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昨天很偶然撞进一个博客，里面赫然介绍的“八尺协定”着实让我吓了一跳。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并且不愿意在这里引述和转载关于“八尺协定”的文章。
中日关系是一个常识问题。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民众对日本始终保持着戒备，民间的往来虽然有冷有热，但中日官方不可能有太多的热情，国内各政党也莫过如此。如果诚如有--“八尺协定”这样的丑闻，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要重新改写。在“若干历史问题”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年国家制定档案法关于开放档案一款，以30年为期，有人认为太短，并且拿了几件卷宗问邓。最终该条款写的比较含糊，即30年不一定一定开放公开，要视情况而定。
“八尺协定”提到王若飞。王若飞确实是1931年从苏联回国，但是不是去了中央苏区，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他应该是从新疆直接去了西北。另外在1931年乘船从上海航行一夜恐怕是到不了旅顺的。
除非中日两国权威部门拿出历史文件证明，打死也不能相信中共与日本签订过这样的协定，初步判断是抹黑文章在造谣。造其它的谣言可以容忍，早这种谣言是要遭天谴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1931年9月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不顾一切，接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义勇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的队伍随之扩大，加入义勇军行列的不仅有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和土绅，甚至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也都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同义勇军以血肉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三十余万人。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孤悬敌后的种种困难条件下，勇敢顽强地阻击日军进犯。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曾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于堤网 www.ydcun.net 河北苗木 博野苗木国槐 垂柳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摒，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自发抵抗运动，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它给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
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