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著:
王守中著《德国侵略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23.7万字），
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5万字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85）
伦敦英国政府文书局1959—1983年发表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C辑和D辑和美国汉学家柯伟林著《德国与中华民国》（1984年）
美国汉学家柯伟林著《德国与中华民国》（1984年）中译本更名为《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
张国刚著《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15.4万字）
杨武能著《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1991年，11.5万字）
朱谦之（1899—1972）《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1962年写出修订本，198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391页，31.3万字）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李兰琴著《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
[德]魏特《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49年）
[德]斯托莫《“通玄教师”汤若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0页）
德文:
Sun, Xi, Bedeutung und Rolle des Jesuitenmissionars IgnazKögler (1680-1746)in China,(戴进贤传)
Reihe: Mainzer Studien zurNeueren Geschichte - Band 20.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Main, 2007
论文集:
1、 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20万字）
2、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 辑（青岛出版社1991年，28.9万字）
3、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 年，34万字）
4、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等编《德国史论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
李希霍芬（1833—1905）是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曾先后七次来华考察，既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一定贡献，同时也为德国向中国侵略扩张出谋划策。关于李希霍芬来华的论文有：王根元《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与中国的地质》（《河北地质学院院报》1990年第2期），
吴凤鸣《1840至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工作》（《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
史料集:
青岛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43万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总计45万字
[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美]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
《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丁建弘教授《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收于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论文:
董伯先《中德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汤若望》（《德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1983]），
林铁钧《汤若望与顺治帝》（《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李兰琴《汤若望简论》（《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
《 寻汤若望遗踪——在德国考察随笔》（用笔名“紫岫”，收入《德国史论文集》）
《钦天监第一位洋监正——汤若望》（收入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
梁建华《汤若望在中国》（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
安双成《汤若望案始末》（《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路遥《汤若望评议三题》（《文史哲》1992年第4期），
王渝生《“通玄教师”汤若望》（《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2期），
陆敬严等《中德科技交流的先驱——汤若望》（《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2期），
康志杰《西学东渐的先行者汤若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
顾宁《汤若望进呈顺治皇帝的新法地平日晷（《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 期）。
：胡汶本《试论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势力的形成（1897—1914）》（《文史哲》1982 年第2期），
王守中《巨野教案与德占胶澳》（《文史哲》1983年第5期），
张子忠《李秉衡与德占胶澳事件》（《青岛研究》1987年第1期， 李为当时山东巡抚，主张对德强硬），
江德均《德帝国主义在青岛推行的土地掠夺政策》（《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1期），
杨恒《安治泰与巨野教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安为德国来华传教士， 鼓动德政府占领胶州），
李乐曾《文化斗争、殖民政策与德国在华取得保教权问题》（收入《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鲁海等《胶澳租界与封建复辟》（《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述及辛亥革命后青岛成为满清遗老复辟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德当局予以拉拢、支持），
丁名楠《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苏晨《张荫恒与戊戌英德借款和胶州湾、旅大租借》（《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张为清政府财政官员，此文根据他未发表的《戊戌日记》写成）。两辑《中德关系史文丛》共收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16篇之多，成为这两部文丛的重点所在。
义和团运动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镇压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该和约第一条便是清政府派重臣赴德为克林德事件“谢罪”（克为当时德驻华公使，1900年在冲突中被打死）。
李学通《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一文（《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依据北京首都博物馆藏《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和《醇亲王使德日记》（该日记亦选载于《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4期），对光绪帝之弟载沣一行于1901年7—9月赴德“谢罪”的始末加以考实，填补了中国史籍中的一段空白。
戚其章《中日〈辽南条约〉与俄德法三国同盟》（《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周荃、李厚 基《谈1914 年日德青岛之战》（《齐鲁学刊》1987年第4期），
李厚基《论日德冲突的由来及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的历史背景》（收于《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
赵振玫、照千《卫礼贤三论》 （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卫礼贤在华的活动，杨武能《卫礼贤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一文（载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五辑，三联书店1988年）。
《德国与晚清军事变革》（《军事历史》1990年第3期），
王建华 《晚清军事改革与日、德、 俄三国的控制》（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郑宗有、 易文君《论洋务运动与德国》一文（《史林》1994年第2期）讨论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德国与中国的国防近代化、经济近代化及教育近代化之关系。
丁逮弘《李鸿章与俾斯麦》（收于《德国史论文集》）则集中讨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李鸿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及其向俾斯麦德国学习改革、“自强”的历程。
：王健、陈先春《试析一战时期中德关系的演变》（《史林》1993年第1期），
石源华《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的对德宣战》（《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张北根《1927至1933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和《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李兰琴《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
《试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和《30年代后期德国对华政策浅析》<<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
