它们捉住，直到某件我以前从未知晓的事情浮现出来。与现实一样，由词语构成的哑剧上演之时，根本无视任何现实的法则，把重点遮遮掩掩却扩充起那些次要的细节。在它疯狂向前运行的时候，这个由词语构成的恶之圈又用一种恶毒的逻辑去蛊惑那些还活着的人。它们的形态动作狂暴残忍，令人焦虑不安，总是在一阵癫狂后却又即刻精疲力竭。极权统治下的主旋律必须一直进行下去，因为自从我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做任何理所当然之事的资格之后，除它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而主旋律隐藏在某处时，那些词语就直接把我占据。它们随心所欲地使用着主旋律。于是，什么都可以是对的，什么都可以是真的。
当我身为楼梯间才女的时候，我就像先前童年里在河谷放牛时那样孤独。那时我曾吃过树叶与花瓣以期待成为它们中的一员，因为它们知道怎样生活，而我不懂。我通过命名来与它们谈话：牛奶蓟可能是因为这株有刺植物的茎秆里的乳液而得名。但它不愿意听牛奶蓟这个名字。于是，我就试着自创既不带牛奶也不带蓟这两个字眼的名字：肋骨荆棘，针颈草。这些生造的名字揭开了我与植物间的一道鸿沟，而这道鸿沟又通向这样一个深渊：一种耻辱，因为我事实上只是在和自己交谈，而不是植物。但这种耻辱对我也有益处。我照料着牛群，而词语的声音照料着我。我想：
你脸上的每个词语，
都对那恶之圈有所知晓
却不说出来
词语的声音知道，除欺骗之外别无他法。因为物体会通过它们的材质来欺骗，感觉会通过它们的姿态来误导。词语之声，连带着用这声音虚构的真相，居住在当物体与姿态的谎言汇合在一起时二者的交界地带。在写作中，这已与信任无关，而完全是对诚实的欺骗。
回到工厂时代，当我身为楼梯间才女，把手帕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查过一个优美的词叫TREPPENZINS或递增利率，就是像爬楼梯一样把贷款利率递增。（德语里管这个叫“梯级利率”）这些不断增加的利率，构成了一个人的支出和另一个人的收入。在写作时，当我把文本钻研得越来越深的时候，二者就汇合在一起了。我依据自身写得越多，从我生活经验中丢失的东西就越清楚地展现出来。词语不能未卜先知，但只有它们能作出这一发现。在如何出其不意地抓取生活经验的方面，它们有着最恰当的反应。到最后，它们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至于生活经验必须依附于它们才不会解体。
在我看来，物体并不了解它们的材质，姿态并不知晓它们所反映的感觉，而词语也并不明白嘴巴把它们说出来的用意。但为了确保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仍然需要这些物体，这些姿态，这些词语。毕竟，我们能去掌握越多的词语，我们就越自由。即使我们的口被封住，我们还能试着通过姿态甚至物体来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对审查者而言，它们更加难以解读，要花费不少时间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而通过引起警觉前的大量时间，它们把我们受到的羞辱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尊严。
在我从罗马尼亚移居出来之前不久的一个早上，一个乡村警察来找我的母亲。她都已经走到门边了，却突然想到：“你带上手帕了吗”。她没带。虽然那个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回去拿了一块手帕。在派出所里，警察对我母亲大发雷霆。我母亲对罗马尼亚语所知极为有限，根本听不懂他在咆哮些什么。于是他离开办公室，在外面把门锁上。我母亲就坐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开始的几个小时她坐在警察的办公桌上哭泣。后来她就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并开始用那块沾满她的泪水的手帕擦拭屋里各个设备上的灰尘。做完这些，她又从墙角拿来水桶，从墙上的挂钩拿下毛巾，跪下来擦地。我惊恐地听着她对我讲的这一切。你怎么能那样，为他打扫办公室？我质问她。她毫不难为情地回答道：我只是在找些活来消磨时间罢了。再说那办公室也太脏。好在我带的是一块大老爷们用的手帕。
直到那时，我才通过这种额外而又自愿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中为自己创造出了些许尊严。我试着为这件事找些词语组成一幅拼贴画：
我想到在我心底茁壮成长的玫瑰
想到像筛子般没有灵魂的人
而掌权的人却问：
谁能成功控制你们
我说：把皮救下来
他喊道：那皮
不过是一片破布，一片被蹂躏的细亚麻布
它可没有心
直到当下，也包括当下，我希望我能为所有那些每一天都被各种极权统治剥夺了尊严的人们说一句话——就一句，或许，还包括手帕这个词。要不然还是那个问题好了：你带上手帕了吗？
这个提到了手帕的问题，是不是根本就与手帕没有一点关系，而恰恰是关于人类那尖锐而强烈的孤独感？
