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京旧事：惠浴宇和许家屯、汪冰石
惠海鸣
电影《城南旧事》是借一个小姑娘之口，说的是民国时期北平的故事；而我的《南京旧事》说的是1966年前后的江苏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事，这并不令人惆怅，相反的是沉重、悲伤和愤怒。我写这样一篇文章，起因是很久了。
时节不居，日月若流，三外公惠浴宇过世至今已有十余年了。目前社会发展之快，令人已经觉得恍若旧梦，已经是另一人世了。写回忆三外公的文章是很难的。早在几年前，三外婆顾静就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我自知人微言轻，不能借人自重，不能牵枝蔓叶。写文章，不是祖孙两人关在房内，指天划地地吹一通，与世无关。文字要公诸于世的，岂不令人有所忌讳？何况，我曾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狱”中炼出来的人呢！当然，一般性的纪念文章，笼统地说几句，我是决计不写的，那不合我的性格，也不会是三外公所喜欢的。
人往往是势利的，对于祖宗也不例外。现在家庭观念虽然发生变化，但这种势利之态却与日俱增。三外公曾经是江苏省的老省长，但他遵从一般老干部的传统，勿为子孙计。我的老爹爹惠美珊(惠浴宇大哥)也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又警告我们，一代做官，三代讨饭！我们家是一个大家，老太太生了七个儿子，所以我的外公也有七个。在江苏家里人最多，目前没有一个做官的、经官商的，在淮阴老家的大多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在外的大多是医生、教师。这与目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做法是不合的。我家里的个别人也未免有些怨言。但是，如果三外公在世时，让家里一些人升官发财，将来命运如何？是祸、是福？也很难说。君不见，古往今来多少衙内有好下场的？尽管，目前风气不正，恐怕来日不多。我们家里人虽然平常，却稳当，这与三外公的一贯做法是分不开的。再进一步说，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荣华富贵。我有幸从少年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许多事情，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育，其中包括三外公惠浴宇给我的教育。我受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年龄越大，感觉越强烈。真所谓，“家庭教育，一生之命运也”。
但是要具体回忆起来，必须说明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个历史背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国政治生活进入一个不正常的时期。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困难，甚至到了没有饭吃，大批饿死人的地步。我少年时代就知道彭德怀是冤枉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知道“伴君如伴虎”，有些话不能对外讲，讲了要闯大祸的。不过，我舅舅惠娄永还是说，自己家里人还是要讲政治的，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情形索性公开化。我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家庭政治的熏陶下，受到很多教育的。尤其是对任何人都不可讲评论毛主席的话！但还是讲了，因为不讲也难，还是希望让后代知道一些真情，于是产生了复杂的情形。这不象现在我喜欢古典文学，儿子喜欢看电视，爱好完全不一样，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现在一些年轻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常说一句话，但实际上不容易说清。远的不说，近的十几年前的事也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然而，历史真相总是掩盖不住的。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18岁中学生，高中三年级已经读完，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处看大字报，经常和我的三外公惠浴宇谈“小道消息”，他也谈了许多，一直到1989年他老人家过世。不料这已经成为历史。从我内心来说，是不想谈这些旧事的。因为，这是痛苦的。至少是我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理想与目前的江苏现实的某些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距离。
再说，原江苏省委内的年轻干部、后来也当了书记，现在的“世界名人”许家屯，他并不甘于寂寞，网上不断有他对国内大事的评论，传说他想回国；同时，其孙女揭发其桃色新闻，有富豪助许养“小蜜”。另一方面，许家屯开始在杂文中点惠浴宇的名了，说是惠和一些老人逼他离开江苏的，他是赤膊上阵了。又说，邓小平在中顾委上关于江苏的一篇讲话就是他的汇报。可是我们江苏一直是以这篇讲话为工作指导方针的（下面再说）！？ 在《许家屯回忆录》中，他还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这是为什么呢？他老了，有时象小孩一样，不自觉地说些真话。而且，更重要的是用网上一句许家屯自己的话来说，“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政治就是这个样子，很势利的，很现实的”。许家屯自以为看透了人生和政治，就这样形容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北京得到的礼遇。但是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至少在我心目中政治还有正义坦白的一方面。我记得，文革中，大家看“陈毅黑话”时，有一个老干部看得都哭了。这就是陈老总的政治感染力！但许家屯的政治就是说谎、吹牛、拍马，这是他的人生的写照。
董健的“我与许家屯二三事”，虽说的事情不多，但对许的本质揭露得很入木。董以南大李西宁和他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权势者“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制造谎言，可以伪造历史，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如果李西宁照许家屯的意旨在五台山大会上撒谎，在不了解真情的人听来不是很象真话吗？许家屯对那位青年作者的‘谋杀’以及建国以来我们对诸如胡风、储安平、遇罗克等思想者的‘谋杀’，曾经是多么冠冕堂皇，像是正派行径啊！”甚至，董还引用了奥威尔（George Orwel） 此人是小说《1984年》的作者，英国人）的话：某些人的政治“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只差几个月，没有能参加高考，就参加“文化大革命”，各地串连，往往看到的大字报就是这类东西，完全缺乏系统的教育。但与实际生活相接触，风风雨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吧。我那时初生之犊不畏虎，性格倔强，又好问。当时，三外公无人好多讲话，自然与我接触较多。我在中学里也被斗过，懂得一些道理。不象我舅舅女儿小苏，那时五、六岁，见到舅舅戴高帽子游街，还笑呢！结果被我奶奶揍了一下。不过，后来也长大了，现在美国。她的眼界自然又与我不同了，思想上没有那么多历史的痕迹了。她的女儿生在美国，今年7、8岁，更是天真可爱了。生活在中国，历史过于沉重，如果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时要压死人的，但近来读到的汪冰石的回忆录，使我不得不顺带多说几句。
汪冰石，何许人也？他是一个大人物，以前做过副省长等，看他的简历，在老干部中他算是升得快的，我还无缘认识这位“新贵”。汪的回忆录是印得很漂亮的，开头有不少照片，至少有三张和许家屯的合影，特别是书中“省委工作二三事”一节点名批评惠浴宇，还“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陈云的话来反陈云，这太过分了。这是应当批评的。
