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忆家母张金凤
汤永文
第一次确切知道母亲的名字，是在文革前期。一日，我在自家外屋地的洋灰墙面上，用毛笔蘸着红颜料又写又画。写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还写了几段主席语录。画的是“三面红旗”以及伟大领袖的头像。为表达全家人对伟大领袖的敬仰，我决定把全家人的姓名写在一段语录的后面，再写上一段表决心的话。写到母亲的名字时，我问她：妈，你的名字叫汤张氏，对不对？母亲说，不对，我叫张金凤。
张金凤，我的母亲，属鸡，1921年生。属鸡，叫“金凤”，这名字不错。她出生时，并不知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39年，她嫁给我父亲为妻，住在汤家大院里，在“伙”里过日子，就是大家庭，兄弟姐妹老人孩子一起生活。土改后，汤家人分到了一些土地，不用再受地主的奴役了。我父亲在本支排行老二，做农活很在行，人又老实，肯吃苦耐劳。可是，他在家里毫无地位。当家人早年是我奶奶，后来我大伯官场失意回到家后，奶奶就让大伯当家。大伯叫汤洪升，念过“国高”，并有旧学的底子，毛笔字写得好。他极其喜欢钟繇的小楷，也能写颜体大字。他曾对人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不是让人自私自利，而是让人自我完善，否则天诛地灭。可是他真的做到没有私心吗？至少在我母亲眼里是有私心的，而且私心很重。他的亲生儿女吃的用的都比我母亲的孩子强。而且他这个家长基本不干农活。读书也好写字也好唱戏也好，还是“赶外张”也好，就是不干活。我父亲拼死拼活地干，平日却一个零花钱也别想见到，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由伙里出钱，给我们本家大人孩子一人做一身新衣服。住家过日子一个零花钱没有，怎么行？记得我四岁那年，母亲领着我在屯子里挨家挨户要点粮食，卖了换点零花钱。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这张嘴讨要的事情，要强的母亲如何豁出脸去！
东北解放初期，母亲被村里选为妇女组长，负责组织妇女们搞宣传，搞支前。母亲回家对孩子们说，你们知道蒋介石，跑到哪里了吗？跑到了台湾“耳门洞”里了。母亲不识字，只认识春天的“春”字，我大伯父起初坚决反对她当什么妇女组长。不过我母亲坚决要当。两年后，母亲就主动不当妇女组长了。不认识字确实工作吃力。她后来才明白不是什么“耳门洞”，原话大概是“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吧。她把“而奋斗”误听成“耳门洞”。
母亲的娘家位于现在的瓦房店得利寺龙潭山下。母亲六岁丧母。她大姐叫张金兰，大哥叫张金涛。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姥爷，早年当过兵，会个三拳两脚，脾气暴躁，基本不回家，常年在外面干些替人讨债或者替人打架的活计，拿些佣金，因而得罪了不少人。
我大姨出嫁那天，姐妹俩抱头哭成一团。大姨不放心她未成年的妹妹啊。大姨出嫁后，家里只剩下母亲、母亲的老叔和母亲的大哥三个人。洗衣做饭的事自然就由九岁的母亲负责。大舅张金涛在17岁那年就结婚了，舅母姓周。这才有点家的样子。母亲14岁那年，就去打工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干活。因为母亲未成年，故工钱只是成年人的一半。日本老板倒也算和气，工作强度也能接受。母亲后来回议说，那时候没有什么国家观念，也不觉得为日本人工作丢脸。
