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萍

　　近日，公众目光再次聚焦“汉龙系”及“汉龙系”核心人物之一刘沧龙。

　　刘沧龙现任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 主席、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今年1月当选为四川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成为连续三届担任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的少数非公企业家之一。同时，刘沧龙还是上市公司宏达股份(4.05,-0.04,-0.98%)(600331.SH)的实际控制人。

　　四川宏达集团创建于1979年7月。起初，宏达集团只是刘沧龙靠借钱设立的一家小型化肥厂，主要生产磷复肥。经过艰苦创业阶段后，宏达集团从1986年开始联合铁路、电力、大型国企，共同设立四川省宏达联合化工(6.41,0.05,0.79%)总厂，主要生产磷酸盐系列产品。

　　在1993年~2001年改制转型后，宏达股份于2001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微博]上市，宏达集团主营业务也扩展到磷化工生产、有色金属冶炼、房地产开发、国内外贸易。此后，宏达集团快速发展，通过整合，业务范围更是涉及工业、贸易、地产、金融产业等，并进一步面向全球进行资源整合。

　　在宏达集团的所有产业中，矿产资源是重要一极。公司表示，正在开发资源储量世界第二的云南兰坪铅锌矿；资源储量超大型的西藏邦铺钼铜矿、西藏多龙铜金矿、坦桑尼亚钒钛磁铁矿和煤矿；资源储量世界第三的哈萨克斯坦夏尔克亚铅锌矿；并且正在计划开发中国最大的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宏达集团手握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都是“抢手货”，一定是背景很深的企业才能拿到探矿权和采矿权。

　　“要拿到好的资源还必须得在当地省里有背景才行，就拿个铁矿或者煤炭的资源开采证来说，县里、市里都不好使，我国法律规定，需要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县一级政府只可以决定是否批复最差的矿，中型及以上的属于省和国家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上述人士介绍。

　　2012年6月，宏达集团投资104亿元的钼铜项目在什邡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这是“5·12”特大地震重灾区什邡的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此后，什邡部分市民和学生因担心影响环境，抵制该项目。随后什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微博称，什邡市委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企业从即日起停止施工，如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项目建设就不开工。

　　另外，宏达集团的商品贸易也极具规模，业务以大宗一般贸易为主，年贸易额达150亿元人民币。

　　2013年，宏达集团实现销售403.59亿元，同比增长10.14%；实现利润10.88亿元，同比增长3.28%。刘沧龙也多次登上财富排行榜。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刘沧龙为人低调。公司官网显示，刘沧龙在公司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月26日上午出席宏达集团廉洁从业宣传动员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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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企红与黑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经常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手眼通天，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

　　刘汉、刘迎霞等密集的政商勾连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开篇]广汉启示录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有一次，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干警必须参加。当天，很多同志以生病或出差为由请假，缺席甚多。晚上，在当地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某的宴会上，所有干警悉数到场，甚至连一年都没有在单位见到的人都出现了。当然，刑警队长也在。“这群崽子”，他骂道。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件事(据新华社报道)。近来，密集的政商勾连的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沉默而凌厉的势力

　　上述的广汉故事，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对那些来自县城，来自内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朋友们来说。笔者在北方某县城听到的本地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县里那位“首富”、“首善”、“大哥”同几个朋友聊天，说只要他喊一声，县里某某炙手可热的领导就会来。众友狐疑，于是大哥拿起手机。15分钟后，县里几位主要领导悉数赶到他们的饭局。

　　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终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在他们坐大之后，暴力与权势成为支配本地市场的唯一准则，正常的商业生态被破坏。甚至，个别这样的“企业家”在与权力深度勾连之后，成为所谓的“第二组织部长”、“影子政府”，地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为之全面扭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看，是弱势群体，基本产权保障都远不完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仿佛权势熏天，横行不法，为百姓痛恨。这种矛盾，令人困惑。而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社会萌生而法治秩序不能确立并发挥有力作用之时，这种现象就会泛滥。200年前的西欧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近年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社会如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合法经营者得不到有力保护，被欺凌，被侵夺，而勾结权贵与民间黑恶势力，则可坐收高额的垄断溢价，于是暴力秩序逐渐取代正常的商业秩序。而要走向现代文明，以及所谓的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就在于能否扭转市场秩序的权贵化、暴力化，而建立起真正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

