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左英的高尚精神与人格魅力感人至深，历久弥新
（读报有感）
⊙龙山神獒
捧读《福建卫生报》第１０７６期杨继伟同志撰写的“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一文，深受感动。一位于１９７０年就已离开福建的省卫生厅老领导左英同志，于２０１１年８月在家乡上海以９３岁高龄离世，为何迄今仍让那么多人深深怀念？迄今仍使众多人士无限感怀？个中缘由值得探讨。作者长期随左厅长工作，文章中详细描述的一件件事例，一个个人物，是那样真切感人，使左英同志的高尚精神与人格魅力充分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感人至深，历久弥新，这应当正是当今社会所急切需要尊崇与弘扬的精神实质与核心价值观之所在。
左英（1919.01—2011.08）
作为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才进入卫生界的晚辈，我对左英老厅长的了解更多是在父辈们的言谈口述中所间接感受到的。作者文章中描述的时代、人物、事件正是我父辈们所亲历的。我父亲于抗战胜利时１９４５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第３班，即携带我母亲（毕业于福州柴井护士学校）应聘到台湾淡水行医。１９４７年“二二八”事件后，因所办诊所被捣毁，乘渔轮回到福州，在省立医院小儿内科工作。但不久被列为征调人员，要求再到台湾，我父亲不愿再赴台，被迫离职，在大根路开业，迎来福州解放。解放后经过联合诊所阶段后，进入福州市一医院小儿内科继续行医。上世纪５０年代，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创建“中西医结合”新学科，他和同班同学庄子长等被列为首批西学中人员，参与其中。随后参与创建福建省人民医院，省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院前身）等工作，此时就在左厅长领导下工作。当时我父亲和庄子长、赵棻等西医都不太理解和安心参与“西学中”工作，左厅长亲自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后，庄和我父共同署名写了一篇“对西学中思想转变”的文章发表在内刊上。福建“枯痔钉”研究曾获５０年代初全国科学大会奖项，２００７年我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在父亲以中、英、俄、日４种文字手书的申报论文原稿上，有左厅长用钢笔亲笔书写的详细修改意见，包括全文格式、款项、外文规范与要求、全文应“重抄并复写３份留存”等等，字迹端庄娟秀，就像一位如今研究生导师该做的事一样。
在文革浩劫中，福建卫生界可谓灾难深重，莫须有的所谓“三大特务案”，活活打死、逼死、整死一批才华出众的学者专家数十人。我父亲由于曾有赴台行医的经历，第一批就被关进牛棚，原先每周才能返家“放风”一次，后来随运动升级，便完全禁闭了。我小姐姐前去送寒衣，父亲告诉她，上回送来的新毛衣很快就被造反派抢走了，寒冬只能穿着单衣，从事繁重的挖防空洞、搭工棚、抬石头、砖块等劳动，每隔几天都会有同事跳楼、上吊的噩耗传来，想到家里子女众多，他惟有强行忍受着无尽的批斗、谩骂，甚至殴打。正是由于左厅长等一批老革命冒着自身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越级向上反映了部分实情，这种状况才有所减缓。在１９６９年底，我父母亲就举家下放到农村去了。记得“九一三”事件后，有一次我在福州人民电影院看电影，新闻简报中出现毛主席接见左英的镜头，场内很多观众喊出声来：“左英、左英……”，可见左厅长在普通群众中也是深有影响的。
杨继伟老人在文中所说的那位在解放之初就险些被逮捕的“微生物专家”，后来我就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直到去年他病逝，几十年间为我国人兽共患病科研与防治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生前他和同辈们也是经常向同行和晚辈们谈起左英同志，可见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心目中，左英同志确是有口皆碑。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左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永远活在人们心目中，激励着更多后来人为着人民卫生事业进步而更加努力工作。
附：左英生平简介
左英（1919.01—2011.08），女，曾用名瞿虹霞，汉族，1919年1月出生，上海市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肄业。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期：1985年7月至1988年4月）。中共七大代表，第四、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顾问。2011年8月16日15时1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3岁。
1936—1937年，参加上海市职业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赴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1941年1月，任新四军卫生部华中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军卫生部保健科长；1945年8月，参加中共“七大”；1945年11月，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1947年4月，任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1949年6月，任福州市军管会卫生处长，福州市卫生局长；1953年3月，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福建省第二、第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1972年8月，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1979年4月，任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1985年7月—1988年4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人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1944年，获延安模范医生奖；1995年，获计划生育协会个人模范奖。
