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叫王土地》印象及其它 我叫王土地插曲

  曾在“绥远”地区度过青年时代,土默川平原永顺渠畔的生活仍历历在目。1970年初,在包头青山406电厂工地,结交了一些实习的乌拉山180电厂男女兵团战士,听他们讲后套的故事。《我叫王土地》——反映近代包头以西地区开渠引水、开荒济民的戏,焉能不看?
  回味电视剧《我叫王土地》,印象最深竟是宗晓军(上海电影集团演员)扮演的“娘娘腔”文均的两场戏。


  一、身为法官的文均判案:
  书记员,请记录在案:鉴于本案历史久远,纷争纠葛,本庭认为,不宜支持任何诉求。本庭现裁决如下:八个字,尊重历史,维持现状。
  结果是,失败者黄锦绣杀害王土地未成,自己一命呜呼。
  二、身为报纸总编的文均批判王土地:
  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把你当朋友。我希望你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我不希望让你觉得,你在后套、在绥远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黄锦绣。
  当车祸发生后,我听到两句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句就是,王种子撞了人,下车后不顾人是死是活,开口一句:“我爹是王土地!”
  这是什么意思?在他眼中,王土地的儿子撞死人就能白撞。只要是你王土地愿意,可以乾坤颠倒、黑白不分。在他心中,公理何在?司法何在?统统没有!你儿子心目中王土地的形象,你不觉得可拍么?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还有一句,就是你请我吃饭的时候脱口而出,“公道能当饭吃啊?”
  在你王土地的心中,你是后套百姓的救星,因为你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你觉得给了他们饭吃,就可以没有公道;你觉得给了他们饭吃,就可以凌驾于公道之上。后套人把你当神,可怕的是,你自己也把自己当神了!一言九鼎,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样的王土地,再走一步,就是好事做尽、坏事做绝的枭雄。到那时,你王土地是后套之福,还是后套之祸,恐很难定论!王土地,一个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他离毁灭不远了!


  《我叫王土地》毕竟是戏,有戏说的成分。戏中王土地的原型是王同春,此人的事迹、家庭的轶事,2012年1月13日《内蒙古日报》、2012年1月16日南京《现代快报》均有整版的刊登。文字则要附后。另外,“民国29年(1940年)3月20日,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在五原战役中,利用黄河解冻之机,炸破五原以北老杨圪旦附近的乌拉壕堤坝,放水淹盘踞在包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此事“王土地”无功可言,时,王同春已辞世15年。

  一百多年前开挖的八大干渠,使河套地区逐渐由一个沙丘、红柳漫野的荒芜之地,变成一个糜子高梁麦花香的养人之地。他家业富极河套,也因开渠引发纠纷遭致妒忌5次入狱。清末晋察冀陕等省份几次大旱,他捐赠粮食9万余石。他的故事曾被选入民国期间小学课本,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清史稿》——