汪冰石应当再写一份“悔过书”，检讨自己的“失足”行为！他1937年在国民党面前的“悔过书”也可拿出来比较一下！看汪的思想又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汪说，“书记出走美国，某副省长玄武湖野合”；“街头谁相问，贵人谁贪污？可曾升官否？请君问基督”。虽说汪是老干部，思想也在变化。汪的《回忆录》是一种混合物，一方面是有些内容可读；另一方面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恶意攻击。许家屯曾提名汪做副书记，被惠老等否定一事，为什么汪就不说了呢？心中有鬼。汪还说，共产党变质，主动退党，这是什么意思？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有些人至今还是有钱有势的。苏联的垮台不是叶利钦的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苏联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运作和目的。目前，江苏虽说进步很大，但问题比一般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而且其中有些问题是历史问题延续和结果。汪的《回忆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惠浴宇一家的问题，应当由省委和有关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干部已经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了，苏州有一次展览，将江渭清和惠浴宇照片下的名字也写错了。
至少可以说：第一，许家屯是叛徒，已经开除出党，中央是有结论的。你汪冰石是一个老党员，党性何在？你已经不象一个中共党员，倒的确是自称的“许家屯死党”中的党员或者是许家屯‘队长’（汪说，许得此名，是因经常下乡）手下的队员。有汪诗为证：“许家屯‘队长’已飘洋去”；“尔我虽年迈，古有吕班在”，他自称是有这么一股劲头。第二，惠浴宇已经过世十几年了，你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大有欺负孤儿寡妇的味道？我们惠家在江苏是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后台。而且，将外地的惠浴宇弟弟周惠也扯了进来，乱说要到江苏当省长。第三，这是非法出版物，没有书号。第四，这是违反事实的，有许多不实之处。如许家屯从来没有送过音响给惠浴宇！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反过来说，是不是收买了你呵！你的儿子到香港许家屯那里工作是什么关系呵？你强奸人意，把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江苏省前后四位省委书记江渭清、彭冲、许家屯、韩培信都拉在一起，编造他们和惠浴宇、刘顺元、管文蔚的所谓的权力斗争。彭冲、韩培信都健在，他们能为你做证明吗？甚至编造所谓的陈云向许家屯作检查，更是胡说八道。许的《回忆录》里都没有这样说过，他对陈云支持江苏几个老人要他走的意见倒是说得较明白，不象汪冰石在玩弄障眼法！
但是我想，再多说一点的话，也有必要。因为汪说得很多、很丑，不要以为汪冰石是一位高级干部谈内部事，别人就只能听他说，他的水平不行，行文矛盾百出，有时连时间都搞错了。惠浴宇死于1989年夏天，可是汪说，“90年代初，彭冲离休后来南京小住，惠去看他，事有凑巧，我也去看彭”。不知他见到的是什么？我这里引用他的一些话，作具体的分析，也许可以作为历史学家的参考。因为汪说很明白，他的书是要留给子孙看的。让我们一起对历史负责吧。
怨气
汪说，“我发现常委内部不少矛盾，主要是许家屯和惠浴宇两人之间的矛盾。开初，我以为大概许在‘文革’中得罪了惠，惠有怨气”。惠老是有怨气，但说得还不够，应当说是怒吼。陆定一说，惠浴宇的“《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之人多矣“（陆定一序，惠浴宇著《写心集》一书）。惠浴宇是1928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到延安。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陆定一还说：“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专政’”（同上）。惠浴宇的想法代表着相当多数的一批干部和群众，这是真实的想法。谁被这样斗了7、8年没有怨气？当吃的苦，可见《刘顺元传》。直到80年代，邓小平来江苏在金陵饭店顶楼接见江苏老干部时，许世友说我们老红军跟小平同志合照一张相片，惠浴宇就说，我们地下党也跟小平同志合照一张！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以后，狗日的才做地下党”！
1971年，我已从昆山农村插队转到北京当兵。“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完蛋后，政治形势有所松动，许多事情归周总理管。我妈妈也到北京，因为也是老新四军，一下子便找到楚青阿姨和老首长粟裕司令，汇报了江苏的一些情形，特别老干部吃苦的情形。后来，由三外婆顾静写一封给周总理的信，反映了三外公在审查时吃苦的情形。当时家人不许见面，而且连窗子都糊上纸，大小便也要报告，伙食恶劣等等，已有几年时间。实在忍无可忍！信由粟司令当面转呈周总理。总理随后叫秘书打电话给吴大胜，以后三外公的日子好过些了，其它人也跟了也如此。
当时，我跟妈妈惠廉以及楚青阿姨去过一次张茜阿姨家。那时，陈老总刚逝世，他们还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一座老房子里。张茜阿姨已生病，正在治疗。她对我们讲起，陈总的病因前前后后。如果发现得早，早开刀，直肠癌是完全可以救治的，但被耽误了。当时还讲到江青很坏等等，那是走到院子里去讲的，怕有窃听器。当时张茜阿姨还问到三外公的情形。如果三外公和陈老总再见面，会有多少话要讲啊！以前陈老总谈恋爱，就是三外公送信的。途中还偷偷地拆开来看。三外公讲起此事，就眉飞色舞的，说他是晚上交给张茜的，未被发现。至于信的内容呢？就说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别的不讲了。当时陶勇等也要看，但三外公未给他们看。此次我还告诉了张茜阿姨呢！
1972年冬天，我出差到广州，途中顺便回苏州。当时三外公已经放出来，被安置在高资茶场和三外婆、毛毛住在一起。我坐慢车到高资，在一个小山头上找到了他们。三外公和我讲起过去吃的苦，讲得眼泪都流了下来。我汇报去北京张茜阿姨家的事，又报告北京城里许多“小道消息”。北京城的人，以至全国的人心都是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直是众望所归！但千万没有想周总理走得那么早！
再回到前面的话，如果把汪的问题再深入些看的话，这不仅是文革中既得利益者和复出的老干部的矛盾，而且从全国来说，是邓小平不要平反，要不要真理标准的讨论，甚至是要不要平反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的问题。如果照汪的“怨气”理论的话，那只能是“两个凡是”地做下去。
江渭清
汪自称当面向胡耀邦告状，话说得很凶：“谁也不能把自己说得百分之百正确。省委书记处第一个贴大字报打倒江渭清的，不是别人，正是惠浴宇同志”。汪还说，胡耀邦说中央知道此事。这完全是胡说，完全是没有道德的胡说。惠浴宇的为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写的《写心集》的特点正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陆定一《写心集》序）。
惠浴宇、江渭清和刘顺元，他们是团结的，工作上虽有矛盾，但是有道德有水平的。江苏现代史，包括江苏省委的一些旧事已经是有人在研究了。有人根据《江渭清回忆录》等，写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渭清、惠浴宇等联合保刘顺元一事。刘顺元，这可是毛主席点了名，要批判的呵！当时，几乎人人自危。但他们联合保了下来了。当时的江苏省委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可真是了不起的团结、自信！我当时年轻，记忆力好，至今记得当时的许多事情和揭发大字报。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第一书记说了算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三外公说，刘老有水平，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关门谢客，读《列宁全集》；书记处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刘老引用列宁的话，江渭清也就不响了。惠和刘老关于南京电车的事也有不同意见。一直到文革中，一位秘书揭发刘、惠二人议论毛主席，还说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胜利还没有定下来？专案组找刘老，刘老承认，但惠老不承认。一直到1973年左右放出来，我问过他，他说凡是这样的话，就是不能承认，以后注意，再好的朋友也不能乱说。
我记得1964年我到南京过春节，三外公就大骂许家屯，说许拍江渭清的马屁，连打麻将也要让，江渭清总是嬴，他不高兴打了。但文革中，许家屯最早揭发江渭清，大字报满天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那时就知道许能写，也能抄，即抄别人的大字报当作自己的。江渭清后来向中央要看许的揭发，有40万字之多。我还清楚地记得许家屯的二张大字报。这可是他亲自写的。一是毛主席到南京，江渭清去看了以后回来说，主席老了，写字时手上也溅了墨。许氏就无限上纲说，毛主席万寿无疆！江渭清是反对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早死。二是江渭清要工作人员在纸篓中找毛主席写过又抛掉的字，说是将来可以拼起来用。许氏说，这是收集毛主席的情报，和杨尚昆、洪沛霖安装毛主席的窃听器是一样的，结果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翻得天翻地覆，沙发也拆开来看，也没有找到什么（惠按：许家屯网上说，“公安厅长洪沛霖负责。笔者那时根本不相信有这类事的可能也只好认真地和洪沛霖在毛住的中山陵园五号别墅翻箱倒柜搜查一遍，哪有录音机的影子”。说得太轻松了，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洪沛霖很快被捕了起来，长期分管公安的惠浴宇逃不了干系。当时许家屯还揭发惠浴宇陪同苏联米高扬到中山陵，说是出卖情报）。
