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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月28日,发文纪念.
附文：十九路军与粤军
第十九路军并不是教科书和宣传中所说的象草台兵、杂牌军似的，也不是受到排挤、被送前线的所谓异己，而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坚，中央军中的姣姣者，其前身原属于孙中山粤军第一师所部。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时期，中国各系军队或军阀一般以地域名称呼，例如直军、皖军、奉军、桂军、滇军、川军……。
所以又把孙中山在广东的这支军队称谓粤军。随着革命在南方数省的发展，各地、各种军队的加入革命，粤军成为革命军中的骨干。由于孙中山革命几经失败和挫折，孙中山在广东组建的军队始终是孙中山革命的基础，于是又有人把粤军，把第一师称谓孙中山的“嫡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建立以后，粤军和黄埔军校成为孙中山革命的主力军。北伐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粤军第一师改编为第四军。
随着北伐军不断壮大， 随着冯玉祥、阎锡山……地方军队和原北洋军队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人们仍然习惯把这些军队以地域名称呼。从南方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称谓“北伐军”。在战争中，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第四军以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3个师和叶挺独立团为基本队伍。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以后，参加北伐的陈铭枢一支扩编为第十一军，张发奎一支沿用了“第四军”番号。
留在广东根据地的陈济棠一支，往往也以“粤军”的称呼。所指的粤军与当年孙中山时期的粤军的称谓，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些史书往往混淆。
张学良易帜，把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于是，奉军被称为“东北军”。自从南北统一以后，人们习惯把留在地方的北伐军和地方性质的国民革命军以及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国民革命军，称为地方军。把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挥的北伐军（野战部队）称为“中央军”。
由于当时中国的统一，最终是各地、各地方势力和各政治军事集团势力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达成，尚没有能够消除地方割据或者军阀割据状态，许多县、省和地区实行地方自治，一些军队的军费来源于地方财政，一些军队依靠中央财政。于是，又有把依靠中央财政的军队称为中央军。
十九路军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挥。前期，由中央政府供饷，广东封疆后由该地财政供饷，有时由中央财政补饷或供饷，封疆福建后由地方财政供饷。某种定义比较复杂，也是矛盾的根源。但，第十九路军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一支劲旅。
其实，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江、浙及周边五省，有许多地方军队的军费开支或者军饷远远优于中央军。当时斗笠、绑腿、洋枪、大刀，北伐军、中央军的装备普遍如此。远不及东北军、西北军。中国军队在装备上的变化是在1934年整编师计划以后的事。
中央军或者北伐军，虽然在装备上、素质上远远不如苏联红军和日本皇军，但毕竟大多数指战员是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出身。
陈铭枢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 蒋光鼐、戴戟等是陈铭枢同窗，参加护法战争后经陈铭枢介绍加入粤军第一师；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 ”
（附文2）十九路军的来龙去脉
粤军第一师是当时孙中山亲手缔造的第一支国民革命武装部队。
师长邓铿罗致了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军中骨干，像陈可钰、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薛岳、余汉谋、叶挺以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
陈铭枢为该师的模范团，第四团团长，戴戟时任他的少校团副，蒋光鼐、蔡廷锴分别为第四团的营长和营少尉官。全团军官都以保定军校学生为骨干。
1924年，国共合作后，陈铭枢晋升为粤军第一旅旅长，蒋光鼐升为粤军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蔡廷锴为第二团营长。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7月8日，北伐战争前夕，对军队进行整顿，正式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军。原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原蒋光鼐的第二团扩充为第十师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蔡廷锴、孙绳、戴戟分别担任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团长。他们与叶挺的独立团等，同为第四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攻坚劲旅。
1926年，北伐战争中第四军鏖战湘鄂，所向披靡。汀泗桥之役，军阀吴佩孚亲督主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为惨烈。这一仗为攻克武汉打开了通道，自此，善打硬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威震四方，被誉为“铁军”之称。
后来宣传中，将叶挺独立团与第四军混为一谈，实在不是偶然的。以后的新四军，沿用第四军的老番号（新编第四军），聘请叶挺任军长。《新四军军歌》开首那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此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及四军各团英勇奋战，戴戟在第一线亲冒矢石，率军奋力冲杀，激战中身负重伤。
1927年，北伐军光复武汉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陈铭枢为军长，分编为第十一军第十、第二十四两个师。蒋光鼐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蔡廷锴分别担任第二十四师的正、副师长。许志锐26师，加入第十一军序列。
3月10，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坚持取消二届中央全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
4月，宁汉分裂。陈铭枢辞职，赴南京追随蒋介石。蒋光鼐、戴戟随之脱离武汉。留蔡廷锴接任第十师师长。
8月1日，第十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蔡廷锴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并担任左翼总指挥，是起义领导人之一。
8月9日，起义军退至进贤县时，蔡廷锴驱逐在第10师的共产党员，脱离起义军，带走了起义军近四分一兵力，至福州整顿。
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
蒋介石复职后，陈铭枢回广东重组第十一军。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黄质文24师、颜德基25师、何春帆新6师、李拯中补充师，蔡廷锴10师遂加入序列。