内蒙古日报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 第10版:副刊


  开渠引灌赛河神


  □晓 荷


  12岁随父从家乡河北来到内蒙古后套,而立之年自开渠道另立山头
  王同春,俗名瞎进财,字浚川,河北省邢台县东石门村人,1851年3月10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里。5岁时,他因患痘,一目失明。7岁入私塾读书,因家境贫困,读半年即辍学。1863年(同治二年),王同春随父亲徒步千里,来到了内蒙古后套的磴口,投奔西走口外的本家族叔王成。
电视剧《我叫王土地》印象及其它 我叫王土地插曲
  王姓族人擅长黑皮工手艺,王成在磴口经营黑皮作坊,他没有儿子,就把王同春收为嗣子,继承家业。王同春天性不喜手工,所以与族叔王成关系并不和睦。一日,13岁的王同春与邻家赵童儿玩耍,不小心将赵童儿打伤。王成将王同春送到后套的西山嘴,那里也有一个黑皮作坊。王同春15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附近农民引黄河水浇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勾起了他天性中隐藏的一种出奇的潜能。那以后,他经常白天黑夜跑出去察看地形、观望水流,用心去琢磨开渠引水的诀窍。第二年,他决然扔下黑皮手艺,跑到宁夏参加黄渠桥水利工程。王成无奈,只好任其所为。
  起初,王同春受雇为附近居民挖渠。两三年之后,他又到临河为别人挖渠,悉心水利,很有长进。在很短时间内,他跑遍了后套平原,发誓要把精力投入到修渠治水上。他让王成说情,投奔到地商张振达家做工。张振达是山西交城人,出口外在后套创立了万德元商号。当他看到修渠开地有利可图时,便决定投资农垦水利。王同春在万德源商号正式当了渠工,并担任渠头。
  有一条黄河的小支流叫短鞭子河,张振达想利用短鞭子河的水源开挖干渠,但是他自己力量还不足,于是就招股合修,四大股系中有一个股东是四川籍兵痞郭大义,王同春因为修渠技术精湛,在投奔张振达的同时,也受到了郭大义的重视。
  沿着短鞭子河修浚的这条干渠叫“四大股渠”,渠长30里。渠成后,水流畅通,灌溉自如。王同春的治水才干,让他名声大噪。四大股东也各得自利,收获颇丰。然而不久,郭大义便采取讹诈、恐吓等手段,将其余几股的土地兼并到自己的旗下,王同春也成了郭大义的亲信兼渠头。
  1874年,郭大义垦殖拓荒,淹没了达拉特旗的牧场,激起了当地百姓的愤怒,于是郭大义便被蒙古旗兵五花大绑,扔进红柳筐内,抬到蒙古旗兵驻地。王同春仗义豪侠,乘夜色摸过去,锹铲绑绳,翻墙而逃,算是救了郭大义一命。郭大义为感激其忠诚,便给王同春划拨了好地一段,任其招佃耕种,自创家业。
  1881年,王同春因学会蒙语便直接与蒙古人打交道,他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渠成,初名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长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
  1882年,王同春辞去“四大股渠”(此时已改为“老郭渠”)渠头,自开渠道,另立山头。原万德源掌柜张振达与王同春结为儿女亲家,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给王同春经营。从这一年开始,王同春凭借智慧和勇气,浚修同和渠。同和渠开通后,王同春与郭大义的儿子郭敏修结为儿女亲家,势力大增。此后,王同春开挖修浚了许多河渠。
  开渠测量创新法,家业鼎盛成“巨霸”
  王同春一生勤奋过人,终年奔驰于田野,察地势、辨土壤,因此,他对后套广大地区的地形、土壤、水文、地质等情况都十分熟悉。他在选择渠道时非常谨慎,要通过数十次的勘测后才能最终选定。每天天不亮他就骑马往黄河岸边走,边走边观察,哪里高哪里低,哪里适合渠道转弯,哪里能够做闸,这些都在他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每逢下雨天,他要骑马冒雨出去观察雨水流动的方向,为渠道走向掌握第一手资料。夜里,他命手下人点几盏灯,分别放在选择渠道的区越内,自己站到上游观望灯火的高低,以确定开渠的最终路线。