德国《时代》周报对赫塔·米勒的专访：我太幸运了！
2009年10月15日德国《时代》周报专访赫塔·米勒，与她对话有关昔日遭受的迫害以及新近获得的荣誉，有关谅解、脆弱的神经和一百万欧元用途的问题。
时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让您欣喜的是什么？
米勒：我把这个奖项看作一种褒奖。许多人认为获得诺奖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但作家不可能拥有什么特殊地位。我很高兴我探讨的主题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主题从来都是暴政和专制对个体系统的摧残，集权社会中的个体无任何价值可言。我为我的朋友们感到欣慰，他们都是昔日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而且不在少数。我为奥斯卡·帕斯提奥感到欣慰，我想，他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像孩子一般高兴的。
时代：您的新书《呼吸秋千》就是为纪念您这位五年前去世的优秀作家而写？
米勒：是的，可以这么说，但他已无缘亲历这一切，这着实令人伤心。我告诉自己，此时他或许正坐在云中之屋向我们眺望，但这只是一剂虚幻的安慰，无法说服我自己。我知道，他的身体已化为灰烬撒在大地，他不会在天上。
时代：有时人们期望过去的时光会烟消云散。您对此持什么观点？
米勒：这绝不可能。任何人，无论他生活于何种境遇，他的过去都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人都曾心怀恐惧，比如在亲密关系破裂之时，或是为某种病痛折磨之刻。这些经历会改变我们，在我们身上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如果我们所处的极端环境伤害到我们，如果人们像我一样经历死亡恐惧的折磨，被国家机器追踪迫害达十五年之久，这样的改变就会发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会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种方法有时很奏效，尽管你很清楚这不是真的。人与自我的间离，是我这些年来一直需要学会的东西。正如现在对获奖一事，我也要做到跳出自我。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分裂。
时代：您1987年刚来时，感觉我们西方人孤陋寡闻吗？
米勒：德国对专制的认识是很充分的。这里的人们不仅经历了纳粹，他们也制造了纳粹。后来才有了东德的独裁统治，它与其他东欧国家的独裁统治如出一辙。
时代：有些媒体对您的作品依然持保留态度？
米勒：有人批评我永远只写过去，也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才打算涉及德国及当代主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有点莫名其妙。Primo levi普里莫·莱维、JorgeSeprun 乔治·赛姆朗和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的作品只关注纳粹罪行，却从未受到过置疑。
时代：这大概是因为联邦德国对右倾意识形态比左倾更为敏感的缘故吧？
米勒：的确如此，共产主义暴政长时间以来未受关注。西德人不愿过境前往东德，宁可避开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的刁难，去开放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在东德这片萧瑟阴暗、令人沮丧的土地上能有什么收获？东德不是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人之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之为匈牙利人，毋庸置疑，但东德人只能通过意识形态有别于他们的西方同胞，这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正因如此，东德才显得如此冷漠和残忍。
时代：您终于得以离开罗马尼亚来到德国时，联邦情报局曾认为您在为罗马尼亚安全局工作？
