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宋名臣蔡襄生平事迹简述
一. 蔡襄家在仙游县枫亭
北宋名臣蔡襄（1012－1067），字君谟，生于仙游古代慈孝里蕉溪。关于蔡襄的出生地和故居，清道光《枫亭志》载有明末清初郑德来《青泽考》一诗并序。序中说：“忠惠公生于赤湖，旋迁牛山。赤湖去牛山不越二里，族姓既蕃，第舍错布相望，虽迁犹族居也。古谶云：‘赤鲤隔青牛，其中有公侯，生在蕉溪里，死在草市头。’故老今犹称之。”诗中则写道：“我生发未燥，已闻牛肚号，蔡公于此居，川峦形势好。半里接丹枫，一叶联青锁。凿塘伤地脉，故宫余荒草。名贤争引重，纷纷说迁造。”
赤湖，牛山（又名卧牛山）都属今枫亭。蔡襄出生地祖居在赤湖蕉溪，今称荣林坑，其山形如眠豹，现有蔡襄祖居陈列馆在建。蔡襄父母后迁居附近不到二里地的牛山脚下蔡坑，蔡家耕地在这里。赤湖状如鲤鱼，周围七里紫金土，蔡氏族居。上述古谶预见在青牛与赤鲤之间将出蔡襄、蔡京、蔡卞等公卿名臣，又预见了蔡襄生在赤湖蕉溪旁，死后葬在枫亭草市头（古驿站今埔头蔡襄陵园处）。元朝状元林亨《螺江风物赋》中也有：“公侯草市，数百年之古谶呈象；丞相鸿陂，几千顷之神渊跃龙”。前句说五代晋江王留从效，南康郡王陈洪进起于枫亭草市；后句说蔡襄、蔡京、蔡卞起于赤湖蔡姓。而诗中“凿塘伤地脉”则指传说中蔡姓风水败于蔡京招婿举办宴会时招待风水先生不周一事。据说有风水先生，曾在蔡府过夜，使用过银制夜壶（小便用壶），逢人便夸有此不凡经历，这次参加蔡府宴席，原本以为可以再次品尝使用银制夜壶的良好感觉，好回去向人夸口，谁知看到房间里原来放着好好的银壶忽然被人取走，却换了一个黄灿灿的“铜”壶来。其实是蔡府为了尊重他，换个金壶给他夜里用，风水先生不识金夜壶，认为主人瞧不起他，故意把银的换成铜的，于是起了歹心。不久蔡府嫌庭中潮湿，风水先生就给他们出了个坏主意，在卧牛山“牛肚”处挖了一个池塘，结果庭是弄干燥了，但牛肚破了，泉流成血，蔡氏就衰败了。但枫亭蔡姓，在北宋中后期的确是旺盛得不得了。蔡襄出生只是蔡氏兴旺的一个开始。
蔡襄出生两年后其弟蔡高也出生了，二人生于农家，并无有力的社会背景，日后成名成家，全靠自身努力，蔡襄的幼年教育，首先得益于其母亲卢氏。卢氏是从惠安涂岭（圭峰）嫁来枫亭的，其父卢仁累试不第，在家乡伏虎岩开学馆教书自给，卢氏来自知识家庭，对两个儿子便有望子成材的愿望。地方有卢氏月夜捣衣课子的传说，且流传卢氏捣衣石一块，至今嵌于庙宇中。《蔡襄全集》中有他与舅父卢锡、惠安人杨公明一起读书的叙述，圭峰伏虎岩至今留有蔡襄读书处石刻，可见蔡襄的启蒙教育在他外祖父卢仁学馆中进行。蔡襄文章中又有“幼就读于乡序”的记述，可见蔡襄少年也在枫亭本地乡序即塔斗山会心书院（古称青螺书院）中读书。
据说有一天差役到蔡襄家催迫征粮，态度粗暴，幼年蔡襄对差役献诗云：“老母堂前补敝裘，教儿好好见公侯。人生自有相逢处，一点春风在笔头。”差役听后省悟，没趣离开。
蔡襄12岁时仙游县尉凌景阳来枫复验公事，偶然发现蔡襄兄弟聪颖可教，立即通知其父母，将两人收入县学作正规培养。凌景阳仙游县尉秩满调莆田（兴化军）任职，又将两人带去兴化军学深造。此事在《魏公谭训》和南宋《仙溪志令佐题名》中都有记载。凌县尉对蔡氏兄弟有培养提携之功，自古以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道光《枫亭志》记少年蔡襄有一天登塔斗山作咏松诗：“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 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蔡襄借松（榕树，福建人旧称榕树为松）咏志，可见少年即有力求上进的高大志向。
蔡襄十八岁时，与十六岁的弟弟蔡高徒步西上，去首都开封参加府试。宋时边远州军士子有适当理由，可自行到首都开封府报考进士府试。仙游到开封五千里路程，蔡襄兄弟克服重重困难，到达首都参加考试，蔡襄考取了府试第一名，而蔡高落选。事后蔡襄曾回忆说：“携幼弟徒步西上，艰难困厄，侨举（居）王府，偶先多土。”文中所说借住在某王府，是指枫亭人南康郡王陈洪进在开封祥符县的王府。上述《魏公谭训》作者苏颂的父亲苏昌简在陈洪进去世时，替他写过神道碑文。苏颂是凌景阳的女婿，《魏公谭训》提到凌景阳曾经向考官晏殊推荐蔡襄的作品。这样看来北宋仙游人材大出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当年陈洪进举漳泉两州纳土于宋后，受宋朝廷优待有关。
宋代进士在府试之后第二年春，要在尚书省礼部举行会试，会试合格即进士及第，列名公布于尚书省，进士下一步参加殿试，又被取中者，为进士甲科。蔡襄府试成功后，凌景阳陪他从开封府到江阴（在江苏省）一座名叫悟空院的寺院里寄寓读书，准备第二年春再去开封参加会试。悟空院附近即凌景阳岳父葛惟明家，葛本人参加过进士考试未弟，家财颇丰，凌景阳是他的大女婿。第二年春会试，主考官就是晏殊，蔡襄中王拱辰榜进士甲科第十名。王拱辰是该科状元，榜上第一人，北宋名臣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欧阳修也同在一榜。
发榜后凌景阳又陪蔡襄去江阴葛家，为蔡襄撮婚于葛惟明的小女儿，葛家高兴地答应了婚事，于是蔡襄与凌景阳遂为连襟。蔡襄前赴京路上过舒州有题诗：“白玉楼台第一天，琪花风静彩鸾眠。谁人得似秦王女，吹彻云箫上紫烟。”似乎此时已对葛家小女有了印象。随后蔡襄回仙游枫亭老家去庆祝中试和禀明父母批准婚事。来春，又赴京到吏部铨选，授漳州军事判官。回程先到江阴迎娶葛氏夫人一道回枫亭，再去漳州赴幕府职，时年二十。葛氏堂兄葛密赠诗一首：“藻思旧传青管梦，哲科亲试碧鸡才，乍依仲宝莲花幕，更下温郎玉镜台。”第一句用江淹梦彩笔典故，夸奖蔡襄文彩，又喻蔡襄舒州梦女；第二句用金马碧鸡典，夸蔡襄高中甲科，第三句用名士庾杲入王俭（字仲宝）幕典故，喻蔡襄赴漳州幕府，第四句以温峤得偶典故，赞蔡襄喜得良缘。四句连用四典，很是贴合。
吕、范风波，写《四贤一不肖》名动京师
蔡襄在漳州当了三年一任的判官，工作认真负责，精明能干，且与州太守关系良好，很为上级赏识。初入宦途，就能关心百姓疾苦，力求官府办事公平，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当新任姓王的福建转运使到各地视察时，蔡襄上书王殿院，把自己所观察和思考的若干地方问题向上反映，指出了福建“边江海而围山岳，土地硗确（贫瘠）。有欲耕而无寸土者，有畜积逾年即为陶朱猗顿之富者”的经济特点，又指出佛教僧尼过多，且寺田过多，而浮屠者绝无徭役，造成赋税减少；尤其提到茶酒盐三项税负过重，“温陵，临漳、莆阳三郡之民岁输镪（盐）以税其身，穷民妻孥无营，不能缄口待绝。”还着重说明泉、漳、兴化三郡身丁米负担不合理，上书得到王殿院的赏识，蔡襄出身贫苦农家，所学儒家学说提倡爱民，本身又廉洁自守，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惠政在民是他做官做人的最为成功之处。
漳州三年任满，蔡襄卸任回家，准备赴京诠选，接受朝廷新安排，恰好这时他弟弟蔡高也得中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进士回家来了。兄弟进士在乡里是很为荣光之事，是要写上地方志书的，何况蔡襄堂叔蔡准(蔡京、蔡卞之父)也是中在此科，枫亭蔡姓眼看着大为旺盛起来，族人很是兴奋。景祐三年（1036）春，蔡襄带上葛氏母女和蔡高北上，路上又把葛氏母女寄在江阴岳父母家。兄弟俩抵京，蔡高被安排到长溪县尉赴职，稍后，蔡襄也得职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但就在这时，朝廷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恰在京都候选的蔡襄经受了这场风雨的洗礼。