  有一次,王同春指着一块地,说一尺以下必有水,旁人不信,掘下一尺,他的话应验了。人们很惊奇,问他原因,他说:“地鼠穿的窟窿,翻起来的土是湿的,这不是很明白的证据吗?”黄河中起泡,他知道水要涨了,对农民说:“你们看,我开这渠,水会跟我来的!”果然渠口一开,水就汹涌地进来了。经过多年反复观察,王同春得出一个结论:河套平原西南高,东北低,这给他开渠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所以他所开的八道大渠都是从黄河“迎水”,然后向东北流去,弯弯曲曲,一直流向阴山脚下,进入乌加河,继而流入乌梁素海,然后南出西山嘴复入黄河,有进有出,灌排通畅。
  开渠路线确定后,就要开始测量渠道了。由于地形高低不平,开渠取土的深度与土方自然不等,所以每处取土多少就成了必须要测量清楚的关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同春想出个土办法,用10个柳编的水斗子,上面涂满白颜色,水斗沿上钉一根竹杆,让人扛着,从渠口开始沿着选择好的渠道每10丈立1个水斗,将10根杆依次立好后,王同春就站在渠口前那根竹杆下向北望,通过白色的水斗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那些水斗的高低。高多少、低多少,他马上记录在木签子上,然后拔去竹秆,换插木签。于是本处取土多少,多大的坡度,就能在木签上找到。竹杆继续前行,依次推进,从渠口一直测到渠梢。王同春这套测量渠道的土办法现在看来极为落后,但却符合科学原理。
  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开发,导致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光绪30年后,后套地区已是渠道纵横,田畴相连,桑麻遍野的膏腴之乡。在王同春开发后套的过程中,其家境也迅速致富。他每开一条渠,就要想方设法从蒙旗王爷和召庙喇嘛手中包租大量土地,灌溉之后,除自己的牛犋耕种外,其余的全部转租给别人,自己坐收地租和水费,以此积累大量的财富,为开下一条大渠而积极准备。
  王同春开挖的渠道可灌水田7000多顷,开垦荒地达2.7万顷,耕种的熟田有8600余顷。他的渠地分布在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和达拉特、杭锦两旗的广大地区。为了便于耕种与管理,王同春在流域内组建了28个公中(耕作单位)和72个村庄,整整100个耕作单位。为他种地的佃户高达四五万人,他每年收粮食23万石(约7000多万斤),年收地租银子17万余两。在黄河后套及整个绥西地区,王同春的财产无人可与匹敌。各条大渠内往外运粮食和运当地特产的大木船有100多艘,牛车马车200多辆……1891年、1899年、1900年、1902年,晋、察、冀、陕等省先后大旱,王同春4次共调出粮食9万余石到各省救济。
  一生命运多舛,5次坐牢长达11年
  王同春非常爱牲畜,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后再吃饭,开渠时自己也夹在工人队伍里干活,他的儿子也逃避不了这种苦差使。王同春一生命运多舛,开渠惹来5次坐牢,牢狱生活长达11年。
  第一次入狱是在光绪初年(1877年)。王同春因开渠和地商陈锦秀争地,并发生武斗,结果打死打伤陈家数人。陈锦秀将王同春告到了萨拉齐厅。王同春被捕入狱,后被萨拉齐抚民同知文钧释放。
  第二次入狱亦在光绪年间。王同春与地商高占旺因渠地发生口角,继而武斗,两败俱伤。不久,高占旺的儿子莫名其妙地被人暗杀,查不清何人所为。高占旺一直与王同春有积怨,怀疑其儿子是王同春所害。于是高占旺到萨拉齐厅告状,因控告不实,悬案未理。高占旺上告到太原,王同春始终不屈。太原审官以查无实据,不能定刑而复令提回萨拉齐厅重审。讼争3年方息,事后才弄明白,高占旺儿子为别人所害,与王同春无关。
  第三次入狱是在光绪21年。王同春大肆开渠并且开垦牧场,引起达拉特旗台吉喇嘛秦斯的愤怒,于是发生武斗,秦斯手下死伤数人。此案发生后,被达拉特旗与杭锦旗官府联合以杀人主谋罪控告王同春于榆林道,王同春被捕入狱,争诉3年方息。
  第四次入狱是在光绪33年。西山嘴附近有个盐海子,为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7个旗所共有,由蒙旗经营。绥远将军贻谷见其中有油水,拟收回官办,结果遭到蒙古族群众组织“独贵龙”的反抗。王同春与蒙旗官府关系甚密,贻谷让手下姚仁山请王同春出山调解。事成之后,贻谷说王同春调解有功,命他到绥远交差,并称要奖赏“花翎顶戴”。王同春到了绥远后,贻谷却听信谗言将他关入监狱。5年后,新任绥远将军坤岫利用王同春与阎锡山队伍中的关系,放他出狱,让他代表绥远将军前往包头与阎锡山部队讲和。王同春去包头与阎锡山部队交涉,阎锡山部队应允。