　　法治的市场秩序，最易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害，即权贵与民间黑社会。在这两者交相侵逼的夹缝中生存，或者主动攀附、利用它们，与它们合流，成为它们的工具，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传统较为薄弱的内地小城市，情形通常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下，不可能有真正强势的民营企业。刘汉曾经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强势，并非“民营企业家”的强势，而是在他身上合流的权贵势力与民间黑恶势力的强势，尤其是前者。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幌子，是借以变现的渠道、终端而已。

　　一个商业传统薄弱、而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图攀附权力、依赖垄断一朝暴富，几乎是具有强烈权力崇拜意识的民众的本能反应。从众多手捧《胡雪岩》传精研商战秘诀的国人那里，可窥一端。而这也并非幻想，而是切合现实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走这条路的人成为暴发者，成本很小而收益巨大。越到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人们越可能迷信这个，甚至对之艳羡不已。

　　获得一个“红帽子”，不仅是面子上的荣耀与心里的安全感，也是打开了一条结交权贵、谋取暴利的通道，所以才有不久前震动全国的衡阳破坏选举事件。事件中，民营企业家正是行贿的主力。据《财经》杂志报道，发生贿选的该届代表团早被讥为“官商代表团”，其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

　　而此事件的败露，也来自于涉案企业家的检举：“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贿选成功，固然高兴，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丧失尊严的事，而你又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态，近年来多地曝光了类似的贿选案。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胡雪岩、杜月笙、厚黑学

　　与凌厉而无形的白手套相比，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则是绝对的“小巫”。事实上，“社会”(society)之说，源自近代，本意是指与政治相区分的领域。近代市民阶级兴起，有了市民的私人生活与自由结社，才有“社会”。在政治支配一切、吞并一切的时代，无所谓“社会”，如古希腊的城邦，如计划时代。按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社会”传统，并不发达。“白社会”不发达，“黑社会”这种寄生物自然也难以壮大。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黑社会”一度发达，其背后的基础正是彼时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租界的分治，使个体自由与结社自由获得充分的释放与施展的舞台。

　　有一个人，他曾拥有一系列让人炫目的头衔：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申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大东书局主席董事、复旦中学校董，等等。没错，他就是杜月笙。他是青帮头子，“工商界巨子”，“大善士”，“党国要人”，“上海皇帝”。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他从赤贫到暴发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象征。而如同广汉那位四川“首富”、“首善”一样，他的成功之路，也布满了骗局、暴力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雪岩传、杜月笙传，还有厚黑学，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国人的必读书目，经过影视浪漫化的杜月笙形象也确实令人神往。黑白兼通，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大概是引以为豪的境界。近年来，经济勃兴，民间社会崛起，而法治缺失，黑社会由之获得滋生的温床。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道路。或者，一些黑道分子，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黑社会是军队与警察之外最大的武装力量，其暴力行为，是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竞标会上，“谁敢举牌，举一次砍条胳膊”就是明证。而面对外媒，那“从来都是赢家，从不失手”的话，也洋溢着“大哥”才有的霸气。

　　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引来“木桶效应”，劣币驱逐良币，人们争相向下看齐。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黑白兼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重庆的故事，以打黑为名，遵循的却是另外的逻辑。而撇开这个来看，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涉黑案件，近年来也确实引人注目。

　　鞍山经营矿业的企业家袁诚家涉黑被抓，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对家人、职工都不错。但是，在当地，“涉及矿产的民企若没有一些越轨行为，也很难生存下去”，“当地对矿产的争夺日趋恶化，袁诚家也多次受人欺负，因此意欲成立保矿队”，结果就是报道所说的：“袁诚家蜕变为涉黑组织头目，走向了人生的反面。”再比如，当年“抚顺涉黑第一案”，民营企业家曲全国被抓，同样据上述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对罪名不以为然：“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霉罢了。”

　　在“红帽子”与“黑社会”之间纠结、周旋，不善攀附者步履维艰，被边缘，被淘汰，而个别成功逢迎者左右逢源，甚至摇身成为代理的资源配置者，凌驾于其他民企甚至国企之上，成为权贵攫取利益的渠道、工具。而市场秩序，则在这红与黑的交相侵逼中，沦陷，失范。这就是最近一系列案件暴露的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对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来说，“建昊奖学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持颁发、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招牌闪亮，一时风尚。如今，搜索网页，它仍停留在许多人、许多大学院系的自我简介中。而它的设立者，袁宝璟，8年前即因涉黑案被处决。8年后，他的仇人，也以涉黑之名，面临审判。轮回之叹，没有什么意义，惟愿我们的市场环境，能因此而有进步。