北宋以文臣治国，取代了唐末五代军阀武官横行乱世的局面，是个巨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很受朝廷优待，是其他朝代比不上的，士人读书入仕，以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为己任。当时北宋立国已有七十来年，各种弊病如冗官、冗兵、冗费已严重地困扰着朝廷，有识之士特别是中下层年轻士人，要求革新朝政的声音越来越大，但占据高位的执政大老们则因为旧制度所给各种好处不少，怕革新就要裁减，因此宁愿守成不变。这时就发生了宰相吕夷简和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之间的强烈冲突。吕夷简是仁宗皇帝最看重的宠臣，仁宗继位时年方十三，章献刘太后垂帘十一年，仁宗在巨大的阴影下小心生活，躲避武则天称帝的历史重现。太后死后仁宗亲政，才知道刘氏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的生母竟是李妃。有人说李妃死于非命，且太后没有按应有的礼仪葬她，仁宗于是大哭发火，下旨打开李妃的棺木，检查刘太后是否在李妃的死亡和葬礼上做手脚，幸好打开后看到李妃的遗体没有异常且葬礼是很得体的，于是死去的刘太后和她家人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仁宗也避免了一场很有失面子的大丑闻。原来是吕夷简在事件中做了好事。刘太后生前不让仁宗知道自己的生母，当初李妃死了，太后不理不睬，根本不打算厚葬。吕夷简到朝廷见了太后和小皇帝母子，故意说：“听说有个嫔妃死了。”章太后一听，急忙先把仁宗带到帘后的其他房间里，再自己出来愤怒地斥骂吕：“你这是要挑拔我母子之间的关系吗？”吕夷简说：“太后如不想为自己考虑，也该为刘氏后人的命运考虑考虑啊！”言下之意说太后总会死的，仁宗将来总要亲政的，将来知道亲生母亲得不到厚葬，对刘氏娘家子孙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刘太后醒悟，厚葬李妃，遂使仁宗查验生母棺木的严重危机不了了之。所以后来仁宗对吕夷简是很信任很重用的。
范仲淹就是那个写出《岳阳楼记》，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很强的人，当时官居待制，在要求革新的人中声望最高。他曾上书认为开封四战之地，太平时可为首都，战时则应居洛阳，险固可守，认为应建设洛阳预作准备，颇有战略眼光，但吕夷简则对皇帝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瞧不起他。仲淹听到很火，写出了《四论》献给皇帝，就时政中无可回避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要求改革，让吕夷简知道他有名有实。吕夷简叫人对他说：你是待制的官，不是御史谏官口舌之职。范说：“论朝政待臣职，余敢不勉？”宰相觉得劝导不行，就命他知开封府，开封府事杂而繁，而且天子脚下最容易出错受攻击，吕夷简想这样一来，范就无暇说东道西了，只要工作一有差错，就好抓到把柄把他罢职出京。可是范到职才一月，竟把京城治理得大有起色。下一回范仲淹上书攻击吕宰相，要皇帝在破格提拔大臣时，应自己拿主意，不要偏听偏信宰相吕夷简，还画了一张百官图，具体指明那些官是按部就班正常提拔的，那些官是吕宰相不适当破格提拔的。于是吕夷简大怒，对仁宗皇帝说：“范仲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也屡上奏章，与吕激辩，最后仁宗站在吕方面，于五月九日处分范仲淹出知饶州，还立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朝中为范鸣不平的大有人在，先是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说：“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结果余靖丢了现有官职，降职去监筠州酒税。接着馆阁校勘尹殊说：“提到朋党，那我与范仲淹为师友，范又尝向朝廷推荐我，就算朋党一个吧，我要与范仲淹同贬！”结果贬职去监郢州酒税。皇帝和宰相既然越做越不象话，照理御史谏官们要出来说话，劝止皇帝和宰相，可是谏官高若讷不但不劝阻，还称赞宰相和皇帝做得对，另一个馆阁校勘欧阳修写信给高，狠狠地责备他：“君为谏官不能辩，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高若讷气坏了，把信呈报朝廷，于是贬欧阳修出朝去当夷陵县令。半个月就贬了四人出朝，群臣结舌。蔡襄、王拱辰等一班在京的同科年轻士人这段时间经常聚会，送别被贬官员，讨论时局，随着局势连续恶化，气愤填膺，5月27日夜，蔡襄在为欧阳修最后送别的酒会上，写出《四贤一不肖》组诗1300多字，诗分五首，分别赞扬范仲淹、余靖、尹诛、欧阳修四人为忠贤，斥责高若讷为不肖，诗中赞范仲淹：“中朝鸾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失身受责甘如荠，浩然华实相葳蕤。”作者大声呐喊：“廷臣谏列复钳口，安得长喙号丹墀。”又为有多人出面与权相抗争感到自豪，“希文（范）果若事奸险，何此吉士同其声。吾知万世更万世，凛凛英风激懦夫。”责骂高若讷：“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已过扬当时，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蔡襄此组诗在京城引起轰动，万人争抄传诵，一时洛阳纸贵。有店铺雇人抄写发售，店外排队争购，抄手累到臂折。邻国契丹（辽）使者也购到抄件，回国时张贴在幽州驿馆。吕夷简恼羞成怒，指使泗州通判陈恢上书要求仁宗皇帝究治《四贤一不肖》诗作者罪，眼看事情要进一步闹大，左司谏韩琦机智地出面挽救蔡襄，他不说该诗对和不对，只是说陈恢不是言官，由他要求惩办蔡襄是越职言事希恩，刚好违反了皇帝下达不久的不准越职言事的圣旨。仁宗本不欲事情越闹越大，既然两边都有人说话，于是一面对韩琦弹劾陈恢的事不予回答，一面对蔡襄的组诗不予表态，事件到此结束。25岁血气方刚的蔡襄免去一场灾难，却由此诗而名动京师，要求革新的呼声继续增强，终于导致了庆历新政的产生。范、余、尹、欧阳、蔡等与权相抗争的这一事件，记录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四贤一不肖》组诗千古传诵，今泉州洛阳桥旁蔡襄祠中还有清朝和亲王杰书所书写《四贤一不肖》全诗的大字大碑和碑记矗立。
蔡襄在京城政治风波中既然无事，就去洛阳报到，担任西京留守推官。在此后三年中，西京留守换了张士逊，范雍、宋绶三人，蔡襄都与之相处很愉快，还被任命过一任县令。张士逊曾向朝廷引荐，为蔡襄加了“朝奉郎，试大理评事”衔。宋绶与蔡襄关系尤为密切，宋绶以参知政事罢知河南府，是朝廷有威望的大老，又是个大书法家，常与蔡襄切磋书法，蔡襄此时因《四贤一不肖》诗名震天下，又因书法优秀为人折服，是个大名士了，以至回京后皇帝在宋绶推荐下命他书写《无逸篇》于皇宫讲读阁。能为皇帝读书的场所写字，足见他的书法和为人已为天下认可。
