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墨林 葛墨林图片

2009-11-24 10:20:03)胡远志

2006 年6月的一天上午,南开大学教师公寓,68岁的葛墨林院士在他的的寓所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戴着黑框宽镜片眼镜的他,就着热茶和随后老伴递过来的茹梦苹果汁,坐在宽大的沙发上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学术历程和人生轨迹,也给记者分享了他多年来治学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简历上的功绩

葛墨林, 1938年生于北京, 1950——1956年就读于北京十三中学(辅仁男中)。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教授,1965年从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获得研究生学历。随后留校任教,同时从事科学研究,先后担任兰州大学物理系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他多次出国进修、联合研究,并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1986年起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主持的数学研究所开展数学物理研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物理学部)。

葛墨林院士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天文学科组成员,亚太地区理论物理中心一般委员会成员等多种职务;同时双聘为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

在学术上,葛墨林院士受邀担任《美国数学物理》、《统计力学》、《数学物理评论》、《结理论》等国际学术期刊编委,还被聘为群论在物理中应用国际大会(GICGTP)常务委员,以及一些国际大会(俄、法、墨西哥……)的组织委员及顾问委员会成员。

作为理论物理专家,葛墨林院士最初曾从事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理研究,理论物理与数学物理,凝聚态理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规范场及统计物理的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均颇有建树。

如今,他主要致力于 Yang-Baxter(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与量子群、Yang-Mills (杨·米尔斯)场及其无穷维代数结构、理论物理学、Yangian代数在物理中的应用等方向的研究。葛墨林院士的成就之一是发现 Yang-Mills(杨·米尔斯)场存在无穷维代数结构,并使得该方向成为一个分支。他在Yang-Baxter系统研究方面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葛墨林院士获得过许多荣誉,如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柏宁顿金球奖等。他已经发表了150多篇学术论文,著有 3本学术专著,编辑书刊5部。目前,葛墨林院士指导理论物理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逆境下的学业

1938年出生于北京的葛墨林,于新中国成立后考入北京十三中学。这所学校就是始建于1929年的辅仁大学男中。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英达父亲英若诚等知名人士曾经在这里就读。

1956年,面临毕业的葛墨林原本计划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身边也有亲友建议他争取公派苏联学习的机会。

“当时学校老师找到我,说国家计划加强兰州大学核物理系的力量,拟从北京上海等地选派一批优秀学生报考,以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为国家的核事业研究储备人才。我当时积极响应号召,也是服从学校的分配,二话没说就报考了。”葛墨林院士讲述着他的志愿选择,把年轻时渴望报效祖国的热忱表现得酣畅淋漓。

凭着优秀的高考成绩和过硬的思想素质,葛墨林院士被兰州大学物理系顺利录取。但到了学校,怀着报国之志的他并没有被选拔到核物理专业。“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当时把我的档案放错了材料,说我有亲属在境外。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够学习核技术呢?”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没有进入核物理系,葛墨林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理论物理专业攻读。而当时的兰州大学,在物理学上具有比较强的学术地位,也聚集了一批人才。比如,拥有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的段一士教授,就是在1957年离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到兰州大学任教的。

“既来之,则安之。从北京到了兰州,也不能回去,所以就静下心来学习。后来选择读段先生的研究生。他是理论物理专家。”正是在段一士先生严格的教育下,葛墨林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

“我一方面跟着段先生念书,另一方面也做些研究。现在我都还记得文革中白天给炮兵做引信的研究,晚上把窗帘关起来躲在房间里偷偷地研究理论物理。因为那个时候搞理论物理,必须看外面的资料,搞得不好就要被扣帽子!”

1965年,葛墨林先生顺利从段一士门下毕业。直到现在,这两位老乡师徒都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我们经常通电话,互相关心。段先生仍经常给我指导。”

段一士教授给葛墨林打开了一扇门,不过还没有等葛墨林“拳打脚踢”进行施展,一场暴风雨就来临了。

风雨里的坚持

那是一个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夏天,在兰州的学术空气像政治空气一样燥热。经历过一些风浪的葛墨林先生选择了低调谨慎,然而还是没有逃过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我的一些上海来的同学,早在反右时就被打倒了。虽有了这些经验,我仍为当时江隆基校长的去世而不平。因此也受些冲击,但比起我的老师,境遇好多了。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在苏联留学工作,被打成苏修特务。而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苗子,受到的打击自然就要少很多。”

葛墨林先生被下放劳动,后来因为爱人有孕在身回学校照顾她,不过仍然需要干掏粪便、烧锅炉等体力活。“根本不让你消停。我记得那个时候段老师和我一起被惩罚掏化粪池。段先生在前面拉,我就在后面推,成为了学校里面一对最团结的师徒。”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葛墨林先生没有选择沉沦,即使是在下放劳动的炕上,他也乐观豁达的寻找到自己的兴趣。