　　[延伸]袍哥旧事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山东多响马，四川多袍哥，自古皆然。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川渝一直是是非之地，似乎长时间只处在一个季节：多事之秋。无论是重庆薄王当政时的唱红打黑，还是近来一些四川权贵富豪纷纷涉罪落马，都是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在内幕曝光后，有心人还会发现，袍哥一词频频出现。有人认为，以“涉黑”之名被收审的地方富豪，和曾在巴蜀大地风行一时的袍哥组织有着承继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川渝独有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情况，袍哥现象于是引人瞩目，令人好奇。

　　身为四川人，我自小对袍哥一词耳熟能详，并明白它只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更多地存在于巴蜀民间口语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言及袍哥，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做派和风格，语义的褒贬，随语境不同而有区别，而并非意味着此人是袍哥组织的一员。

　　哥老会与青帮、洪帮并列，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组织，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秘密会社。袍哥即哥老会成员的俗称。现在一般认为，哥老会源自四川，后发展至云贵、湖广、两广，陕甘乃至新疆。

　　哥老会是秘密会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一直是清廷剿除的对象。但根植民间、立足江湖的袍哥，更多的是标榜传统道德、讲究袍泽情谊、宣扬江湖义气；不过，袍哥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从行径看，其中的多数人更像是一群愚昧盲从的蛮勇之辈，惯于以利益为导向的见风使舵，而其中堪称英雄，有益于世道者，可谓凤毛麟角。一方面，清廷禁止和镇压的结果，是袍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袍哥也曾积极襄助清廷，比如，在清剿太平天国中成名的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将领、四川人彭玉麟及其众多部下，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袍哥；后来在义和团暴乱中，袍哥会众也积极响应老佛爷的号召，烧教堂、灭洋人。

　　不过，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四川保路运动，袍哥厥功甚伟。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吴玉章等，在属于同盟会会员的同时，也都有袍哥名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四川首任督军尹昌衡，更将袍哥公口堂子设到了督军府，在官衙升起了大汉公的旗号，这堪称袍哥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在四川地界内的辛亥革命，更有“袍哥革命”的别称。遍布全川城乡的袍哥组织，成为了推翻清朝的主力军。袍哥势力借此达到顶峰，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组织，翻开了袍哥迅猛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此前以游民为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秘密会社和非法组织，时来运转，拆除了原来的藩篱，打破了行业和阶层的界限，急剧壮大。在这一被称为“袍哥翻身”巨变中，史料显示，当时近60%以上的川人都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袍哥组织。仅重庆码头，职业袍哥即有10万人之众。袍哥组织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还开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加入袍哥组织，以及袍哥开始分流和多元化的先河。

　　从此有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前者不乏权贵名流，会众大都从事正当行业，雅人混江湖，多用软实力；本分人家入会，则多半是顺应时势，从众而为，以保家庭平安，求生活稳当；浑水袍哥则不改流民匪盗本色，依旧做“棒客”、“棒老二”—巴蜀方言中土匪的别号。袍哥兴盛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改变和塑形的民俗习惯，也自此在盆地内有无远弗届之势。袍哥们推崇的道义畅行，甚至于许多袍哥黑话、隐语、暗号，逐步扩散于民间，演变成方言中的日常用语，至今盛行不衰。

　　民国时代是袍哥的鼎盛期，袍哥组织几乎渗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控制了社会，左右着政局。

　　国难当头，袍哥也有神勇奉献。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开赴抗日前线，伤亡64万，这两者均居全国之冠，而被俘率亦全国最低，豪气和刚烈毕现。简而言之，这抗日正面战场上，每5位中国军人就有1位四川人，而他，就可能是一位袍哥。

　　换言之，断言四川多数家庭，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夸之言。就拿我自己说事，我出生在袍哥组织覆灭的时代，但我的外公，就是双凤驿的袍哥的舵把子，人称陈舵爷。双凤驿是唐朝即开设的成渝古道上的驿站。据我母亲回忆，双凤驿方圆几十里内，但凡公私大小事有了纠纷，几乎都要靠舵爷排忧解难。而每家甘蔗种植户，每年敬贡一升白糖(4889,86.00,1.79%)，就是舵爷权势的红利；所幸陈舵爷死得早，再晚几年，就难免被当作一方土豪劣绅镇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俞培伦大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表叔。俞培伦是留日学生，炸弹专家，曾参与刺杀清廷北洋大臣端方、摄政王载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杀。他是否加入袍哥未知，但其家族先后有9人加入同盟会，而至少他的两位叔叔俞汉之和俞彤甫，则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不折不扣的袍哥大爷和舵把子。