1967年，省军管会成立不久，把惠浴宇这一批人关进三十三号，但星期六晚上还可以放回家来吃点好东西。我就告诉三外公这两张许家屯大字报的内容。惠浴宇边喝酒边对我和三外婆说，他们拼命逼我们揭发！但我们不能乱揭发！江渭清不是反对毛主席的人！毛主席心中明白！当然，惠浴宇也写过两张江渭清的大字报，以后还登在小报上。三外公平时不大写东西，这时只能与家人讨论，然后自己写了几张纸，钢笔写的，字迹较大。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是他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作风之好，才把难关安全渡过去。当时情形一度很严重，就连昆山也曾饿死过大批人，但还是吹牛皮，江渭清也一直吹到毛主席那里，说江苏粮食大丰收，可以调走支持别地。三外公那时冒了风险，亲自报告了周总理，才把粮食追回，到苏州放粮的。二是江渭清的生活问题。因为江渭清的秘书揭发江渭清和火车上一个女服务员的关系问题。这张大字报贴在鼓楼，很大的字体。其中还说，惠浴宇包庇江渭清。大家就问三外公了。他说，这是柯庆施要他找江渭清谈话的。当时在汽车上，秘书也听到了。但江渭清不承认此事。后来，造反派将此事闹得很大，女服务员还到五台山大会上揭发，说是强奸。但中央保护了江渭清，接到北京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江渭清到北京后，又回老家安居，留在江苏吃苦较多的是三外公这一批人。有时被拖在大卡车上游街，群众往往不认识，叫道：“前面的大胖子是江渭清！”1967年以后，三外公被监护，以后又升级关押到外地，我没有可能见面。但《写心集》一书所说，水利工地被斗昏死过去一事，我是听说的。三外公后来说，是被许家屯气昏过去的。许那时是争取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康生亲自点名的，江青也赞许的。为了既得利益，当然要与这些老人划清界限。但三外公屡次说，毛主席心中有数，要结合彭，不结合许。江青、康生点名要结合许家屯，这不是偶然的。这些事是当时南京大学大字报上的内容，是人所共知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各省的老省长中，再做省长的，只有他一人。而且居然是在身患癌症，经过七年的近似牢狱的生活，又复出，真算是一种奇迹了！三外公为人非常乐观、坚强和自信，所以能挺过来了。他二十几岁时，曾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坐了七年。到六十岁左右，又被“审查”了七年。一生中的大好岁月，十四年就这么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恨的是叛徒，是出卖自己的同志。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人诬篾时，我们家里人也不相信，因为看他的为人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江渭清的儿子被逼离开江苏。惠浴宇大骂，等我们死后，他们更要欺负人？这是不幸而言中的。惠浴宇死后，有人告诉江老，他也感动了起来。说起来，他们还是“亲家”。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领导人袁国平的儿子袁正威，自妈妈邱一涵（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也过世后，从小住在江老家里，是江老的养子，就是江老文革中住在平江老家时，他也去看过。回来和我们谈过许多事情，说江老看见他流泪了。他和惠浴宇的大女儿秋果结婚，生有一子雪雪。后来，他到法国留学多年，没有钱，靠打工上学，更没有陪读的，现学成归国。
不幸的是，三外公逝世后一年左右，惠浴宇的大女儿秋果姨被公共汽车当场撞死，七孔流血。我和秋果姨是很熟悉的。1965年她到苏州医学院读书，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看她这个大学生，觉得她水平很高！我们经常见面。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批斗和审查时，我给她通风报信。三外公出来之后，她的状况也好些，从当时下放的丹阳调回南京。但她一直靠自己努力工作，在一个小儿医院里独创一面。后来遭人排挤，又回到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医生，已经是近五十岁的人。三外公晚年的生活也靠她照顾。1989年冬天，她到苏州开会，住的是五块钱一天的大房间。我们畅谈一个晚上。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追悼会上，来人很多，还有省里以及上海市领导汪道涵送了花圈。不了解的人，以为她生前是多么养尊处优！其实，她一直是艰苦奋斗、热爱自己的儿科专业，立志做一个好儿科医生的。凡是熟悉她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她的早逝令人痛惜不已！
许家屯
汪说，惠等认为，“许家屯犯政治错误，应退出省委。我说许有问题，属于思想方法、工作作风问题”。现在已经很明白了，谁是谁非！惠老对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很明白的。他和许家屯的矛盾，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现在实际上中央已经作了结论。1983年，他曾经和二位老人到中南海住了一月，反映问题。他当面向那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后推荐许家屯到香港工作）等说明，许家屯在江苏的政治错误是与其品德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能重用许某，否则将来要出事。他说，许是花花公子，到香港花花世界，一定要出问题！当许调出江苏时，中央是考虑到他们这一批老同志的意见的。他为此精疲力尽，前后也有意气用事的地方。但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对许也一分为二。他常说，许品德是卑鄙的，工作是能干的。但即使工作是能干的，最后叛变也就不值一钱了。从假党员到高级干部，本质没有变，当心“花花公子到花花世界”，至少这个预言没有错，许的确是叛变了。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在送许家屯离开南京时，当了许和许多人的面也说过类似的话。不幸而言中！
惠浴宇对许家屯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1976年我在苏州看到许的自我检查，这是油印本。文革中，连苏州造反派都知道许的为人。读许的检讨，他自我解剖的灵魂是多么可耻！当时做了很短时间的苏州市委书记刘伯英在1976年倒向造反派。许氏后来要开除刘的党藉，以证明他的正确。但话说到底，二个人的本质有什么区别呢？都不是好东西，但只开除刘伯英不公正，要开除投机分子，首先开除许家屯。这是当时惠浴宇讲过的话。江青、康生要结合许进革命委员会，不是偶然的。许所谓揭发旧省委的材料有上百万字，除自已造谣、投机外，大多是抄造反派大字报的。有种的话，再拿出来印一本书在香港发行，许还可赚一大笔稿费！当时苏州造反派也看不起许的人格，所以大量印出来臭他。许自己说，他的确是拍江渭清的马屁，但对惠浴宇、刘顺元也是拍的。因为他们树大根深。这是老实话，因为许家屯是惠浴宇的老部下，就是在福建和叶飞搞不好时，也是惠浴宇要他回江苏的。这是我三外公的毛病，他也承认的。
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他对许的本质看得很清楚，在《写心集》里许多问题实际上早已说清了。请看他评论俞铭璜的党龄问题时(第78页)，实际上是讥笑许某的入党时间比介绍人俞铭璜还早，是“政治上的二流子”(原话！第95页)。他的《写心集》不仅提到自己被许家屯批斗昏死过去的情形(第137页)，还提到无锡被迫害死的一批人，许氏居然不许开追悼会，是类似升官发财的“三种人”心境的反映(第143-146页)。他又屡次提到李楚反对吹牛皮，陈云龙也为此顶撞许氏首长这位第一把手的事(第162页，第167-169页)。
现在有些人统统忘记了。只知道把某些领导作为广告，拉来拉去，加以利用，而有人贪图小利，乐得这样周旋。与昔日老共产党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当然，他作为老人与许家屯还是有来往的，以至于许氏的儿子坐牢，要求保外就医时，他也是同意的。这是一种政治家的风度，决不象现在有些人狭窄自私，结党营私，对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吴江历史上曾经有一位金松岑老先生。他有三论，认为只有讲气节，才能求中国。许家屯这种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毫无气节的人，现在又搞成这样。两者之间是有某种必然性联系的，值得大家严重严肃地思考的。