  第五次入狱是民国3年。王同春奉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张謇之召,进北京共商治理淮河之策。王同春途经绥远时前去拜见新任都统潘矩盈。潘矩盈对王同春不太了解,手下人却对王同春的巨大家产垂涎三尺,想绑他的票,于是就在潘矩盈面前谗言陷害,以修五原城欠工人工钱3000两银子为借口,将王同春逮捕下狱。张謇闻悉,把实情禀告袁世凯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后,王同春才得以释放。
  被指势力强盛巧取豪夺,迫令农田灌渠收缴官府
  王同春接连不断地开大渠、开垦荒地,家业逐渐强盛,引起了其他大地商的妒忌,他们合起伙来对付王同春。大地商陈锦秀是王同春最大的对手之一。陈锦秀早年参加清军,退伍到河套,在南河畔承租了杭锦旗的大片土地,10年间垦荒田100多顷,成了河套南部的富户。陈锦秀家中养了不少打手,拥武自卫,没人敢惹。陈锦秀除耕种百十多顷土地外,更大的生意是买卖骏马,生意兴隆,名满河套。
  由于陈锦秀的土地在上游,王同春每开一条渠都得从他地面上通过,所以王同春就得经常求他高抬贵手,并且答应利益均沾。可生性刁蛮的陈锦秀根本不买账,激怒了王同春。王陈两家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开沙河渠时,渠道要从陈锦秀的地里通过,王同春与陈锦秀再起争端。王同春前面挖开渠,陈锦秀后面带人填平,械斗屡屡发生,王同春因此而被打入监牢。最终,王同春暗中派人挖了陈锦秀的眼睛,使其变成了瞎子。陈锦秀怀疑眼睛是被王同春派人所挖,因而变本加厉地和他作对。王同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暗杀了陈锦秀,此案件轰动了整个河套地区。但是,陈家和官府却拿不到王同春杀害陈锦秀的任何证据,怀疑雇凶杀人也无确切的证据,王同春因此逃脱杀人之罪。
  王同春修渠技术独冠,但他同时也采取了拉拢蒙旗王公,兼并土地;私立刑律,豢养家兵;兼营商业,牟取暴利;勾结官府,巧取豪夺等等手段,发展势力。他经常养有家丁数百乃至上千人。每当农忙季节,后套茫茫田野,为其锄地及担土修渠的有时竟达万人。他对前往投奔他的邢台人,都给予特别的优待,让他们作“二地主”为自己效力。因此在清末、民初,邢台人投奔王同春的很多。1903年,清政府搞“移民实边”,迫令王同春将所属之农田、灌渠交给清朝政府。迫于无奈,他将数十年所凿之渠道和所置之田产一并交官,而官方仅给他赏银1.5万两。
  50多年独立或合伙开挖干支渠4千公里,古稀之年被北洋政府聘为水利顾问
  1913年,地理学家张相文前往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看到河套地区竟然有如此完善的水利系统,非常兴奋,坚持要见见王同春。张相文听王同春介绍了自己50多年来在河套地区治水的种种经历,认为这是中国难得的水利人才。于是,张相文回到北京后,立刻把王同春在河套治水所取得的成就,告诉了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张謇,建议让张謇速请王同春进京,共同商讨开发西北和治理淮河的计划。
  王同春去北京和张謇见面以后,谈自己治水的好多观点,深受张謇的欣赏,就把他聘为农商部的水利顾问。当时正是对淮河治理的一个投入时期,当时北洋政府想治理淮河,王同春就参加治淮委员会,因为治理淮河的经费是从比利时借来的,来自比利时和美国的水利工程师主张疏浚淮河的关键是要引淮河水进入长江,所以,王同春引淮河水直接入海的方案未被采纳。
  王同春在返回巴彦淖尔的途中受到冯玉祥将军邀请,听他讲述有关开发西部的宏大计划。不久,有山西人邀王同春到朔县、应县,指导开渠筑坝灌溉。1917年,已经66岁的王同春又在后套指导开凿杨加河。次年,他又开凿新皂河渠、竣川渠及珊瑚湾。其中,新皂河渠于1920年完成,渠长120里,灌田面积很广。
  1925年,冯玉祥的部队开进河套地区,修整道路,疏浚水道,开垦荒地。此时已经74岁的王同春协助冯玉祥的部队指导督察水利工程的修建。同年6月,王同春因病从黄河水利工地回家休养,不久去世。
  从公元1869年至1924年,王同春独立投资开了5条大干渠: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和义和渠。他与别人合伙投资开了3条大干渠:通济渠、长济渠和塔布渠。这8条大干渠最长的有百里之多,短的也有六七十里,大干渠最宽的有10余丈,窄的也有四五丈。他还投资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干渠和支渠的长度加起来就超过了4000公里,所动用土方无法计算。

