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业多年，有一幕历历如新：那是刚知道编导这个名称奇怪的职业大致是干什么的启蒙阶段，很快便高兴地跟组外拍，跟着大家一起假装忙碌，抬一抬红头灯、拎一拎电池箱，并企图以赛车冲刺的速度完成那传说中从新手到成熟导演的华丽转身。就在我越来越觉得搬东西的步伐彻底体现了影视人的利索，越来越觉得订盒饭的口吻完全是剧组老油子的完美腔调时，一天，我兴致高昂地把那岁数比我还大的正宗德国造大三角架放在一个平台上，麻利地撑开了底座后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头顶劈过来一句问话：拍摄时第一步需要确定的是什么？瞬间，我连同所有的高涨情绪被秒杀殆尽。
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偷偷纠结那答案到底是什么？
如果把那一句晴天霹雳般劈下来的问题翻译成另一种表达方式，大致可以这么来说：面对无穷尽的客观影像内容，以及理论上可运用的无限可能的影视表现形式，你如何从这无穷和无限中选取特定的内容和采用特定的表现方式，从而与你的当下情绪达成一致？打开书本，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很清晰地界定着内容与形式的从属关系，逻辑的缜密严谨和形而上学的超脱，从里到外地证明了结论的毋庸置疑。但书本回答不了从我头顶劈下来的那个问题，那只会在文字的堆砌中绕口令。除非我真地坚持将“傻冒”进行到底，对着别人引用一大段自己也听不懂的哲学言论后，最后加一句：拍摄不也就那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这句话的背后掩藏着我庆幸和感激的表情，因为纪录片的创作容不得浮躁，但这样的时代却给予我机会，让我这样的门外汉一步跨进纪录片的大门，甚至到了以导演自居时却连基本的影视问题都难以回答，多么的神马和浮云啊！但一个导演，为什么要去纠结本该是摄像所面对的问题呢？不是玩跨界，因为那个问题可以换成这样的表达方式：面对一个题材，导演第一步需要确定的是什么？这样一来答案就明确多了，构思、创意、结构、主线脉络、支线细节、故事、人物、情节，乃至具体到风格、节奏等等。面对任何一个题材，每个方面都可以成为第一步，然后展开创作的整个过程。若是按照这样的推论，拍摄时，所见的每一个点，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可以成为需要确定的第一步，显然，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
而“第一步”的精确定义是：它之后的所有内容都是建立在它之上，以它为依据、准绳、指导和方向。之后的每一步都与之密切相关。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
事实上，摄像和导演，这两者从广义层面衡量是属于相同结构的工种，所创作的基本要素都是影像和声音，拍摄手法和编辑手法遵循的规律基本相同，表达的手段以及呈现的媒介几乎完全重合。摄像和导演最终的目的则完全一致：通过影像和声音以及相关联的综合手段来表达主观思想情感。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大体符合数学上同构基本定理的第三群同态基本定理，即：设定摄像是M，导演是N,最终目的是G，那么他们之间关系的数字化叙述是：如果M、N是G的正规子群，M属于N，那么M是N的正规子群；N/M是G/M的正规子群；(G/M)/(N/M)同构于G/N。当然，这样的表述显得过于随意和轻率，缺乏科学的严谨。但表达出的最终意思应当不至于大谬。摄像和导演的同构的性质决定了两者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
还是暂时远离这绕口令一般的理论纠缠，就具体的实例来踏踏实实地在现实世界里走两步，看看到底“不差钱”在哪里。
首次接触重大政治题材是在八九年前，从那时走到现在，有民族题材、国家领导人题材、政治协商题材、法律体系题材等等。在2004年左右，为了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法》诞生20周年，我有幸参与了中央新影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走向繁荣之路》。回顾当年，汗颜难当。八集民族题材，每一集都要有相对完整的内容，但脚本不是由研究民族历史的专家泰斗来执笔，而是由我们一群年轻的分集导演来撰写。十几亿的人口大国，56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风俗习俗、语言文化，怎么写？怎么拍？怎么编？关键是怎么迈开第一步？
面对这个题材，致命的第一步无情地横亘在前。据说，解决问题最快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绕开这个问题。当时我就是以这种所谓的高效率方式，绕开了第一步，从零散琐碎的工作开始了整个创作的过程。这样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之后多部重大政治题材的创作当中。试想，一个摄像不能确定下最重要的第一步，那接下来他面临的是什么呢？是面对现实世界里无穷尽的影像而不知所措。对于一个导演，则是彻底陷入了各种繁杂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换言之，在创作中主体性的丧失必然导致主体被客体的驾驭。本该以强有力的手腕驾驭和题材相关的各种信息的导演，沦落为被驾驭者。坦白地说，这样的情形就如同一个失控的乐队，能演奏出让全场掌声雷动的效果吗？除非，有奇迹。
很不幸，失控的乐队却屡屡发生。直到有一天我再次重复那个古老的问题后，答案出现了。
问：拍摄时第一步需要确定的是什么？
答：定机位。答案要说得再通俗一点，那就是：先把三角架放在啥地方。
传说中的答案以不可思议的面容出现后，我本能的反应是否定。但随后的转念之间，突然觉得那扇密闭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三角架的位置决定了摄像机的位置，而摄像机的位置决定了拍摄的角度、取景范围乃至运动方式，无穷尽的影像世界随着三角架的落地骤然变得如此简单和有条理。不用去纠结拍山还是拍水，是横摇还是推拉，是大全景还是特写，只需要就着眼前所能用的条件，把三角架放在该放的地方，一切迎刃而解。原来真理都是大白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如同实在亲戚，不带半点含糊。根据同构理论同理可得，面对一个题材，导演第一步需要确定的是什么？不是结构，不是主题，不是艺术风格，而是就着你已经掌握的一切，确定导演心中的三角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说的再直白一点，先确定的是你站在一个什么位置来看待这个题材。位置即立场，立场即态度，态度之后一切明朗。位置越准确，眼前越明朗；位置越模糊，眼光越近视。