现在江苏有些人毫无科学头脑，一味发热，吹牛皮，又以拉关系和打击报复为两手，又收买新闻界，又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等，无耻至极，品德之卑鄙都超过许某，而工作还不如许家屯，幸亏这些人的官还没有许做得那么大。难怪一些老干部在这方面讲今不如昔了。而且，如果时局发生变化，当叛徒的人大有人在。历史上，凡是贪官，没有不屈膝投降的。这是实用主义者的必然逻辑。凡是清官，就比较有气节，可杀而不可辱。历史是最好的鉴证人。
三外公对周围的工作人员秘书、保姆、炊事员都很好。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曾经组织这些省委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写揭发材料，不少人都有厚厚一本，但三外公没有，可见平时为人。而许家屯的秘书写了许家屯一大本，还有一些别人写的大字报，我都记得，说许和女人跳黄色舞等等都有。许家屯当了书记，这位秘书就一直在乡下，成了省级机关最后下放在乡下的干部。他到许家屯家门口求见，谈五分钟，但许家屯就是不见。他又到省外贸局找我妈妈惠廉，想到外贸工作。一天晚上，我跟妈妈到三外公家玩，说到此事时，惠浴宇说，“许家屯乱说不好，但秘书乱说也不好”！他是有分析的，有水平的！
“山东帮”
汪说，“惠忽而说，常委内部有个‘山东帮’，三个山东籍的常委。辛少波等立即加以质问，惠只好承认他说错了。后来，他又提出来要他认为‘山东帮’的柳林任第二书记，以取代许家屯”。在下列背景中，我也听到类似的说法。
1976年初，国家又一次遭到严重的危机。批邓，而后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逝世。但是1976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形势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三外公那时非常高兴，一直积极活动。十月七、八日，已经知道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省委也要处理苏州的华林森之流。他们靠四人帮这个后台，长期在苏州拉帮结派，为非作歹，已经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大约就在八、九日晚上，我去三外公家，看见他和省里一些重要领导开会，讨论处置苏州问题。我也送了一些材料。那时，他并没有职务，但是实际上已经参与了许多工作。不久就任命他管全省的政法工作。而吴大胜已经下来了。整党的那一年，我在三外公家见到吴大胜。他未事先通报，就要见三外公，进去后说江苏的事不是他一人能在当时决定的，但许世友责任全推给了他。炙手可热一时的吴某，居然也有头疼的一日。
至于“山东帮”，这是老人的口头话，我当时也听他们说过。有次，惠老对辛少波和柳林当面说，你们是‘山东帮’，辛少波就说苏北人都是好的，许家屯？辛少波是文革前的省委组织部长，因为周总理说过话，结合得较早，他是坚持原则的，并不因为吴大胜当第二书记，有实权，就全听他的。这在现在实在是难得的。当时，柳林还没有分配工作。柳林曾是苏州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前一、二年到苏州。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喜欢收藏字画、读古书，又骑自行车跑小巷，修北寺塔等就是他的政绩。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父母都很快地受到冲击。我父亲最早，是苏州市第一个被撤职罢官的大学第一把手的干部。到八月份，大字报都贴到我读书的校门口来，有大学生的，还有“革命干部”。因为已被抄家，我一度搬到学校里去住。我的父亲刘铁珊当时是苏州医学院书记是第一个被撤职的地市级干部，柳林抛出许多干部保自己，宣布时，说代表省委。但后来平反时，找不到文件。又如，副书记李执中、昆剧专家顾笃璜等都是被抛出来的。我在学校，自己成立红卫兵，保市委。许多所谓走资派的子女加入，柳林的儿子柳大森也加入。这时，柳林也被斗了，成了“叛徒”，但柳大森，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旧市委被打倒时，许多人揭发，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揭发的话。1974年以后，柳林虽然放出来了，但还没有解放，但我们经常来往。1976年，有次柳林到惠老家哭诉。因为彭冲要柳林到上海做办公厅主任，许家屯不同意，但在江苏又不安排工作。其实，惠老和柳林历史上不熟悉。1967年，苏州造反派来调查时，惠老说不了解情况，这是实话。但柳林做了省委第二书记以后，和我们来往就很少，关系近于冰点，原因是惠老说，柳林和别人一起想挤他离开江苏。1995年，柳林到苏州，他对我说，我与惠老有些斗撞，但大事还是听他的。我没有响，我心中是明白的，没有附和他。他也知道我和三外公是无话不谈的，也不多说了。他只是说过，苏州古城让农民来管理，不行。后来我们一起到南浔看藏书楼，还是比较愉快。我向不认识他的人介绍，他是江苏省委老书记时，他还有些不好意思。柳林已经过世了，苏州一些文化界老人还是说他好话，要是柳林在苏州当书记，古城就不会破坏得这么严重了！这是对的。
彭冲
汪说，“一九八二年，中央二号通报（批许家屯“超规格接待”华国锋）引起的“惠要当省委第一书记，取许而代之。惠在会议期间，曾表态他自己并不想做官，其实，这不讨是掩人耳目；此地无银三百两”；“至于惠指责彭的“三个‘然’（彭冲由江苏调上海工作是自然的，由上海调北京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偶然的，这次政治局委员落选是必然的）。开始时，有人不解.，不过后来谜底还是清楚了。据说，彭由上海赴北京时，惠曾亲自赴沪为彭送行，言谈之问，惠颇动情地说，‘文革’期间不是你的帮助，我这条老命也许早已完了；又据说，彭冲进政治局后，惠曾自荐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并且说，我已年近七十，不然，以后便没有机会了，并推荐他的胞弟代替他任省长。理所当然遭到彭冲同志的拒绝。既送行、自荐、荐人于前，又尖锐批评指责于后，这便是事情的全部过程”。这里的关键是谁能给汪冰石证明？这里的“据说”并不是彭冲，是不是许家屯说的啊？！请汪交代清楚！
惠浴宇总算是比汪冰石资格老了，他“并不想做官”的这句话倒是屡次讲起。他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看透了官场。1978年春节，我带儿子小龙去拜年，他很喜欢。我们拍了照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留影纪念了。惠老又说，年轻时到人家，看到一副对联：“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还举了周惠的例子来教育我。他又说，柯庆施在庐山会议上斗周惠时，说你再不投降，我就要叫你的哥哥惠浴宇来劝降了！曾希圣会下也点了惠浴宇的名，说是右倾。但柯庆施这时是保惠浴宇的。当时柯庆施大鼻子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如柯对江渭清有意见，有次主席在上海，正值惠在上海，柯就叫惠陪毛主席一起到南京，同一列火车去，可以在火车上，接近主席，讲讲话。柯的意思是多接近主席，有升官的机会。但惠借口有事先走了，其实在半路，主席的专列追了上来。又据说，毛主席曾说：“浴宇，这个名字志向不小呵！”引得惠一阵紧张。又说，毛主席到南京，过去老说你弟弟周惠好；庐山会议后，主席第一次到南京，惠浴宇主动说，“周惠年轻不懂事，这次犯了错误”（这是惠浴宇的真心话。他一直说，周惠在庐山会议和彭、黄住在一幢小别墅里，黄克诚又是周惠老首长，黄离开湖南后，是周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周惠只有37岁，所以他们熟悉，照例，什么话都说。但周惠也不串门打听会上的风向，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迟到会的黄克诚还是老成，有所不同，他不要周惠等什么话都说，更不要彭德怀写信），主席说，“我把他与他们分开了”，但从此再也不提周惠了。
惠浴宇说，在南京，主席睡觉不能有一点声音，连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都提了鞋子走路。他说，不想拍马屁、向上爬。对一些拍马屁的人极为鄙视，往往破口大骂。当然，他的脾气过直，从不假饰，也有过火的地方，有时容易得罪人。
