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鹅潭西岸的下芳村段,是一栋破败得几乎无法辨认的废弃教堂,“这里的房子很旧了,不过民居却面江而居,环境很舒服,工厂很早以前就不生产了,安静得很。”
不过,持续了几十年的安静正在2006年逐渐打破,要建洲头嘴隧道了,工人正在叮叮当当地施工,机器声不断。德国教堂已在几年前打包平移。”
现在,信义路仅仅一墙之隔的地方,那片已经“安静”了很久的原广东省水利水电机施公司的厂房叫“信义·国际会馆”了。破旧的生产设备在一夜之间从空旷的厂房中悄然撤走,很快,大量让周围居民感觉有点儿匪夷所思的“艺术品”一批一批地进驻,经常有三三两两衣着奇特的年轻人结伴而来,在叫做“OPENINGROOM”的大厂房里摆弄他们的“作品”、在空阔的仓库里欣赏各种“莫名其妙”的艺术、在榕树下喝咖啡、在江边看风景……
《信义会馆五宝坊》花地中学李翠姗摄
骤然之间的热闹,源于广州三年展的分会场选址在此。两个月来广州已经有大批的“小资人士”费尽周折寻觅到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城市角落。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有房地产商已经撂下“豪言壮语”———傍临珠江、大块的闲置空地、大批空空荡荡的废旧厂房……这简直就是一块天造地设开发LOFT建筑风尚的“风水宝地”,他们将在这里打造广州第一个高雅文化艺术区,让这里成为中国的苏荷区、广州的“新天地”。
按照计划,这片现在还安静到稍显寂寥的地方,很快就要被属于21世纪的舒适和优雅所充斥———包括最豪华的酒店、最高档的西餐厅、最名贵的红酒、最现代的艺术展览、最前卫的艺术家、最炫的艺术作品……
也是按照计划,这一切最具现代感的内容,将被统统包裹在一个有历史感的“壳子”里:“信义”中所有与历史有关的“记忆”将被尽力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斑驳的厂房、古老的榕树、模糊不清的标语、废弃已久的教堂、爬满青苔的一砖一瓦……
最古老的和最现代的、最硬朗的和最柔软的、最商业的和最艺术的……这些看似矛盾的概念,将在无处不是历史记忆的大冲口地区,得到一次全面的融合。
寻访信义
信义会是基督教路德宗(新教)的教会,主要教义“因信取义”,强调信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规条。主要分布于德国、北欧、美国。信义会在中国开民活动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使西方国家获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天津条约》强迫清政府对“传授学习耶稣、天主教者一体保护”,承认“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自便”。于是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在中国的非法传教从秘密活动变成了公开活动。
郭士立是德国人最早来华进行传教活动的早期人物之一,1831年以前,他曾多次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宗教活动,还参与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回国后,他极力宣传他的“使中国耶稣化的计划”。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德国教士来广州传教日渐增多。德国巴色会教士艾德、礼贤会教士花之安曾先后来广州传教。德国信义宗派出教士来华传道也是比较早的。1867年德国国信义宗教士来华传教,当时名叫巴陵会,初在广州油栏门设立礼拜堂进行宗教活动,又设信义神学院,培养巴陵会教士。由于活动场所限制,该会必需另设新址。后来传教士韩士伯、保必力在下芳村购置土地建立新堂(即下芳村德国教堂)。1882年教堂建成以后,广州中华信义总会也设在这里。它是德国信义宗在广东传教的大本营,信义神学院也设在这里,因为这里是德国教士在广州的总会,下芳村地区的老百姓叫它为德国教堂。
广州中华信义会的传教地区,不限于广州,而面向广东全省各县,省内北部和东北部的倒份,都有它的活动影子。信义会对客籍民居集中的地方尤其重视,先后向惠州、花县、清远、英德、韶州、始兴、南雄、江西赣南地区,还有顺德、中山、新会、从化、增城等地区派出传教士。在这些地区建立分会,设立教堂。据1936年统计,广州中华信义会名下有10个分会,69个区会,中西职员73人,华人牧师有7人,西人牧师11人,男教师40人,女教师10人,神学院有学生25人。除了直接的宗教活动外,还配合传道活动办了一些中小学,其中广州的中德中学和韶州的德华女子中学颇有名气。此外,在各地办了一些由教会控制的小学。抗战期间,教会的影响继续扩大,它通过传道、赈济、救灾、慈善事业等扩大宣传。到1946年广州信义会的徒众有了很大的增加,赣粤两省共有教徒一万多人,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会。
抗战期间,广州中华信义会曾被一此单位占用,作过孤儿院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日法西斯国家战败投降。因德国教堂是德国牧师募资建成,抗战期间又有部分德国人居住在教堂范围内,故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当局认作敌伪财产,在1946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有的房屋被国民党士兵占为营房,有的被当地政府挪作官署,有的农产被农民夺回,有的房子被拆掉。事情发生后,广州中华信义会总干蓝体恩连续发信上诉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歇力申辩广州信义会非德国产业。他说:“信义会经费多为中外教友自筹自给”,他还把美国教会也扯了进去,说在二战期间,信义会的日常经费支出“则由世界信义宗大会,及美联社国信义会拔款……救济”。蓝体恩甚至请美国代表葛雷出面支持,“中华信义会产业,并非德国产业,以后管业权属信义会,德国人不得过问。”葛雷一纸证明,判定信义会产权归属,除了从教会的立场出发,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最终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查封。
解放后,中国的教会也获新生,1950年夏,基督教的进步人士吴耀宗先生等40位牧师发表了《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得到周总理的赞同,同年9月“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成立。广州基督教会也和全国教会一样,从此割断了与外国的一切关系,摆脱欧美教会的控制和影响,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自立、自羊、自传的道路。