1929年1月 1日，全国编遣会议召开，认为中国军队过于臃肿，盲目扩充数量，而装备落后。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建设。要求各军事集团统一编制，撤减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当时编遣会议各军事集团主要为中央军、西北军、晋军、桂军……。中央军为做表率裁编，以师建制；东北军之独立性不在编遣范围，但张学良为响应编遣会议，率先自行裁编，以旅建制，以为国防军与国民革命军区别；粤军乃属中央军）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番号撤销，改编为编遣区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为独立第二旅旅长。
同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抵制编遣会议，蒋桂战争爆发。陈济棠通电中央表示：“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与陈铭枢一起脱离李济深。蒋光鼐的第三师和蔡廷锴的独立第二旅改编为六十一师、六十师。随后参加平定。
1930年2月，中原大战。陈铭枢立即致电蒋介石：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部即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蒋介石将六十一、六十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随后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十九路军的名称由此形成。
1931年夏，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把陈铭枢调赣、浙、闽，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十九路军遂赴江西吉安参加“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国全代表大会通过北上援张抗日提案。中央军停止对江西的“围剿”，撤离江西，渡江北上。右翼集团军撤至武汉，渡江；左翼集团军东撤至江、浙、闽，预防日本海军侵略。宁粤分裂。
宁粤谈判，蒋介石邀请陈铭枢进京，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改任为京沪卫戍司令。以免南京被粤系完全控制。
1931年11月间，十九路军随陈铭枢从福建调往上海，在真如、安亭，沿沪宁铁路部署。
1931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下野。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率部至上海。蒋光鼐任上海淞沪地区总指挥。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暴发。
至此可见，陈铭枢对蒋的追随和蒋对陈的信任。即使用“庶嫡”而论，陈铭枢也是蒋的亲信。
（附文3）上海租界
当时上海的行政区域及管理并非1945年以后的概念
上海租界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都是非常奇特的东西,在政治、社会、文化与国际关系史方面,影响很大,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近代中国共设立过26个租界,其中上海租界设立最早,规模最大.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最大时达48653亩,是中国其他所有租界面积总和的一点五倍以上,这些租界包括天津9个租界、汉口5个租界、厦门2个租界、广州2个租界与镇江、九江、杭州、苏州、重庆租界.在众多的租界中,上海租界殖民地色彩最丰富.而且,上海租界又不同于香港、澳门、新加坡等殖民地,在政治格局、社会结构、文化特征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1843年，上海据《中英南京条约》辟为商埠。
英租界
1845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与松江府苏松太道员（上海属松江府）宫慕久公布《上海租地章程》，至1848年先后将苏州河以南，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西至泥城浜，（今西藏路桥、西藏路一线）辟为“英租界”。
1863年以后，以越界筑路，沿长浜（今延安中路）北侧拓展至静安寺。
1899年以后，继续开筑（今）延安西路、愚园路、长宁路向西拓展。（即后来的黄浦区、新城区、江宁区、静安区等，仍至长宁区）。以后又以越界筑路方式往浦东钱昌栈至南码头，陆家嘴沿江拓展。（即后来曾经划入黄浦区的浦东地段）
美租界
1848年，美国辟苏州河以北，旧时上海与宝山县交界的穿洪浜以南，东至周家嘴（今武进路、周家嘴路，至提篮桥）虹口一带为“美租界”。
1863年（同治二年），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与上海道员黄芳议定，沿黄浦江、苏州河，往东，自提篮桥，经杨树浦港向引翔港，杨树浦地区扩展；往西，向泥城浜地段扩展。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租界扩展至顾家口（今平凉路底）划为租界。即西起西藏北路，东至内江路；海宁路、武进路、周家嘴路、长阳路以南，沿苏州河、黄浦江地区。
1905年沪宁铁路开工后，淞沪铁路南端紧邻上海美租界的四川北路，越过穿洪浜(老靶子路)筑路， 向北虹口公园方向延伸，向沙泾港以及头道桥以东大连湾拓展，宝山路东侧淞沪铁路至周家嘴路之间的夹角扇形地区成为越界筑路地段。此时，这些越界道路地区由工部局行使警权，铁路两侧治安则归华界警察掌管。
在杨树浦地区，自英商怡和纱厂开办后，英、美、法、德和日本等各国商人以及华商相继在这里开设外资、华资或者合资工厂。1881年，英商（股份合作）建了上海自来水厂（许昌路、怀德路），时任北洋通商务大臣的李鸿章拧开阀门开闸放水，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正式建成；1882年，英商建杨树浦发电厂（隆昌路、内江路），20年代，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32年，英商建煤气厂……。
法租界，
1849年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与上海道员麟桂，划洋泾浜以南，上海县城北门外地带辟为法租界。1863年以后，从上海县城西门至徐家汇筑成军路， 1899年，以四明公所事件照会上海道台，划卢家湾（今重庆南路以东，西门路、自忠路以北地区）为租界，常熟路以东为越界筑路地界。1899年后，继续向南至徐家汇路、肇嘉浜(今肇嘉浜路)，向西至徐家汇拓展，1910年建徐家汇大教堂。（即后来除龙华区外的卢湾区、常熟区仍至徐汇区）。
1853年，太平天国。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租界当局以“武装中立”，与太平军一起击败清军。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
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巡捕和征税，建立警察武装和军队，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制度，正式形成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
公共租界
1863年，法租界退出工部局，自立公董局。英美两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
越界筑路
租界当局为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租界之外修筑了几条军路。开启了在租界外设立防线和兵营的先例。此后越界筑路数量和范围逐渐增加和扩大。越界筑路成为租界扩展的另一种方式。各国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使受其控制并征收捐税的区域，从而使这些越界筑路区域成为事实上的准租界。
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政府与租界各国协议，外国军队撤除防线，清军除地方所辖府兵留驻华界接管治安外，作战部队退至外围驻扎。越界筑路既成事实。
1899年，义和团“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两江实行“东南互保”。两江总督与各国协定，上海作为不设防城市，互不设防。从此，中国军队驻扎在外围原地，不得进入市区成为事实。
1911年，辛亥革命。租界当局及华商团体担心战火引入上海，要求中国双方军队不得进入。上海督军府成立，仍将军队驻扎在龙华、真如、大场铁路沿线。
1914年，袁世凯废约，讨袁护法军兴。袁世凯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杨晟就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提出界外马路警权问题，同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使其准租界地位合法化。
