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 谢彦波

2008年12月28日19时33分53秒-188-

本报记者 李海鹏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

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

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数字不断上升,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 谢彦波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现在,上海那些整天在外面补习奥数、在家里被逼着做作业的孩子们,以后会怎样呢?国内的教育,60年没有培育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该死的教育制度,罪恶滔天,早该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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