当年，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更是年少气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过：“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为此，得罪的人更多。上面怕湖南乱，逐步换书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约一年后，周惠在湖南也被斗，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了台。可是周惠的话不断地被证实，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1960年苏州鱼米之乡也饿死人，如昆山有巴城事件。1968年，我插队在这里，听到许多事情，至今农民记忆犹新。原因是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惴惴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写心集》第211页）。因此许多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昆山县就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行，只好乱报产量。这样，汇总到周恩来总理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了，于是将苏州粮食调中央。当年陈毅路过南京时，心里是明白的，曾将惠浴宇找去问，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记得1960年三外公来苏州放粮，即将向中央多交的粮食要回来后，发还老百姓。一天早饭后，我和老爹爹去，见桌上还有二只小馒头，他叫我和老爹爹二人，一人一只，吃了。以后三外公生病，长住无锡或上海，但因为秋果姨在苏州医学院读书，也经常来苏州，或有消息带来。1986年惠浴宇在西康路给当时的年轻干部作报告时，又说起1960年困难时期，他说，老百姓没有东西吃，把沪宁线两边的树皮都要吃掉了。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上面要统计，就乱报一气，说死了十万人。
至于汪所说的彭冲优点，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这是公论，也不是汪一个人说的话。我见过“文革”中批斗彭冲，他只承认自己有错误而没有揭发他人，品质好。有次，惠、彭冲等一起被斗，一开始，彭冲等吃苦也许还要多些。有次，造反派用铁丝串了大牌子挂在彭冲的脖子上。彭挂的牌子也重。惠浴宇说，这不是整人！？回来一直愤愤不平对我们说，以后要把挂的人抓起来。彭冲恢复工作较早，惠浴宇一直说，毛主席识人，用彭冲，不用许家屯。
1974年初，我当兵期满，从北京回苏州，途中到南京又见到三外公。当时他们住在云南路二十九号的大院里。那是走资派家庭的集中地。正值批林批孔之际，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1974年春天，我到南京，一次和鲁梅陪三外公去玄武湖散步，居然从云南路一直走到玄武湖，又在湖畔走了一大圈。三外公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他也喜欢和我们一起交谈、拍照片。那时用的是黑白胶卷，拍了，自己冲洗，不怎么清楚，但也很喜欢。那次出了玄武湖后门，走到南京市政府前面的公共汽车站上。三外公说：“我们在公共汽车站，等小汽车。”讲得很好笑！居然也等到了。正巧蒋宗鲁的小车子过来，看见三外公，就停下来，让我们上车。三外公在南京声望很高，活动也很频繁。他的朋友又多。日子过得并不寂寞，但总希望能出来做点工作。
当时，惠浴宇没有车，有时大卡车也坐。彭冲老的大儿子双喜还帮开车，有时是借彭冲的车子，有一次我们外出，双喜的车开得象坦克车一样，很迟才回来。1975年，当时邓小平正搞整顿，双喜到苏州，惠浴宇要我将苏州造反派的情况都讲给他听，让他回家讲给彭冲老听。1996年在出惠浴宇《朋友人》这本书时，彭冲大儿子双喜曾对我说，惠老不懂政治，老是骂人，又不安排干部。这是真话，这些老人太天真！更不合现在的潮流。三外公老时，曾对我说，有人批评他是“少年先锋队，戴红领巾的”，这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在内的。但就是这些“老天真”是打天下的，《刘顺元传》中也有刘老的一句话，说自己是不适合当省委书记的。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刘顺元、管文蔚
汪还说，“出乎意料，刘顺元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大概他听了惠“大获全胜”的喜讯而来”。大家知道，刘顺元是“唯真理是从”的老人，不是这样简单的。李锐老说得很明白，“十二大后，我参加省部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经常出差”。1983年4月间，“到华东几个省。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老同志对省的主要领导人意见甚多，因此，同刘老有几次交谈，深感他的直言不讳，高尚风德，也听到广大干部对刘老和其它几位老同志的衷心爱戴。这种情况在其它各省较少遇见。后来每逢中顾委开会，也常见面，无论就过去历史和当前问题，交谈中我们思想是相通的。刘顺元同志是党内老一代中极为难得的领导干部；是具有大德、大智、大勇，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李锐同志为《刘顺元传》所写的序言）。
刘顺元老曾经有“反苏”、反“大跃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被毛泽东点名。文革一开始，刘老的儿子小浒曾将他家里两只黄皮箱子藏在我床头的橱里。我到他家玩，见到许多马列书是英文的，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读英文的马列书。
汪还说，“我们发现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位五十年代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在审干时以政治历史问题解除职务的老人，每逢常委开会，他照例到会，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盛气凌人，俨然凌驾于常委会之上。他和惠一唱一和。原来他是被惠个人邀请来参加会议的”。这是说管文蔚老。管老德高望重，汪冰石这样贬低他，是没有共产党的道德的。请有关部门查省委常委会记录，当时管老参加多少次常委会？惠浴宇能有这样大的权力，请不是常委的人每次都参加常委会？令人难以置信。
周惠
汪还说，惠浴宇要“他的胞弟代替他任省长”，这是说的周惠。这种胡说和许家屯是一样的。三外公屡次提起，在批斗大会上，许家屯揭发他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周惠接到家里去住”等，他忍不住了，就在大会上反驳，“他是我胞弟，难道要住到你家里去？”结果，连造反派也笑了。
网上有许多介绍周惠的内容。他在退休之前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以前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是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搭档。庐山会议上受到批评，被打入政治冷宫二十年。网上说得明白，1979年“由以前老下级华国锋提议，经邓小平认可出任内蒙第一书记，一度因率先提倡‘包产到户’几乎同万里、赵紫阳齐名”。根据之一是胡耀邦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还发了文件。他当然没有必要到江苏来工作！历史上就不是在同一地区！亲兄弟二人在一个省，一个当书记，一个当省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违反中国政治常识规则的。汪就是不顾这样的常识！
胡耀邦
汪三处说到胡耀邦。“胡：前年重点是批你吗。对老同志还是鼓励、勉励。我向他的弟弟打过招呼，老同志要有老同志的风度”；“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在南京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一行，胡、韩培信和我在南京机场会客室等候(沈达人后到)，胡问韩，最近省委情况怎样？韩说，他们仍然干扰得很厉害！胡听后满脸不悦，叹了一口气，说道：老同志不争气”；“就便问我关于上海协作区的情况，我只讲；同床异梦。他是力主发展区域经济的，为地方主义叹气”。这里能为汪作证的只有韩培信。文革中，当时是省委秘书长的韩培信死保江渭清等。据说，造反派来抓江渭清时，韩培信曾背江渭清翻墙而过（1966年夏天，我找韩伯伯的大儿子韩建华串连，他说我们是老保，不同意打倒省委！现在他靠自己在山东工作）。韩培信当时是从轻工部回江苏做省委书记，习仲勋对惠浴宇说，韩培信是好干部，在这一点上，江苏老干部都是一致的，没有疑问。难道他们会跟了汪冰石胡说？胡耀邦是和周惠很熟，他们在延安时就认识，文革中也来往。但有没有说过这样有关“风度”的话？我不知道，以后有机会问了，再说。应当说，胡耀邦是支持惠浴宇等要求的，否则许家屯是不会走的。惠浴宇当时说，在中南海时，胡耀邦一直说惠老，老当益壮！惠浴宇又说，接到中组部李锐电话说，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支持他们的意见，胡耀邦等书记处同志也支持。