同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扩界草案，欲将越界筑路区域划入租界，并要求向沪宁、沪杭铁路之间的大片地区越界筑路。袁世凯政府予以驳回，明确禁止继续越界筑路，但没能改变越界筑路区域的非租界性质，。
191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日本本土聘用30名日本警察，巡捕房专设日捕股（单独的日本籍警察机构；突破了以往租界巡捕房以西人为主要，除了雇佣一些华人、安南人、印度人日本人做探员和巡捕，没有亚籍人单独机构的惯例）。日本人开始参与租界管理工作，接管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区的公共治安事务。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遣海军陆战队抵沪，进驻汇山码头建立基地，并将北四川路北端一外国兵站改设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虹口形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上海日租界，上海不同于天津、汉口、苏州、杭州和重庆等城市，没有正式的日本租界。所谓上海日租界，实际上是20年代以后，上海居民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虹口和杨树浦）日本人占优势的势力范围的一种习惯称呼。
1927年，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包围上海。外国军舰越界驶入黄浦江上游上海城厢和龙华水域，各国驻上海的军队在租界外围设立军营，沿环市铁路沿线设防。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北四川路布防。北伐军为避免国际间战争，攻至环线止步。经各国多方协商，驻守上海的北洋政府军易帜。英、美、法、日军撤防。上海光复，国民革命军在龙华设立保安司令部，除保安部队留驻外，其余野战部队退至真如、安亭一带。
上海特别市成立后，上海的所有警察机构统一改组为上海特别市公安局。规划建设“大上海”计划，以江湾五角场为中心，在毗连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地段的虹口、杨树浦和吴淞地区兴建新市区，设立上海特别市政府。
1928年，南北统一后，中国政府在与各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与各国磋商收回租界等问题，首先涉及越界筑路地区。然而，因东北当局收回中东铁路主权，引发中苏战争。随即中原大战等大大小小的国内战争接连不断，直到9。18事变和1。28抗战……。
上海铁路与华界
淞沪铁路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一条铁路， 1876年由英资怡和洋行投资兴建。因路权问题遭到公众反对，至江湾镇停止筑路。通车后，因碾死一名士兵，沿途居民阻止列车继续运行，又清政府出银28.5万两买下，并于次年予以拆毁。
1897年，盛宣怀重建淞沪铁路。
1898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要求承揽建造沪宁铁路和苏杭甬铁路。因1899年义和团“庚子事变”停止。
1905年，沪宁铁路动工。以闸北，北火车站为起点，与淞沪铁路连通。
1906年，沪杭铁路动工。以龙华，南火车站为起点。同时，沿上海外围筑环线至真如镇站，与沪宁铁路接通。后又筑铁路，由真如镇经大场镇通往江湾镇，与淞沪铁路连接。
华界，在1929年以江湾为中心建设新市区之前。主要为南市老城厢区以南沿江地区，以及从龙华南站至闸北北站环市铁路沿线地区。
1932年
1月蒋介石在奉化，得蓝衣社情报，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已经由大连潜往上海，可能在上海制造事端，事态严重。
蒋介石立即密告陈铭枢，以京沪卫戍司令名义，借戴戟赴任淞沪警备司令之机，暗调兵员和物资到上海，与蒋光鼐和19路军军长蔡廷锴密议。以19路军为主力，合淞沪警备区所属各守备团、宪兵团及财政部在沪各税警团组成防御体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戴戟为参谋长。令19路军沈光汉第60师、毛维寿第61师沿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淞沪铁路进驻城郊集合部；必要时密令区寿年第78师由真如首先进驻上海市区华界，担任一线防务。
陈铭枢南京接任京沪卫戍司令，第87师、88师被撤下后，被分散在南京、苏州一带整训。中央军校校长本由蒋介石兼任，按章程规定，平时可由教育长代行其职权。
蒋介石又密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以中央军校名义，在苏州召集中央军校教导团和散驻在苏南的第87师、88师，以接受整顿训练为由，秘密进入战备。
其时，京沪苏南地区只有这两支军队可以使用，也只有这两支军队能够被下野的蒋介石通过亲信张治中和陈铭枢调动。
1月18日，
川岛芳子一到上海即与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利用民间的敌对情绪，连日在马玉路、北四川路、龙华寺制造了三友实业社华工围攻日本僧侣、焚毁三友社仓库，以及民国日报“日本海军掩护日本浪人”新闻案等连环事件，鼓动日侨扩大事端。组织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上海日侨大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北四川路北端（近虹口公园）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请求速用断然、强硬而有效的手段，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并且彻底解决中日问诸悬案！会场日人群情汹涌地宣称：“为达成上项目的，我居留民有忍受任何牺牲的觉悟”。途中骚扰，袭击华人商店。
1月21日
国联调查团组成，启程。
1月23日，
中日双方相互提出严重抗议，此时的外交战达到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反日行为，并且解散各反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我们的军事布置工作，是在1月15日以后开始的，距战争爆发还不到两星期。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我们能够有效地打击日寇的关键所在。1月23日，我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襄、区寿年、翁照垣、黄固、林劲、丁荣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焘、张君嵩、顾高地、徐义衡、杨富强、钟经瑞、李扩、钟桓、云应霖、黄曦、王贻锷等。
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等在内）。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根据会议决定，在下午7时指挥部向各部发出如下密令：
一、据报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
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
丹阳六十师黄茂权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
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1月24日，
蔡廷锴与区寿年、谭启秀、黄固、翁照垣到达苏州，召集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
两次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准备。全军动员起来了，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
日军由汇山码头进入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沿淞沪铁路东侧，北四川路布防。
孙科自觉无力应对内忧外患，一面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蒋介石、汪精卫来京运筹军事、外交；一面提出辞职。同时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竭力制止对日本侨民的极端行为，维持上海局面，以使新政府能够决策。