王同春的儿女们


  王同春娶过两房妻室,共生6子3女,其子女多早逝,仅存三儿子王英、五儿子王喆、二女儿王友卿。王同春成年累月忙于治水等公务,虽家财万贯,但并不坐享其成,一直参加劳动。他对家人要求很严,但王英不务正业,也不理家务,二女儿王友卿是王家的大管家。
  二女儿二老财  
  王同春富甲一方,是闻名遐迩的大老财,王友卿就成了二老财。王同春1913年来到达拉特旗新民堡开创哈什拉川灌区,之后,他在杨家圪堵村给女儿二老财分了一部分土地,因此,二老财青少年时期曾定居达拉特旗瓦窑沟,17岁时嫁给五原县大油坊的山西大地商张寿鹏,她32岁守寡,未曾再嫁。
  二老财姿色姣好,且极妖媚,凡其所爱,未有不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者,据说脍炙人口的鄂尔多斯民歌《上房瞭一瞭》,就是以其为原型创作的。其实,二老财在军事上是很有一套的。著名作家冰心在其《平绥沿线旅行记》中,曾写了一篇名为《二老财》的文章,对二老财的巾帼不让须眉曾大书特书,“说她是奇女子,是后套的穆桂英。1928年,赵二半吊子围攻五原城之役,是她单骑退贼兵。当年,她的兄弟们在工人队伍里辛苦挖渠,而二老财却骑马佩枪,在河渠上巡视指挥着”。还说:“光绪三十三年,王同春入狱后,王家的一切:打手,工人,田庐,牲畜,都归二老财一人分配管理。她的身边,常有三四十个携枪带刀的侍从,部下有不受命的,立被处决。她号令严明,人民对她和对她父亲一样,又惊慑又爱戴。”
  1937年,日寇侵占绥远包头时,二老财投靠了日寇,当了日本特务机关设在包头的道生组织的联络员和情报员。1951年8月她在包头被人民政府镇压。
  三儿子王英五毒俱全  
  王英从小游手好闲,吃喝嫖抽赌五毒俱全。1923年7月,王英与哥老会老龙头杨万祯纠合土匪600余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被迫将王英队伍改编为绥远骑兵第二营。后在北京因军纪太坏,被缴械遣散。1925年初,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率部来包头,大肆抢窃冯军的枪支,因冯玉祥命包头镇守使石友三剿匪,石友三捕杀了杨万祯,但对根深蒂固的王英采用怀柔政策,委任其为五原、临河保安团长。王英将土匪和地方保卫团队800多人改编为四个连队,并当上了绥西哥老会的老龙头。
  1926年9月,冯玉祥进驻包头,亲自到五原参加哥老会的拜山仪式,并委任王英为包宁护路司令。1928年,王英又与张作霖拉上关系,奉张的命令向河曲、偏关进军,攻打阎锡山。他选拔精兵1500人,途经二十四顷地和准格尔旗,向教堂和那森达赖开火,打了两天三夜,将那森达赖部打败,得张作霖奖励。
  1931年,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王英到察北一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王英表面通电抗日,实际仍盘踞后套,按兵不动。傅作义令王英到归绥面商事宜,王英抗拒不去。阎锡山令傅作义全力剿除,王英离开临河东窜。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英和冯玉祥拉起五原拜山的旧交情,冯玉祥任命其为察北游击司令。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王英在天津和日本特务拉上关系,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日寇投降后,王英又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参加内战,1951年在北京被人民政府镇压。

