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2月19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放映的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出现了最后两个字：剧终。自从放映以来，每一集我都认真地看，仔细地听。我之所以如此关注这部片子，一是因为这是一部反映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历史题材片，弘扬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二是因为我也是参加者之一，尽管我不过是“沧海一束”和一个不起眼的小“巴郎子”而已，但我毕竟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基于同样的原因，我想我的许多战友也一定会关注这部片子的。
这是一部纪实性的电视片，真实地再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的英明决定；真实地再现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两弹一星”，周到细致，废寝忘食；真实地再现了聂荣臻、张爱萍亲自领导了这一伟大事业；真实地再现了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代表的火箭专家们，研制导弹和卫星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由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陈能宽和于敏等组成的科学团队，努力拼搏、勇攀高峰，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李福泽领导导弹试验基地一次又一次完成导弹试验任务；真实地再现了张蕴钰领导核试验基地一次又一次完成核试验任务。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科学家们的艰苦努力下，“两弹一星”获得了辉煌成就，振兴了中华，震惊了世界，中国的国防得到了显著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正如邓小平所说：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毫无疑问，《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是一部优秀电视连续剧，但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主要问题就是有一些情节失实，甚至严重失实，有损于纪实性，有损于人物形象。下面，试举若干例：
（1）片中说：取样飞机伊尔—12飞行高度是8500米，这是严重失实的。
当时主管取样的副主任、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国当时能用的飞机中有苏制的伊尔—12或伊尔—14，带上取样器后升限只有5000米左右，升限差2000～3000米。由三机部研制的“651”发动机装上飞机后，携带取样器飞行获得成功，并且升限超过了7000米。
实际上，1964年的首次核试验，烟云取样用的是苏联老大哥的伊尔—12运输机和138型取样器，取样高度是7000米。这在总结报告中，也是这样明确记载的，我看过，还摘记过。。
（2）片中说：张爱萍为了验证伊尔—12是否能飞8500米，非要亲自登机试试不可。
这也是有悖于事实的。作为副总参谋长和总指挥，张爱萍应该也必须相信空军的试飞结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亲自登机试试。张爱萍确实非常关心飞机取样任务，也亲临过现场。当时负责飞机取样的副队长赵之刚，在他的《我国首次核试验飞机穿云取样》一文中是如此记载的：
方案确定后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就是取样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穿云取样后,机身被放射性污染得一塌糊涂,不能再返回马兰机场了，因为那里来往客机很多，尤其是接送中央首长的专机更不能受此影响。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另选返航机场。经过我们反复查找,初步确定为离场区较近的吐鲁番机场。吐鲁番机场是乌鲁木齐的备用机场，平时没有飞行任务。方案确定后,上报试验场区总指挥部，总指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立即决定乘专机亲自去吐鲁番勘察定点，与张爱萍同机去勘查的还有基地付司令员张英和三室主任陆祖荫和我。
专机到达吐魯番机场后, 我们下飛机一看，机场的土跑道坎坷不平, 一片凋零的景象，根本没法使用。 通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由張爱萍拍板確定，取样后的飛机就在吐魯番机场降落，但须要马上对这个机场进行工程修复和改造。同时在现场我们勘察確定了取样飛机的停机坪、洗消场、和样品分裝场的具体位置，并由我画出施工图并提出施工要求。張爱萍当场指示張付司令员立即从马兰抽调工兵营到吐魯番机场紧急施工, 要求十天内务必完成任务。
（3）片中用一些镜头表现：张爱萍、张震寰、张蕴钰、李觉、王淦昌和邓稼先等云集在铁塔处，最后安装原子弹雷管之事。这也是严重失实的。
请看作为现场第一见证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详细描述：
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十时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车到铁塔前，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执勤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举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