吴铁城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与孙中山同乡。1909年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1921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吴改任总统府参军。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吴铁城任过广州市公安局长、第17师师长。
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孙科和伍朝枢以及胡汉民等人成为广州国民党右派的中坚。曾被免职，拘押，获释后投居上海的孙科家中。1927年通过孙科宁汉合流。为结束南北战争和国家统一，他三次出使东北，以三寸不烂之舌与张群成功劝说张学良易帜。吴铁城、张群是与顾维钧、施肇基不同类型的外交人才。
上海地方的治理，不仅需要政治、军事兼顾涉，而且及租界和各种势力，需要在各个国家、各色人物中周旋，需要特殊的外交手段。
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时，吴铁城，这位分别得到蒋介石、孙科信任，又能被汪精卫、胡汉民接受的粤人接替张群，任上海市长。
淞沪铁路闸北段是江湾、大场至龙华整条防线的中心地段，
北端黄渡路站（今3号线虹口足球场站），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军要塞，
南端北火车站（今3号线宝山路站）是中国军队的集散中枢，
中端天通庵车站（今3号线东宝兴路站）是中国军队的要塞。
淞沪铁路闸北段同时是闸北（中国地界）与虹口（日控公共租界）的交界线，东面北四川路，
靶子路（武进路）以南（包括靶子路连接北火车站、天目路一线以南的闸北与虹口地区）为公共租界，
北段是属越界筑路部分，是日本侨民聚居地，
日军由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基地控制了该地段，依靠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日本邮轮码头海军陆战队支持；
铁路西面，（针对日军在淞沪铁路东侧，北四川路布防）驻上海守备（保安）部队立即沿宝山路构筑工事，依靠沪宁铁路北火车站支持，设立防线。配合19路军先遣部队进入阵地。
1月28日，
上午，吴铁城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决定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于是他先打电话给杜月笙。杜月笙的最终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表示，“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杜月笙同意出面帮助吴铁城制止反日行动。
中午，吴铁城接见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谈判持续一个多钟头，为了取信于日方，吴铁城当场在日本人面前下令上海公安局：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铁城的诚恳坦白，决断明快，使村井仓松为之愕然。村井仓松“所愿”已遂，无话可说。
下午，全上海的新闻记者蜂拥而至，上海《时报》记者金雄白抢先得到消息。《时报》当即以巨大木刻红字为标题，发布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市长“对日交涉已经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以安定民心。
闸北、虹口两区，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挈带细软，像浪潮般地拥往苏州河南的英租界。听的消息，有的停住了脚，有的开始往回挤，有的继续往外拥，街市一片混乱。
由于该地域人口密集，中国居民与外国侨民混居。日本浪人天天在此闹事挑衅，打砸商店，滋扰居民。而且当地居民开始纷纷向外避难。为了防止日人及其雇佣的华工组织和华人流氓直接向中国野战部队及军人挑衅，。根据市政府“以应和缓手段避免冲突”，为了维持治安、帮助居民疏散的要求，戴戟令宪兵第六团进入该地段，协同警察于19路军翁照垣部阵地前沿设卡、巡逻，担任非战时治安的必要措施。英国巡捕也在苏州河各个桥梁上架起了路障。
1根据租界条约，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段的治安，美国领事聘用的是日籍警察管理（约20人）一般警员聘的是高丽人和华人，巡捕房设在闵行路（今虹口公安局）和沿四川北路的塘沽路、武进路，海伦路，长春路。铁路以西，才是华界，由中国警察治安。
2．广东话与上海话等存在语言障碍，所以由当地军警担任隔离警戒，以免因语言不通造成误会，以及防止日本浪人借以利用。北四川路（上海人的习惯叫法）有不少大弄堂是广东人在上海的主要集居处。一些学校广东籍学生志愿到19路军帮助翻译，减少语言障碍。
树欲静而风不止。
午夜，纵使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书”，《时报》号外发表了令人释然的“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好消息，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却不顾国际间的道义以及日本外务省的立场，狂妄骄横，重蹈九一八覆辙。
一二八事变爆发。
23时30分，
日军以第三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为总指挥，由虹口依北四川路一线以天通庵路车站为主攻，从中兴路、靶子路、虬江路、宝兴路、横浜路、青云路等各路口，兵分七路，一齐发动，夜袭闸北我宝山路一线阵地（江湾大场龙华南市中端，第78师第156旅第6团阵地）。
蔡廷锴即令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应战，以宪兵第六团为支援，运送伤员、弹药，帮助难民疏散及治安，再令一个师由真如站、南翔站增援，另一师进入战区总预备队。
日军数次进攻被国军击退。
日本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
的同时，日本战舰由25艘增至38艘，海军陆战队由1300增至3000，合侨民武装5000，共8000人马。
日本驻沪陆战队司令鲛岛续向日本本土要求增兵上海。
日本海军省见闸北受挫，令海军中将野村为总指挥向上海增兵万余，增援。
在海空掩护下强攻吴淞口炮台要塞。
我军遂向吴淞口增兵一旅。
1月29日
上午1时，我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略谓：“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国民政府改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接替孙科。重新调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临时中政会。
1月31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１９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
野村是继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海军省本欲仿效关东军一举拿下上海，没有想到中国方面已有准备，十九路军全体加入。日本海军陆战队毕竟有限，经过连日苦战，未能取胜，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提请陆军加入；二是因为陆军加入必然要通过内阁，需要时间。但是，野村即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又不愿意向中国方面“示弱”，要日本领事方面设法与上海当局沟通。然而，“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产生隔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不愿直接面对吴铁城。尽管如此，村井仓松还是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杜月笙是上海帮会里的首领，从１９２７年起，担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５年了。无论政界、军界，华界、租界，各党各派和外国人那里都可以搞得定、兜得转。在上海滩可以说是“一句闲话”“闲话一句”一只鼎的人物。
于是日本人通过李择一找到了杜月笙。
杜月笙一介平民本想推脱，深思长虑，觉得事关国家，应该把这个消息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是真话，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