 
“河套穆桂英”
为何羁押三年后才审判

现代快报 第A31版2012年1月16日 星期一


  1936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有“河套穆桂英”之称的张王氏因为私藏枪支,经包头地方法院判刑一年零十个月,但是因为已经羁押了三年,所以被宣告执行期满,无罪释放。这个张王氏究竟是何许人也,“河套穆桂英”的称号从何而来?而一个妇道人家又怎么有胆量私藏枪支?既犯了罪为何又迟迟不定罪,三年后才审判?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唐蕾
  私藏枪支犯法,却只是关押不审判
  1932年秋天,苏雨生部溃匪张福来、刁广琴等九人由固阳县潜逃到内蒙古的五原县,就藏在这位张王氏家中,当时这群人身上带了军用大枪四支,也一并交给张王氏保存。后来风头过去了,几个人找张王氏讨要那四支枪,张王氏一口否认,坚决不给。要了几次都没结果,几个人一怒之下,便跑到五原县府举报。张王氏当即以私藏枪支罪被扣押了,结果一扣三年,也没判出个结果。
  直到1935年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来绥视察司法,张王氏的幼子趁王部长出绥远饭店行馆时,上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请求依法解决母亲的事情。王部长当时便令绥高等法院从速办理,该院即令五原县府将案件移转管辖,在包头市司法公署审理。张王氏于1935年12月被押解到包头,经包头市地方法院于12月12日判决,处徒刑一年十个月,但是因为关押了三年,执行期已满,当即释放。
  1936年1月16日,记者采访了刚刚释放不久的张王氏。已经59岁的张王氏戴着顶黑绒帽,穿着青布面皮旗袍,“体殊胖硕、发鬓苍然、精神甚佳”。谈到自己几年的牢狱生活,涕泪交流,说自己父亲王同春、夫家张家都在河套从事农业生产,弟弟虽然是个土匪,但是自己并没参加过任何土匪的活动。
  张王氏说,平时那些贫穷无告之人,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但凡来求她的,她都帮助人家,因此也就招人妒恨了。她此番入狱,关了三年,此前就听算命的说过,自己会有千日之灾,当时觉得是迷信,没想到真的应验了。又说到五原县前县长,因为听信他人谗言,把她扣押了三年。“但事后这个崔县长也悔悟了,据说当年是打算立地枪决我的,但是崔县长因为在途中遇到旋风的阻挠,而认识到判我死刑可能有不当之处,才让我苟延残喘到今天。现在我灾患已满,以后就打算闭门礼佛,再也不过问其他事情,以小米粗布度余生了。”
  这个女人不一般,有个“龙王”爸爸和匪首弟弟
  采访中,这个张王氏很善言辞,避重就轻,把自己入狱说成是命中一劫。言语中却随口带过其父王同春和做土匪的弟弟,她的父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原来王同春可大有来头,被当地人称为“河神”。王同春很小就跟着祖父来到塞外河套地区做生意。但是他更喜欢从事挖渠浇地一类的劳动,常常受雇为居民挖渠,因此悉心水利。王同春也确实是个水利方面的天才。有谋略的他先是租地,自行垦耕;后来索性把附近的土地和渠道收买过来,于光绪十八年进一步开挖丰济渠,历经8年完成。到1904年,王同春已经拥有干渠5条,支渠270多条,修建的总长度超过了4000公里。因为一只眼睛失明,人们都叫王同春“独眼龙王”。
  1913年,地理学家张相文前往西北地区考察。他看到河套地区竟然有如此完善的水利系统,一打听非常高兴,立即找到王同春。两人一交谈,张觉得王同春是个难得的水利人才,便把他推荐给时任农商部总长的张骞。很快,王同春被聘为农商部的水利顾问。1925年已经74岁的王同春,在协助冯玉祥部队指导督查水利工程的修建时得了重病,不久就去世了。他的事迹后来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清史稿》中。
  王同春在势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招兵买马,他的二儿子王英仰仗他的势力,成了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后来日军打到五原时,传说王英做了汉奸,据说解放后终被缉拿归案。
  慷慨大方、足智多谋,冰心盛赞“二老财”
  原来,这个张王氏家中竟有如此背景,但是和弟弟不同,她可是一个真正的女中豪杰。张王氏聪明、漂亮,据说当地一首颇有些色情意味的民歌小调《上房瞭一瞭》中,那个漂亮的“二妹妹”说的就是她。十七岁那年,她嫁给了当地一个开油坊的张姓大商人。不幸的是,丈夫没多久就死了,张王氏又回到了娘家,成了父亲的得力帮手。