塔上缓缓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砖房里走出来在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我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上了几级台梯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试装时我已经看到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灵魂，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件工作是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事实就是：在现场，完成原子弹最后安装工作的是由方正知带领的九院试验部的几位技术干部；助阵的是张蕴钰、李觉和朱卿云。现场没有也不可能有张爱萍、张震寰、王淦昌和邓稼先等人。当时，张爱萍在白云岗，张震寰在720主控站。而邓稼先只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不负责试验工作。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各有各的岗位，这是“五定”中有明文规定。否则的话，这也管那也管，那还不乱了套！
事实上，在核试验场上，唱主角的是核试验基地，而不是核武器设计院，但是在电视中却恰恰相反，似乎是来了个颠倒，喧宾夺主。
（4）1979年秋进行的那次氢弹试验，出了严重事故。事后，对邓稼先在这次事故中的描写，一言以蔽之：肆意发挥，胡编乱造。
200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评《段子·房东·不被消化掉的人》，批驳了这篇文章。原文如下：
请列位先欣赏下面一段文章：
在一次原子弹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它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下的死因。
看完之后，您有何感想？是哭，是笑，还是啼笑皆非？
我看完之后，先是瞠目结舌，然后是哑然失笑。我万万没想到，作者竟然胡编乱造出这样一个离奇的、荒诞的天下奇闻！
这段文章选自2001年第7期《读者》上的《段子·房东·不被消化掉的人》。作者在《段子》里写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在1979年秋季进行的那次失败的氢弹试验中的非凡表现，比董存瑞还英雄的“英雄事迹”。那一次试验任务，核弹头折戟沉砂，没有炸响。
作者首先都没有搞清楚，那是一次氢弹试验，而不是原子弹试验。
当时我们火箭取样队正隐蔽在爆心南的一个工号里等着朝蘑菇云里打火箭，对事件发生的过程了如指掌，记忆犹新。
电话听筒不断送出重型轰炸机翱翔在爆心上空的信息：
“飞机第三次飞临爆心上空，请首长和同志们戴上防护防护眼镜，塞上耳塞！”我们几个人开始各就各位。
“脱钩！”氢弹被投入蓝天，即将爆炸，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本应该传送出的“10、9、8……”的倒计时声却没有送出来，电话哑巴了。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过了1分钟了，还是没任何动静，我们心急惶惶，又不敢动。
过了5分钟了，依然是没有下文，工号里死一般的寂静，空气都似乎凝固了。
我们的副主任冒广根打电话问指挥部，氢弹为什么没有爆炸。指挥部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外，他们也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故，让我们原地待命。
此时，指挥部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正在紧急商量对策。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方接到指挥部“撤退”的命令。我们怀着种种疑虑驱车返回驻地。车到达驻地，我们一下车，科技处处长李文峰立即迎上来，告诉我们事故的原委：
为了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故，指挥部派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到爆心上空实施侦察，才发现那颗不幸核弹头的落点的方位和状态。
原来是，氢弹出舱后，降落伞没有张开，因此核弹头成了自由落体，一头栽进戈壁滩里，把地砸了一个大窟窿。弹体摔破了，大量核燃料泄露出来，污染了周围一大片，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沾染区。
后来，指挥部派了研究所几个人，穿戴全副防护装备来到沾染区边缘，采集了一部份土壤样品进行放化分析外，再没有派人进去过。
再后来，基地派了几辆推土机将这颗未响的核弹头就地掩埋。
最后，用水泥给它修了一座坚固的坟墓，因为这次任务的代号是21—715，所以李文峰叫它715 坟墓。
这就是事实的全部真相。
作者在这仅仅二百多字的文章里，除了第一句是真的外，其余全是假的。
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
两弹元勋邓稼先虽然是核武器设计所的所长，但他谦虚谨慎，他绝对不会说这种大话。核武器设计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所各部门密切配合才能完成，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作为所长，他主要主持设计，具体设计都是下面各个设计项目组完成的。我经常参加核试验任务数据讨论会，结识了设计所的几个朋友，对设计所知道个大概。再说了，即使是他对这颗氢弹了如指掌，那跟这颗氢弹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这是第一假。
核燃料钚是剧毒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指挥部除了派研究所几个人到沾染区采集了一部份土壤样品外，没有派任何人进入沾染区。莫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两弹元勋，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战士，为了寻找什么重要部件，试验指挥部也坚决不会批准他进去，因为那就意味着让他去送死。