蔡襄在洛阳期间，适仙游县学要为仙游籍进士题名立碑，蔡襄千里之外，撰写了《仙游县学题名记》寄回家乡，记中叙述了仙游当时读书求仕进的良好风气：“兴化军属县三，仙游才为中县，然乡闾幼学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岁时即先生旧德，以指授经术，共为词章，相与讲导，锻成一律。进取科第若逢蒙之射，陶朱之贾，其失中而莫售者鲜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说仙游的年青人读书成风，考取功名就象神箭手逢蒙射箭、名商人陶、朱做生意一样，很少有射不中靶子和卖不出货物的时候。又强调读书人若及第登名碑上，须爱惜自己的名声，文中说：“余知后之升孔子堂而观者，必摘名交议曰：‘某者之为人也，德与位宜焉，或位虽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为人，其德有不嘉，而其位过之，或谬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亲与仇，善恶必明。是其来观也，既向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载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后之人之指数吾名，犹吾之指数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欤？”警告读书人当了官要有官德，小心后人在题名碑前指着名字骂街。南宋仙游县令陈景肃认为蔡襄这篇题名记与王元之《侍漏院》、李太白《袁州学》二记，世谓三绝。
二．居谏官言事忠直，助新政多有建言
康定元年（1040）春，蔡襄迁调入京都，任秘书省著作郎，充馆阁校勘。其时欧阳修同为馆阁校勘，过从甚密。宋仁宗虽然在三年前谪贬了范仲俺、欧阳修等一班贤臣，但他不失为明君，不久还是把范、欧阳调回使用。面对西夏咄咄逼人的侵略和骚扰，北边辽国又有无理的要挟，吕夷简等权臣惊慌失措，而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却能挺身而出，指挥战争，办理外交，扭转了危急的局面，使西夏人惊呼相戒：“无以延州（今延安，当时范仲淹所镇守的边城）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前任范雍）可欺也！”仁宗心知肚明，于是开始革新朝政，史称“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403）春，诏“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掌握修史，藏书、较书事务）臣僚对朝廷大事，边防机宜，可以“密陈章疏”，或上殿敷奏。解除了从前“戒越职言事”的规定，蔡襄因此上了《黼扆箴》并《别疏》，黼扆（斧扆）是帝王座位后绣有斧形花纹的屏风，箴是语言精炼的规戒文体，蔡襄此箴四字一句共十六句。箴曰：“丕显元圣，上奉天时，跻俗于礼，任材以宜，肃治家政，大隆本支，好问益广，去邪勿迟。利急思困，兵连虑危，法今必信，恩赏无私。威福是守，听断不疑，太平可致，决所施为。”又在《别疏》中，对箴中每一句进行注解，规劝仁宗居安思危，任贤去邪，公正守信，励精图治。
三月，仁宗罢吕夷简，用晏殊为相，接着亲点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为谏官，朝廷气氛为之一变，蔡襄欣喜万分，写诗向三人表示庆贺：“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竟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心有谟猷裨帝力，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皆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三人得诗献于皇帝，仁宗得意之余，命蔡襄亦知谏院，于是欧阳、余、王、蔡被时人称为“京城四谏”。北宋历史上很为人称道的台谏制度在仁宗的这一时期达到较为完美的地步，对于制约宰执和甚至皇帝都发挥了很好的效能。
五月，蔡襄上《乞用韩琦、范仲淹疏》，在欧阳修、蔡襄等人推荐下仁宗升范、韩为枢密副使。接着蔡襄又论吕夷简虽罢相，但仍在家与朝中大臣议事，逼使吕夷简致仕归第，为庆历新政的推行铺平了道路。反对革新的内侍蓝元震上密疏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回，四人得志，遂引襄为同列，以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转相汲引，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誰敢有言。”但这时仁宗不相信革新派是朋党，而是大力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例如令欧阳修、蔡襄等谏官今后可随宰相入朝，宰相奏事时如谏官觉得不妥，可当时规正。七月，欧阳修、蔡襄等要求罢去无能的参知政事王举正，以范仲淹为参政，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有意准允，但是范、富固辞，仲淹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认为参知政事位居副相，是执政之一，而谏官是督察执政的职务，由谏官直接推举执政，就失去互相制约的督察功能。仁宗不得已让范宣抚陕西一段时间，富弼也固辞，但仁宗不允，两个月不到，仕宗终将范调回就任参知政事，形成革新派主政局面。充满改革紧迫感的仁宗当即要求范、富、韩等“条奏当世急务”，又特开天章阁召对，要求范等当廷上疏，范等退奏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其中除了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七项皆属吏治，所以吏治是这次革新重心所在。
同年十月，庆历新政正式推出，范仲淹从中央官员中选出了张昷之、王素、沈貌下去考察各路、州、府长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地免职，有政绩的不轻易更换，政绩好的升官，然后再由知州、知府考察县官任免，这就是十大改革措施中的“择官长”。同月末推行“明黜陟”，就是改变以往主要按年资升官，不问贤愚和政绩优良的做法，要以考核优劣决定升迁。十一月中旬实施“抑侥幸”，就是削减中高级官员子弟，亲戚荫补为初级官员（称为“任子”）的人数和级别，这也是朝廷弊政中“冗官”的主要原因。十一月末开始“匀公田”，对各路、州、县的文武地方官员的职田数量重新作了规定，官员除了薪俸收入外，政府以职田形式作为地方官员的收入之一，使其衣食得足，然后督其廉节。明年三月“精贡举”，则是改革科举，变原先专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传统做法，“先考策、论定去留”，然后再以“诗赋通定高下”，五月实行“减徭役”，将河南府中五县降为镇，并入邻县，减去一县，可省役二百。到此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实行六项、其余还未实行，庆历新政就半途而废了。