  张王氏虽为女子,但从小跟着父亲学习骑射,行为有男儿气,为人豪爽仗义,足智多谋,很受王同春的喜爱。当年她的兄弟们都要在工人队里辛苦挖渠,而她却能骑马佩枪,趾高气扬地在河渠上巡视指挥。王同春去世后,王家的家业更是由她一人打理,所以大家都称她为“二老财”。张王氏为人很慷慨,王同春生前养了一批人,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王同春死后,张王氏仍然供养着他们。当年王英统率的土匪多为王同春的打手,因此这些人又多和张王氏有交情。河套地区的土匪遇到困难了,张王氏都乐施援手。有时一些贫民向她求助,她也毫不吝啬,慷慨解囊。平民家的姑娘被土匪劫去了,只要她给句话,立马就会放人。即使后来王英的匪众被歼灭了,她在五原地区仍安然无恙,其势力可见一斑。
  冰心就曾经为张王氏写过传,对这素未谋面的女子,冰心热心地打听她的故事,毫不吝啬地赞美道:“她天真,她坦白,她任性,她没有沾染上半点矫揉忸怩之气。她像‘野地里的百合花’……不,她不是一朵花,就是本地风光,她像一根长在河套腴田里的麦穗。”冰心盛赞她是“河套穆桂英”。
  为除后患,五原县长关了“二老财”三年
  然而,张王氏也绝不只是靠乐善好施闻名,她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她的身边总是跟着三四十个携枪带刀的侍从,部下中有不听命令的,立即处决。据说当年王英还在部队带兵时,惹出了麻烦,众人不服从他的领导,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没了主张。张王氏给了他一记耳光,大骂他没用,然后飞身上马到军中,只几句训话,便万众无声,重新拥戴王英。
  在《二老财》这篇文章中,冰心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当年王英的残党四散劫掠,变成流寇,匪首杨猴小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年春天,杨猴小的一队部下,截住了一辆骡车,正在一哄而上、声势汹汹的时候,车帘开处,二老财从车上慢慢地跳了下来,说:“你们不忙,先看清我是谁!”这几十条好汉定睛一看,吓得立刻举枪立正,鸦雀无声,让这辆骡车过去了。可见,张王氏当时在土匪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冰心还讲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人说五原地区的抢劫案多是二老财手下所为,五原县长就把二老财抓来。二老财上堂慷慨陈辞:“王英是我的亲兄弟,他作恶坏了事,我并没有逃走,足见我心无他。至于说我家窝藏着坏人,这也不是事实,我家里原有些父亲手下的旧人,素来受过父亲的周济,如今我也照旧给他们些粮米,这是惜老怜贫,并不是作奸犯法。请问捉贼捉赃,我家里有盗赃么?有人供攀我是窝主么?”县长听了这一番理直气壮的话,觉得很难发落,又因她是王同春的女儿,众望所归;而且严刑之下,也不能使匪徒供出二老财窝藏的事实来,就把她释放了,只同她立下条件,不许再招集流亡。
  这段故事正解释了《中央日报》上张王氏被拘三年的原因,私藏枪支只是个幌子,县长想打击张王氏的嚣张气焰,清除后患才是根本原由,但是张王氏毕竟是张王氏,匪首都敬她三分,县长也不敢杀她,就一直关押着,直到她的儿子找到王用宾,才把她放了。
  人物追踪
  “河套穆桂英”出狱后结局怎样
  冰心在《二老财》中深情地写道:“王同春的声威,都集在她一人身上了,民十七赵二半吊子围攻五原城之役,不是她单骑退的贼兵么?西北的危难,还在刚刚开始,二老财,你是民族英雄的女儿。你还没有老,你的快枪在哪里?你的死士在哪里?”在冰心眼中,张王氏是不折不扣的女英雄、女豪杰。那么从五原县释放出来的张王氏结局怎样呢?
  事实上,被释放后,有关她的报道就语焉不详了。是不是像她自己说的从今往后闭门礼佛,不问世事,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张王氏的说法仍层出不穷:有的说,虽然有人举报她通匪,但因为缺少确实的证据,她为人慷慨,口碑甚好,在当地很有威信,政府也不能拿她怎样,她仍然受当地人的尊敬;也有人说张王氏是爱国的,她劝王英不要做汉奸,只是王英不听;还有人说张王氏后来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组织的联络员与情报员,1951年在包头被镇压了。

