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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共有几次集结，时间，集结地和起因在赵朴初所编的《佛学问答》中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我在此就不多说了，请楼主自行查找，很方便的。我在此着重介绍一下第一次经书集结的过程。 第一次集结经典，确实是在王舍城的耆阇崛山，也就是灵鹫山。但是共有两部分人进行了集结。一部分是有大迦叶尊者组织，地点在七叶窟，选取五百名证四果的阿罗汉参加经书集结。据汉传经典说在世尊灭度后百天开始集结，共耗时三个月，然而南传经典则说是在次年结夏安居开始集结，共耗时七个多月。由阿难颂出经藏，有优波利颂出律藏。最后集结出三藏：修多罗、毗奈耶和阿毗达摩，也就是经律论。 而另一部分是有另一大弟子富兰那（不是富楼那，请参考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续》）组织的，因大迦叶不同意他们参加集会，所以他们在距离七叶窟70里远的地方也进行集结，人数更多。他们共集结出经、律、论、杂和密五藏经典。 迦叶所集结的经书，根本上体现了迦叶派重视苦行的思想，正是因为他不选择有不同意见的人加入集结，才确保了经书集结迅速的完成。后来这一派被称为上座派。 富兰那等集结的经书，包容性更广，代表了更广泛的人的思想要求，这一派被称为大众派。后来的大乘思想便是从这一派别中发展出来的。经典中所记载的大乘经典是由弥勒菩萨等和阿难在铁围山集结，后来由龙树从龙宫取出，多少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如果客观的来分析，大乘经典的出去还是应该要仔细研究的。这一点你可以参考一下印顺法师的《佛学概论》，对一些大乘经典的成因做了一定的评价。 第二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印度东部跋耆族比丘对戒律发生异议，提出十条戒律新主张。为此，七百比丘会于毗舍离城，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称为七百结集、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主，订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为非法。 第三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二百三十六年，在阿育王之护持下，一千比丘会于摩揭陀国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此次结集以经、律、论三藏为主。目犍连子帝须并自撰‘论事’，对当时外道之各种异议邪说加以批驳；结集后，选派一批比丘至恒河流域以外之地区，及印度境外弘布佛教。第一、二次结集之说，北方与南方佛教皆有流传，第三次结集之说则只流传于南方。 基本到此为大小乘所共认的比较大的三次结集，后来佛教传播各地，各国、各地也都进行过结集 如： 第四次结集：有北传、南傅二说。(一)北传佛教有二种记载： (1)据婆薮盘豆法师传载，佛陀入灭后五百年，说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往印度西北之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进行结集，马鸣菩萨笔之为文，撰成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百万颂。(2)依大唐西域记卷三所载，佛陀入灭后四百年，于迦腻色迦王（梵Kaniska）护持之下，以胁尊者、世友为上首，聚集迦湿弥罗国（即罽宾）之比丘五百人造论解释三藏，先作邬波第铄论十万颂，解释素呾缆（经）藏；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毗奈耶（律）藏；后作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阿毗达磨（论）藏；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塔藏于其中。此二说以后者较为可信。 。(二)南传上座部佛教据‘大史’等之记载，谓第四次结集系于锡兰国王婆他伽马尼统治期间，于马特列村之阿卢迦洞（阿卢寺）举行，罗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参加。会中诵上座部佛教三藏，修订三藏注释，重新安排经典次序，写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僧伽罗文注释。