“当时和我一起下放的还有学校其他专业的中青年教师。我们白天就是挑土挖地,每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样子,会有一段时间的休息。恰好当时有一个历史系的老师,他专攻明史,每次休息就把袖子向上撸起来,给我们讲一段。一下子把我对历史的兴趣调动起来,听他讲朱元璋治国、张居正改革……”艰难的岁月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或许最为长久,直到现在,葛墨林先生仍然非常喜欢历史故事。他自诩:“我把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看完了,而且把二月河写的康熙雍正的历史也看了个透。”

这让人觉得他不仅仅有理性的逻辑思辨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内心里对知识对学问的执着甚至倔强的个性,那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一份痴迷。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葛墨林先生还是深有感触:“无论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做科研的不能离开自己的研究。我们当时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做学问,晚上两点睡觉早上六七点起床是常事。你只有回到自己所喜欢的领域,才有一股内心的宁静。”

大师旁的俊杰

如果说兰州大学对葛墨林来讲是一层高台,那么改变其命运,让他从一层高台上升到另一层高台的更在于机缘。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有些人一辈子可能没法遇到一位好老师,而我在上学期间遇到了的段一士先生,后来又幸运的遇到了杨振宁先生,并且在他指导下做研究。与杨振宁先生见面,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一再强调。本来就已经很幸运了,没想到后来又承蒙杨先生引荐,得以在陈省身先生门下工作。“在大师们的教导下学习,后来又在大师身旁工作,我深感幸福。所以加倍工作来报答这样的机缘。”

机会从来都是为寻觅的人而准备的。除了良好的机缘,葛墨林先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也是至关重要。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葛墨林院士与其导师段一士先生合作,完成了一篇关于理论物理的论文(后发表在北京的物理学报上),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尤其是引起了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的关注。此后不久,杨振宁先生经上海参观敦煌,谷超豪先生向杨振宁先生推荐了在兰州大学的段一士、葛墨林师徒,于是杨振宁先生到兰州大学会见了二位,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

1980年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振宁先生直接邀请葛墨林教授到他的研究所工作访问,从此打开了葛墨林先生的另一片壮阔的学术天空。

后来的故事已经被葛墨林先生写进了回忆:1986年夏天,我接到杨振宁先生从香港来的电话,让我 6月7日去北京饭店见他。一见面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南开数学所。杨先生说,陈省身先生邀他在所里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想去南开亲自看一看,再作决定。但他说,如果他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室,希望我去那里工作。在午饭前,我有幸第一次见到陈先生、陈师母。在餐厅入口处,杨先生向陈先生介绍我,陈先生当场就说,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就给你签聘书,一下子就解脱了我有些紧张的情绪。

学术中的境界

在葛墨林先生看来,一个能做科研的人也一定要能承担教学任务。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当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任教的他即被学生誉为当家四台柱之一。其特别的个性也颇得学生们喜欢。

从这段学生回忆中就可以看见一斑:葛先生个子高,爱抽烟。而且是“斯大林”式的烟袋锅。他的烟瘾特别大。上课带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里面是烟叶和烟锅。上课特别准时,也不拖堂。计划得特别好。根本不看表,一个段落一完,只剩一点的粉笔头往旁边一扔,“下课!”一个270度转身,刁着冒烟的烟袋锅开始往讲台下走,走到室外去吸烟。大家一直纳闷:他什么时候装的烟叶、点的烟锅?每周三次,每次如此。课间休息完在外面吸最后一口烟,把烟锅在树上敲一下。憋着嘴走进大教室,把烟袋锅往包里一扔。随着一声“继续上课”,烟从嘴里冉冉上升!

在葛墨林院士看来,教学生要有责任感。只有有了责任感,才会认真准备加倍工作。“了解最新的动态,判断最好的方向。”而这种责任感,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份赤诚之心。“我在兰州见识了中国最贫困的一面: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孩子出门都要把衣服轮换着穿。这些撞击着我的良心。你说我们今天享有这么好的条件,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我们怎么能够虚度光阴,怎么能够不负责任?”

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葛墨林先生有些时候显得不近人情。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一个国外学者提出额外的配车旅游要求,被葛墨林先生拒绝。“来中国开会,我们好吃好招待。现在中国很不容易,发展不平衡,学术上人人平等,提出的额外要求当然不能答应,这是原则问题!”

葛墨林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现在活跃在中国物理学界。他们热爱祖国,工作勤奋,学风严谨,一直与老师有密切的联系。

如今,面对科研教学中的一些弊病,葛墨林院士很痛心。他希望正人先正己:“我坚持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培养他们的个性。我的学生不搞流水线生产。就像在游泳池里,让他们自己随着灵感去游才能很好的学会游泳。而我这个老师只需要提醒他水深水浅,给他把好方向!”

葛墨林院士掷地有声。采访结束,先生起身送我。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他更加高大起来。毕竟这个血里有着西北味道的北方汉子有足足一米八的身板,即使今年68岁的年龄,他依然坚持上班做学问。正如老伴所言:“他这辈子是献给学问了的。”

(本文责编:陈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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