1919年出生的左英在读小学时，就对革命有了一些了解，那时中国正处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1934年秋，中学毕业后，她考入英国教会办的上海仁济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接触到了一些进步青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她们全校参加了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年底，仁济护校的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先后离校参军，她就担负起救亡协会的工作，并交了入党申请报告。翌年2月，刚满18岁的她便光荣入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她和同志们抓紧了建党工作。这样，仁济的地下党组织就诞生了。左英于1938年毕业，正遇上新四军组建急需人才，她提出了参军的要求。经过组织上同意，她便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并且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工作。1941年夏，“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时，她担任军部卫生部直属华中卫生学校的教务处长。陈毅军长十分关心卫生工作。当时正是日寇盐城大扫荡的前夕，华中卫校开学之时，陈老总还是坚持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陈毅军长要求学员一定要好好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真正做一个合格的医生、优秀的医生，为我们的战士和人民救死扶伤。从此，左英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进步奉献力量。
离休后，左英总想能够尽自己的力量，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们，为社会为人民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左英在战争年代受伤，腿脚不方便，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有困难，于是，她就每年捐款。她的捐款，主要用于几个方面：一是皖南新四军助学基金；二是购买一些《大江南北》杂志送往老少边穷地区；三是向“安康通”捐款，以帮助需要安装假肢的老年人；四是向离休支部结对的单位助贫捐款。每逢国家突发事件，左老总是另外再行捐款。2007年、2008年一共捐了11万多元。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战争的硝烟，炮火的锤炼，生活的磨难，左老始终淡定自若，即使是讲述丈夫（刘培善将军）在“文革”期间遭政治迫害致死、自己受到的种种诬陷和冲击时，依然如此。她内心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无比忠诚，以及对卫生事业和后辈的无限慈爱，都让所有了解内情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早年，在福建担任省卫生厅厅长期间，当时厅局级干部还不能配备专车，但她由于腿残，组织专门为她配备了专车，但她只在出差时才使用，平时上下班，自己出资，包一部私人人力三轮车每日接送，中午就在办公室午休，让同事在食堂午餐后顺便为她带一份简单的饭菜。对同事和专家们遇到的各类困难，她总是千方百计设法予以解决。杨继伟老人（后曾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１９７１年，左英调离福建时，他和许多同志到火车站送行，其中就有那位长年接送左英上下班的三轮车工人，他放弃当天上班赶来送行，在人群后面踮起脚尖目送左英离闽，一直对杨说：左厅长是大好人啊，是个大好人啊！
家属遵嘱设立左英专项护士基金
按照左英同志遗愿，左英早年学习护理工作，一生都很关心关注护理事业，她的子女一致同意把各级组织的关怀、左老生前积蓄以及子女亲友们捐款全部捐献出来，委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代办：以左英同志名义设立的专项“左英护士基金”。左英同志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刘晓榕中将代表左英同志家属致辞。刘晓榕表示，以母亲左英同志名义设立护士基金，一是希望继承左英同志遗志，进一步发扬她“心忧天下、心系群众”的无私精神和崇高品格；二是希望秉持人道准则，传递友善关怀，营造扶危济困、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三是希望为上海市的医护人才培养尽绵薄之力，期盼涌现出更多德技双馨的优秀护理工作者。左英同志之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刘胜中将代表左英同志家属捐赠，捐款金额总计200万元人民币。可以说，左英，把她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的卫生事业，她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白衣工作者继承她的崇高心愿，为解除人们病痛而忘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