第五次结集：据巴利‘教史’第六章、缅甸史等之记载，西元一八七一年，缅甸国王敏东（Mindon，1853～1878在位）召集二四○○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国王为护法人。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考订校对圣典原文之同异，共同合诵，经过五个月完成。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于七二九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于曼德勒山麓拘他陀塔寺（Kuthod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围绕，今尚存于曼德勒古都。第六次结集：西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卫塞节’（VisakhaDay，世界佛陀日），缅甸佛教于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此次结集之意义，在于团结佛教徒，增进上座部佛教之隆盛，提高缅甸独立国之地位。结集地点位于仰光北郊艺固山岗上，建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之七叶窟。此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镌刻之七二九块大理石刻文为依据，并广采锡兰、泰国、高棉、伦敦巴利圣典协会，以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考订。结集完成，印刷流通。此次结集并邀请南传各国比丘参加，北传国家比丘亦受邀观礼，费时二年多，至一九五六年（佛历二五○○年）之卫塞节完成
2、
阿毗达磨是在第三次结集时产生的。南传佛教有论师认为阿毗达摩是高于经教的。甚至把佛陀因时因机的教示称为“方便说法”，把阿毗达磨的教示称为“无方便说法”。这样的说法是可疑的。
先考虑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有两位导师，他们分别带有几千位学生。一位导师根据学生的基础和当前的疑问因材施教，一位学生则不根据学生的基础采取集体授课的方式。那么，现在请问哪一位导师的教法更好？显然，第一位导师的教法更好，他的学生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再从时间上来看，经教的结集在第一次结集和第二次结集，而阿毗达磨产生于第三次结集。如果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说，或许要说后来的经典更好。然而，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佛陀是一切知者，他知道如何教导弟子们是最好的
有人说阿毗达磨也是大都来自佛陀，即使如此，流传日久才结集，从可靠性来说，还是前面结集的经教更可靠。再考诸于原始经典，《南传大般涅盘经》写道：薄伽梵说：「诸比丘，若有比丘作如是语：『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言，我从佛亲口闻受。』诸比丘对该比丘所言，不应称赞，也不应藐视，应了解其每字与音节，而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既较对以后，若其不与经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非佛陀教言，而是该比丘之误会。』因此，诸比丘，汝等应拒绝之。若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以后，彼能与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是佛陀之教言，该比丘善了解之。』可以看出，经律是佛教经典的权威文本。
再从语言哲学层面来看，论著更理论化体系化，而理论化体系化并不代表更本质。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圣贤使用语言是为了帮助他人开发智慧。经教记载的都是佛陀当其时当其人所作的开示。佛陀善于了解对话者当前的问题所在，直接通过语言指出解脱之道。而论著则抽离了对象和机缘，直接从理论层面入手，更为体系化。对此，西方思想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值得参考：“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吧！”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希望从理论体系中追求本质，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反本质主义走回了生活世界。