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末概论》（《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
吴首天《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
孙果达《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述论》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苏瑞林《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
李乐曾《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德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德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关于赛克特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 期）
《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吴景平《汉斯· 克兰与抗战前的中德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克兰为合步楼军火工业公司创办人，参与30年代初中德易货贸易谈判）
《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张宪文《30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何友良《赛克特并未为蒋介石制定碉堡战术》（《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陈济康、 戚厚杰等在《蒋介石的洋顾问》一书（华文出版社1995年）中对鲍尔等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详加介绍。
《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蔡德金、 杨立宪《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刘昭豪《重评陶德曼调停》（《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作者不同意把陶德曼调停视为蒋介石向日本一次投降的观点，认为蒋在采取“缓兵之计”，并取得1938年台儿庄会战的胜利），
马骏《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
杨玉生《论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演变》（《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
梁星亮《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李广起《1937 年底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利益所在》（《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
胡献《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 期）、
《华北事变到淞沪会战间的中德关系》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
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
任翔《一个“姓李的德国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人物》1987年第2期）在综述李德在华经历时，着重指出李德在张国焘分裂活动期间曾亲自保卫毛泽东、使毛泽东免遭伤害。
刘杰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8日）依据若干史料，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一传统说法没有充足的根据。
刘志青《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石志夫《李德与中国革命》（《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
乌传衮《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及其历史背景》（《安微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大叙《“与中国红军一起作战的外国人”——李德其人其事》（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
郑生寿《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国纪略》（《党史文汇》1992年第8期），
友辉《离开中国后的李德》（《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9期），
刘志青《李德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的作战指导》（《中国军事科学》1994年第2期）。
董伯先《早期中德贸易关系》（《德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概述18世纪至1860年的中德贸易关系），
周显理《早期中德贸易关系初探》（《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
陈月清《德国对近代中国的经济侵略》
李厚基、周荃《试论德国占领青岛后山东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二文均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 辑），
陈纪遥《十九世纪中德贸易往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夏良才《四国新银行团和湖广铁路续借款案》（《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徐枫《德华银行与德华银行纸币》（《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台湾学者余文堂著有《中德早期的贸易关系（1650—1860）》一书（台中1989）
历史:
19世纪中叶开始，德国开始走上统一的道路，同时逐步加入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行列。1861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在天津签订了《通商条约》，标志着中德（当时以普鲁士为代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汉口、天津两处租界的合同。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于次年强行“租借”该地。1900年，德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德国元帅瓦德西出任八国联军统帅。到1918年为止,这一阶段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德国参与其他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
在德国用武力侵占山东之时，却有一位德国人仗义执言反对这场暴行，他就是德国同善会来华传教士卫礼贤
（1873—1930）他与安治泰、薛田资等德国传教士相反，始终不赞成用武力维护教会工作，甚至试图劝阻德国驻青岛总督对山东农民的一次镇压。卫礼贤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把许多中国典籍译成德文，并写有多部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著作。不过，卫礼贤在辛亥革命后站在满清遗老一边，主张复辟清王朝统治，甚至为此建议德、中两国皇室“联姻”，使德国可公开支持前清帝王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给日本。俄、法、德三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由此亦埋下日后德、日冲突的种子。
义和团运动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镇压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该和约第一条便是清政府派重臣赴德为克林德事件“谢罪”（克为当时德驻华公使，1900年在冲突中被打死）。
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德国的军队体制和军事技术成为满清洋务派仿效的对象，并派遣官员赴德受训及聘用德国军官来华，例如仿效德国军队建立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在1898年之前便聘用以莱岑施泰因为首的35名德国军官任教官兼指挥官。
一次大战之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中国方面，1927年以前为北洋军阀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对峙及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4年秋，孙中山聘请西门子公司在广东的负责人古斯塔夫·阿曼为其私人顾问，并聘请了以哈罗滕堡为首的十多名德国军官为其服务。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蒋介石于1926年上半年便着手联系用德国军事专家替换苏联顾问。从1927年底开始，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鲍尔、魏采尔、塞克特和法尔肯豪森为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先后共135名成员）达10年之久，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后才全部撤走。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伪政权，中德正式断交。这一阶段的中德关系十分复杂而独特.
李德于1932年春来华，1933年到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他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受到严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解除军事指挥权。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等职，1939年夏离华赴莫斯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妄想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便开始向国民党政府诱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希特勒政府之命参与斡旋谈判，史称“陶德曼调停”。
中国的中德关系史研究有三个热点：一是早期传教士来华，尤其汤若望在华的业绩，二是胶澳被占，三是德国在华顾问团以及“陶德曼调停”。
(草稿,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