傅作义将军绥远水淹日军


  民国29年(1940年)3月20日,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在“五原战役”中,利用黄河解冻之机,炸破五原以北老杨圪旦附近的乌拉壕堤坝,放水淹盘踞在包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使乌加河到四义堂村数十里间变成一片汪洋;灌区人民也配合部队放开丰济、皂河、义和、通济等大干渠淹没主要公路,断绝日军退路,使日军的汽车、坦克陷于泥淖冰水之中。激战中,日军溃散于水围绝境,大部分被击毙、淹死。日皇族水川伊夫中将也被击毙。

  1936年11月,日军入侵内蒙古地区,傅作义先后发动了三次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和五原战役,三战三捷,打出了中国军威。其中,最经典的战役当数五原战役。
  当时,傅作义决心攻打五原,收复失地,他召集手下团以上干部研究打“五原战役”。会上,傅作义说:“河套的存亡关系到西北大局的安危。我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我只求你们两个字——胜利!誓与河套共存亡!哪怕剩一兵一卒,我傅作义也绝不离开!”
  傅作义随即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先打五原城,再攻五原旧城。商议已定,各部遂秣马厉兵,等待作战时机。
  1940年3月20日深夜,攻取五原的战斗打响了。突击队的几名尖兵冲向城南门口,干掉了6个守兵,占领了城门。接着,800多名敢死队员像猛虎般冲上前去,用“掏心战术”突进五原城内。新31师随后攻入,顿时,枪炮声骤起,全城震动。
  日军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有的刚一出门就被消灭了,有的还在床上脑袋就搬了家。天快亮时,日军司令部、弹药库、粮库等都被彻底捣毁。日伪军死的死、逃的逃,五原城遂被收复。
  随后,新32师等部对五原旧城发起了猛攻,遭到了伪蒙军的顽强抵抗,傅部将士奋力冲杀,弹雨如林,双方伤亡惨重。正在这时,傅作义派出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在炮兵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英勇冲杀,打垮了伪蒙军,第二天即攻克了五原旧城。
  然而,日军不甘心如此惨败,急忙调增援的机械化部队分乘100多辆汽车、坦克,耀武扬威地从包头赶来。
  傅作义知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厉害,早在开战前夕就想好了对策:他命人连夜炸毁乌加河的路口桥梁,同时掘开各大渠大堤放水。霎时,乌加河水像脱缰的野马,汹涌奔流,一夜之间,公路被淹没了。
  日军机械化部队不明就里,横冲直闯,道路泥泞,坦克、汽车陷入泥淖中动弹不得,完全丧失了优势。日军忙着架桥,不想傅作义竞在此处设下了伏兵101师。一声枪响,火炮齐鸣,喊杀声大作,日军慌了手脚,101师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打得敌人无法藏身。
  然而,日军虽伤亡惨重,但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溃败的日军以飞机和猛烈的炮火作为掩护,急匆匆地逃向五原旧城。但城内连一个兵都看不到,日军担心再中傅作义的计谋,急忙撤出了五原旧城。
  谁知,日军刚一出城,就遭到了傅作义麾下的游击队的截击,原来,傅作义早就料定敌人会逃进五原旧城,于是将计就计,定下了“守株待兔”的计策。日军残部伤亡惨重,且战且退,几经拼杀,十几名日军护卫着一个骑毛驴的军官逃了出来。这个军官就是日本皇族中将水川伊夫。
  水川伊夫逃到乌梁素海附近的四柜村时,又遭遇了游击队,两个枪法好的战士同时瞄准了水川伊夫,两声枪响,水川伊夫中弹落驴。一阵猛攻后,其他日军也都魂丧于此。
  23日,五原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少有的收复失地的大胜利。国民政府为此特电嘉奖傅作义,各大报刊都以“五原大捷”为题争相报道,傅作义的威名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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