综上，我以为，经教相对于阿毗达磨更接近佛陀本怀。
3、《四阿含》的结集
【初次集结】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道，说法四十九年，最后在拘尸那城郊外的娑罗双树下入涅盘。佛入灭后，弟子们觉得导师已去，茫然无归。当时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叶正在叶波国坐禅，他回来主持丧礼，默自思惟:应结集法藏，使佛法住世，利益众生。于是请阿世王为施主，在王舍城外灵鹫山五峰之最高者毗婆罗山侧的毕波罗窟(又名七叶岩)，从6月27日开始结集。参加者为已证阿罗汉果的五百比丘，以迦叶为上首，先命持戒第一的优婆离结集律藏，所集者即现在的《八十诵律》。次命多闻第一的阿难结集经藏，所集者即是《四阿含》。
阿难是佛的徒弟，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佛称其多闻第一。结集的程序极其复杂，先由阿难诵出一经，大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说时、说处、因缘、对机、说法、领解，再由大众合诵，确认准确无误后，才完成一部经的结集。如是次第再诵第二部经。这次结集是佛涅盘后第一次结集。
阿含是梵文Agāma的音译，也译作阿、阿伽摩、阿笈摩，意译法归、无比法、教传，意思是传承的教说，或结集教说的经典。释僧肇《长阿含经序》说:“阿含，秦言法归。法归者，盖是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譬彼巨海，百川所归，故以法归为名。”《善见律毗婆沙》卷一说:“容受聚集，义名阿含。”《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说:“师弟展转传来于今，由此道理，是故说名阿笈摩。”唐释吉藏《法华论疏》说“阿含”名通大小，《四阿含》为小，《涅盘经》等大乘经称“方等阿含”。后来阿含专指小乘，在大藏经中属于小乘部。
《四阿含》结集之后，文字内容得到统一，但仍以师弟口传的形式流传，并没有记载下来。由于专恃谙诵不著竹帛之故，所传意义难免展转变迁。《付法藏因缘传》卷二记载一个故事:阿难有一天到一个竹林，听到一个比丘诵《法句偈》:“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阿难告诉他:“这不是佛语，原文应该是‘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比丘因语音相近，将“生灭法”念成了“水老鹤”，意义全乖。阿难纠正他后，他回去将此事告诉他的师父。师父说:“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佛涅盘还没多久，佛经竟然错到这种程度，以阿难这么大的权威竟然纠正不过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仅如此，因为在七叶窟内结集佛经的只有五百上座比丘，当时还有一千多比丘欲参加会议，遭到迦叶的拒绝。富兰那长老、跋波等南方来的比丘未被邀请入窟。他们也曾从佛亲闻佛法，于是以跋波为上首，在叶窟外结集佛经，称为“窟外结集”。他们被后世称为“大众部”，结集的也是小乘经典。
另外，传说在第一次结集中，阿难因没有离欲，不准参预结集。阿难出走，与文殊师利、弥勒等菩萨在铁围山结集，由阿难诵出大乘经、律、论。小乘佛教认为这些大乘经典非佛所说，不予承认。也有传说阿难出走之后一夜之间证阿罗汉果，被允许入七叶窟结集佛经。
【二次结集】
佛涅盘后100年，因东方僧伽所行十条规则，有人认为非法非律，乃由西方僧伽长老耶舍比丘领导，在吠舍离，重新结集一次。会众有七百人，经八个月之久，将正统派的经藏、戒律重新诵读，规定十条规则不合法，并将之增补进律文。此为第二次结集，也称“毗舍离结集”。
【三次结集】
佛涅盘后235年，有六万比丘感到佛典混乱。在阿育王的支持下，选出精通经、律、论三藏的一千人，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在汲吒利弗城(即华氏城)，诵出三藏，整理正法，使三藏纯洁，并淘汰魔僧【如何确保三藏纯洁淘汰魔僧】。有人说诵出《四阿含》，使之最后定型。这是第三次结集，也称“华氏城结集”。
【正法时代末期的经教分裂】