“新历新政”在因循守旧的官员中引起很大不满，“择官长”实施中，各路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明黜陟”、“抑侥幸”被认为是“任子之恩薄，磨勘（考核）之法密”。范仲淹有次跟富弼两个人审查监司名单，只见范拿来班簿，对不才的监司，见一个勾掉一个，富弼在旁心惊胆战，说：“一笔勾掉容易，可要知道他一家子就哭了！”范回答：“他一家哭，总比一路（一路有几个州）哭要好啊！”统统勾去了。这样得罪了许多人，难怪改革的阻力很大。反对革新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夏竦，他的办法就是不断攻击革新派是“朋党”。他听说改革派之一的国子监直讲老儒石介曾上书富弼要他像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周公那样来辅佐仁宗中兴宋朝，就想出一个绝招，叫他的一个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和口气，假造出一封石介致富弼的上书。书中把石介原话中的“尹、周”改成“尹、霍”，霍光在西汉时曾主政朝廷一段很长时间，很有能力，但曾废了当时的皇帝为昌邑王，另立汉宣帝。假造的书信散布出去，石介要与富弼阴谋废立的流言四起，尽管仁宗明知这只是反对派搞出来的流言，但已意识到改革阻力极大，不得不把新政停下。范仲淹与富弼等人也不自安，赶紧申请外放，刚好边境告急，范乘机出朝抚边，任凭他人在朝中攻击他，随之富弼也出任地方官，改革中有关吏治的四项措施，在庆历五年都被明令废罢了。
蔡襄眼看大势已去，深为失望。庆历四年十月，蔡襄与孙甫二位言官议陈执中不可执政，仁宗不从，于是蔡襄请求外放，起初仁宗不肯，说：“我不听你一句话，你就要走人，害我要背不能纳言的指责。”后来蔡襄以母亲老迈在仙游家里需要照顾为由，以亲老乞乡郡，仁宗答允，但枢密杜衍劝仁宗：“谏官无故出，终非美事，且乞仍旧。”仁宗已认可，杜衍退出书写仁宗的指示，要挽留蔡襄，而对蔡很不满的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同意，说我当时怎么没听见皇帝说这话，于是杜衍害怕，把写好的谕旨烧了。旨下蔡襄知福州。《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记录了这一调动后，随之以较长的文字叙述了蔡襄以后在福建几年内的良好政绩，可见史家对蔡襄是很推崇的。
欧阳修所作《蔡公墓誌铭》中总结了蔡襄任谏官的这段经历说：“遇事感激，无有回避，权幸畏敛，不敢挠法干政，而上益得与大臣图议。与此之时，言事之臣，无日不进见，而公之辅益为尤多。”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改革的呼声没有消失，仁宗对此深感遗憾而不敢再举。仁宗之后，英宗有心再举，但身体不好，在位不长，手下大臣，鉴于前车之鉴，也不敢响应，直到神宗继位，与王安石等一班改革派官员全力为之。所以不少史家认为庆历新政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声，《朱子语类》中可读到朱熹也深持这一看法。
三. 回闽任事三年半，有惠政十多事
庆历五年（1045）一月，34岁的蔡襄带着妻儿回闽赴福州知府职，因朝廷政争心情不好，但想到回家乡福建去为乡亲做事，又能照顾父母，也就高兴起来了。早在漳州任上，蔡襄就对泉、漳、兴化三郡的身丁米不合理负担和兴化废五塘等事深为关切；还在洛阳任上时，就与曾担任福建转运使的庞籍当面讨论过这些事，还曾写信催促庞籍向朝廷反映。在京城任职时，又上奏要求改良盐法，让百姓纳钱通煎，让商人纳钱境内通贩，这次途中又向朝廷上札子请求：“令臣回福建日，与本路转运使共同商量，分析利害以闻，然后朝廷相度可否施行。”未到任而谋其事，蔡襄勤于任事如此。
蔡襄主持福州政务两年多，做了许多好事，《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记载：“襄之知福州也，荐进士周希孟为本州教授，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诗赋以应举，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至数百人。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北宋士人由于能充分参与政事，儒学逐渐改变了先前一代“重诗赋、轻经义”的风气，提倡“经世致用”，欧阳修、蔡襄等人被史家认为开了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宋学新风。这种新宋学到王安石时形成系统学说，称“王氏新学”，为朝廷认可推行。直至北宋灭亡后，逐渐衰落，后为程朱理学所取代，在“经世致用”方面，就大大后退了。
当时闽风俗过分看重死人丧事，死了人举行大型佛事，宴会宾客，以为丧事要尽力办得丰侈，才是孝顺，家财不够的就卖掉家产得到置办钱才敢发丧，蔡襄下令禁止大办丧事。
那时福州风俗，大多数病人家不是请医生治病，而是请巫婆神棍到家中索祟驱鬼。蔡襄为了打破这一愚昧无知状态，从《太平圣惠方》中选取出应用有效方便的内容，刻板公布，还亲自写了《圣惠方后序》一文，宣传劝导民众有病看医用药，还挑选一批聪明的青少年学医，解决民间医疗急需。
福州民间有“畜蛊”恶俗，饲养毒虫，制成毒药卖钱害命，蔡襄严加禁止，“凡破数百家”，蛊毒乃止，此事曾经引起仁宗重视。
蔡襄善待当地士人，折节与周希孟、陈烈、陈襄、郑仁穆等福州著名的儒士交朋友，即使意见不同失了面子也不见怪。士人中的陈烈大概见识不广有点迂，有次蔡襄在州衙后园宴请郡城名士，令官妓歌舞助兴，陈烈看不惯，越墙不告而别，有个客人赋诗打诨，有“山乌不知红粉乐，一听檀板便惊飞”句，讥笑陈烈，陈烈事后投牒责备蔡襄，蔡不见怪，还复信表示以后不再举行这种宴会了。不久上元放灯，蔡襄与民同乐，要求每家出七盏灯，陈烈不满，故意作了一盏丈余的大灯，上面写着“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也不以为讦，只是取消了每家七盏的规定，随民自便。
仁宗对蔡襄在福州任上的善政时有所闻，深为满意，才两年三个月，不满一任，就升蔡襄担任福建路转运使。转运使又称漕使，主管本路各州、府财政收入，兼管边防，刑狱及考察地方官吏和民情，职权较大。蔡襄在这一位置上干一年半多，又做出了许多成绩。其中最重要的看来是发展了福建的茶业和茶文化。
作为福建路转运使，蔡襄负责福建贡茶的监制，福建有官办北苑御园在建瓯县凤凰山一带。北苑建茶驰名于唐末，五代王审知闽国时已成为贡茶，闽国亡后归南唐，南唐派专职官员建龙焙制作“龙茶”，北宋丁谓为福建路转运使时，注意制茶枝术的改进，所制“大龙团”饼茶誉满京华，号为珍品。蔡襄监制贡茶，亲自入山，朝夕与茶农、茶师相处，探询其载培，采摘，焙制、烹试技术，发明了“小龙团”茶，选取茶树上顶尖嫩叶采下，水浸后剥去包叶，用中间叶心精制成茶，成为茶中极品，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称北苑“龙图凤饼，名冠天下”，“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
蔡襄精于品茶，首创斗茶文化，《墨客挥麈》中说建安能仁院有一种茶叶，庙中和尚制得“石岩白”茶八饼，特送四饼请蔡品尝，另四饼送给京师王禹，一年后蔡在王禹家品茶，捧起茶瓯一闻，竟能闻出这是“石岩白”。同书还有故事一则，说福唐蔡叶丞请蔡襄饮小龙团，蔡襄品了茶说：“你说请我喝小龙团，为何掺入了大龙团？”主人大吃一惊，叫来泡茶小童一问，才知本来碾好小龙团，够两人喝，刚才又到一客，来不及再碾，就掺了一些碾好的大龙团，主人偑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蔡襄撰写《茶录》800多字上下篇，简述了茶叶的色、香、味品质，藏、泡、饮等方法和所用器具，是中国茶文化的上乘之作。
苏轼认为蔡襄制小龙团是劳民伤财，为讨好君王，写诗有：“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丁谓）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等句，当是一大偏见，茶业税入在北宋成为朝廷财政的大项之一，王安石、蔡京先后建立茶法并为后世相传，茶文化今流行于中国、日本、东南亚，中国茶叶出口到世界各地，茶文化也随之广泛传播，已成为全球性的文化遗产。这一切都须归功于不朽茶圣蔡襄。