胡耀邦是好人，但作为一个总书记来说，地方工作经验不够。然而，在胡耀邦下来以后，惠浴宇曾对当时的一位中顾委领导说，你说我们干扰太多，可是你们连总书记也拉下来了！可见，所谓的“干扰”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因时而变的政治而已。再以前面董健的话作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文艺界很活跃。顾尔镡一马当先，指斥文坛弊端，思想解放，敢闯禁区。他的言论被人‘汇报’上去，总书记胡耀邦作了一个关于顾尔镡言论有政治错误的批示，于是引发了江苏对顾的‘围剿’。胡耀邦尊重事实，顺乎民心，收回成命，极左派认为的‘铁定’之案被平反了。少数几个批顾‘英雄’大放厥词，攻击总书记‘出尔反尔’；我们则说这样实事求是的总书记真是难得”。到此为止，我想，其他的话不必多说了。
陈云
汪说，“1982年三月六日‘三老’(刘顺元、惠浴宇、管文蔚)进京。终于在一位元老的积极支持下，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调许家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
这位元老是谁？在《许家屯的回忆录》里说得很明白，这是陈云。许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要他留任，但“没想到江苏省一直和我作对的几个老人坚决反对我留任。他们得到陈云的支持”（11页）。汪也说，“后来陈云同志听说许在香港工作颇有建树，曾召见许家屯，向许说：你在香港工作搞得不错，你思想比我解放；过去我听了他们几个人(指“三老”)的话，我向你检讨；并归纳许在港工作上的六点成绩。据许说，他因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以致一时说不出话来。至于许离休后出走美国，轰动一时，是另外一回事了”。
说来话长，1967年一天，我和秋果姨到南京工学院看到一次批斗。南工大礼堂内开会，大标语贴出，打倒大叛徒惠浴宇！三外公站在台上，不言不语。我听到有个造反派责问，他与北京陈云老的“黑关系”，说三外公的入党介绍人便是陈老。回来，我曾问三外公。他说，192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介绍人不是陈云，那时陈云和李立三是领导。后来坐国民党的牢七年才出来。当时他死不认帐，国民党关了他七年，连真姓名都查不出来。他到延安，找到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说明情况，得到证明，重新分配了工作。特别是涉及到叛徒时？他说，是非自有公论，与这些人没有必要多烦。索性吃点安眠药，听不清楚，心里少烦了。当时有揭发，批斗会上，三外公还吃糖。实际上，他是为戒烟。当然也是他不在乎的表现。
1975年邓小平同志抓工作、搞整顿，国家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夏天，我到南京。三外公家已从云南路大杂院搬到宁夏路十六号。据说，这原是于右任的房子，条件比较好了。一天晚上较迟，三外公才回来。天较热，可是他还穿着中山装，很庄重的样子。他说，到中山陵五号见到陈云老了。陈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到江苏，向他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指示，说这实际上是批江青等人的。又说，江苏要结合老干部，还说彭冲比许家屯好等。他对陈老的尊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他一直对我讲，陈老在党内威信很高。在历次复杂的情形下，都能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他有次见陈老送一斤茶叶都被退了回来，还见陈老身上的羊毛衫上还有许多洞。老共产党人之间就是保持这么一种纯正关系的。以后我跟三外公、三外婆、毛毛和鲁梅，还到宜兴玩了一次。那时兴致较高。
许家屯又说，“其实，那几个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并非是个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争。他们坚持反对在把经济搞活的基础上高速发展，尤其反对放手发展社队集体企业”（11页）。汪也是这样说的，“办公会上有时讨论经济工作我们发言稍长一些，省长便不耐烦，说：我不懂那些阿拉伯数目字！这几乎是他的口头禅。我们几位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都感觉很为难”；“大概因为江苏工业经济搞得比较活，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工业体制改革有了开端有关”；“江苏市场经济发展源于乡镇工业的发展，乡镇工业要自找原材料、燃料、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自找市场。江苏省委顶住计划经济的各种压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这些说法引起惠省长的不快。1980年十月十六日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江苏工交战线上的成绩不过是‘吹’出来的。陈云同志办公室的秘书奉命打电话给惠省长，大意是你们那里有位副省长，他对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未必如此’”；汪的观点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惠私下说，汪某是反对陈云经济思想的”。
这段话是最值得深思的。陈云的“未必如此”说得多么好啊！惠浴宇反对吹牛的阿拉伯数目字也是说得多么好啊！要知道，当时他是在位的省长！但是要在以前，我是认识不到这些观点的重要性。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想去考大学。国家政治已经进入正轨。我想，以后只要专心读书，回避江苏的政治，我那时已经是失学多年。我高中毕业后，插队，当兵，做工，搞外贸，就是没有机会读书。以前工农兵学员是要推荐的，但我被推荐不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州华林森等造反派恨透了我，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老保头子，保柳林、李执中的旧市委，而且从来没有低过头！他们说，我读大学一定是开后门！因为我父母当时都在苏州高校里做领导，我父亲曾经负责过高校招生。又说，我是反江青的“现行反革命”，有“问题”！凡是这样的人读大学，要经过市委常委讨论。实际上是堵了这条路。但我一直坚持自学。1979年以同等学历，考上苏州大学政治系的哲学专业。 我因基础差，忙于读书，南京也很少去。三外公那时也忙，已没有空和我们聊天了。一直到1982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正巧三外公也从省长的位子上下来。
1987年我到北京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回来又到原来插队的昆山农村作调查。有时到南京，将某些事情讲给三外公听。我自为得意，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有些连英文、俄文版也读了，又下去和农民交朋友。但三外公一再批评我不晓世事，是个书呆子！当时我不服气，认为他老了，不下乡，不太了解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一代新人的成长，争论了起来。但现在想想，自己的确是有幼稚的一面。
有人说，“至少这十几年的江苏的问题与许家屯无关”，这句话太简单化了。许家屯在美国还在吹牛皮，《许家屯回忆录》说，“对别人的‘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已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前言》），但就是他自己在这本书里吹了牛皮。
许家屯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在83年3月2日《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实际上就是根据我向他的汇报和中常委的谈话，我已在《香港回忆录》中记叙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87年另一篇讲话《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则对乡镇企业予以赞扬和肯定，他说：‘异军突起，这不是中央的功绩，每年有20%的增长，很突然冒出来的’。事实是在70年代初期，尚值文化大革命中，我回工作岗位，在江苏南部，主要是在无锡，发展了乡镇企业。85年，胡启立到江苏，肯定了我们的做法，称之为‘苏南模式’；87年邓小平对此予以肯定”（网上《许家屯文选》）。许家屯又说，邓小平同志来苏州，听他汇报时，无他人在场。他乘机告了状，说江苏“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1979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1位。以后也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许家屯回忆录》7页）。又有“几个反对我的老人，指责我‘日子才好过几天，又搞浮夸’，‘只顾自己，向上虚报邀功，不想全省的日子怎么过’。又把我说成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我压力很大”（《许家屯回忆录》5页）。