佛灭后四五百年间，印度佛教四分五裂，不断分化，最后形成二十派。他们都尊奉《四阿含》，而各派的阿含又各不相同，各具特色。《顺正理论》卷一说:“虽有众经，诸众同诵，然其名句，互有差别。”并且各派又有所侧重，如大众部重视《增壹阿含》，根本有部重视《杂阿含》。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之后，《四阿含》才逐渐被书写成文。到公元七世纪时，还存在上座部、大众部、正量部、化地部、饮光部、法藏部、有部的七种不同梵文本。而口头传承佛经的传统仍长久地保留着，例如到中国传教的一些印度、西域僧人仍能整部地诵读经律，然后由人写成梵文，再译成汉文。
【四阿含汉译缘起】
最早在我国流传的《四阿含》只是单品小经。东汉末年的安世高、三国时吴国的支谦、西晋时的竺法护、法炬、东晋时的昙无兰等人都翻译过单行本的《四阿含》，至今还收录在大藏经中。由于《四阿含》的丛书性质，各经独立成篇，不以割裂为病。至东晋初年，这种单行本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全译《四阿含》的要求应运而起。此后六十年间，《四阿含》陆续译出。
【四阿含汉译始末】
《中阿含经》翻译最早，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在道安主持下，由兜勒(吐火罗)沙门昙摩难提诵出，竺佛念译成汉文，慧嵩笔受，五十九卷。译经时正值鲜卑人慕容冲攻占前秦王符坚的阿房城，进逼长安。在戎马之中进行翻译，又因译者汉语还不熟练，译文质量不高，次年道安去世，没来得及整理，因而这个译本流传不广，不久就佚失了。后来东晋隆安二年(398)又重译，由宾沙门僧伽罗叉诵出，僧伽提婆译为汉语，沙门道慈笔受，六十卷。此经是应东晋尚书令卫将军东亭侯王之请而译。他为他们建立精舍，提供一切所需。另据《高僧传·慧持传》记载:“时有西域沙门僧伽罗叉，善诵‘四含’，(王)请出《中阿含经》，(慧)持乃校阅文言，搜括详定。”道慈《中阿含经序》说新旧译文“大不相同”，在他笔录的过程中尽管采用了旧译本的译文，但仍使用了一些新的译法。他还校注新旧译文，录为一卷，附在目录之后，今已佚失。
《增壹阿含经》也是在道安主持下翻译的。前秦建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由兜勒僧昙摩难提诵出，竺佛念翻译，昙嵩笔受，共四十一卷。分上下两部。上部二十六卷，全无遗失，下部十五卷，失掉每品或每大段末尾原有的摄颂末译，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补订。此经也是在围城之中仓卒杀青，译文未善。后于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宾沙门僧伽提婆略加修改，道祖笔受，卷数改为五十一卷。而《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僧伽提婆传》皆未言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事，某些大藏经也标明昙摩难提译。
《长阿含经》于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412~413)宾沙门佛陀耶舍诵出，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含笔受，译于长安，二十二卷。
《杂阿含经》最后译出。南朝宋元嘉年间(435~453)，中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口宣梵本，宝云传译，慧观笔受，译于建康，五十卷。与众不同的是，此经不是靠背诵，而是有梵文底本。《佛国记》记载，东晋释法显西行求法，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的梵文，使此次翻译有文可据。但传写时似乎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因而现存本子卷次不顺，并佚去两卷，误以求那跋陀罗所译的《无忧王经》编入。
《四阿含》的特点与价值
读过《四阿含》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重复。每说一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诠释，问答时彼此互牒前言，因此十几句话就能说明的问题，往往长达三、四千字。此其特点之一。
第二、译文拙涩。《增壹阿含》、《中阿含》在戎马之中仓卒译成，未暇润色。后虽重译，初译本的影响犹在。《长阿含》、《杂阿含》虽晚出，但当时译人的水平素养终究比不上后来的鸠摩罗什、玄奘等大翻译家。其所用术语，由于后来废弃不用，读来更觉生涩。
第三、《四阿含》多数篇幅短小，即使长者，与大部头的大乘佛经相比，仍是短篇。说理朴实，文学性的铺排渲染较少，最大程度上保存了佛语。