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例，如若心中没有一个立场，那人物的重点和突出面比比皆是。因为能成为历史人物，必然有诸多常人所不及之处，不可能政府工作报告式地全景式汇报。如果导演以人物亲属的立场来创作，一切材料都可信手拈来化为己用；如果以经济学家的立场来创作，相应的材料又是另一方风景。立场越明确，越具体，创作的驾驭能力越加强大。
再以去年所参与的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铸法》为例，该片副标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纪实”。脚本是由全国人大办公厅牵头各个奋战在法制建设第一线的资深人士编写，他们的立场非常明确：中国法制建设的工作者。如此庞大的课题在他们的梳理下既严谨朴实又井然有序。而作为导演，则彻底遵循这一思路，放弃了过多的影视修饰和形式美感的额外追求，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了与法制建设密切相关的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之上。如果导演没有这样的立场，肯定忍受不了那看似千篇一律的开会，各种红头文件，各种手稿手迹，各种现场声，因为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这些都在及格的边缘徘徊。但是从一个法制建设的工作者看来，这些东西胜过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在这样的铺垫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对这篇文章标题的阐述了。文献纪录电影《情系人民》其实是一个策划了好几年的重大政治题材。策划之初，一是为了契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二是为了契合了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两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因此文献纪录电影《情系人民》要将党的历史、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发展历程等重大内容纳入其中。在最初的策划阶段，是做一个12集，每集30分钟的电视系列片，从国家大政方针到民众生活细节都面面俱到。到最后的方案是放弃这样的长篇巨制，改为90分钟的文献纪录电影。时间虽然大量压缩，但是工作量未见减少。而且带来的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90分钟的时间，表现什么，怎么表现。于是这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问题，导演心中的三角架该放置在何处?
我们最后选择的立场是人民。更确切一点，我们选择的是那些普通的人，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却默默无闻的人，即人民大众。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来看待党的历史、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平视的角度，关注更多的是柴米油盐、吃喝住行、喜怒哀乐。因此电影一开篇，没有宏大的场面，而是一张小小的发票。解说词是这样的：“这是一张不普通的发票存根，它的不普通不仅仅是因为消费者的名字。发票存根上的日期，将人们带入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短短数语，立刻拉近了与普通观众的距离。这样的语言风格贯穿了整个电影。
按照过往的既定模式，重大政治题材的影片语调应该是高昂的，事件应该是重大的，人物应该是典型的，画面应该是大气磅礴的，音乐应该是荡气回肠的。但是在《情系人民》中，这些元素都退隐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日常生活的鲜活事件和语言。在整个电影当中，影片关注的重点始终是老百姓日常议论的话题，这其中包括了水、路、文化、教育、医疗、灾害、法律、亲民、信息公开、海外撤侨、可持续增长、生态、扶贫、三农、老工业、城乡一体、能源等17个方面。这些事件都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息息相关。
即使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的段落，导演依然选取与老百姓联系最紧密的事件来进行表达。比如在讲述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段时，引用了一位普通农民工在全国人大听证会上的完整发言录音：“伙食费360元，通讯费70元，交通费35元，着装费85元，交际费200元，其它的费用100元，总共大概是1000元左右。工资按每月1500元计算，去掉生活开支，仅余500元左右，而仅余的500元里面还有医疗、住房、子女上学、父母和自己的养老等将来必备的开支。”朴实无华的发言成为最有力量的表达。
立场大于天。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考虑，如此繁杂的事件和内容，没有取舍是无法将其纳入90分钟的结构中去的。如果没有准确的立场，每一件历史事件似乎都有在影片中存在的理由，更难以去整合众多风格迥异的画面。一旦将自己的双脚站立在了人民大众的位置上，从结构到内容再到风格都水到渠成。以人民的名义，文献纪录电影《情系人民》得以现在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眼前。以人民的名义，我们脚踏实地，完成了一次对重大政治题材的全新解读。
（本文作者 朱局钊新影历史节目部编导、纪录电影《情系人民》执行总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