米勒：安全局是个让人生厌的字眼，如果想诋毁某人，最好的方法就说他在为安全部门工作。因为我拒绝为安全局做密探，他们就这样诬陷我，联邦情报局竟然相信了。这种说法应该是从罗马尼亚人在德国的同乡会传出来的，它的办事机构就设在长水*，也是我离境后的第一站。在我来德国之前就曾收到过某些“同乡”的来信，告知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同乡会的报上曾刊登文章抵制我，把我说成是密探，甚至有人宣称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是安全局授意写的。所以联邦情报局在接收我时要求我说出和哪些情报人员联系。我对他们说：是他们联系我(找我的麻烦)，而不是我联系他们，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问话的人说：是否有区别由我来定，那是我的职责范围。他的话让我很受伤，我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我还能去哪儿。几个星期后我到了柏林，宪法保卫局的人很快出现了，他们说我受到来自罗马尼亚安全人员的威胁，他们会在附近保护我，并建议我买一把自卫手枪，不要接受任何礼物，不要前往陌生人住宅。而联邦情报局让我离开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接受了任务，请随时向我们报告。所有这一切简直是荒唐！
时代：您的作品不是专业书籍，而是诗意文学。投身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米勒：起初我并未打算写作，只是不堪越来越多的刁难，父亲又刚刚去世，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自己究竟是谁感到迷惘。我成了国家公敌，工厂的同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让我陷入孤独无助的深渊。痛苦中我选择了写作，写我的家乡尼茨基村的故事，写那里的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地方。人们离开村子是因为世界大战，或者被流放。活下来的人，像被磁铁深深吸引一样，又回到村庄。
时代：您就这样一直写下去了？
米勒：是的。每出一本书之后我都想，够了，以后不再写了。然而，一旦开始了用写作梳理自己的生活，你就无法停下脚步，无法放下。
时代：您的几部作品风格迥异，格调大不相同。这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米勒：这也不是有意为之。当我将自己投入到一部作品中时，主题自己就在寻找它的可能性，寻找旋律和形式。是主题在导演一切。
时代：您只需要找到合适的语言？
米勒：单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文学中语言的存在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我们的经历不是在语言中驻足，而是停留在某些地点，某些时日，和特定的人，我要做的是把它们转化为语言。这是一个加工过程，就像把一个事件编成哑剧。我只能努力争取接近事实本身。
时代：我们发现，《呼吸秋千》中，奥斯卡·帕斯提奥的经历没有按时间顺序安排，也就是说，从罗马尼亚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再到回家的经历。
米勒：这五年的顺序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个体受到的伤害，把造成创伤的情境展现出来。为此，我必须描述劳动营里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情况一年比一年更糟糕。奥斯卡当时不可能知道，他是否还能从劳动营里走出来，他对自己说：如果只能这样，这就是我的命运，苏联人也一样在这里生活。
时代：小说中有一句充满希望的话，是外祖母对奥斯卡说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米勒：奥斯卡对我说，是这句话让他活下来的。
时代：和解是可能的吗？
米勒：人与灾难是无法和解的。我怎么去和安全局和解呢？
时代：和当年折磨过你的安全局官员呢？
米勒：齐奥塞斯库倒台后，我重回罗马尼亚。在街上偶然碰到他，一开始没认出来，当时天气很冷，他穿着大衣戴着皮帽。他看见我吓了一跳，想在排队的人群中藏起来，这时我才认出他来。我走过去对他说：你瞧，现在轮到你怕我了，就像当年我怕你一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专制时代刚刚结束，人们个个义愤填膺，他是害怕被愤怒的人们打死。现在他已经死了，但他与我无法和解，因为他是国家机器的代表，我也无法与他和解，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他们手上。我应当代表朋友们和他们和解，可是这个责任我付不起，我做不到。
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努力让这段历史不被忘却，这也是您正在做的。
米勒：我自己无法忘却。当我把这一切写下来，别人也在迫不得已中知晓这一切。
时代：迫不得已？
米勒：这不是我的使命，这是我自己的心结，是我和其他许多人的遭遇带来的问题。我见过太多的不幸，见过太多的人生活被毁掉！
时代：您刚才说，诺奖是一种褒奖，那它也是一种补偿吗？
米勒：补偿是不可能的。
时代：您会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吗？