蔡襄于福建转运使任上奏复五塘，为兴化人民做了好事。莆田“胜寿、西冲、太和、屯前、东塘”等五处陂塘始于唐朝，在木兰陂未筑前，赖于灌溉下游田地。宋天圣间，当地官户与强宗陈清等将五塘填改为田地，使许多民田失去灌溉。此事蔡襄本已耿耿于怀，这时职权所在，奏明朝廷，审查核定，除去塘内田地原定产钱，重新积水为塘，当地农民在塘畔立生祠纪念蔡襄。
泉、漳、兴化三地在陈洪进时代，每年交纳身丁税，后来改为交米，每丁五斗，陈洪进纳土归宋后，身丁米用官斗订正，结果泉州和兴化军变为七斗五升，漳州增至八斗八升八合，且以米的时价拆算交钱。北宋大中祥符间，朝廷诏减浙江、福建六路身丁钱，惟三地身丁钱已折变为米，当时主官没有清楚论奏，故依旧交纳。于是三地皆无受到六路减税之利，反而负担加重，此事蔡襄一直在努力反映，这次事情已在职权份内，蔡襄又向朝廷奏诉，但还是得不到朝廷答复，直至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蔡襄再次在京任职时，又经努力，才在曾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任宰相的庞籍帮助得到实现。仁宗下诏：“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与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漳州旧纳八斗八合者，产户减三斗八合，客户减五斗八升八合。”
当时厢军实行易地轮换，福建的厢军被派往遥远偏僻的广南（今广东、广西）水土不服，染病而死很多，回防时往往死亡大半，每次新兵出发，都与父母妻子诀别，哭声盈野。蔡襄向仁宗建议，福建的厢军不再派往广南，只在就近屯驻更戍，得到批准，存活了很多人命。
从福州大义渡经莆、泉到漳州700里，是福建主要道路，行人众多，蔡襄要求沿路两旁栽种榕树（福建人称榕树为松树），既为行人避雨遮风，又绿化了地方。百姓流行歌谣：“道边松，大义渡到漳泉东，问谁植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至今古大道上还有当时所植古榕存在。
蔡襄这次在闽当地方官总共才三年九个月，为民办实事，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上述十多件，他的仁政爱民，后人有口皆碑。
四. 再回朝廷，论救唐介、马遵等，议修“差衙前法”
庆历八年（1048）十月，蔡襄丁父忧，罢职回家守丧，至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服除，又带着78岁母亲与妻儿赴京任职去了。这时蔡襄已经40岁。路上走走停停，十个月后到京，就任“三司盐铁勾院，复修起居注”三司管财政，属下有管理盐铁的部门，蔡襄除了主管这一部门外，还以右正言的官职兼修记录皇帝言行起居的事务。
蔡襄回朝伊始，就碰上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谏臣唐介因反对仁宗重用外戚张尧佐，触怒了皇帝被重贬。仁宗宠爱张贵妃，要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任宣徽使，官位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而宋朝很警惕外戚干政，不轻易让外戚掌大权。仁宗前次要任命张尧佐担任这一重职时，已被唐介、包拯、吴奎等人反对而作罢，这回重新给张任命此职，但让他以此职名外放知河阳，算是让了一步。可是言官唐介不肯放过，责问仁宗：“上回已经从谏如流了，为何如今改变主意？”仁宗推说是中书出的任命，不是出于皇帝本人，把责任推给宰相文彦博，唐介更是不依。张贵妃父张尧封前在文彦愽家为门客，张贵妃入选前认文彦博当伯父，张氏入宫后，文彦博曾送西蜀名产灯笼锦给张贵妃。文彦博为参加知政事时，大臣明镐去讨伐反贼王则，一时无法奏效，仁宗很烦恼，回宫对张贵妃说：“朝廷没有一个肯卖力为我把事做好的，我天天上朝有何用处？”张贵妃背后偷偷把这事告诉文彦博，第二天文上朝主动向皇帝要求去指挥这场战事，仁宗很高兴。也是文彦博运气好，不久功成，仁宗就于军中拜他为相，唐介因此对仁宗说：“文彦博通过宫人献锦给张妃，当上参政，又因为占了明镐讨贼的功劳，升为宰相，他这次提拔张尧佐这件事，会让人主背上有私后宫之名，是他自为媒身之计，应早罢去，以富弼代替他。”仁宗大怒，不待看完奏书，就丢在地上，发火：“唐介，你想我得把你贬到什么地方去！”唐介从地上检起奏书，读完，还说：“愚臣忠愤所激，虽鼎镬不避也！”仁宗当即召来两府大臣说：“唐介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是他的职责，我也没什么好说，他现在却说文彦博是因为妃嫔而得到职位，这是何意思？宰执职位又岂是他一个谏臣说给富弼就给的？”于是参知政事梁适大声喝斥唐介出殿，又叫来中书舍人当殿起草制词，把唐介贬到最边远的有生命危险的春州去。
满朝皆知唐介不该得此重谴，但个个噤若寒蝉。这时，修起居注蔡襄，御史中丞王举正站了来论救，蔡襄说：“介诚狂直，但纳谏容言，系人主美德，乞赐宽贷！”第二天上朝时，又上疏《乞寝罢唐介春州之命》书中诚恳地劝仁宗说：“唐介批评了宰相和执政，两府同列都处在当事人位置，所以不肯出来解救唐介，只有陛下你自己要减少一些怒气。以保存国家优待言官的国体，恳望停止唐介春州之行。”过了一个晚上，仁宗也想通了，接受了蔡襄的劝告，把唐介改贬近一些的英州，不数月又起用他监郴州酒税，一年多后又升他做御史中丞。唐介自是直声闻于天下，对于皇帝，朝野将心比心，也纷纷说：“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这回蔡襄坚持原则，敢言直谏，使坏事成了好事。仁宗也感到高兴。
不久又发生另一件三位御史被贬出朝的事情。原参知政事梁适，结交内侍石全彬当上宰相，原来名声就很差，殿中侍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多次弹劾他“奸邪贪默，任情徇私。”梁适一边的人挑拨仁宗说：“现在当宰相的动不动被御史们挑毛病围攻，以后谁还敢担任这一职务？”仁宗左右两难，于是一面听从御史弹劾把不孚人望的梁适罢相，以本官知郑州，一面又抓住御史所检举材料中有一条不实，在梁适罢相的第二天，就把马遵、吕景初和吴中复三人分别贬知宣州、江守府和虔州，以示公正。这时蔡襄已升任知制诰，朝官罢贬，需由知制诰根据下达的词头起草制词，蔡襄认为御史风闻言事，材料有不实言官也不负责任。马遵等三人无罪，所以缴还词头，拒不草制，仁宗叫其他舍人草制，其他舍人也跟着蔡襄学，不肯草制，于是仁宗无法完成诰命手续，只好以处置朝中平常事情的熟状形式降敕处理。第二年刘敞上书仁宗：“按过去惯例，迁降朝官皆有诰命。前年因事黜贬御史吴中复，蔡襄不肯草制，封还词头，执政耻为所阻，改用熟状，不应因循成习，今后除命大臣应使用诰辞的，请按以前惯例。”
这次蔡襄回朝任职，虽因直言劝谏有时使仁宗不快，且每遇有除授不当，就封还词头不草制，但仁宗知道蔡襄都是为了皇帝好，所以对蔡襄还是挺满意的。尤其是蔡襄这时书法享誉天下，人称本朝第一，仁宗尤为喜欢。皇祐四年春，蔡襄进《茶录》两篇，小楷恭誊，仁宗视为珍宝。十二月又奉敕书《孝经》，五年正月奉敕书真宗《奉神述》，是蔡襄书法中最上品。书成奏御，仁宗大喜，亲用飞白大书“君谟”二字赐给蔡襄，还说“有子如此，其母可知。”特地赐冠帔给在京的蔡母卢氏。蔡襄因作《谢赐御书诗》奏呈，感激地说：“考故事未有列官待从而宸毫赐字（皇帝赐字），不缘名品而象服及亲，独臣恩荣，前无此例。”以后皇帝要蔡襄给他的老舅李用和写墓志铭，蔡襄也欣然写了《元舅陇西王李用和墓铭》，仁宗深爱其书，君臣相知相重如此。但到了后来仁宗要他给自己刚去世的张贵妃写墓铭时，却被蔡襄婉言拒绝了。
