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赏析
内容摘要：铜鎏金机制币式扣是旧时人们服饰上的一种纽扣，它于19世纪从西方传入我国，后由外国洋行在我国本土生产。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流行与我国“同光中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与我国当时货币制式的改革有关，与我国民众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追求工业革命带来新的时尚有关。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造型传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对它的赏析有助于思考如何把我国传统图形艺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应用到具有现代审美要求的生活用品当中。
关键词：铜鎏金机制币式扣、流行、造型、赏析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是我国清末民初人们衣服上所缀的一种纽扣，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室宫廷服饰到乡村百姓家里保存的祖辈衣裳都能看到这种纽扣。笔者近年注意收集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目前仅在晋南地区就已收集到不同样式、版别、花色的这种扣子数千枚。通过对这些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整理和研究，笔者发现它们流行在我国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的造型传达着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它们当中的典型个体值得从民间艺术品的审美角度去赏析。
一、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流行
1、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流行与我国当时进入“同光中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经济渗入中国，开始刺激中国的经济，这使得清代同治、光绪两朝的经济得以复苏，我国进入史称“同光中兴”的时期。那期间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旨在引入西方科技，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使我国进入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那个阶段外国商人在华开办的许多名曰“洋行”的经贸机构所进行的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工业品的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图1、图2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背面有“架路威治”和“礼和洋行”的字样，这就是当时在华的一个外国洋行的名称。德国人架路威治（Carlowitz）早在我国洋务运动开始之前的1845年就在广州设立洋行，取名“架路威治洋行”，1855年这个洋行更名为“礼和洋行”。1877年这个洋行在我国洋务运动良好的对外经济氛围中在上海设总行，以后在我国十多个大城市设分行和分支机构。同光中兴时期像架路威治洋行一样的外国对华贸易机构有几百家，他们在华的贸易包罗万种，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就在其中。铜鎏金机制币式扣最初都由外国洋行进口而来，后来随着这些洋行对华贸易的深入，许多洋行在我国本土建厂开始生产。
2、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流行与我国当时货币制式的改革有关
封建社会末期外国货币断断续续流入我国，到19世纪，国外的贸易银元开始大量进入我国流通并直接冲击我国的货币。外国制造的银元又被国人称为“洋钱”或“大洋”，由机器制造而成，它的形制是有一定厚度和直径的银质圆板，正面为图，背面是字。由于银元标准统一、计枚核值、便于交易且制作精美，它较之清代实行的银两主币以及沿用两千多年不变的制钱辅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所以国民乐于接受。1887年（光绪十三年）我国引进造币机开始制造银元。铜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地区在清政府准许下开始制造形似银元一样的铜元。铜元的发行和流通使我国普通民众有机会直接体会到机制币的易用和美观。伴随我国货币制式划时代的变革，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也因为它和金属机制币在形制特征、制作工艺、美感传达上有相似之处，所以同样受到国人的青睐并得以在国内流行。
3、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流行与我国民众当时追求工业革命带来新的时尚有关
同光中兴虽然不能算做满清统治阶级的自主所为，也根本无法使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兴盛，但清朝的经济在那时得以好转，同时清政府在推行洋务运动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顺势传入我国并渐渐被国人接受，千年封建桎梏下的人们思想开始解放，开始追求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思潮、新时尚。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就是那个时期人们乐于享用的颇具西方工业文明特征、新颖美观的民用产品。
二、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造型
1、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形制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称谓就从材料（铜）、表面处理（鎏金）、样式（机制币式）对它的形制做了基本界定。图3是一个典型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它由扣板和扣钮组成。扣板是用铜质板型材料经机器冲压而成，分正背两面。扣钮是用铜质线形材料成型为圈状后再经焊接同扣板反面相连。扣板正面有浮雕效果的装饰纹样，表面都经鎏金工艺处理，但也有极少是鎏银工艺处理。扣板背面有文字和标记，这些文字大多为阳文，极少为阴文。总体看扣板的形状极像民国时期俗称“铜板”的铜机制币。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用途有别、大小不等，扣板直径11～27.5mm，扣板厚度1～2.3mm，扣子重量0.7～8g。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由民间艺人在个体作坊采取手工打造的金属钮扣和民间妇女手工编结的布质钮扣，尽管旧时手工打制的金属钮扣中也有形制类似于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者（传统银质钮扣中有的也是由扣板和扣钮组成），但绝对没有是机制的，而且完全是由工人操纵机器在工厂标准化、批量化的制造出来。
