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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此文作于2007年高考30周年之际，只是一些零散的大学生活记录，自觉还有些味道，转发过来，以供同好交流。（原载山东教育出版社《我们七七级》，2008年版）
如果说，77级的同学们在分别30年之后正在热切地盼望着最近的一次相会的话，我似乎觉得我自己更有着一种特别的急迫，因为在1982年年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不在学校，虽然我能想象同学们那种依依惜别、那种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向往，但我不能同他们一起分享，尽管我当时给全班的同学写了一封抒发洋溢于心胸的激情的信并寄给了老牛——现在依稀记得那信引用了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句子，感叹“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并寄意同学，望各赴胜地，尽骋洒潘江，倾陆海之能，所谓“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也。
真所谓“时光荏苒”，转眼30年矣。记得升学考试的那会子，11年的学生，年龄差距，几有半代；我本人是“老三届”，66年高中毕业，曾在莱芜钢铁厂教高中，和我的学生王小平同时参加考试，颇有隔代之感。这么多的考生汇聚一起，熙熙攘攘，盛况空前。考试回来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说那场面“不似康梁会京都，也胜万国赛桌球”。可见也是兴致勃勃的了。
由于是十几年的夙愿，所以进大学之后，就有一种神来气爽的感觉。对大学生活，是非常珍惜的。
但是，这个大学梦圆得太晚了，晚了整整11年半啊！所以很快，在那首打油诗里所作的“对镜不愁云鬓改，杀须未解年华悠”的自嘲，被另一种心情代替了。
在班里，论年龄，好像我是老三。当看到老大穿着他的想必是很美丽的胶东妻子为他做的那双精致的牛鼻子瓮（注意此字是别字）鞋步履生涩地跑步的时候，当看到老二坐在铺上盘着腿动作娴熟地卷纸烟舔唾沫的时候，就油然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于是，就瞄着学分制下功夫，准备提前修完学业了。所以，我尽管被告知，是作为后备干部被从另一个已经录取我的大学中调换来的，我还是热衷于学业的完成，并很快辞去兼任的班长，而由老牛接任了。
同学们说，真是巧啊，一个“猪”，一个牛。可我心里想，我那“猪”是假的，他那牛是真的；只不过，我也牛，是含而不露的牛——我是“八牛”啊！
当然，我“八牛”没“牛”就走了，留下那一个老牛，一牛牛了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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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取了 周来祥先生的文艺学研究生，和我们77级的同学相处了1年半就分开了。但是，它留给我的美好的记忆太深刻、太丰富了。甚至我直到今天，仍然坚持当时的感觉给我的看法：大学的同学是最可回忆、最值得铭记的。这倒不是通常所说的是最浪漫的年龄、最激情的岁月，因为，对我来说，这时应当是最富创造性、最能够放射光彩的年代，而我要在这样一个宝贵的年代去学习早就应该具有的知识和本领，因此，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获得了、体验了大学时代的最纯真的感情，还有留下的那些永远抹不掉的音容笑貌——
老贺的周到细微，伟华的沉稳优雅，曹庆文的笑语联翩，幼川的浪漫风度；
我认为很有潜力的二班的那些同学，像耿建华娓娓道来的相声之才、姜智闭着眼睛下棋的本领、杨奇待人温和沉静、蔡宛柳走起路来宛若春柳扶风······
还记得当时就小有名气的《红楼梦》评论家张济和，这一位老济南对济南方言也有很好的体察。他告诉我们济南方言分高八度、中八度、低八度，并用这“三八度”示范说：
“卖大米！”——是高八度，卖大米的；
“倒垃圾。”——是中八度，收垃圾的；
“有人吗？”——是低八度，掏厕所的。
这济南方言被评论家作了音乐化的解释。但是，张评论家当时没有说，大概在他的这三八度说中蕴含着“语言就是音乐”的普遍规律。例如年龄小得多的张魁中说起话来好像阴平调特别多，尤其是在疑问句后；王广玲的上声特别突出，好像是特意亮着嗓子唱出来的。
保江和树铮是潍坊方言的西腔，“娘桌聊”（应是“那样着了”的连读和变音）好几年，现在仍然“娘桌聊”，虽然乐感不甚鲜明，这和昌邑南部的方言之“囊”（“那样”连读）有共同点，但恰好表现了潍坊人的低调，所以走出潍坊地面听起来就感觉很亲切。
还有现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华，不露锋芒；现任出版局副局长的杨学锋，温文尔雅······
谭好哲当时就在文艺理论上下了不小的功夫，赢得了一位女作家的青睐······
徐中卫少言寡语，经常无声地笑笑，问他，就说说他心里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对《拉兹之歌》很感兴趣，尤其对每一句的结尾双唇音“姆”的发音的跌宕摇曳，还轻轻地模仿着：“阿达拉姆、阿达拉姆、阿达拉姆姆~~~~”