吴铁城表示，日本方面言而无信，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除非他们请英、美、法第三国介入担保。而后吴铁城又以朋友身份提醒杜月笙，当心中了东洋人的诡计，当心背上洗不脱汉奸的嫌疑。
杜月笙认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中国百姓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少的损失，死掉多少人。最要紧的，依目前中国之实力和现状，中央未必可能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而现在的中国官员又不愿正视实际，只晓得保牢自己的名节，不晓得为老百姓想想，谁都不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敲边模子’啥人不会做。”
再则，“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显然是用的缓兵之计？”，“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
吴铁城见杜月笙说得真切，默认了他的意见，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你自己决定。”
杜月笙心领神会，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但也不愿意背私通日本的罪名。
于是，杜月笙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其实，租界正希望通过杜月笙穿针引线谋求双方停战。得到甘格林“一定充分合作”的承诺，即告诉中介人李择一“你上次所讲的事体，我考虑过了，你的话有点道理，我想不妨试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我作为法租界华董，不能背着法国人与东洋人打交道。”
野村中将本想利用杜月笙“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这样，杜月笙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务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于是，杜月笙与日方代表在法国总领事馆甘格林办公室会晤。
此时自然是突击日军的好机会，但如果没有足够把握在短时间内歼灭沪上日军，反而被动；如果日方援兵先于我援军到达，十九路军必然会陷予孤军作战，后果不堪设想。况且南京刚刚易主，重新组阁，调整部署更需要时间。如果由第三国出面调停，通过谈判暂缓局势，也未尚不可。
吴铁城即咨询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首先表示只听从南京卫戍司令陈铭枢和军政部，表示全军上下皆抱定誓死之决心。也表达了“敌方提出停战要求。我们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我军也要加强部署，可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兹后，指挥部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指挥部同时即将原驻镇江以东的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是日，敌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并随带陆战队五千人到沪。敌军增援后，对他们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抵赖，在23时，再度向我闸北防地猛攻，仍被我军奋勇击退。
吴铁城得杜月笙关于日方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进行谈判的报告，随即报告南京。
正走马上任的蒋介石从陈铭枢、何应钦那里得此信息。日军增兵，战事扩大已成必然，日军并可能从东北、上海同时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中国必须做好全面应战之准备。为调整部署争取时间，对吴铁城意见表示同意。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电告吴铁城：
1．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不得意任出击；
2．通令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严守阵地，谨防变故，没有上官命令，不得撤离；
3．亲善各国军队与侨民，以取同情；
4．对假托爱国主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须周密注意，以防“**”从中利用。
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发表；1932年2月2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发表。
是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指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以王明为代表左倾机会主义，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确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
江西红军开始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反攻，占领中央军撤离地区，斗地主、分田地，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扩大了苏维埃根据地。
二月初，左翼集团军主力19路军撤离福建后，其它退至浙、闽。苏维埃「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及第四军，和「红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从江西出发向浙、闽进攻，“打到外线去”。
以王明为代表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开展肃清AB团及阶级异己分子的清党运动。红五军团长，宁都起义.将领季振国、董振堂等9人因“拖枪”嫌疑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逮捕判刑，长征前被处决。
2月1日，
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全面的抗日作战计划，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据当时统计，全国上下各派各系所有可武装人员不足200万人。于是，会议呼吁各政治军事集团停止党争，停止内战，团结抗战。
蒋介石将第87师、第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团及第261独立旅合编为第5军，由张治中担任第5军军长，以夜行向上海外围苏福一带集结，并秘密建筑掩体工事，建立二线防御体系，不得惊扰百姓，不得被日人察觉；令北上之胡宗南军、上官云相军同样以夜行回撤，沿长江江北渡口隐蔽、择时偷渡。
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由日本领事及各国领事和市政府代表参加的调停战事的会议。
傍晚，吴铁城、１９路军７８师师长区寿年、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一体出席，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参加。会议决定，在正式谈判期间停火３天，即自２月２日起，双方互不攻击。
会后，吴铁城根据南京指示，要求市民以理智的方式支援抗战。利用这休战的３天，疏散战区百姓，拯救生灵；邀请杜月笙及社会各界在华界和租界组织义卖、义捐和筹集军饷；征集车辆，组织医疗和慰问团、志愿队，建立伤兵收容、难民收容和后方医院；利用码头、车站及商团运输弹药、食品、医药等战争物资，利用慰问团、志愿队将物资一批一批送到前线……，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激烈的战争作准备。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也参加了全民支援运动，亲自到前线、到医院慰问。
日本天皇见进攻闸北与吴淞口失败，遂批准从本土调陆军近2万以及炮舰、飞机增援，并改由陆军中将植田指挥，准备与19路军决战。
2月5日，