　　袍哥组织以民间为基础，深植于本土，势力之强，常令权倾一时者也不得不侧目。1939年，国民政府转移至陪都重庆，数百万逃难同胞涌入，一时粮食紧缺，蒋介石手令征粮。委员长手下的粮食部长因各地豪绅不买账不配合而急火攻心、无可奈何；蒋介石只好令军统头目戴笠拜会重庆袍哥的总舵爷石孝先求助。石总舵爷号令一出，附近几十个县区的大米三天内大都航运到了朝天门码头。

　　袍哥作为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成员的称谓，早已为历史所尘封。严格而言，在上个世纪中叶，袍哥组织经历过政府登记，继而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取缔之后，曾经的袍哥大爷、舵把子们，命运各异，有的侧身高堂，有的寄命参事室文史馆，有的流亡异乡，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被敲了砂罐(枪毙)；而袍哥中的下层，则可以作鸟兽散一言以蔽之。

　　袍哥们往昔的言行功过，则存在于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之中，也渐为陈迹。但是，尽管袍哥组织鱼龙混杂、清浊交织、黑白难辨，毕竟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存在多年，因而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历史、塑形了所在地的习俗和传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由此催生的袍哥现象和袍哥文化，并未因为个人命运的改变和组织覆灭而终结，而是以文化的形态落地生根，影响绵延至今，且富于地域特色。

　　所以，在我看来，近年来川渝那些名噪一时的涉案者、当事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袍哥，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袍哥，恐怕是一时难以定论的。袍哥的历史的确血迹斑斑也劣迹点点，戾气、晦气和勇气、浩气并存，复杂难解，但就目前惹眼的情况看，我认为袍哥却有着一副躺着中枪的倒霉模样。倒是近日见于媒体报道的富豪涉黑的说法，有些颠倒因果，远不如称他们因为涉黑才成为富豪更清楚，更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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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职工称贪官落马鼓舞人心：他们抹黑全系统

　　“中石油反腐案”继续发酵，继蒋洁敏“落马”，与中国石油(7.78,0.11,1.43%)(601857.SH)有业务关联的企业也卷进这场反贪腐风暴。

　　当年意欲借壳高新发展(6.85,-0.19,-2.70%)(000628.SZ)登陆A股市场的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鸿丰钾肥)，与中石油之间颇为蹊跷的关联也因此引起外界的关注。

　　尽管最终鸿丰钾肥没能和高新发展重组成功，但是高新发展披露出的信息显示，中石油旗下的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华油)在鸿丰钾肥的股权构成中却难避国资流失嫌疑，而一名叫做周峰的自然人则被认为是幕后的最大受益者。

　　看不懂的作价

　　据高新发展的公告显示，鸿丰钾肥成立于2007年9月21日，系由北京鸿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鸿丰投资)和四川华油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晨，注册资本为3亿元。

　　其中，鸿丰投资出资2.7亿元，占比90%；四川华油出资0.3亿元，占比10%，其隶属于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

　　资料显示，鸿丰投资成立于2005年3月，股权结构为东莞市东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骏集团)出资4900万元，占比49%；北京宏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宏汉)出资4300万元，占比43%；王晨出资700万元，占比7%；卢全生出资100万元，占比1%。

　　鸿丰投资的第一第二大股东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则均为自然人，其中，东莞市东骏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为何剑雄、曾滔勇、毛冬、叶向明，四人分别持有25%的股权。

　　鸿丰投资的第二大股东北京宏汉的实际控制人则为周玲英，周玲英100%控股。

　　按照当时的重组预案，截至2011年6月30日，鸿丰钾肥拟注入资产的账面值为2.81亿元，预估值约为9.31亿元，预估增值约为231.32%。

　　截至2011年6月30日，鸿丰钾肥的资产预估中，对无形资产一项，账目价值为5071.25万元，预估的价值却到了7.6亿，预估增值7.12亿，预估增值率高达1405.72%。

　　其中，对如此高额的增值率，最为核心的增值资产是平落坝的采矿权，从账目价值仅有300.41万元增值到7.15亿，预估增值率达到236倍。

　　值得注意的是，鸿丰钾肥的探矿权由四川华油作价出资投入，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将该探矿权变更到鸿丰钾肥，并颁发了探矿权许可证(T51120080103000678)，该探矿权的有效存续时间为截至2012年4月18日。

　　2010年11月19日，鸿丰钾肥获得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编号为C5100002010116210082156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的矿种为钾盐、硼、石盐、锂、溴、碘，矿区面积13.7603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五年，截至2015年11月19日。