米勒：有什么可改变的呢？我注视自己，只能感慨自己多么幸运，有时仍然不能理解。回想那些死去的朋友，我的心依然很痛。机缘巧合有好有坏，生活本身就是个迷宫。
时代：您神经完好吗？
米勒：我的神经很糟糕。但现在已经淡漠了。
时代：您想过这么大一笔钱――将近一百万欧元――怎么去花吗？
米勒：不知道。我对有钱没什么经验，对没钱的滋味倒是很清楚。
《法兰克福评论》报对赫塔·米勒的专访：语言应当是优美的
赫塔·米勒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采访，讲述《呼吸秋千》以及她与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合作该书的经过。奥斯卡·帕斯提奥是罗马尼亚德国少数族裔，曾在苏联劳动营流放五年。
《法兰克福评论》：德国少数族裔被流放的这段历史为何在罗马尼亚成为一个禁忌话题？
米勒：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曾一度站在希特勒一边，战争即将结束时改变了立场。战后，这段历史被重新改写，只见苏联红军凯旋的旗帜飘扬，不光彩的那段史实却销声匿迹。尽管罗马尼亚军队也曾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浴血奋战，苏联还是提出由德国少数族裔代替罗马尼亚补偿其战争损失。这一话题容易让人联想起与希特勒的牵连，所以罗马尼亚人从不愿提起。甚至乌克兰人也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土上曾有这样的劳动营存在过。苏联人把所有痕迹清理干净，包括那些墓地。
《法兰克福评论》：你们合作这部作品的过程如何？也有过意见不一的时候吗？
米勒：奥斯卡口述，我负责做笔记。我非常想了解一个人在当时状态下真实的内心活动，所以每个细节都不愿放过。奥斯卡还为我画了劳动营和焦化厂的草图。所有细枝末节都在他脑子里，足见他当时观察之细微，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思考，这些经历不会在记忆中留下太多痕迹。奥斯卡靠想象熬过了劳动营的日子。他的目光容纳了更多的东西，营地的生活因此更加难以忍受，但他终究做到了自我保全。奥斯卡的记忆宝库实在是一件幸事，我采访过的其他一些幸存者，完全不知道从何谈起，他们找不到表达自身感受的语言，只会重复着：我们吃尽了苦头，总算挺过来了…… 都是一些无用的老生常谈。
奥斯卡的语汇当然和我的不同，因为他的处境不同：他在叙述时必须跳出他生活过的劳动营，而我则需要进入。他在写作时总是迟疑不决，这样很难形成好的文字，因为那些人物在他脑中过于鲜活，无法摆脱。他本不想采用第一人称记叙，但比较之下感觉还是这样更好些。他常说：没想到，创作散文会这么困难。
《法兰克福评论》：2004年你们一起前往乌克兰实地考察，那次考察情形如何？
米勒：一开始我担心奥斯卡会受不了，结果他像是重回老家，亲切地称其为“我们的营地”，甚至“我的营地”。他带我们看了所有地方，包括当年人们偷情的场地――齐柏林飞船。但物是人非，一切已遭破坏。奥斯卡伤心地说：“我在这儿的活儿都白干了。”这次旅行让他和那里完全融入一体，他不顾自己的糖尿病，吃了很多很多东西，还从集市买回数不清的甜品，因为他要“还食品以应有的尊严”，用它们“喂养我的灵魂”。他整天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天的行程，比如前往亚辛诺瓦塔亚的前夜，那里出产他最喜欢的一种煤。那是一种极度兴奋不安的期待。
因为看过了那一带的风景，我在后来才能营造出一些场景。奥斯卡不懂植物，他常常提起的薰衣草，实际上是兰花苕子。他在描述那里的风景时，喜欢使用与山有关的词，但那里并没有山，只是矿渣堆。
《法兰克福评论》：您在落笔写作时感受如何？
米勒：奥斯卡·帕斯提奥的死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把它也带进了小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对这些笔记，因为受不了与他如此地靠近。大半年之后，我终于振作起精神，拿起笔记。看着它们，我知道，从此我必须抛开“我们”，否则什么也做不了。我不知道，如果奥斯卡还活着，情况会怎样。或许我们无法完成这部小说，俩个人一起不行。我现在做的事大多是不可分的，如果奥斯卡还在，对他来说也会是不可分的。有时他会说，这个你来吧，结果最后还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不是因为我们会起争执，是我们触到了某个界限。我也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如果你在创作过程中总能感觉到另外一个人直接的目光，便无法完全释放自我，这也是一种障碍。写作时，有的章节很短，而且几经深思熟虑，我只要插入一两个句子即可。那些大段的文字基本直接来自笔记，而且没有贯穿全程的人物。有时，关于某个人物或场景我往往只有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