蒋介石视察江北渡口。在浦口召见了张治中等将领，张治中报告军队集结完毕及构筑第二防御线情况。战争即将重新开启，蒋介石遂正式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在战前潜入上海，增援19路军，绝对服从蒋光鼐指挥。
2月6日，
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协商与北方三大政治军事集团达成统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为委员长，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为委员。准备全国抗战。
2月13日，
植田抵达吴淞口后，兵分六路：一路舰船沿长江南岸北上，向宝山、北川沙游戈；一路舰船顺黄浦江南下泊南市、龙华；一路续攻吴淞口炮台；一路续攻闸北；一路沿沈家行西进；一路沿赵家浜西进。
自淞沪开战以来，正当上海各界以各种形式纷纷捐助、支援19路军，给前线将士送来了蔬菜、饼干、粮食和药品等各种慰问品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舆论，顿时大街小巷流传说“19路军孤军无援”“政府不给19路军补充粮食和弹药”“19路军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企图借东洋人消灭异己，削弱抗日军队的力量”，在宋庆龄及左翼组织的带动下，上海及全国纷纷谴责政府‘不抵抗主义’。
舆论虽然被人以混淆民众视听，却也迷惑了日军。
忍辱负重，克敌于不备。借着舆论的烟雾，第5军张治中统兵3万余，已经神不知鬼不觉抵达上海战区。
张治中自先到前线指挥部报到。蒋光鼐、戴戟、蔡廷锴、张治中合议：日军六路进兵必有虚实。闸北、吴淞口半月不克，已成死棋，只有江湾、庙行二路是活口，可分可合，向西可切断我军兵援和供给线，向北可卷击吴淞口，向南可包抄闸北，必是日军主力。张治中提议，第5军新到，装备兵员完整，以第5军应对日军主力。即以江湾、大场为中线，第5军为左翼屏护庙行、月浦、宝山；第19路军为右翼屏护闸北、龙华；中央军校（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改名）教导总队为预备队。准备与日军决战。
2月19日下午，
日军发起全面，佯攻一夜后，数百架飞机轰炸江湾、庙行、大场三角区，二路主力2万余直扑而来，猛攻数日仍然不能突破。张治中即令第88师放弃东塘桥阵地，乘大雾诱敌深入。（第88师后来参加了1937年8。13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
日军果真以为19路军孤军作战，不知第5军已加入第19路军序列，以为撕开了我军防线，令北路军乘胜激进，闯入张治中布袋阵庙行主阵地，被围在阵中。双方恶战一周，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植田只得二路合一突围，退回江边，向东京告急。
日本参谋本部得信中国军队已增至7万。天皇敕令，成立上海派遣军，再加遣二个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一师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集日本陆海精华，由白川大将指挥。百余舰船浩浩荡荡开赴上海。并且严密监视我全国的军队动向。
同日，
国联行政院长斥责日本代表。随后，国联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次特别大会，一再要求日本遵守国联决议，撤退军队。
日本注意到，从萍乡撤出围剿江西苏维埃的中国军队，至武昌北渡向平汉（京汉）铁路集结后，又开始回撤南渡，有沿长江而下增援上海的动向。日本警告中国方面称：中国军队由北南渡，“彼（长江）海军必炮击之”。(55)
张发奎将计就计，一方面令汉口军队频繁移动，佯作回渡，吸引日方注意力，牵制汉口日本陆战队及开往汉口的日舰队，虚虚实实，掩护向浦口、江阴一带南撤的中国军队回渡；一方面在武昌组织军队由上而下，穿越江西苏区，东援。
吴淞口炮台反登陆与争夺战是整个战争的关键。
2月3日上午11时半，日舰3艘由上海驶至吴淞口，向吴淞炮台开炮轰击，同时吴淞口外日巡洋舰也开炮轰炮台，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四团还炮数十发，击沉日驱逐舰1艘，伤2艘。
2月4日，日军倾海、陆、空全力猛攻吴淞炮台，日舰20多艘在江口至吴淞镇一字排开，发炮千余发，同时飞机十数架向炮台俯冲投弹，企图将炮台轰毁，然后占领吴淞。双方激战竟日，日舰2艘、日机1架被击沉击毁。后国民政府军分兵埋伏在吴淞附近，炮台也停止发炮。日军以为炮台被毁，遂遣日舰陆战队登陆。此时国民政府军伏兵与炮台同时包围、开炮，歼灭日军千余人，并缴获枪弹无数。
2月5日日军第二任统帅野村吉三郎抵沪后，以吴淞、江湾为战略重点，是日晚8时起吴淞镇遭袭起火，烧毁房屋100余幢。
2月7日，日军调陆军士兵3000人，分水、陆两路，陆路从杨树浦方面沿军工路进犯吴淞，配有坦克、铁甲车14辆；日本海军除将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悉数调往外，还由白龙港向吴淞开出日舰10余艘；同时出动飞机10数架。日军海、陆、空三方总兵力1万余人，限定24小时内占领吴松炮台。从上午7时向吴淞发动攻击，10时开始日军向蕰藻浜车站发动3次进攻，吴淞守军某部第八连连长赵金声率领官兵殊死抵抗，伤亡过半，战剩40余人。在危急时刻，赵连长率部从蕰藻浜车站背后，绕过车站前端商店，至日军侧背后，凭借街巷的残垣断壁，突然用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以为中了埋伏，阵脚大乱，先头部队与开路的坦克铁甲车掉头撤退，后面部队慌忙应战，混乱中自相残杀，大溃而逃。国民政府军少数兵力毙敌数百。为狙击从南面进犯的日军，是日国民政府军将蕰藻浜大桥和铁路桥全部炸断烧毁，据守北岸向南狙击。吴淞镇被日机轮番轰炸，全镇大火，通宵燃烧，无法救熄。
2月8日，日海、陆、空军仍日夜轮流轰击吴淞，国民政府军死守浜北，屹然不动。此战，吴淞面粉厂、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均被日军炮火炸毁。
2月20日晨，张华浜黄浦江畔，停泊日舰30余艘，向岸上远程射击，日机20余架，轮番轰炸吴松，日陆军数千人，偷渡袭击中国军队，攻势之猛为此次战争罕见。国民政府军以机关枪、手榴弹扫射迎敌，并以高射炮对空射击，日军死伤枕藉，终未得尺寸进展。狮子林炮台还击毁日舰1艘，损其2艘。
2月21日晨10时，日军舰30余艘，飞机数架轰炸吴淞炮台湾、狮子林炮台。日机大掷燃烧弹，国军虽无重大损伤，但民房到处起火，烟火弥漫。下午4时国民政府军强渡蕰藻浜，攻击日军阵地，日军惊恐万状，纷纷向后溃退。国民政府军因总攻命令未下，复归原防。
2月月26日下午3时半，停泊吴淞口外江面的日炮舰5艘，向吴淞炮台轰击，国民政府军发炮还击，双方互攻一小时许。晚12时，日舰30余艘协同蕰藻浜南的炮兵，同时向吴淞镇和炮台湾轰击，国民政府军静伏壕中，一俟日步兵登陆即行猛击，日步兵登陆受挫。
2月27日、3月1日，日军屡次向吴淞炮台攻击，均为国民政府军所击退。吴淞至宝山江岸，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在要塞司令谭启秀、旅长翁照垣统率下，有兵力3000余人，加上铁血军400余人、上海市民义勇军100余人，总兵力不足4000人，在强大的日军攻势面前，寸土必争，誓死抵抗，使日军在吴淞登陆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数万日军从海道而来，必须登陆。
蒋光鼐急召张治中、蔡廷锴、戴戟商议，日军炮舰和地面部队始终没有摧毁和攻下吴淞炮台阵地，大型舰船进入黄浦江不仅受到我吴淞口炮台的火力压制，而且原有战舰为支持植田军队进攻已挤占黄浦江吴淞口航道，数万日军又被我军堵在黄浦江码头沿岸。白川援军只有进入长江口，选择宝山至浏河，沿江各口登陆，从外线迂回夺嘉定、南翔，取大场、真如，置我于绝地。我方虽有数万援兵南下，但日军炮舰游戈、截阻，封锁南京水域，难渡长江天堑，恐远水救不了近火。
蒋光鼐令嘉定、宝山地区守备部队及中央军校总教导队支援各口江防，调第五军宋希濂第261旅，至田湾为预备队。全旅有11辆卡车当时被称为机械化部队。
此时，蒋介石急电，七丫口航道、滩涂宜大部队登陆，而我军又无江防工事，日舰队可能弃近求远。我南援大军渡江缓慢，上官军已回渡江阴，先头部队已抵张家港，虽已令其前锋加速至常熟、支塘取小道直插七丫口，仍恐有不及。请急以三个团以上兵力置于浏河、七丫口。
蒋光鼐即改令各支援江防的部队直奔七丫口抢滩。令第五军宋希濂旅由田湾火速增援七丫口。
果然，白川到吴淞口后，坐镇旗舰沿长江巡视。令所有运输舰直上长江，在七丫口作大规模登陆准备，其余沿江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各口作小股登陆。
3月1日凌晨6时，
日军飞机、舰炮、野战炮一齐向我军各个阵地及七丫口开火。所有陆上部队一齐冲阵，吸引我军主力，配合七丫口登陆。
宋希濂以全旅11辆载重汽车来回运兵，其余跑步跟进。车队将至浏河，就遭日军飞机阻断，军士下车避弹，回击。车队不及隐蔽，顿时成了火龙。宋希濂令所剩三辆车回头去接后队，自己带队继续前进。
此时，日军一个师团1万6千兵在七丫口登陆。我守军几乎全军阵亡，先行赶到的中央军校总教导队阻击线也被冲垮。宋希濂率兵跑步赶到茜泾设防，接应中央军校总教导队退兵，掩护后队在浏河设防。待南下援军先遣队赶至，从侧后袭击日军。