　　“对于一个矿产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就是探矿权和采矿证，这是其核心资源。”上海一位基金经理直言，四川华油将探矿权作价投入到鸿丰钾肥中，“且只占10%的股权，这真令人看不懂。如果没有探矿权，鸿丰钾肥是不可能获得后来的采矿证的。”

　　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鸿丰钾肥的探矿权计入无形资产科目，对于已探明资源储量的矿区已办理采矿权证，也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按采矿权证载明的期限逐年摊销。

　　四川环保厅披露的鸿丰钾肥上市核查环保公告，鸿丰钾肥取得探矿权证的矿区总面积为103.73平方公里。根据勘查后形成的地质勘查报告，已探明储量(333+334)面积共25.8平方公里，其中(333)储量面积为13.7603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为3.00万吨/年。

　　一位矿业上市公司董秘告诉记者，虽然探矿权没有采矿证那么值钱，“但探矿权是前期必须有的，而且具有排他性，四川华油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价值，仅作价入股10%的确说不过去。”

　　显然，没有四川华油的探矿权，鸿丰钾肥不可能获得后来的采矿证，而这原本属于中石油的丰厚权益，却变成了上述自然人的“摇钱树”。

　　背后另有控制人

　　除去四川华油探矿权作价疑点重重之外，高新发展之后的收购，也显示出中石油的蹊跷。

　　高新发展的重组协议是向北京鸿丰发行股份用于购买其持有的鸿丰钾肥共计90%股权，截至2010年8月31日，鸿丰钾肥净资产评估价值10.34亿元，北京鸿丰对鸿丰钾肥90%股权权益对应的评估价值为9.3亿元。

　　但是，高新发展只向北京鸿丰发行股份数量为9471.0104万股，而四川华油没有将其持有鸿丰钾肥的10%股权(即3000万元)转换为对上市公司的股份。

　　“这就更令人奇怪了，四川华油放着将股权溢价的机会居然不去参与。”上述基金经理直言，如果高新发展重组成功，鸿丰投资等于成为新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价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直接流通，“对于四川华油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的机会，却没有选择转换股权，这其中的猫腻令人难以理解。”

　　在取得采矿证之前，2010年7月16日，鸿丰钾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鸿丰投资将其持有的鸿丰钾肥2850万元的出资额以28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成都建元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建元科技)、1500万元的出资额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敦煌市新源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此次股权转让并未进行评估或者专项审计。

　　表面上看，由于东骏集团是鸿丰投资第一大股东，而鸿丰投资又是鸿丰钾肥第一大股东，因此东骏集团应该是鸿丰钾肥的控制人，但实际则不然。

　　2011年闯关IPO被否的成都东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骏激光)即是东骏集团的子公司。

　　根据东骏激光招股说明书披露，1993年，何剑雄、毛冬、叶向明创立了东莞市莞城东骏发展有限公司(东骏集团前身)，曾滔勇最后加入东骏集团。

　　但上述4人并不是鸿丰钾肥的实际控制人。

　　“据我们当时的调研结果，鸿丰钾肥的背后实际控制人是北京宏汉的董事长周峰。”上述基金经理告诉记者，北京宏汉在钾肥项目上已经涉足多年，在四川也已经与多个地方政府有过接触。

　　据当地权威媒体报道，“2009年6月30日上午，达州市政府与北京宏汉签订了钾矿开发项目框架协议，北京宏汉拟投资30亿元在我市建设钾肥及深加工项目。签约仪式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向志会见了北京宏汉董事长周锋一行。”

　　建元科技的股东分别是胡永宏、王晨、杨建元和夏新宇，据另一媒体报道，“胡永宏是北京宏汉的总经理，而王晨、卢全生、杨建元都是周峰的人，周玲英只是代周峰持股，因此周峰实际控制的股权数量远大于东骏集团。”

　　北京工商局数据显示，鸿丰投资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号新保利大厦17层17A1单元，而北京宏汉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号新保利大厦17层17B1单元。

　　可见，原本属于中石油系统的探矿权资源，在经过四川华油的蹊跷投资之后变成了自然人的财富。对于庞大的中石油“帝国”而言，这区区的探矿权或许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国有资产而言，却已经遭遇流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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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刘维涉黑集团以暴力手段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又以通过实施更大的罪恶来维护和扩张。

　　连日来，法院庭审进入举证质证环节。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事实和被告人的供词供述，一步步撕开刘汉刘维黑道内幕。