原来张贵妃与仁宗感情很好，好到仁宗想把跟张妃有关系的人提拔重用，而遭到谏臣以外戚干政加于反对，如唐介被贬即由此而起。张妃去世，仁宗很悲伤，竟然想到要追认她为皇后，当时仁宗已有了一个废后郭氏，又有后来迎立的新后曹氏，现在又想来一个赠后张氏，历朝历代，对女姓的封赠，在生曰封，在死曰赠，只有封赠个“县君”、“郡太”、“某某夫人”的，从不曾有赠“皇后”的，但仁宗说张妃曾经在他有一回夜里调卫队入宫保卫感到生命不安全时，挺身而出整夜在别殿里陪着他。另一回他在两宫太后得病向神祈祷时，张妃剌臂血书祷词，因此要给张予最高的葬礼待遇。宫中内侍石全彬就请以皇后礼在皇仪殿治丧，外廷相关部门王拱辰、王洙、宰相陈执中附议，没有反对，于是开始给赠后议谥号，先拟谥“恭德”，枢密副使孙沔认为太宗四后已都谥了德字，而仁宗已死二后都不曾有谥，表示反对，仁宗让步，改谥“温成”。又议停止上朝七天以示哀悼，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说：“一品贵妃，按礼只应辍朝三日，不久前荆王去世，也才辍朝五日，现在要辍朝七日，恩礼过于荆王不合。”本来要孙沔以枢院使职务宣读哀册，孙沔认为册后不合礼，说：“以‘臣孙沔读册’，我可以去读，若要以‘枢密使孙沔读册’我就不读。”把哀册放下就走人，只好由宰相陈执中读册。后来又议给温成后议立公祭忌日，集贤殿刘敞说：“太祖以来立有后庙四室，是陛下的祖妣呢！都不曾立忌，岂可以因你私人感情好，就变古越礼！”于是不立忌日了。再来是给温成后立陵园立监护使，也遭许多大臣反对。蔡襄先后因温成后葬礼中违反礼制的事，上过许多次书劝谏，有《乞罢温成皇后立忌》、《乞不往奉先寺酌献》、《乞罢陵园监护司》、《乞不作温成皇后志文》等，但最后给温成皇后写碑文的事，还是落到蔡襄头上，仁宗亲自请蔡襄动笔，蔡襄身为第一流书法家，又曾为仁宗老舅写碑，皇帝待自己又那么好，总不能不给他的皇后写碑吧！若写了《温成皇后碑文》，明明写的东西是自己和大家反对的不合礼的事，自己屈从了，人们要怎么看待自己的书法和人品？想来想去还是去对仁宗说：“这写碑的事是待诏的责任啊，我就免了吧！”仁宗看蔡襄很为难，虽然不高兴，也不勉强他了。蔡襄如此爱重自己的书品，从不为了名利，多给人写字，不写温成后碑文事，在宋代欧阳修所撰《蔡襄墓志铭》、《宣和书谱》以及宋人许多笔记中都提到了。
至和元年（1054）四月，知制诰蔡襄参与制定了朝廷一件重大法令《差衙前法》，这件事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记述了近500字，在《续资治通鉴》中则记述了800多字，在当时是重大事件，对缓和便利民户的“衙前”差役负担起了较大作用。
北宋民户除了税赋之外，还要承当州县差役，其中一种称为“衙前”，充当看护和运输官物的差役，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民户中家产较多的上等户往往被指派为里正，负责催交里中赋税、治安等事，里正担任一段时间后，会被指定担任衙前，称为“里正衙前”。里正在催交赋税时往往要赔交逃户公粮，应会无名科率，担任里正衙前以后，更是赔累不堪，尤其是押送长途纲运赴京，属于重难衙前，危险莫测，又受途中和目的地通行和验收地方官吏为难和勒索，损失惨重。如果里正所属地方富户不多，财力不厚，轮值太繁，则无不破产，如当时人所说：“不见人因赋税破产，却屡见破产皆由差役起。”知并州韩琦上书说：“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指出民间为了躲避里正衙前，不惜弃田甚至自杀。蔡襄当时担任知制诰，也上书言：“臣尝为福建路转运使，见一县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轮差一次者，有一百贯至十贯皆入十分重难者，请以产钱多少定其所入重难之等”。并推荐了福建旧时（恐是五代时）的方法，每州确定应排的衙前人数，再把上等户排定姓名，逐年勾差，以其产高下为重难分数（重难程度的等级），如果应该用十人则排一百人，十年充一次役，有十贯产钱的户，充十分重难的役，七贯产钱的户，充七分重难的役。另一知制诰韩绛曾巡抚江南东西路，见两路衙前应役不均，提出“乡户衙前”五则之法。朝廷指令蔡襄和韩绛主持，与三司有关人员讨论制定新的衙前法，还派员到江东、江西两路与当地官员商量，最后宣布罢去里正衙前，实行乡户衙前五则之法，基本上是蔡襄与韩绛两人意见的综合，实行以后各路都认为比以前便利，是宋代役法的一次进步。
此后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担任了九个月左右的权知开封府，开封尹例由亲王挂名，设而不任，所以权知开封府主管开封政务。欧阳修在《蔡襄墓志铭》中说：“开封世称省府，为难治，而易以毁誉。居者不由以迁，则由以败，而败者十常四五。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师读笑无留事，尤善破奸发隐，吏不能欺。”开封府天子脚下，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动辄与官府磨擦较劲，不好处理，蔡襄精于吏治，廉明刚正如其后任包拯。例如宫庭杂买务长期购物不给现钱，类似当今“打白条”，有累年未尝价钱者，蔡襄上《请杂买务市物给见（现）钱奏》得仁宗批准执行。
但蔡襄权知开封府也颇碰上两件头痛事。其一因仁宗令礼院议温成皇后立庙是否用乐而起，仁宗想在温成立庙时用舞乐，其意甚明，但礼院议乐看法未能一致，判太常寺王洙直令礼直官李亶填纸（可能是用乐的节目单）上奏，议请用乐，朝廷即加批准，而礼官吴充、鞠真卿当即大怒，认为不经过礼院议论通过擅发印纸为大罪，牒送开封府蔡襄治罪，王洙也抢了案卷去开封府找蔡襄说：“印纸是很久以来通行的做法，礼直官何罪？”蔡襄释李不问罪，谏官御史们遂追查礼院为何前后不一，蔡襄为何畏懦观望，后来此事在宰相干预下李亶以罚铜八斤了结，蔡襄夹在两造之中很为难，有人说他不如以前当谏官时敢于直言，蔡很是烦恼。
另一件事是承办宰相陈执中妾张氏笞死一名婢女案，御史赵抃、欧阳修都上书弹劾，案下开封府究治，蔡襄原想穷究此事，办案中又出现了究竟是陈妾还是陈本人笞死婢女的疑问，但仁宗对陈执中宠眷未衰，另差一个官员来看详此案，后来竟下旨销案，蔡襄在此案中也弄得很尴尬。大概是觉得京官不好当，又惹人议论，蔡襄此时以母老就养为名，一直申请回闽，得到批准出知泉州。
五．又回闽做官，竟完造洛阳桥心愿
至和二年（1055）六月，蔡襄带着老母卢太郡、夫人葛氏、长子匀、次子旬回闽赴泉州任，不幸刚出京都不久，长子匀就在雍丘感疫，几日后病逝商丘，年方十八岁。蔡襄哀痛莫名，谁知夫人伤子过度，九月病倒在杭州，于十二月又病卒在杭州去衢州道中，又给蔡襄重重一击。身边剩下一老母、一幼子，扶两柩于第二年元月到家寄柩待葬，途中耗时半年，即去泉州上任。蔡襄离京前向朝廷一直乞知泉州，途中又写信给宰相富弼说明连遭两丧路途耽误，请照顾不要改知别郡，是为了去泉州参加洛阳桥建设，其时建桥工程已开始三年，主持建桥的人中就有蔡襄娘舅卢锡。据说卢太郡怀胎蔡襄时过洛阳江搭渡，风狂海浪急险些覆船，船公和搭客都认为船上有贵人神佑，而船上只有卢氏怀胎在身，故卢氏发愿将来如生儿子发迹，当修洛阳桥以济众生。所以蔡襄到任后即视察工地，关心工程进度，不想在泉州上任才两个月多，又被调去福州任知府。蔡襄这次在泉州任上还惩治了不法贪官晋江县令章拱之，得罪了他的父亲曾任宰相的章得象和他的在京为官的弟弟章望之，为他日后再次在京时被人诬陷埋下隐患。