至于，汪冰石说的陈云对许家屯的“检讨”，和《许家屯回忆录》里的是不一样说。许家屯说，“1985年碰到陈云老秘书王某（王玉青）。王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指许家屯）对社、队工业的实践’”（《许家屯回忆录》250页）。许家屯拉上朱通华，说朱在边上，还作了记录。我还没有问过朱，但我问过王玉青老，他看到我寄给他的此段《许家屯回忆录》，后来还写信给我，说这是叛徒的造谣！我以后还要问朱通华。
说到江苏的乡镇企业问题，这是我的专业，还是可以说几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几年过去了，江苏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就我了解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尤其如此。但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根据我这十年来在苏州农村的调查，可以斗胆地说一句：至少在十几年前，已经是浮夸、虚报、冒进的老毛病，加上腐败，使得苏州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亏本，资不抵债，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活（以苏州市委农工部75％的负债率推导，也许即可明白）。如果当时注意到上述问题，也许就可以避免。而且，许个人投机品质和一个儿子的因经济问题被捕，在江苏影响极坏。当时一些干部跟了学坏了。腐败问题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一些乡镇企业垮台的主要内因。而且，所谓产值指标在许那里早已是泡沫经济上的泡沫。我早就建议，就此题目开展全面的调查。真金不怕火来炼。但如果是癌症的话，早期的还可以开刀，晚期的就耽误了。可惜，现在某些方面是愈发不可收拾了。
许氏的牛皮并没有保住他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因为他在江苏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实在是失去了人心。刘顺元说得好，美国经济好，美国的州长也不能做共产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经济好，许家屯也不能做共产党省委的第一书记。许是继张国焘之后叛变的唯一的高级干部，已经开除出党。许在回忆录中攻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企图一朝回来，反攻倒算。这是不可能的，怕的倒是萧墙之内继续吹牛皮，搞腐败，不知道老百姓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我是多么怀念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呵！但现在实事求是，说起来易，讲起来难。连下去调查研究，也可以是吹牛皮的一种方式了。至少一窝蜂不行，要有调查提纲和方法的训练等。另外，我想编一本从许家屯到现在江苏某些人的《牛皮选集》，白纸黑字是砍不掉的，照章抄录即可。
许家屯在网上说，“赵紫阳要笔者去辽宁考察，学习它们「市带县」的经验”。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惠浴宇的话：当时地市合并太匆匆，赵紫阳一说，许家屯就在一个晚上把江苏的地市合并完成了（海鸣按：这十几年来，苏州市不断地以农村干部来“包围城市”，对苏州古城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国营企业等一直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和领导，这是当时草率决策的恶果）；又说许家屯大量提拔干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问题还在于，许编派的邓小平讲话把江苏和苏州的工业指标拔高，一直对后来有影响。当时，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惠浴宇听后，回来在飞机上，立即就问韩培信，这是谁报告的，韩培信书记说，不知道！回来问苏州市委书记戴心思，也说不知道。许家屯是一个人说了算。
汪还说，惠“卸任前夕，把在他身边工作或他认为可信任的人，突击提拔一批科长、处长，既未经讨党组讨论研究，也未经省长办公会议研究“。科长、处长的提拔是不要经过省长办公会议或党组的，办公厅即可，这是常识。汪算是当过常务副省长的，这点也不懂！当然，省政府内的许多事，我是不懂的。但我还懂得点常识。至于，老人之间斗争影响下一代干部的培养，倒是事实。惠浴宇虽然在江苏工作时间很长，声望很高，但他自称是书记的后勤部长，是做具体工作的人，并没有人事权，而且对人事问题不愿多发表意见。当然，他后来年纪已大，已不认识多少年轻干部。他对一些事情并不清楚，似乎也不甚了解干部问题的重要性。
汪还说到，党内斗争不能象惠浴宇那样“和”了。但“和为贵”，这是古训，也没有什么不好，就算汪是“党内斗争”专家，又能如何！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写过一系列“如何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刘少奇也被斗死了，我对这些话就不感兴趣。但刘少奇引用的“君子之过，日月之蚀”还是对的。惠浴宇今天还有影响，就在于他有真正的肝胆相照的人格。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从来不说谎骗人，更没有说一套做一套，对家里人也是如此。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惠浴宇和许家屯的恩怨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江苏的现实，“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王安石词）。我感兴趣的是以此事为起因，也许能就将江苏的现实问题讨论下去。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费尔巴哈》一书中说，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思维能力的只有工人阶级。的确，现在有些人当了大官之后，酒足饭饱之余还有此能力吗？古人说得好：“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且，有的大学教授脱离实际，成为江苏级的“御用”文人后，也没有用。南大的地位历来重要。文革中的曾邦元、文凤来可会翻嘴巴了，后来当上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可是下场并不妙。同样，昔日南大无耻的造反派，如今无行的文人是说不清昆山问题的。
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概念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是这样说的。1982年当时还在内蒙的周惠到苏州参观，当时就对我说，“苏南模式”这种体制是不能持久的，许家屯的开关厂是不行的，这是投机心理。当时，我并不懂为什么“苏南模式”这种地方社区干部所有制的模式不能持久？但周惠是明白的，他一直说温州模式有道理，后来他在内蒙卓资县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是有深意的。
现在，有人说，这一点不要争论，这是什么意思？中央的“三讲”，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这难道不要讲吗？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对不同思想的批评和争论。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看“苏南模式”的变化。列宁说过，要每个人都动脑子，都成为政治家。我们党经过80多年的历史，经过文化大革命，再要搞一言堂就不行的。何况，江苏的党和人民有悠久的好传统。只是现在的工作远不如上海。但上海和江苏历史上是一家。就是解放后，陈丕显、柯庆施、彭冲都是从江苏到上海工作的。文革中，陈丕显的大儿子小金到苏州我家里，讲了多少上海的事情，我还是记得很清楚！他是66届的大学生，知识比我多。就是李源朝书记的父亲李干成也是从苏州到上海的。我还记得，李干成有一段历史就是由惠美珊证明的，文革中上海派人来问了半天，当时我在场。
毛主席的“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话，始终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在江苏的实际中进一步落实？我想，就是要结合实际讲“许家屯问题”。例如，新四军研究会是不是能研究一些现实问题？如培养的一些新干部怎么就成了贪官污吏，成为与人民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江苏的集体和国家企业为什么几乎成了强弩之末？是不是“改制”中，索性连机关也改了？那么，可以算一下，老干部从红军井岗山或新四军茅山时算参加的“原始股”涨了多少？历史的阴影太长了，没有许家屯的“许家屯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不禁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前苏联的垮台。许在国外的回忆录还是耿耿于怀，对回国还抱有希望。许家屯说：“希望他们民主，党内实行民主。真正民主就好了，党内真正有民主，它就有希望了”。实际上是说，他就能回国了，许家屯的希望是中国和苏联一样的垮台。但民主决不是许家屯的土皇帝“御用品”。