　　1997年2月1日晚，袁宝璟雇凶枪击刘汉事件发生后，刘维指派曾建军携带一支勃朗宁手枪替刘汉开车，贴身保护刘汉。后刘汉又从退伍战士中招收了桓立柱、王雷、仇德峰、王宏伟等4人，由刘维提供四支手枪，24小时轮流值班，贴身保护刘汉。

　　资本的累积，势力的扩张，让刘汉、刘维兄弟变得越来越嚣张，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动干戈。

　　2009年9月，仅因怀疑梁世齐私吞自己几万元养狗费，刘维便吩咐手下陈力铭，指使钟昌华、王万洪、黄谋、郑旭将梁严重刺伤，致梁在被送医途中身亡。事实上，梁的姨娘曾是刘汉幼时的乳娘，梁对幼年的刘维也是疼爱有加，常将刘维扛在肩上玩耍。

　　2001年10月25日晚上，刘汉电话邀约情人袁某到成都红顶夜总会娱乐，与在此娱乐的史某发生矛盾，被史某持枪顶头辱骂威胁。后史某听说此人是大名鼎鼎的刘汉，收了枪赶紧离开。但刘汉并未罢休，提出1000万元买史某的人头，并让手下购买车辆，准备枪支等作案工具。后来，因其手下到处寻找史某未果，加之有人从中调停，此事才作罢。

　　2004年12月15日，刘汉怀疑前妻杨雪与一同参加培训的林某有不正常交往，十分生气，便将林某邀约至成都杜甫草堂附近进行威胁、殴打。林某逃跑过程中，被刘维指使旷晓燕安排前来帮忙的人刺伤。

　　为争夺利益，以黑恶手段引发的江湖恩怨，又通过血腥暴力来了结，由此引发了震惊全国的“1·10”枪杀案。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刘维与陈富伟两股势力为争夺地盘发生矛盾后，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6月，陈富伟刑满释放回到广汉，扬言报复刘家。

　　为维护家族利益，刘维决定除掉陈富伟。2009年1月10日下午3时许，经过多次密谋，刘维指使手下文香灼、旷小坪等人，安排其手下袁绍林、张东华、田先伟、何廷军持枪，近距离将陈富伟射杀，与其一同饮茶的曾斌、阮孝龙殒命当场，流弹还击伤附近两名无辜群众。

　　光天化日下的“1·10”枪案震惊全国，也让刘汉、刘维特大涉黑集团穷凶极恶的面目，彻底暴露于法治的阳光下。

　　两天激辩后3名“保护伞”认罪

　　两天激辩后，由咸宁中院公开审理的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政委刘学军、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刘忠伟、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原处长吕斌等3人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一案，庭审活动昨日顺利结束。3名被告人当庭认罪，请求法院轻判。

　　工作笔记摧毁谎言

　　庭审现场，有着政法工作背景的3名被告，针对检方指控，极力辩解。

　　1日，公诉方出示证据证实，3名被告人存在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客观行为。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否认后，公诉人出示了刘学军的工作笔记，顷刻“摧毁”了其的谎言。

　　日记内容显示：2001年，时任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的刘学军负责侦查周政被杀案，曾先后两次提审闵杰(刘维小弟，已判刑)。同时，他详细勾勒出刘维等犯罪团伙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层级机构图。这份证据有力反驳了刘学军、刘忠伟关于刘维是优秀企业家，而非黑社会组织成员，刘学军没有侦查过周政案，且未向刘忠伟透露案情等谎言。

　　毒品让被告走上犯罪路

　　据检方指控和证人证言证实，从2002年开始，在刘维召集下，刘学军、刘忠伟、吕斌等人基本每周一聚，吃喝玩乐，吸食毒品。所有消费刘维买单。

　　据刘维供述，为拉拢、腐蚀刘忠伟、吕斌和刘学军，2001年至2008年，刘维每年春节都请刘忠伟吃年饭，每次送2千元至1万元不等。2002年，刘忠伟女儿要到成都上小学，刘维为其买了辆22.7万元轿车。2008年刘学军过生日，刘维送上1万港币。

　　检方指控，刘学军两次非法收受刘维给予的皮衣、现金，并向另案被告人旷晓燕索要房产1套，共计折合人民币(6.2123,0.0016,0.03%)63万余元；刘忠伟10次非法收受刘维给予的现金，共计折合人民币27万余元；吕斌3次收受刘维给予的皮衣、现金和手表，共计折合人民币10万余元。