一组里有位马磊，喜欢眨巴着大眼睛看徐伟华。后来苗老师找我，要我找他们谈谈，说学校里不让谈恋爱；我还听说，好像是每逢星期四吧，记不清了，就有“政经”（政治经济学系）的人盯梢看他们谈恋爱，我还说过：“你们‘政经’人不‘正经’啊。”再后来，尽管学校批评（因为有打小报告的），我们还是“无能为力”，苗老师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了，而我是闭着两只眼了，尽管不时地有聒噪之声。再后来，徐伟华和马磊都进京了，有记者采访马磊同学，马磊还说我是“月下老人”，看来不做歹事即好人啊。
还记得孙笑鸣，她总是有鸣即笑，不笑不鸣。现在住加利福尼亚的弗兰西斯科，丈夫名字叫高潮，是一位科学家。1996年我到美国考察，也是温文尔雅的孙少华，陪我去看望了她，住在绿荫环抱的一所宽敞的房子里，谈话间两个被洋化了的小儿子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捉迷藏，小的还一个劲儿地告状，说他藏身的时候大的老是Peek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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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说我们的老师啦。
进学校不久，我发现我的年龄比我们的辅导员还大，也许还因为我有个“副科级”的头衔，系党总支书记对我说，“要好好帮助小苗啊”，但我不感觉他小，而且视他如同长辈。他有一种淳朴憨厚的作风，没有心计，哈哈哈哈的，笑起来的样子就告诉你，他把什么都说了。和他共事很轻松的，这种人在当今社会不多啦。
系党总支副书记是王少华，他好像是工农出身，温和宽厚。我们接触还不很多，但很投缘，可惜他不久就调到别的部门去了。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还是距今近30年的样子。
我感谢他对我的善意的理解。
还有侯民治老师，平易得很，对我们几个大年龄的，相当客气。据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他是来试讲的，正准备调进山东大学，但事先我不知道。系里的负责同志找我征求对侯老师讲课的意见，我说他很认真，但有点儿匠气，像是给中学生讲课似的。这话据说会给侯老师的调入造成不利影响，我感到有点儿歉疚，于是就又找那位负责人对他说，他讲的是很好的，只是对大学生讲课应当从理论上再多讲一点，而他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他的课很受我们欢迎。他很能接受我这个“土八路”的意见。记得有一次他讲袁鹰的《井冈翠竹》，津津有味，说写得很美，但我感觉意象零乱，比如，一会儿说，“井冈山的竹子啊，你总是那么青”，一会儿说，“井冈山的竹子啊，你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他再讲时就转达了我的意见。 90年代末我发表长篇小说《寒风竹》，还特意去征求过他的意见，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后来听说他已作古，深为痛惜，在此给侯老师深鞠一躬吧。
我很敬重吕慧娟老师——她的人品、她的学问。大概是由于招生时就有的想法在起作用，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她曾找我，问我的学业兴趣爱好，还谈了外国文学等等，最后那意思是本来想让我到学校担任学生干部之类的，但我一定要考研究生，就只好作罢了。说到考研究生，她问我想不想考苏俄文学，我说我虽然学过俄语，但那是读初中的时候，早忘了，并且也不愿意学它，特别是一想起那个俄语老师念俄语的样子，他那个夸张的浓重的喉音，至今想起来就嗓子不适。但自那以后，吕老师是我登门求教的几位老师之一。
我特别感谢董治安和钱增怡老师，在我的学习生活中，他们给了我许多关心、帮助和鼓励。他们是很正直的知识分子。有一阵子，我经常去打搅他们，后来想起来，一直不好意思。钱增怡老师听说我要考研究生，就热心介绍我去见殷焕先先生，我也愿意了。但也颇费思量：我那时感觉我自己当过兵，进过工厂，立即坐下来研究“那家伙”，怕坐不住，加之对文艺学还有些接触，觉得学起来更顺手一些吧，所以在钱老师领我去殷先生家的路上就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跟钱老师走到殷先生的家门口的时候变了卦。但钱老师还是很原谅我的“出尔反尔”，当时就给我的火辣辣的脸上降了温。
附记：但我那时还是很关注殷老先生的。他的逸闻：报纸挂在绳子上，背着手歪着头读，来了客人要为客人掀起报纸以方便客人钻过去；那些大作是用了孙子扔掉的铅笔头在用过的纸的反面坐着随便一捆书伏在床铺上写出来的······直到毕业后，我还时常与人谈殷老先生的逸闻。前不久，在旧书摊上偶然看到殷老先生的一宗手稿，才确证“此言不妄”——在一页稿纸上贴着一张烟盒纸，把烟盒纸反过来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于是我就“慷慨解囊”，买了下来，以免流散损坏。
张可礼老师的文学史给我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考了研究生，没能向他多多讨教。我本来是很喜欢曹操父子的，特别是曹操的那些慷慨悲歌，没上大学就背过了。可是因为考了研究生，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后来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向他告别，诉说了许多衷曲，并且非常感谢他的理解。