关于大冲口
广州,珠江边,芳村大冲口,白鹅潭酒吧街以西———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像这里一样,可以拥有这么多堪称“沧海桑田”的记忆。从码头,到教堂,再到工厂,一直到目前正在兴建中的广州第一个“艺术生活商务区”———信义国际会馆……
一百年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芳村大冲口、白鹅潭酒吧街以西530米珠江堤岸边这个占地2.3万平方米的地方,在这一百年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份。虽然它总在主动或被动地不断颠覆着自己的过去,而那些看似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却又总在不经意之间,出现在某个被我们忽视的角落,轻轻地撩拨一下我们麻木的神经。
今天,当你走在大冲口白鹅潭段的小巷子信义路,你看到的最多的是一片低矮的民居,很难想象在清末民初期间,这里曾经是广州商业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
根据广州市志的史料记载,因为水道交通便利,再加上与贸易重地“十三行”隔江相望,所以在一百多年前,很多在十三行有铺位的商行,都会选择在与其隔江之遥的大冲口设置自己的码头和仓库。清末民初,大冲口已经成为广州最有名的码头仓储区了。
“山东的花生、东北的大豆、两湖和江浙等地的大米,以及春节期间上市的山东菏泽县的牡丹、玫瑰等名贵花木……这些形形色色的商品都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至这里的码头,由搬运工人运入仓库储存,等候各商号提货供应珠三角市场……”
而当时大冲口最有名的还要数煤油生意。其时,老百姓普遍用煤油灯照明,日本人的日清仓库、美国人的美孚仓库和英国人的亚细亚油库、德士古油库、渣甸油库都在这一带,几乎垄断整个华南地区的石油。仓储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附近商业的发展,只是在毓灵桥两旁便有过百间商铺,茶楼、肉铺、中药铺、山药铺等,车水马龙,极尽繁华。
广州唯一的德国教堂
广州唯一的德国教堂,早已不见昔日的华美。
信义路紧挨着芳村联合码头的地方,有一片颇具欧洲气息的破旧老屋,仔细辨识,老屋虽然破旧,外墙雕刻精美的拱券却透露出一股落寞的贵族气质一百多年前,这座破旧的老屋是一个占地达一万多平方米的宏大教堂的主楼,为德国信义会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所建,也是现在广州市内唯一的德国教堂遗址。
广州著名文物考古专家陈登贵告诉记者,与经济的繁荣几乎是同一时间,很多外国传教士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进入广州传教。芳村的大冲口地区因为交通便利,成为了传教士们的首选。在经历了一百年的风吹雨打、“文革”期间一系列人为的摧残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一场莫名的大火之后,现在的信义教堂已经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只有当年的礼拜堂和钟楼连体的主楼还依稀可辨。而要想了解一百年前的景象,只能去史书中寻觅了。
根据《广州文物补查成果汇编》记载,这座德国教堂是德国教会在广东的传教总部,始建于清光绪八年,由六幢哥德式建筑和一座哥德式钟楼组合而成,曾称“芳村大钟楼,礼拜堂”。其中六幢哥德式建筑划分为“神学园”(现存的一、二楼)、“传教士楼”(现存的三、四号楼,1991年一场大火烧通了三号楼的楼顶)、“钟楼”(现存的五号楼,尖顶钟楼早已倒塌,只保存礼拜堂)、“办公楼”(现存的六号楼)。其中“神学园”1925年改名为中德中学,是多宝路中德中学的前身。据《芳村文史》记载,凡在该学院毕业可直接升上海同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德国教堂的历史远不止见证了西方文化在广州的传播,虽然没有史料的支持,可是在当地居民的口耳相传中,这里曾经是孙中山领导“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的一个秘密据点和武器收藏处。1902年,时任南粤兴汉大将军府总参谋长的李植生,在德国教堂当“汉文教习”。在德国牧师阿·高力加的支持下,他把德国教堂及附近的肥料公司作为兴中会起义前贮藏武器、粮食等作战物资的场所。1903年,因叛徒出卖,藏身于教堂内的梁慕义等20多人被捕,贮藏的所有物资被查抄,第三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1960年后,德国教堂被改作民居,但自199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三号楼宇的顶层后,教堂被废弃,至今无人居住。现在教堂原建筑物虽尚存,但已破烂不堪,不但钟楼的哥德式尖顶遭破坏,连屋顶都草木丛生,已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危房,不过整体建筑仍气宇不凡地昭示着它昔日的辉煌。而教堂周边的道路乃至我们今期的主角“信义会馆”,皆以“信义”命名,足见其影响深远。
曾是热火朝天的工业区
随着码头的废弃和教堂的衰落,大冲口的身份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工业中心。这一带的工厂特别多,个中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根据《广州市志》记载,因为大冲口有着得天独厚的仓储和水运的优势,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屈指算来,在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之前,这里曾经出现过的数得上的工厂和油库就有协同和机械厂、静波造船厂、大光柴枝盒片厂,更不用说那些大大小小的油库了。繁荣的景象一直持续到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日军占领该地段的油库,为避免盟军飞机轰炸油库,日军强行将大冲口原来繁盛的商业区店铺及民居全部拆毁,用房子的青砖建成石油钢罐的外围墙,这里的商业氛围从此一蹶不振。
建国后,这些工业厂房、石油仓库由国营公司或者海军部门接管。协同和机械厂在公私合营时改名为广州柴油机器厂,上世纪50年代就制造出了供万吨巨轮使用的低速柴油发动机,比邻大冲口的东塱村则兴建了广州造船厂。而在信义路旁边的芳村白鹅潭下市直街1号,则是广东省水利水电机施公司。虽然现在早已人去楼空,可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片厂区每天都有上千名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