2、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正面图形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正面主要由图形组成，就笔者所收集的实物看有140多种独立的图形。这些图形粗略的可以分为人物、动物、植物、景物、静物、字体符号、外国风格等题材类型。人物类有中国传统戏曲、古典神话、吉祥和历史等人物；动物类有龙、麒麟、狮子、老虎、骆驼、鹿、马、牛、羊、猫、鹤、大雁、鹭鸶、鸳鸯、鹌鹑、鸽子、喜鹊、燕子、蝙蝠、蝴蝶、蝈蝈、金鱼等；植物类有牡丹花、梅花、石榴、桃、佛手及各种花草等；静物类有暗八仙、聚宝盆、博古等；字体符号类有福、富、禄、寿、囍、贵、盘长等；外国风格类有异邦的著名人物、异域的先进交通工具，还有异国的徽标等。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中最为多见的是具有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图形，这是外国洋行在我国本土产销过程中注重吸收我国传统文化，特别选择国人乐于接受的吉祥图形的结果。比如像“紫燕双飞”、“喜鹊拜寿”、“瓜瓞绵绵”、“福在眼前”、“连年有余”、“金玉满堂”等不少经典的吉祥图形在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中得到普遍应用。
3、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背面文字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背面主要由文字组成，这些文字一般用中英文两种字体标注着生产者的名称、产品的质量保障和产品的制造地。中文字样通常是生产者，也就是当时洋行的名称，比如：架路威治、布士兜行、可拿佛洋行、地亚士行、非立士么行、义丰、广丰、万顺丰、华丰、利丰、福隆、顺金隆、顺成、顺利、顺发、兴隆洋行、兴行、有利、美利、美最时洋行、森利、信利、生利、瑞生、恒昌、恒义、世昌、德昌、裕昌、万昌、三昌洋行、三平洋行、昌恒、义记行、义和、咪吔、播喴、鲁麟、信远、信义洋行、怡嗱、怡昌洋行、怡和洋行、天福洋行、礼和洋行、元亨洋行、谦信洋行、达亨利、爱礼司、瑞记洋行、庆德声记、竹记字号等。英文字样通常是产品的质量保障内容：RICH TREBLE GILT（华丽的三层镀金）、TREBLE SILVERED（三层镀银）、GOLD BUTTONS（金色的纽扣）、ORANGE GILTCOLOUR（橙色镀金）、WARRANTED（担保、值得）、QUALITY BEST（最佳的质量）、PATENT（专利）。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背面制造地的字样相对于生产者的名称和产品的质量保障等内容的字样显得要少，笔者的藏品中仅有上海、天津、LONDON、JAPAN等少数地名者。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背面的文字多数是中英文搭配，一般为旋读，绝大部分为阳文，只有极各别是阴文。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背面除了文字之外，还有生产者刻意制作的符号，比如：＊、●、☆、◎、⊙、＋等，这些符号或穿插、或对称于文字，使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背面形成一个以文字为美的整体。
三、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赏析
1、人物为图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中以人物为图形的相对于动物、植物类的要少，笔者目前收集到的只有几个花色。图4是一个保存完好，表面鎏金尚全，通体金光灿灿的小型扣子，铁扇公主和红孩儿的形象在精良的制作下跃然扣面。图5是一个很少见且十分珍贵的扣子，它表现的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人物——曾国藩。这个扣子制作精细、品相尚好，扣中的图形可分四层：首层是曾国藩的半身坐像；第二层是他旁边桌案上插着牡丹花的花瓶和聚宝盆；第三层是一个书童；底层是槅扇或屏风的纹样。扣中的曾国藩顶戴花翎，身着朝服，项挂朝珠，长髯美须，神态凝重的坐在厅堂案前似开口讲话，他身后的书童正侧耳聆听他的庭训。此扣图形展现的是“曾公家训”的主题，设计者用曾公左右的道具暗喻他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识能使人平安富贵、聚财进宝。设计者对此扣的用心让后人看到曾国藩这个当年“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和发轫者，百年来褒贬不一，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就对他已有好肯。
2、动物为图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中以动物为图形的扣子比较多，这类扣子中设计者十分注重采用我国传统吉祥造型善以动物作为符号同另外一些象征美好、祥瑞的物象组合，产生出能匹配吉祥成语，共同表达美好寓意的图形。比如：图6，一只鹭鸶站在荷塘莲花之中谓“一路连科”；图7，两只鸿雁翱翔于祥云之端称“腾达升迁”；图8，三头羊聚集在一起喻“三阳开泰”；图9，五只蝙蝠成环状围绕圆形寿字叫“五福捧寿”。图10是礼和洋行的产品，扣中图形为两朵菊花之上有一只正欲跳跃的蝈蝈，这是一个借象征性造型手段传达封建社会仕途好运、功名显赫、“官居一品”的扣子，也是一个为了更好的进行对华贸易，把自身名称都改得极具中国味道的洋行在制作扣子中特地选择中国传统图形的典型。图11的扣子为黄铜质地，扣板较厚，图形深峻。此扣的扣面底子处理比较特别，它不是常见的平底、珍珠底或横线底，而是石纹底。这种处理说明设计者深谙中国传统吉祥图形的创意规律，因为“寿居耄耋”主题图形中要有寿石、猫、蝴蝶、菊花四种特定的形象同构起来才能传达出颂扬长生、赞美不老的特别寓意，所以设计者把寿石处理成石头质感的肌理是巧妙之举。图12是制作精美的一枚“狮滚绣球”大衣扣，扣板直径27.5mm，扣面有重廓，致密的珍珠底上狮子的形象颇具我国民间剪纸艺术的韵味。扣背面有绳圈一道，圈里的汉字、英文和星花布局有法、工整大方。这种“竹记字号”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很少见。