我国自隋唐之后，学佛者耻谈小乘，认为《四阿含》是佛对机浅的人说的法，不屑于阅读，“阿含”被束之高阁。这实在是一种盲目自高自大的心理。无论是研究佛学还是修证佛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小乘佛教的基础，妄希大乘，实际上是越级逾等，好比上楼者不上第一层就上第二层一样。真要脚踏实地地学习，当从《四阿含》开始。
首先，《四阿含》是一种言行录的体裁，以对话的形式记载了现实中的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活动，尽管有少量超人的成份。欲体验释尊现实的人格，除读《四阿含》外，别无他途。
第二、佛教的基本教理，如四圣谛、十二因缘、五蕴论、四念处、八正道、轮回观等，在《四阿含》都中有生动详细的说明。如果不对此有准确的理解，读大乘经论便不知所云。
第三、《四阿含》涉及到印度的社会风俗、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印度历史文献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四阿含》的文献价值更加珍贵。它对四姓制度的记载、对种种祭祀法的记述、对尼乾子等哲学流派观点的转载，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印度的社会历史风貌。
第四、《四阿含》完整地记载了释迦牟尼破斥各种学派的过程，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释尊所处的环境、其应机宣化的苦心，还可以学习其思考问题的方法、其独特的辩论术、其卓越的智慧，从而启迪我们的人生。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四阿含》都是一个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挖掘、研究。
4-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阿难在师兄弟里最大有本领是“多闻第一”，就是长于记忆，记性最好。阿难追随释迦牟尼二十五年，听闻受持了绝大部分佛法，他博闻强记，佛祖普称赞他说:“我声闻中第一比丘，知时明物，所至无疑，所忆不忘，多闻广远，堪忍奉上，所谓阿难比丘是。”佛陀入灭后，迦叶召集五百弟子在王舍城外举行第一次结集活动，阿难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诵集经藏的任务。《佛所行赞·分舍利品》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阿难大众中，升于师子座，如佛说而说，称“如是我闻”。合座悉涕流，感此“我闻”声，如法如其时，如处如其人。随说而笔受，究竟成经藏。《五灯会无》卷一《一祖摩诃迦叶尊者》亦载:(阿难)礼从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经教，乃至人天等作礼奉行。”时迦叶问诸比丘:“阿难所言，不错谬乎?”皆曰:“不异世尊所说。”迦叶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
这次“五百集结”(即第一次结集)，“多闻第一”的阿难功劳卓著，五百结集的召集人、首度大罗汉迦叶，就把阿难升为师子座。
遵循佛陀的遗教，在佛经的开头第一句，都是“如是我闻”。“如是”，就是“如此”，“是这样”;“我闻”，就是“我听到”。这一句话是说:“阿难我听佛是这么说的。”表示经的内容是阿难亲自听闻佛说，非从他闻，真实无谬。阿难的诵经得到了五百位大罗汉的赞赏和认同，“如是我闻”四字在弘传佛法上无珍贵。
传说，结集三藏时，阿难烦恼未尽，迦叶看他修行的功夫不够，就把他领到洞外。阿难坐禅入定，到了后半夜疲累不堪，想歪着歇一会儿，可头还没碰上枕头，“廓然得悟，成大罗汉”。阿难赶紧使劲敲洞门，喊人开门。迦叶在里边说，你从门钥匙里进来吧。阿难修生得本事大了，果然从小小钥匙肯里钻了进去。释迦圆以后，迦叶尊者成为“初祖”。迦叶圆寂以后，阿难尊者继领徒众，被后世称为“二祖”。
四次结集：