蔡襄第二次知福州，与第一次知福州相隔八年半，旧的部下和人际关系都还在，又把原来倡办的事继续做下去，短短两年，其政绩令人刮目相看。如上书乞修福州城池，如加强沿海防备，如开凿西湖，如命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后人有诗句“六十九渠忠惠力，辛勤曾复五塘来”。蔡襄很注意移风易俗，写了《福州五戒文》布告全城曰：“一戒父母对子女，不得有厚薄之分；二戒子女对父母，生须尽养死不妄费；三戒兄弟之间要友爱，莫听好言，莫贪财而绝同胞之情；四戒求媳妇妻室，莫计较资财而剖断男女之爱；五戒居乡应为善良，莫行欺谩和剥削等不仁不义之事。”又立《戒山头斋会碑》，禁止丧葬在山头庙中大办宴席恶俗，以免民间因丧事破产，文曰：“右仰丧葬之家，丧夜宴客，不得置酒宴乐，山头不得广置斋筵聚会，并分散钱物以充斋价。如有輒敢，罪在家长，并城外僧院，不得与人办置山头斋，及坊虞候耆长常切觉察。”又作《教民十六事》，其中有教百姓如何告官的内容。
嘉祐三年（1058），蔡襄因担心福州任满后又被诏入京，或改移更远的州军，于四月就上表请知兴化，两个月后诏知泉州，于是满心高兴地第二次去泉州任职，以便致力于洛阳桥建设。洛阳桥又称万安桥，位于洛江入海口处万安渡。泉州当时海外交通极为发达，“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洲人”，已成国际都市。万安渡海阔浪大，摆渡风险大，效率低，遇有风潮就无法进行。蔡襄在母亲支持下，将自己家仅有的埭田200石中捐出160石给洛阳桥工程，对于发动筹集建桥资金有很大作用。全部工程用款1400万两，全由民间自筹完成。蔡襄复知泉州荏任时，建桥已断续进行五年，进入关键阶段，有江心的七座桥墩因水流湍急，深不可址，另外。桥梁板每块石头重达十多吨，如何才能把它们架设到桥墩上，是二大技术难题。蔡襄与建桥者们群策群力，突破这些难题，在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留下辉煌一笔，如首创筏型基础，即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石块，并向两侧展开一定宽度，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基址，估计抛石3万多方，在基址上以大条石横直交错堆成桥墩。为在江心桥墩上架梁，则采取浮运悬机的方法。1993年洛阳桥大修时，实测桥板最长11米，宽0.98米，厚0.8米，每条石板重数吨至10多吨。古籍记载，当时“凿石伐木，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牵”，就是将所采石梁预先放在木筏或船上，趁涨潮时驶入二墩之间，让石梁板高于桥墩之顶，待海潮下落时石板渐渐下降，又在石上以粗绳悬牵。一绳千钩，以人工和滑轮牵引石梁就位。想象当时施工场面，人以百数，船筏阵列，吊绳悬杂，潮汐涨落有时，机不可失，指挥者摇旗吹哨，执事者紧而不乱，两岸观者欢声如雷，实为千古之一瞬！蔡襄主持下的建桥工程又采取养蛎固基的方法，在基石与桥墩上种植牡蛎，牡蛎能自然附着于石头之上，这种贝壳类软体动物繁殖力强盛，能分泌出胶液把贝壳之间，贝壳与附着物之间紧紧胶结，形成牢固整体，大大地加强了桥基和桥墩的整体性，避免石料被海浪冲刷散落，《宋史蔡襄传》载：“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
洛阳桥47孔，长3600尺，宽15尺，使福建沿海南北交通消除了大障碍，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蔡襄泉州离职前写了《万安桥记》碑文：“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未讫功。累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之数而两之。靡金钱一千四百万，民莫不利。职其事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返京，道由是出，因纪所作勒于岸左。”碑文精简凝炼，抑扬铿锵，不赘一词，不脱一意，体现了蔡襄文风要言不繁和欧阳修、蔡襄等人所提倡新宋学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其书法更是绝伦无比，人称“江山万古莆阳笔，无上真书第一桥。”《螺江风物赋》称：“梓匠词赋，与洛阳之役而同工。”碑与桥各称一绝，相互媲美。自古以来言蔡襄为官必提起洛阳造桥，言洛阳古桥必提起蔡襄为民造福，人亡而桥在，遂同千古不朽。
与蔡襄造桥有关的传说和神话，或见于文人笔记，或见于戏文俚歌，历代层出不穷。如“卢母搭渡发愿”、“观音现身募捐”、“夏得海投书海神”、“义波僧舍足助厨”、“蚂蚁造字回府作官”、甚至有蔡襄“擅用库粮被杀碧血金头玉脰”等。
蔡襄此次在泉州任职两年又三个月，建了洛阳桥后，他又集中精力写了《荔枝谱》一文三千多字，然后精心书写成为字帖，又是一件千古流芳的科学著作和书法精品。蔡襄写道：“予家莆阳，再临泉、福二郡，十年往还，道由乡国，每得其尤者，命工写生，萃集既多。因而题目以为倡始。”荔枝谱分七篇：一原本始，二标尤异，三志贾鬻，四明服食，五慎护养，六时法制，七别种类。具体地记述了荔枝的历史和产地，排出了十二个荔枝的名牌品种，介绍另外20个一般品种，又对荔枝的栽培、加工、运输等技术都作了总结，英国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中誉之为世界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现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行，《荔枝谱》墨迹也成为蔡襄书法魂宝之一。
六.三入京为国理财，遭谗言出知杭州
嘉祐六年（1061）四月蔡襄在再三推辞京职，要求知闽或杭、杨一带不准后，终于赴京陛见，仁宗授他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此时年50岁。宋代三司总管盐铁、度支、户部，又称计省，在朝廷位置仅次于中书和枢密，由获得翰林学士头衔的资望大臣承担，总理国家财政。蔡襄任权三司使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英宗（其时仁宗已死）又迁他给事中，拜三司使，到治平二年（1065）二月去职知杭州，总管朝廷财政四年，欧阳修《蔡襄墓誌铭》中说他“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给。”对于下属部门的各种恶习奸敝，加于查究治理，时间一久，簿书账目都弄得清楚完备，各种规定条目都做到切实可行。北宋财政到真宗以后，往往入不敷出，很为紧张，蔡襄主计，悉心理财，尚能做到有所积存，在应付仁宗嘉祐七年秋大享明堂和仁宗去世葬礼及修永昭陵等大笔开支时，都还能直接从朝廷财政中支出，不必另从地方征调。欧阳修说他：“公应之，愈闲睱若有余，而人不劳。”这期间蔡襄写了《天下财用总要》《国论要目》《论兵十事》等文上呈，忧心重重地指出潜在危机，商讨各种对策，文中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常为现代学者讨论北宋财政时采用。
仁宗对蔡襄在三司使的工作很满意，曾多次邀他伴驾巡行观灯，观览宫内所藏瑞物，蔡襄也应制做了《上元进诗》、《和御制观三圣御书》、《群玉殿赐宴》等诗，君臣相得，心情较为愉快。蔡襄的个人品质和工作能力被一致公认，显有备位执的机会。但仁宗去世，英宗即位，无端猜疑蔡襄先前反对立他为皇子，于是蔡襄陷入皇帝不信任他的危机之中。