这是第二假。
姑且就算是邓稼先进去了，也根本不可能将数吨重的核弹头捧出来，即便是数十公斤的炮弹头，邓稼先也捧不动吧？要么邓稼先是一个力大无穷的超人，要么他捧出来的是一颗子弹头。
这是第三假。
邓稼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都感到十分惋惜。他是搞核武器理论设计的，又是所领导，不直接参与放射性试验，又不可能用手捧着核弹头，所以最后一句结论还是假的。
这是第四假。
短短的一段文章里，居然造出4处假来，这篇文章就是一堆垃圾，恐怕连一分钱也不值了。
在看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时，我希望这种严重失实的画面不再出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但是，这一幕还是遗憾地在2月18日晚上出现在荧屏上了：
事故发生后，指挥部派一些防化战士去寻找那颗未炸响的氢弹，但居然没有找到。这时，邓稼先主动请缨：我设计的我知道，我去找。于是，他和某某穿戴好防化服装，驱车前去寻找。那么多战士都没有找到的氢弹的落点，居然被邓稼先找到了，真神！
邓稼先虽然没有捧那颗弹头，但还是摸了摸，于是他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
一个著名核科学家如此举动，好像是既无知又愚蠢，真傻！如此表现邓稼先的献身精神，只能严重损害邓稼先的光辉形象。假如邓稼先的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愤慨地：莫说我没有到过现场，就是我我到了，那颗核弹头已经深深地扎进地里，周围都塌陷了，即使我想摸，能摸得着吗？！再说了，那是核弹头，不是孩子的头，我干嘛要摸它呀？！如果如此，那我不是傻得浑身都冒傻气了吗？！
电视剧的编导者们，道听途说，不调查，不研究，不核实，于是又演绎出一段荒诞、离奇的故事来。蒙外行的广大观众尚可，他们能信以为真，甚至于津津乐道：但是，绝对蒙不了内行的、身历其境的科学家们，他们不但不信，甚至于予以批驳，因为他们反对弄虚作假、哗众取宠。
（5）邓稼先、王淦昌等一伙科学家躲在工号里，用望远镜观看飞机投弹，居然看到了降落伞没有打开。
假也！
投弹飞机在10000米高空飞行，201工号在50公里之外，即使用最高倍数的望远镜也不可能看到投弹过程。再者，核爆炸产生极强的光辐射，可传到几百公里之外，在场区参观时必须带上减弱倍数上万的专用墨镜，因此是绝对不允许用望远镜观看核爆炸的。
（6）那颗落地的氢弹，指挥部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断定：它掉不远，就在空爆靶心附近几公里之处！但是，编导者们却故弄玄虚，首先让防化战士们拉网式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这样就让邓稼先出场了。
（7）片中说：核燃料钚是剧毒的，邓稼先由于摸了摸弹头，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编导者们不懂装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钚是α放射性物质，一旦进入体内形成内照射，那是致命的。但是，α射线很容易被阻挡住的，一张纸就能把它全部吃掉，因此对它的外照射是很容易防护的，穿上防护服就足够了。因此，说在这次事件中邓稼先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那是不科学的。
我从事二十来年的α放射性研究工作，实验室里放着一盘又一盘的钚样品，我们随便用镊子夹来夹去，毫不在意的。我也曾经和钴－60放射源打过多年的交道。钴－60放射源放射出穿透力极强的γ射线，这家伙厉害得很，必须把它关闭在厚厚的铅罐中使用。做实验时，必须注意防护。
（8）片中说：邓稼先穿着防护服在现场还照了一张相，留做纪念。
在试验失败了之后，他的心情一定是十分沉重的，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致照相，不合乎情理也！
的确，邓稼先穿着防护服照过相，但肯定是在某次试验之前照的，而不是在其后。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钰等首长，在第一次核试验时就穿着防护服照过相，但是在试验之前，而不是在其后。这些照片，只能证明他们在核试验现场，不能证明他们进过沾染区，因为根本不需要他们进去。
进沾染区工作的，都是普通干部和战士。我和我的战友们就多次穿着防护服，在那片被污染了的土地上走来走去，好像是闲庭信步，根本不紧张的。
（9）他们把事故发生的时间搞错了，提前了十几年。那次事故实际发生在1979年9月，而不是1967年12月；是在第一颗卫星成功发射之后，而不是在之前。
1967年12月的确是发生了一次事故，那是我国核试验第一次失败。12月末，我国进行第二次氢弹试验。核爆炸后，我从30公里处的工号里跑出来，往东方的天空一看，一股小小的蘑菇云悬在空中，我心里咯噔一下：槽糕！甲球响了，但没有引爆乙球！
这次氢弹试验失败了。事后，邓稼先当面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做了检讨。这是事实。
邓稼先是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家，因此他特别关注核测试数据，这样，他和21所的关系相当密切，21所的许多同志也十分了解他，十分敬重他。1986年，两弹元勋邓稼先与世长辞了，享年仅62岁，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了表彰为“两弹一星”研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向他们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此殊荣的科学家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程开甲、于敏和郭永怀等。
这是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最高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