释尊灭后，各弟子聚集一处，合诵释尊的教法，究明各个的异同，收集经律。相传从释尊灭后的四百年间，曾举行四次的佛典结集。(1)第一次结集。于释尊入灭的当年，由阿阇世王外护下，在摩诃陀国、王舍城附近的毕波罗窟举行。据<阿育王传>第四卷(大正第五十卷第一一三页)所载，是以摩诃迦叶为中心，阿难诵出<经藏>，忧波离诵出<律藏>，迦叶诵出<论藏>，以及弟子五百人从事佛典的结集。(2)第二次结集。第一次结集的约一百年后，在毘舍离城，以耶舍陀为中心，聚集了七百人的贤圣，举行三藏的结集。据<大唐西域记>第七卷(同第五十一卷第九○九页)所载，佛灭后一百一十年，出现不顺佛说者，于是以长老耶舍为中心，七百人的贤圣聚集吠舍厘城，宣明圣教。因为有七百人，故亦称七百集法。(3)第三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的约一百年后，在阿育王的外护下举行。场所是在波咤利弗城(华氏城)。以鸡园寺目犍连帝须为中心，聚集千人的贤圣，目的在导正佛教教义的混浊。一般认为这次的结集是首次完成经律论的三藏，但分裂为大众部、上座部亦是此一时期。(4)第四次结集。第三次结集的约一百年后，在迦腻色迦王的外护下，五百人的阿罗汉举行结集。场所是在迦湿弥罗城。以世友为上首，造经、律、论三藏的论释。以上有关四次的佛典结集，从释尊入灭年代到时代考证又有种种学说。
从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六章是说明佛法的演化及传入中国的因缘
佛灭后，诸弟子为恐异说邪见，渗入佛法故，为恐三藏教义，日久散失故，乃有结集之举。其仪式略如今时之开会，先聚集众比丘，依戒律法，组织一会，会中选出一人，使登高座，述佛所说，大众无异议，即算是全体通过，公认为与当时佛说相符，书之于贝叶，成为正式典籍。今日所流传的经律，皆经结集而来，故大藏所不录者，悉系后人伪造，不宜信从。
结集三藏，本来只应有一次，然因历时既久，邪说暂兴，影响教理，由是在佛灭后四百年中，乃有四次结集，后三次皆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兹分述之于后:
第一次结集--佛灭后三月，迦叶尊者，得摩竭陀国，阿世王的赞助，召请阿罗汉千人，集于王舍城外，七叶岩窟中，然后在千人中，再选出五百人，担任结集三藏事宜，派阿难陀负责经藏，优波离负责律藏，是即所谓上座部结集，亦称为五百结集。
当时有数万比丘后至，欲参加窟内听法，迦叶不许，由是乃在岩窟西北二十余里处，各诵三藏，另行结集。计分经藏、律藏、论藏、杂集藏、禁咒藏五类，是即所谓大众部结集。
第二次结集--上座部偏重保守旧制，大众部则讲适应环境，到了距佛灭百年时，乃有苦于戒律太严，提议应予重订者，时长者耶舍，乃邀请贤圣比丘七百人，于毗舍离城，重行结集，将此问题，提付大会讨论，以决定之，结果仍赞成恪遵释尊遗制，否决从宽之议，是为第二结集。
第三次结集--公元前二百五十年时，阿育王笃信佛法，外道穷于衣食，乃作比丘形，混入佛教中，改窜佛典，扰乱教义，佛徒不能辨，被诱入邪见者甚众。时有六万比丘，聚谋挽救之策，结果选出精通三藏者一千人，目犍连帝须为上首，集于波吒利弗城(即华氏城)，整理正法，淘汰魔僧，是为第三次结集。
第四次结集--公元前七十年，健驮罗国，迦腻色加王，崇信佛法，日请一僧，入宫说法，同一经题，人人所说互异，王以问胁尊者，尊者说:“去佛日远，诸师渐以己见，杂入教典中，现当重新结集，以定其议”。王如言，选阿罗汉五百人，以婆须密或称世友菩萨为上首，集于迦湿弥罗城，将三藏各制十万颂，名大毗婆娑论，刻于赤铜中，建塔藏之，是为第四次结集。
大乘的结集--上述四次结集，皆为小乘三藏结集。智度论说，佛灭后，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请阿难陀于铁围山结集三藏，谓之菩萨藏，是为大乘佛法的结集。
【注】
⒈贝叶--印度古以贝多树叶书写经文，故亦称贝叶。
⒉阿世--国王名，是佛住世时，摩竭陀国的统治者，为太子时，听恶友提婆达多的话，幽囚父王频毗娑婆。即位后，并吞小国，威震四邻。但因害父罪，遍体生疮，至佛所忏悔，痊愈后，即皈依释尊，为佛门有力的护法。
⒊七叶窟--在王舍城侧之灵鹫山，有七叶树生于岩窟上，故名。
⒋阿难陀--华言庆喜，为白饭王之子，提婆达多之弟，佛之从弟，生于佛成道之夜，后随佛出家，侍佛二十五年，为佛执事弟子，多闻第一。
⒌优波离--原为斛饭王之子跋提的理发者，本为尼犍外道的弟子，后出家皈佛，在诸弟子中，持戒律第一。
⒍阿育王--摩竭陀国国王，统一全印度，初奉婆罗门教，肆其暴行，杀戮兄弟、大臣，及人民无数，后改信佛教，为大护法，兴慈悲，施仁政，于国内建八万四千大寺，及八万四千宝塔，派教师，于四方传法，使佛法发扬于国外。
⒎迦腻色加王--原为大月氏人，征服印度北部，自主为王。他初不信佛教，到晚年信奉佛教，召集举行第四次结集，造寺造塔，保藏三藏经典，或刻于赤铜中。其功绩与阿育王并称。
⒏胁尊者--由昔业故，在母胎六十余年，生时须发皓白，年八十出家，自誓愿说:“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断三界欲，不得六神通，终不以胁贴席。”后历三年，尽偿所誓，时人尊之为胁比丘，或胁尊者。
⒐健驮罗国--在印度西北克什米尔西境，周围多山，势极险峻，其出口缺处，为古时中印通路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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