仁宗曾生有三子，皆幼年夭亡，后来所生都是女儿，群臣建议领养宗室，都遭仁宗拒绝，认为自己还能生子。至和三年（1056）仁宗在举行大朝会时突发病神志失常，养病中曾同意宰相立宗室为嗣，但病愈后事遂止，仍然拒绝臣下劝立嗣，直至嘉祐六年（1064）方表示同意，时年52岁，儿子实在生不出来了，于是立宗室赵曙为皇子，赵曙时年32岁。此后二年仁宗暴病死，赵曙立为英宗，尊仁宗皇后曹氏为皇太后。但英宗即位数日即病，仁宗大殓时，他“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只好由曹太后垂帘。英宗重病时，语言行动多有错乱，往往触忤太后，曹不堪忍受，加上内侍等离间挑拔，太后曾有另立之意，但遭宰相韩琦反对。韩琦在英宗病情缓和后，力劝英宗改善与太后关系，在英宗有行政能力后，又逼迫曹后卷帘，一场宫庭危机终于过去了。但英宗病愈后，不知道从那里听来流言，说在他病中曾有内侍宫人劝太后废立，说外朝中也有名臣赞成废立，这个名臣就是蔡襄。又听说蔡襄在仁宗时就反对立赵曙为皇子，上过疏，而此疏后来烧掉了。另外，曾被蔡襄罢职的晋江县令章拱之的堂哥章望之编造出蔡襄上疏，刻印散发，英宗看到半信半疑，英宗遂决心驱逐蔡襄出朝。起初是尽挑三司的毛病，有事没事对蔡襄发脾气，有一天蔡襄请假没有参加早朝，皇帝变色对中书说：“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用别人？”宰相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才识过襄者亦无有。”欧阳修也向皇帝解释蔡襄请假的原因：“襄母年八十多病，襄为了照顾老人，请假只是不参加早朝给皇帝问安，太阳升高后就直接去三司办公，也没有误事。”但英宗意不解，蔡襄只好上书请辞职外放。随后边事紧张时，英宗又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指示三司当早择人。韩琦等不得不把流言的事情向皇帝摊开，当面问英宗：“蔡襄究竟有无文字反对立你皇子？”英宗说：“宫中没有看到文字，然而我还在庆宁宫未立皇子时就听到了。”韩琦劝他：“事出暧昧，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站出来说：“京师从来喜为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欧阳修又问英宗：“陛下以为此事果有否？”帝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告谤者因何不及他人？”大臣们一致多方论救都无法挽回英宗心意，于是旨下命蔡襄出守杭州，以吕公弼权三司使，英宗对吕说：“你来继续蔡襄的工作，做三司使。蔡襄主管计省时，诉讼公事不及时解决，留下好多公务，赶紧处理吧！”公弼明知英宗不喜蔡襄，而且蔡襄年轻时曾弹劾他父亲吕夷简不依不饶，但他凭良心还实话实说：“蔡襄办事很勤快，不曾有过旷事缺失，恐怕是人家乱说吧！”英宗心知理缺，也不争论，只是说：“吕公弼，你还真有长者之风呢！”各种史书上记录蔡襄罢三司使一事，都替他抱不平，事情过程中没有大臣弹劾过蔡襄，都是劝英宗不要猜疑，当时执政大臣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辈多是贤臣，主张革新，而英宗本人也颇有革新之意，惜在位不长就死了，但蔡襄以流言飞语见斥，不能再有大作为，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出知杭州倒是他早年就自己要求过的，这时是治平二年（1065）二月，蔡襄54岁了，四月启程南下，五月二十六日到杭州任上，在杭州任上只有一年，次年五月，就接到升任南京留守兼知应天府的诏命。蔡襄在杭州州衙旁建了清署堂，写了《杭州清署堂记》。又写了《杭州戒弄潮文》，布告禁止在每年八月十八日大潮时下海弄潮。至今传说杭州西湖蔡公堤，是蔡襄修建。
蔡襄在杭州这一年中最高兴的事，当是治平三年（1066）二月十二日，55岁的蔡襄给92岁的卢太郡过生日祝寿，祝寿诗中说：“我今鬓发百垂丝，挥拂菜衣辄起舞。愿亲长年无穷己，愿儿强健典州府。不富不贫正得宜，如我奉亲难比数。”蔡襄尽心尽孝，天下传闻，欧阳修在《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中说：“天下许多人为母亲祝寿举杯时，常说：‘愿母亲如蔡母卢夫人长寿’，如果老人去世了，常有人说：‘哎，我母亲不能象蔡襄家卢夫人那样康健，太遗憾了。’”
七.丁母忧病逝家乡，谥忠惠千年流芳
正当蔡襄办理交卸准备赴南京留守任时，十月卢太夫人病逝杭州，于是蔡襄丁母忧，扶柩回闽。十二月到达家中守丧，誰知次子蔡旬竟于第二年夏又病逝，蔡襄遭此重击，终于病体难支，自己也于当年即治平四年（2067）八月十六日病逝了。一代名臣走完了自己的路，走时幼子蔡旻才九岁，长子、次子皆已去世，次子媳刘氏怀抱孙子蔡传在襁褓，主持丧事，家境萧然。
蔡襄逝世时，英宗也已在数月前逝世，新君神宗“未及识公，闻其名久矣，为之恻然，特赠吏部侍郎，官其子旻为秘书省正字，孙传及弟蔡高之子，均皆守将作监主簿，而优以赙恤。”还命令兴化军帮助蔡家完成丧事。欧阳修写了《祭蔡端明文》，又写了《墓誌铭》，高度地评价了蔡襄的一生。
蔡襄一生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刚直廉洁，才识过人，惠政在民。死后一直为人怀念不已，翻阅宋代史书和宋人笔记，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南宋淳熙三年（1176）五月朝廷破例为蔡襄议谥，蔡襄是北宋仁宗时的名臣，其时蔡襄已去世110年，去世时官三品未赐谥，，因为按礼法去世官二品以上才赐谥，但南宋朝廷上下怀念宋仁宗时较为清明的政治，而蔡襄被公认为仁宗朝最杰出的名臣之一，所以此时蔡襄的裔孙蔡洸申请为其祖议谥，太常寺札子中说：“呜呼，公之贤，谥宜可得也，然端明(蔡襄)三品，在法不与为谥，有司辞焉，是以复请于上（皇帝），维天子锐治，思盛世之名臣，尚德报功，令特谥而褒大之。”又说：“谨按谥法，廉公方正曰忠，遗爱在民曰惠，请以为公谥。”于是朝廷谥蔡襄“忠惠”两字，蔡家后代和世人遂常称蔡襄为蔡忠惠公。明成化六年（1470），蔡襄死后403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滕昭巡察福建到仙游枫亭，见大道旁有巨碑刻着“宋端明殿学士忠惠蔡公神道”，惊叹：“这不是写了四贤一肖诗，世人公认为直臣的那个人吗？”眼看墓上杂草丛生，急发函福建巡按周谟与兴化知府蒋云汉督修蔡襄墓。蒋云汉考证了枫亭蔡山（将军山）蔡墓确为蔡襄之墓，动工修理，修后郡人莆田状元柯潜作记，称赞蔡襄“持行端正，学博而粹于文，立朝为蹇谔之臣，在外有神明之政，风声气烈，薰被乎暇迩，使忠义者增气，谗邪者愧心，其有功于天下后世，过钱氏（五代浙江钱鏐）远矣！”此后每年重阳节，兴化府、仙游县都派官前来致祭。正德七年（1513）督学姚镆过蔡墓，梦蔡襄穿戴冠袍，手持象简，对姚说你儿子姚涞将大魁天下，后姚涞果然中了状元，因此命提学副使扬子器重修蔡墓，命枫亭诸生陈同人作文诣祭。宣德九年参议郑毅捐善化里田五亩年征租五石作为祭墓和修墓费用。万历十三年（1585）年知县徐公利在枫亭因公修造，派兵入山标识树木，要砍伐蔡襄墓园大树，徐夜梦蔡襄对他说：“明日有我子孙来见你，请关照。”第二天早晨果然蔡姓人来，求他说树关祖庙，不要砍伐。徐立即答应，还作文祭墓。蔡墓前有二树，历代没人敢採，有个学生喝醉推掇墓碑，督学夜梦蔡襄告诉他是谁，督学就处罚了这位学生。清代大学士漳浦蔡新路过枫亭，为蔡襄墓题立柱一对曰：“五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解放后蔡襄墓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成立，把蔡襄的历史文化研究推向高潮，九十年代末，全国各地和菲律宾的蔡氏后裔集资近三百万，重修蔡襄陵园，在墓园两廊建立蔡襄书法碑林。今蔡襄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和廉政教育基地。2012年蔡襄诞生1000年，世界各地蔡氏后裔将齐集枫亭纪念蔡襄千年诞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