　　3名被告人辩称这些是友情互赠，当控方通过大量举证驳斥，被告人最后无法否认，但对受贿金额存异议。为此，法庭现场请来湖北省物价局价格鉴定师，从物品产地、品牌和购买时间、地点等对价格进行判断，印证了起诉书认定的受贿物品价格。据悉，这是咸宁市法院系统首次通知专家证人出庭。

　　公诉人指出，刘氏兄弟通过行贿、帮助升迁、提供毒品等手段，拉拢、腐蚀有关政法机关人员，换取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罚。

统计分析称近半黑老大涉足房地产：用暴力挣快钱

　　近半黑老大投身房地产

　　本报统计50起案件得结论专家称危害巨大

　　法制晚报讯(记者毛占宇洪雪)《法制晚报》记者对国内法院审理的50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50名黑老大中23人开设的公司涉足房地产行业，占近一半。

　　一位研究黑社会问题30多年的犯罪学专家表示，黑老大热衷房地产，与房地产业利润高有关，同时，房地产行业容易遇到纠纷，对于黑老大来说，暴力成为他们的“优势”。此外，黑社会老大起家后热衷于与官员勾结，这些腐败官员可以帮其谋取他人难以得到的经济利益。

　　专家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渗入房地产业后果严重，既会产生治安问题，也影响政府公信力。

　　统计 近半黑老大 投身房地产

　　日前，记者对国内法院审理的50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记者注意到，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经过早期的“打打杀杀”之后，黑社会性质组织都会开设公司，逐渐进入某一正当经济行业。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能源矿产业是黑社会组织开设公司后，最热衷进入的行业。50起案件中的“黑老大”，28个涉足能源矿产业，占56%，比例最高。

　　房地产业仅次于能源矿产业。50起案件中，23个“黑老大”涉足其中，占近一半。

　　暴力解决经济纠纷

　　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的房地产公司，还往往通过暴力手段解决经济纠纷。

　　■“沙井新义安”头目 陈垚东

　　据媒体报道，在深圳的“沙井新义安”案件中，2009年，一名黎姓商人与沙井富商陈财明的公司因合作经营义乌商贸城项目发生纠纷。

　　陈垚东受陈财明委托调解，但没能成功。之后，陈垚东指使9名手下在机场将黎姓商人绑架，并逼迫家属交出公司印章执照。家属屈服后，黎姓商人才被释放。

　　自此，该人退出义乌商贸城项目，陈垚东和陈财明随后成立汉玉义乌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

　　这一项目若仅按一期的商铺全部租售的价格，获利就高达3360万元，是成本价的25倍。

　　分析 房产业利润高 能用“暴力优势”

　　公安大学教授、已研究黑社会问题30多年的武伯欣分析原因称打打杀杀起家的黑老大，往往更愿意挣“快钱”、获取暴利，而房地产的利润比一般行业高。

　　黑社会团伙开设的公司，往往利用暴力威胁、恐吓兼并同行业公司，进而垄断整个行业。在房地产领域，拿不到可供开发的土地已是越来越多中小房地产企业退出市场的重要原因，而黑社会公司往往凭借贿赂官员和暴力手段拿地，在土地拍卖市场树立强势地位。

　　他告诉记者，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导致它更容易遇到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正当合法企业来说这很棘手，但对于有人庇护、没有顾忌的黑老大来说，暴力成为他们的“优势”。

　　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期间，面对纠纷，有黑社会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往往利用恐吓，逼迫，暴力的手段强迫居民拆迁。

　　同时，房地产行业是“社会潜规则”更多的行业，政府官员有较大寻租空间，而黑社会老大起家后，热衷于与官员勾结，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资源”，可以帮其谋取他人难以得到的经济利益。

　　他表示，给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保护的都是官员，渗透到党政部门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危害最大，一些党政官员和黑老大特别是在房地产业里拆迁的、征地的“地霸”合作，挣来“大钱”后分赃，这成就了一些黑社会组织，使得他们更加企业化。

　　疏理

　　重金贿赂高官 拿下地块、项目

　　黑社会性质组织涉足房地产行业，其犯罪手段主要体现在通过贿赂手段获取利益、暴力拆迁和利用暴力垄断市场等方面。

　　为了拿下能帮自己大忙的高官，黑老大们不惜重金。仅根据以往的新闻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记者发现，50起案件中，有5起案件中涉及因房地产项目而行贿的犯罪事实。