3、植物为图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中以植物为图形的扣子也比较多见，这类扣子有两种，一种是把人们喜爱的花草作装饰适形处理，以体现花草本身之美，见图13、图14、图15。另一种是把某种花草同某种动物组合后昭示更为丰富的吉祥意味，像图16喜鹊栖息在梅花盛开的枝头隐喻“喜上眉梢”，图17鹌鹑休憩在禾穗低垂的田里暗示“岁岁平安”。图18是一枚少见的扣子，图形中交叠的两片纤细似羽、晨展暮合的合欢树叶以及像扇子一样的三出花朵隐含着传说中那个叫粉扇的痴情女子在苦情树下盼君归来的凄美爱情故事。
4、景物为图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中也有以景物为图形者，但这类扣子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扣子要少的多。图19扣子中设计者把“鹊桥相会”这一爱情故事通过有意味的特定景物表现出来：图形中央为鹊桥，鹊桥上牛郎手牵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在急切的侧身通过，左上角的月宫里嫦娥探身而出，欲迎接他们。整个图形清晰娟秀，鹊桥、月亮、亭台、楼阁、玉树、相吻的喜鹊这些营造主题意义的形象元素在直径只有一厘米左右的圆形里布置得当。背景底子处理成水平线条，更让人感到像是在云蒸霞蔚的仙境里上演着一出千古传颂的爱情团圆戏剧。
5、汉字和符号为图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
以汉字和吉祥符号为图形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较常见，其中最为多见的是“囍”字扣，这可能与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作为时新之物在当时被大量用于结婚礼服有关。图20、图21的扣中福和富的字形结构里均有“田”偏旁，设计者别出心裁的使福字田里的“十”变成“子”，把富字扣的“田”变化成“卍”，另外还把富字宝盖头上的点处理成▲，并且穿越宝盖横划。对富字这样作超常态的变化处理在之前的传统吉祥图谱里是没有的，这反映着在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特定环境下，设计师以现代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在新型的工业产品上，创造相对于传统图案内涵更为丰富、寄托更加美好的图形，以追求比原来字义更为扩展的吉祥寓意，用来迎合我国民间百姓这个有农耕社会的深层文化积淀和求多子、求万福之心理诉求的消费群体。
6、具有外国风格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
有异域特色的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一部分为早期的舶来品，如图22，图23。另一部分是外国洋行在我国本土生产的，如图24，图25。图26的扣面图形是一艘外国的三桅帆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图27扣子的图形是一艘当时很先进的由蒸汽机提供动力的外国火轮，侧面的船形突出表现了划水的轮子和正冒着浓烟的两个大烟囱。这个扣子图形的精细之处还在于表现出船身上还有两根桅杆，点明这是一艘由于燃料的原因在有风的水域还得使用风帆，利用风力行驶的外国早期火轮。像以外国帆船和轮船为主体图形的扣子不但较为多见，而且版别也有多种，这类扣子基本涵盖了外国船舶在发展过程中的典型船形。看到这类扣子使人想到近代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正是由于外国强盗乘着这类船舶而为，外国人把他们先进的交通工具制作到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上是一种炫耀，而国人盲目的喜爱则反映出当时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民族自尊的麻木。
四、结语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作为旧时民间的一种生活用品，它形制独特、造型精美、选题传统、做工精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由国外传入、继而在国内流行和本土化生产标志着我国纽扣从作坊式全手工生产进入到由工厂经机器冲压、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新阶段。尽管铜鎏金机制币式扣颠覆了中国传统纽扣的生产工艺，但也只是清末民众老式服装上的缀饰，它和清末的洋务运动根本上就无法挽救封建没落的清王朝终将灭亡的命运一样，也并未能迎来变革社会中民族服装的革命，不过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和金属机制币等一批西方先进的工业产品和它们的制造技术同在19世纪后半叶我国久闭渐开的国门缝隙中，为国人带来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缕阳光。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是近代工业产品与传统审美形式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它从清中期传入我国到民国初年退出使用，其间只有半个多世纪。一百年后的今天，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在民间已很少见到，由于它只是旧时服装上的配件，器形又小，所以在民间工艺品市场不被人们看重，也少有人对它做专门研究，但笔者认为对铜鎏金机制币式扣的赏析有助于了解我国在工业文明的曙光初现之时先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是如何替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有助于了解我国民众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时尚追求；有助于了解在洋务运动中由洋人技术生产的大批量、标准化、颇具洋味的民用工业产品是如何顺应中国传统的审美需求；有助于了解我国传统图形艺术如何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应用到具有现代审美要求的生活用品当中。
参考文献
1、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淘金旧梦-在华洋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2、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
3、沈鸣镝编著《中国近代机制币》，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第一版。
本文为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82026。
发表于《装饰》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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