惠浴宇“轶事”
我不必多叙那些势利之态，还是说一些“轶事”。这也许更能说明惠浴宇的为人。先说文革中的大字报，这不算数，但也反映人家对他的看法。当时有一张焦康寿的大字报说，他任苏州市委书记时，因为接待不好，而被惠浴宇撤职。我回来问此事。三外公说，并非为此事。但有次陪陈毅老总到苏州，关照下面烧陈总喜欢吃的猪蹄子，但猪毛也没有拔干净，为此批评了焦康寿。大字报上又说，惠浴宇是吃遍江苏，无敌手，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没有没吃过的。又有高啸平的一张大字报，说惠是“不学有术，混世魔王”。又说惠是江苏四大酒鬼之一。我也问过三外公，他说许世友也是其中之一。许世友请客是每人一瓶茅台酒，吃的是他打来的野味，有时喝得要倒在地上。就是后来被监护时，还说许世友过去说过要送茅台酒来，怎么不送来了？种种揭发，也是一种世态，有真有假，甚至有滑稽可笑之处。人在倒霉的时候，有时只能让别人说。
但很多人都知道，南京饭店五十年代建造时，遇到困难，惠浴宇请财政部部长金明吃二斤黄岩蜜桔，边吃边谈，就批了。他说：“南京饭店，我是投资的。”他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送重礼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扣工资，扣去不少钱，其中饭店“草纸费”八百元，直至后来，也没有下落。当时，秋果姨没有自行车，一直说这可以买好几辆自行车呢！大概这算是他的“再投资”吧。当时来朋友，一般要自己请客的。他每月工资花完了，也不够，到饭店里也借用了一些。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不符合事实地大肆揭发。他说：“我请他们吃，他们还揭发我。文化大革命来，倒省下钱来了！”这些钱是三外公被关押时，每月只发几十元生活费，分给家里人后，自己每日只能吃豆腐乳之类的东西省下来的！他说：“吃饭看也不看了，只管吃，反正只有豆腐乳。有次连蛆也吃到肚子里去了。”
他不赞成干部子弟做官。他从不肯为这些事替家里人说话；也不赞成家里人经商，曾经声明与任何公司没有关系。以至于有的干部子弟现在对我讲，不安排我们，是吃亏了。他是赞成我读书的。其实，三外公也读书。他出口成章，而且引经据典，颇有渊源。字也写得很放肆，如其人。但不喜题词、写牌子。他不仅人聪明，而且学习方法不同常人。他有几套《古文观止》，可以随手拿来读。他喜欢字画，喜欢京剧，其中一些唱词甚至能吟唱，大约这对他的语言也有影响吧。凡是熟悉他的人，一看《写心集》，就知道这是他的口吻，别人代笔是代不出来的！当然，别人加工也很重要。
他晚年也感觉到社会的变化。我们一起议论过当年的复杂政治情形。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买火车票也要开后门，简直不象样子！”又说，“如果南京老干部要上街游行。我也去，用轮椅推，走在前面！”当然，他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的，一直希望老百姓日子过好一点。他做事有办法有魄力，对普通人也很有感情。当他还未出来正式工作时，他就愿意帮老朋友的忙，包括浴室的擦背工人。
余言
自从三外公、秋果姨死后，有人以为我们家是树倒猢狲散，运道败落注定了。但当时三外公的追悼会规模之大，恐怕是江苏历史上少有的。这也是时势所造成。三外公曾说，“我死后，谁花五百块钱也是浪费。不如现在就送给我用！”开追悼会时，我看见了许多苏北淮阴来的家里人。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工人或最一般的基层干部。按旧社会的说法，这些人在家乡是作威作福的！国民党顾祝同是同乡人，当过江苏省主席，当时他家里人就是这样！但我们家里人都是老实的乡下人！这就是老共产党的传统。三外公还向我讲过，他坐国民党的狱时，老太爷来看望，说全家都认定，要跟他讨饭、坐狱！而他刚参加革命时，要打他！当时因为三外公参加革命的原因，全家被国民党抄家，草房烧掉，还把人抓走、游街，有的还折磨至死。这也是老共产党员通常的传统！他们考虑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一家一户之私利。
自从三外公过世，已经十年多了。这段时间社会发展得很快，有进步的主要一面，也有腐败的一面。社会日趋实利，就是到南京一些部门办事，也要讲关系，送礼了！晚上外地小汽车满街跑，有的办公事，有的还不是办私事？我们熟悉的人也渐渐退下去了，有些甚至死了。商品经济的社会有不同的特点。我记得三外公有次散步，曾背诵“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词，感慨某些军代表当政时的一些情形。现在不禁令人有同样的感受，我联想起目前种种世态，思绪如春水泛滥，不可抑止。
我们后辈写这样的纪念文章，干什么呢？是不是回忆过去，会带来一些辛酸或幸福的记忆？对比现状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或者要奋发有为的感觉呢？是不是象一个破落地主或穷极无聊的书生呢？对我来说，都不是。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几年给我们中年人的印象是太深了，以至有时已经已不能适应这个变化剧烈的世界，要回头看看。但我们的路还长，也许还有一半的人生路要走下去。
我想，自己还是本份为好，把自己应该做，而且也能做的事情做下去。三外公支持我去报考费孝通教授的博士生。他说，费老是真有学问的。又说，“57年费老是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自己是代表团团长，曾经批判过费！遵命，还将他开除出人大！”他对此表示歉意。我考上费老的博士生后，一直努力学习，师生关系也处得很自然、很融洽。但很可惜，在我考上以后，三外公与费老一直没有见过面。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妥，不要乱拉关系。有些人就是会拉关系，会“做人”，当然官运也亨通。我老爹爹五十年代就预言一位人物，会因此而飞黄腾达，后来果然如此。但我们家里人从不习惯如此。
三外公的“关系户”是战争年代里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大大咧咧，与他个性相合的人物王治平伯伯等。我还记得1966－1967年期，我见到王伯伯几次的情形。他依然大大咧咧，到处交朋友，搞活动。1966年夏天，吴天石夫妇作为黑帮被揪上街批斗而死，王治平伯伯曾去探尸，大发牢骚，一直到后来对三外公讲，为什么要将吴抛出来？三外公历来是好打抱不平之人，但这次也难。1966年十一月左右，我到南京，见到王治平伯伯，他与一般势利之人绝然不同，见我非常热情。一天深夜，他受命住三十三号招待所后楼看守房子，说早知如此，不如战争年代早死为好！当时，他又给我看1950年他做苏州军分区司令员时，陪陈老总游天平山的相片；又骂江青，评论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等。1967年初，我和妈妈在鼓楼见到他，是最后一次了。他以前到三外公家，见柜里有酒，便取来自饮的，关系亲密随便到如此地步。
而且，三外公也是这样。他曾叫我到北京一位他的首长家里去拿西洋参。他说，“去拿好了，已经说好了”。我因不好意思，未去。当然，三外公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大事不胡涂，为人待己十分严谨，从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不象现在有些人表面上规规矩矩，实际上不仅平庸之极，而且背后纳贿腐化、拉帮结派，什么坏事也做得出来！但我想，坦白、严谨，朴素这些优良品德仍然是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向三外公学习这些优良品德。尽管，现在，这些并不行时，也吃不开。
三外公的追悼会开完，上火葬场火化之后，我望着火葬场大烟囱管上的一阵浓烟，心中不禁酸痛起来，老人已经过去。我受他的教育之处甚多，如何来报答他的恩情呢？又想我们下一代人的责任，可是碌碌无为，书读得再多，又有何用？而且，有些事情还说不清，真是落入某些网络里去，无可奈何！目前社会进步很快，但腐败的风气日益严重。读晚清史，可得相映之趣。但我们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做过“狗崽子”的人，有此经历还怕什么？回顾过去，有如读古书一样，可以增加知识和经验。只管勇敢地做事、做人，做一个象三外公那样正直坦白的人。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巧有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去三外公墓上拔过草没有？我是要去拔草的，我这几星期来一直萦怀不已，排遣不去，作此文以纪念三外公，希望人们能看到他作为常人本色的一方面，也以此来激励自己前进。
2003年4月4日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