然而，南下的上官军先头部队同样遭遇敌机。水乡平原，暴露无疑，行军中的一队队士兵，在飞机上看下去象一群群鸭子，成了飞机上机关枪的活靶子。
蒋介石叹息，如果中国有一支能投入空战的空军就能阻止日军登陆，至少能为地面部队争取时间，形势必不一样。
蒋光鼐得报日军在七丫口登陆成功，已占领茜泾，强攻浏河，策应正面日军，知上海难以久守，又恐被日军包围。与张治中、蔡廷锴、戴戟商议。据张治中报告战前他根据蔣介石指示在外线秘密筑有第二防线预备工事，蒋光鼐暗令各部乘夜黑悄悄退出正面阵地，向西撤往福山、不白茆、石牌、陆家桥、昆山及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一线预设阵地。并令宋希濂放弃浏河，交替掩护退至太仓，阻敌西侵，掩护全军建立新防线。
中国全面备战开始
同日，
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以洛阳为行都的坚持长期抗战战略方针。号召全国各政治军事集团团结抗战。
我援军已在北端苏福线集结，十九路军、第五军也业已回撤南端，建立新的作战体系，决定利用江南水系，摆脱敌人重武器，与日军决战。
3月2日，
日军飞机、大炮猛轰我军吴淞、江湾、庙行主阵地后，发起总攻，实施合围收拢，才发现中国军队已全军撤至第二道防线。急令衔尾追击，不仅在嘉定、娄塘、太仓诸地遭到中国后卫部队顽强阻击，而且我军第二道防线除战壕坑道外，还设有暗堡、地雷，日军大队步兵冲阵，折损无数。
白川得报中国守军从他眼皮底下跳出包围圈，大为恼火，正准备重新组织进攻，获悉胡宗南军、上官云相军已经渡江，一路由京沪（沪宁）铁路，从镇江至昆山；一路由公路至太仓，源源而来，再战已无决胜把握。
3月3日，
日军发布停战声明，与中方议和。
3月4日，
国联大会专门通过上海停战决议，要求双方展开全面谈判。
我军虽可固守，但欲反攻，驱逐日军也无决胜把握，且有国联决议，英、美、法出面调停，只能就此。
3月5日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
3月6日，
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也发表停战布告。（张治中第五军参战一直没有正式公开）
上海战事遂告结束，据不完全统计，19路军阵亡2449人，负伤6343人，合8792人；第5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合5312人，两军合计伤亡14104人（宪兵团、中央军校及地方军警等伤亡统计未于记入）。据日方统计其伤亡人数3091人。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民、上海商会及社会各界纷纷捐助、声援、慰问19路军抗战将士，广大青壮年或组织义勇军、救护队、运输队或参军补充兵员。宋蔼龄及亲友向红十字会捐献8万美元建造培德医院，又募集巨资建立野战医院难民所。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曾经与宋庆龄一起谴责国民政府，得知19路军并非孤军十分兴奋，特到张治中营中慰问。
3月8日，
宣统皇帝傅仪至长春，就职‘满州国’执政。臧式毅沦为汉奸。
3月12日，
国民政府发表公告，不承认‘满州国’，重申东北是中国的领土。
3月13日，
孔祥熙出使欧美。
探索中日关系之策，寻求各国对中国长期抗战战略方针的支持和经济援助。向友邦接洽适合现代战争的武器之军火购买和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建立与战略物资相关的实业……军备事项。
当时，美、英、法等国国内正盛行和平主义，对交战国武器禁运，不支持中国抗战，主张通过国际关系法解决战争争端。
于是，中国要求美、英、法等国停止对日本提供粮食、棉花、钢铁等战略物资和贷款。但欧美国家认为这属于正常国际贸易，非战物资援助。
孔祥熙指出，中日战争的爆发或者扩大，这些物资自然成为日本对战争的支持，并不符合美、英的和平政策。中日之间一旦失去平衡，也不利于美国及欧美国家在亚洲、太平洋的利益，也不利于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和安全。
此次，辞去职务的孔祥熙，以欧伯林大学法学博士及蒋介石实业特使名义，赴欧美考察实业之行，历时1年，于翌年3月回国。
3月14日，
国际联盟调查团首先达日本，与日方政府首脑会谈后，调查团到达“一·二八抗战”后的上海。
新闻界主席史量才在迎接调查团时表示，相信调查团“必能给予全世界热望和平的人们以正直的答复”。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东北黑、吉、辽政府秘书长联名致调查团，表示了对国联的期待。
调查团在上海视察了战区，调查团成员多为军人出身，自然知道这里战事惨烈，极为震惊，用调查团的话来讲，此战事的程度与欧战时期的法国西部大战相当。
3月26日，
调查团到达南京。
4月9日，
调查团经武汉、济南、天津，到达北平。张学良向调查团介绍了9。18事变情况，热河省局势。
调查团突破了日本人的重重障碍，到沈阳和吉林进行实地考察，会见大批民众，参观了北大营。调查团赴沈阳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作了大量的粉饰与伪装。
4月7日，
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通过了坚持长期抗战战略方针，建立了以抵抗与和谈相结合，为战争准备争取时间的战略思想。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
自2月，「东路军」赣州入闽作战，占长汀、上杭，继续向东南挺进，4月10日占领龙岩县城之后，连下合溪、芝田、水潮、龙山，直逼漳州，,经过龙岩、天宝两役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阀张贞的主力部队,4月20日乘胜占领了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城。
淞沪停战谈判开始一系列正式会议。
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是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的黄强。日方首席代表为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为田代皖一郎、岛田繁太郎。西方国家代表有英国公使蓝浦森、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礼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
日方代表提出维持现时军事状态；中方代表则要求日方全面撤军。双方各持己见。
西方国家代表要求双方以战前状态为基础妥协。
谈判围绕停止双方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原地、规定日军撤退时间、成立共同委员会等问题继续进行。
由于中方代表的坚决态度和西方各国的压力，日方代表同意日本军队撤回战前驻留地，保持恢复战前驻军状态，其余撤出中国，撤出地区，由中国警察接管。
续而，
日方代表植田谦吉一再无理威逼中国方面要说明苏州河以南和浦东、南市的驻军情况，……。中方代表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对日方代表的种种蛮横要求进行了强硬的辩驳，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然而，就在谈判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
4月29日，
驻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在虹口越界筑路地段的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时，被韩国人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死，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等人重伤。
日方代表以驻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被刺案之事实，以保障日本侨民生命安全为理由，借以提出日本军队的滞留问题，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取缔针对日人的反日行为；又以消除军队的敌视，避免冲突，提出中方之参战部队不得驻留上海，要求撤换第19路军（此时中国方面还没有公布第五军参战，第五军也无代表参加谈判），提出在中方将第19路军调离后，日方开始撤军。
中方代表指出“白川义被刺案”是在日军控制该地区期间、非中国居民行为之事实，并且以保护该地区中国居民及包括日本侨民在内的其他国家所有居民的安全对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予以否定。