　　■沈阳“黑老大”刘涌

　　1998年底，刘涌向当时的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提出，想进军房地产。

　　1999年2月，刘涌将装着10万美元的袋子送到马向东办公室。不久马向东打电话将刘涌叫来，告诉他：“中街有块地，你不是想搞房地产吗？这是机会。”这次，刘涌留在其办公桌上的又是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袋子。

　　很快，这块土地便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拨给刘涌的嘉阳集团下属的百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了商业开发权。后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土地作出评估，认定其价值为3.5亿元。

　　■“福建首富”陈凯

　　一度有“福建首富”之称的黑老大陈凯起家后投资房地产业，在福州最黄金地段旁开发“凯旋花园”，售价创下当时榕城之最。而凯旋花园业主名单中，包括当地各部门高官。

　　据媒体报道，2002年，陈凯在京设立的凯旋房地产开发公司看中北京城乡(9.16,0.09,0.99%)建设集团负责的一个房地产项目。经人介绍，陈凯先后认识了时任城乡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中心主任黄泽宇和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姜立贵。后来，陈凯给了黄泽宇10万元，给了姜立贵5万元。姜立贵受贿后，为陈凯的公司与城乡集团项目的合作提供了帮助。

　　■“沙井新义安”头目 陈垚东

　　香港黑帮“新义安”骨干陈锡波的侄子陈垚东在深圳组建黑帮“沙井新义安”。“沙井新义安”涉足房地产行业，当地在建的很多房地产被陈垚东垄断。

　　位于沙井街道的广利来花园一个项目给黑老大带来1.17亿元的利润。同时，陈垚东还在沙井开发小产权房十多处。沙井义乌商贸城是陈垚东得意之作。据知情者估算，陈垚东从中至少获利数千万元。

　　该项目几乎无偿从政府拿到文化产业用地，未获得审批擅自变更使用范围，在无法提供产权的情况下长期出租。媒体曾质疑此事，沙井街道办原书记刘少雄出面协调，并向媒体承诺保障商户的利益。

　　据媒体报道，刘少雄纵容“沙井新义安”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收受贿赂港币1220万元，人民币745万元。

　　房地产拆迁

　　动用暴力恐吓

　　根据以往媒体报道，有3起案件中，黑老大开设的房地产公司涉及拆迁犯罪。

　　■沈阳“黑头目”于学军、金国才

　　沈阳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于学军、金国才等人成立沈阳市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0年10月，该公司进驻沈阳市于洪区北李官村开发建设，实施拆迁。

　　部分村民对动迁政策不满。于学军以房地产公司为依托，殴打群众，强迁民房。

　　■包头“黑老大”曾庆昶

　　2010年3月，内蒙古包头昆都仑区和平村进行土地开发。当地黑老大曾庆昶等人利用黑社会组织势力敲诈和平村拆迁人员，公开声称拆房必须经过曾庆昶同意，不交钱就不许拆，还强行向拆迁人员收取保护费。

　　■保定“黑老大”李立峰

　　2010年7月起，保定黑老大李立峰涉足拆迁行业。对不愿搬迁的“钉子户”，他安排手下采取殴打、威胁、恐吓、砸玻璃、扔粪便等暴力手段进行强行拆迁。

　　成员高度服从

　　能实施集体犯罪

　　武伯欣表示，涉黑性质组织一般直接用“家规”控制成员。作为“黑老大”，对于其成员具有绝对权力，要求成员听“大哥”召唤。而黑社会成员普遍年纪较轻，文化程度低，相当一部分有前科劣迹，更容易受到家规的控制。

　　成员的高度服从性和组织性，成为黑社会公司老板有效率地实施各种犯罪，攫取经济利益的条件。对于正当企业来说，组织全体员工进行犯罪行为不可想象。

　　黑社会进入房产业 后果严重

　　武伯欣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渗入某个行业后，会使用他们擅长和习惯的欺诈、暴力的方式去经营，这不但会破坏、经济秩序，也会对社会治安和公众生活产生巨大危害。

　　他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渗入房地产开发行业，后果非常严重的，既产生数量更多的治安问题，也影响政府公信力，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

　　链接 国外黑社会 也干房地产

　　自日本1992年实施新法限制黑社会犯罪以来，日本黑社会组织开始集团化经营，房地产成为投资重点。

　　在俄罗斯，近年来黑帮做起了港口贸易、银行等买卖，并把精力更多地用于官商勾结。

　　在意大利，黑手党开始扩张到旅游、餐饮、房地产等合法的经济活动领域。在德国也出现了意大利黑帮的身影，德国联邦刑事局称其瓜分了德国东部的部分房地产市场。

　　文/记者毛占宇 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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