曾繁仁老师是一位治学严谨精明干练的学者型领导者，听他的文艺理论课就像是听人读一本精炼的书，后来他做过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自觉对我很有些厚爱。虽然后来他当了校长，但还是那么平易近人，热情友好······
我对牟国胜老师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每次讲课，都有一种潇洒的风度，加上他那潇洒的胶东方言。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我经常找他玩，知道他很超前——那时就喝加了麸皮的稀饭减肥······
我很感兴趣的老师要算姜可瑜了，他很有性格。记得我考研究生前，有几次没去听他的古代汉语课，他表示过很不满意，有同学传话给我，提醒我小心期末考试别考不好；我也对他不满意，心想我考研究生是学校批准的，我自己又找他请假没找到，做老师的怎么如此计较!但是，古代汉语考完后，我的分数是90分，据同学们说，姜老师说，我的卷子就是没有多少错！我就马上感觉到，这个姜老师是一个很叫真的人。到后来又听说，他竟然写了一封状告很有地位的领导人的信。已经是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多年了，在一个较为随意的场合，我问他：“姜老师，听说你写信告过xxx的状？”他认真地说：“是的。我到有关地方作了调查后写了检举信，开始是想请学校党委逐级上转，但是学校党委不给转，我就自己从邮局寄了挂号，而且盖上个人的图章以示郑重负责。可这么多年了，也没有答复。”我笑了，我似乎感觉到在这一点上我比姜老师高明——我知道这样的事是没有答复的。他也笑了，只不过看不出是无奈的苦笑，还是“觉悟”后的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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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这是事后诸葛亮，是付出了许多“学费”的结果。
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在中国，许多事是说不清的，要说清就好比要倒糨糊。一只手沾了糨糊，你想用另一只手把它弄干净，结果另一只手也就有了，而你想再把这另一只手弄干净，那只手又有了，这样倒呀倒呀，两只手就都沾满了糨糊。谁知哪只手原来是干净的！
用一句套话说，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其实我就有过典型的倒糨糊的经历。我的那位在家里务农的“老实得治不得”的弟弟因交不上三提五统款被乡干部狠狠打了一顿，又蹲了公安局，目的是“杀鸡给猴看”，乡干部们也很得意这一招，但是当我去找有关方面说说明白的时候，结果就成了我弟弟打了他们。于是就倒呀倒呀······
紧接着，围绕我的《寒风竹》，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倒糨糊运动。要知道这次倒糨糊运动倒到什么水平，看看对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最近在网上的自我介绍就略知一二。直到今天，应聘为告《寒风竹》“侵权”的人打官司的一位律师还在网上自我张扬，说什么“曾承办国内第一例长篇小说《寒风竹》侵害名誉权案件”，这不就是在继续倒糨糊吗？他手上至少有三摊糨糊：一摊是，既然已经明确这案子是“长篇小说《寒风竹》侵害名誉权”，还用得着他去“承办”？看来该律师一开始就对自己“承办”的案件主旨不清，不知道自己“承办”的是“某某某诉长篇小说《寒风竹》侵害名誉权案件”；二摊是，案件宣判的权限是法院和法官，该律师只是受雇于人为人打官司，长篇小说《寒风竹》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由法院和法官宣判，律师并没有权力说这是一宗“侵害名誉权案件”，显然该律师对律师的权限不甚了了；三摊是，该律师说自己“曾承办国内第一例长篇小说《寒风竹》侵害名誉权案件”，那还有谁承办了“国内第二例长篇小说《寒风竹》侵害名誉权案件”呢？显然该律师陈述问题思路混乱。这样的所谓律师怎么会不倒糨糊呢？
倒糨糊是一种需要，是一种目的，是一种习惯，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有不倒糨糊的，或不想倒糨糊的，那就万难万万难了，会有人给你抹上一把糨糊。
因此，如果倒糨糊倒不清也就罢了，但是既然倒不清，就有受冤的和得利的，于是就进一步发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云遮雾障，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于无有处有还无”，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似乎整个世界要颠倒过来看了。
如果能颠倒过来看也就罢了，那也就能够把那把糨糊倒利索。但是也不成，否则就不成倒糨糊了。
真被倒糨糊倒累了、倒晕了啊！
于是，剩下来的就是透过糨糊般的迷迷糊糊、粘粘糊糊，去寻找晴天般的清清爽爽、朗朗爽爽，去寻找那一片靓丽的、清新的、湛蓝的明净。
于是，也就有了像李商隐那样的在茫茫的巴山之夜的寄托——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山东大学资料收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