西方国家代表对日本方面在停战声明以后遭到非中国军人的炸弹袭击表示遗憾。再次要求双方妥协，尽快恢复常态与和平，避免不幸的发生。
英、美为避免谈判再次形成僵局，出于租界的安全，要求中国做出让步。拟以越界筑路地段主权交还中国，由中国警察接管，以浦东与苏州河南岸（包括租界、越界筑路地段及以外）若干地区作为中立区，由驻上海的（第三国家）多国军队维持该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不驻扎中国正规军。英、美、法、意承诺，保证该地区不受日军侵犯，禁止日本军人进入。
国际方面
此时，英国增兵上海，军舰达10艘，兵员6000余人；美国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军舰集中上海，达17艘之多；法国在上海的兵力也增至3000余人。
日本方面
日本内阁军方与政界对立。军方要求内阁首相终止淞沪停战谈判。内阁大臣高桥、牧野伸显说： “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 “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担心因列强于涉而导致鸡飞蛋打，上海、东北两头落空。
中国方面
鉴于国际联盟调查团已到上海，并前往东北，为配合调查团，有利于尽快解决东北问题，并以能在战争准备和长期抗战中得到各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孔祥熙已经出访欧美各国），并为全面战备争取时间，同意做出可行之让步。
5月5日，
中日两国代表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签署《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
《上海停战协定》主要内容为：
其一，中日两国确定5月5日停战，在上海及周围地区停止敌对行为；
其二，中国军队在上海恢复战前状态前留驻现地；
其三，日本军队撤回战前驻留地，保持恢复战前驻军状态，其余撤出中国；
其四，日军撤出地区，由中国警察接管。
其他若干因涉及中国主权，只是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用谅解方式备案。
对于“取缔针对日人的敌对行为，保证该地区日本人及其他居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包括围攻日本人住所、学校、工厂、商店的行动和制造炸弹事件……）；“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浦东与苏州河南岸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正规军”；……达成谅解。即会议记录中的所谓三项谅解，不列入协议正文。会议记录对中国方面无约束性，作为谅解或者承诺应予执行。
附说明：
鉴于，日军由规定的港口、航道分批分次撤离上海，港口有限地区或者原驻留地客观存在可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问题，以及该海域将进入台风季节，十万军队将对港口造成积压，不益管理，可能引起对当地居民骚扰和治安问题，（而日本军队是分四批在各个港口和滩涂登陆的）。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届时协商，予以宽限。
5月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5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上海停战协定发表《宣言》。
宣言指出：国民党政府无耻出卖上海并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完全暴露了它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下武装起来，拥护和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向国民党发动的胜利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坚决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
5月15日，
日本军人政变
日本陆军反对签订淞沪协定。
日本海军不满内阁柔和政策，并且将上海战事的失败，归讫予内阁的不能果断，没有批准陆军没有从东北发动进攻予以配合，使海军蒙受耻辱，使皇军坐失良机。
在这些狂妄的军国主义者眼里，上台不到半年，竭力促成中日停战的首相犬养毅自然成了日本国里通中国的卖国贼。
一群少壮派军人冲进首相官邸，乱枪射杀首相犬养毅。
海军大将斋藤实重新组阁，形成军政府。日本军人变得更加强蛮，军国主义更加嚣张。
5月下旬，
日本陆海军依据淞沪停战协定，从上海撤退完毕。
5月28日，
各界商定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何香凝、蔡廷锴、张治中、社会各界代表和数万军民前来参加悼念。
第5军撤回原地苏州整补。
6月
第19路军撤回原地福建整补。
7月6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虹口越界筑路地段交还中国。
中日两国代表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签署《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
亦称淞沪停战协定（Songhu tingzhan xieding）；亦称《上海停战协定》。
协议全文
正文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列明之。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签署人
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鸣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
依据国际联合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驻华英国公使蓝普森、驻华美国公使詹森、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附件第一号
本协定第二条规定之中国军队地位如下：
查照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并包括浒浦口在内。
附件第二号
协定第三条所规定之地方如下：
此项地方在附连四地图各别标志为甲、乙、丙、丁，并称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甲）。双方订明：（一）吴淞镇不在此地段之内；（二）日方不干涉淞沪铁路暨该路工厂之运用。
地段（乙）。双方订明：万国体育场东北约一英里许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军队使用地段之内。
地段（丙）。双方订明：曹家寨及三友织布厂不在此地段之内。
地段（丁）。双方订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东面通至该墓之路在内。
关于此项地方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委员会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军队向上列地方之撤退，于本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关于开始撤退起四星期内撤完。
依照第四条所设之共同委员会，对于撤退时不能移去之残疾病人或受伤牲畜，采取必要办法，以资照料，并办理其日后之撤退事宜，此项人畜，连同必需之医药人员，得遗留原地，由中国当局给予保护。
附件第三号
共同委员会以委员十二人组织之。中国及日本两政府暨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３月４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与会友邦代表，即英、美、法、意各驻华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
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事宜，由委员会斟酌办理。
该委员会之决定，以过半数行之。主席有投票取决权。主席由委员会内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之。
委员会依照其决定，以其认为最善之方法，监视本协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条之履行；并对于履行上述各条之规定有任何疏懈时，有促使注意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