母亲十六岁那年，我姥爷酒后被仇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以石块袭击，不治而亡。母亲哭得眼睛都坏了。她成了孤儿。脾气也逐渐变得很坏，很厉害，谁也惹她不起。人人都叫她“野姑娘”。我大舅母也不是能容忍的人，姑嫂关系一度紧张。
母亲嫁到汤家后，脾气依然没有收敛。几年后，她因为不满当家的大伯父的很多做法，提出要分家。母亲认为，大锅饭是吃不好的。
1952年春天，一日，母亲买了纸和香，到村子北边的十字路口，燃香烧纸，放声大哭。那天是母亲的哥哥张金涛的祭日。他死在了泰康县，永远回不来了。
母亲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都要带着我去一次大姨家。对母亲来说，至亲的人只有大姨了。她们姊妹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大姨家在得利寺东山沟，大姨夫叫王学金，人很好。小住四、五日后，姊妹俩依依惜别。我和母亲走出半里多地后，回头一望，大姨还站在村口挥手。我在大姨家，和大姨的几个孩子相处得很好，能玩到一起。母亲把大姨家当成娘家，我把大姨家当成了姥姥家。
1970年，我大舅的二女儿张桂芹寄来了一封信，邀请我母亲去她哪儿住一段时间。张桂芹比我大，我叫她二姐。她家当时在大兴安岭，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对母亲来说，太遥远了。但是母亲还是决定去一趟。我帮母亲买了票，在瓦房店火车站送母亲上车。车一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瓦房店到大兴安岭，要在沈阳倒车，还要在齐齐哈尔倒车，母亲不识字，能行吗？她可是没出过远门的人。半个月后，二姐那边来信了，报了平安。二个月后，我去大兴安岭接母亲回家，顺便想拿点大豆回来。拿了两包大豆，结果在沈阳站被公安没收了一包，也没有收据，也不知充公了还是进了私人口袋。
母亲从大兴安岭回来后，身体就一年不如一年。她的病多了，最严重的是气管炎和肺心病。她咳嗽起来很厉害，上不来气儿，有时需要有人在她咳嗽时拍打后背。天冷的时候，她就生一盆火，烤火取暖。气管炎尤其怕冷。她咳嗽要吐痰，就把痰吐到炭灰里去。
母亲没有值钱的首饰什么的，她一直"珍藏”到去世的物件里有一红色的巴掌大的小本子，是列车时刻表。尽管她从大兴安岭回家后就没再坐过火车，但是列车时刻表却一直舍不得丢，想起来就找出来摩挲一番。她不知道，铁路的列车时刻不是不变的。或许母亲是睹物思人，或许是怀念唯一的一次远行。
我三妹22岁死于白血病，对母亲打击太大了。思念女儿时就拿一个镜子放平，洒水在镜面上，再拿一个鸡蛋在镜面立着，嘴里叨咕着：老闺女是你吗，是你，你立着。母亲说，儿想母，只一场；母想儿，哭断肠。
母亲别看不认识字，讲瞎话儿（故事）却很擅长。童年时，我睡前总要听她讲一段，听着听着就睡过去了。朦胧里，炊帚因为沾了人中指的血，成了精，化为一个小媳妇······可惜后来被道士烧死了。可恶的道士！
夏夜蚊子多，母亲就用半干的艾蒿搓成绳子，叫“蒿绳”，点燃熏蚊子。蒿绳点燃后，冒出的烟有点呛人、有点苦味、有点清香，就像当年的日子。蒿绳因为是半干的，燃起来可以像香一样，不让它起火苗。那绳端的炭火，时而亮，时而暗，有时需要吹一下，才不至于熄灭。母亲看护着蒿绳，摇着蒲扇，照顾孩子孩子们入睡。多年之后，那艾蒿烟的气味，仍在我的鼻孔里久居而不肯散去。
虽然我们日子贫苦，但是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教育儿女们要勤劳致富。她说，天上下雨地下欻，个人卡倒个人爬。亲戚娘舅拉一把，还要酒换酒来茶换茶。不过在“大锅饭”以及政治混乱的年代，个人致富不过是做做梦而已。反对“大锅饭”的母亲没有活到包干到户的1983年，于1980年秋天驾鹤西归了，享年60岁。她一辈子贫苦，一辈子都没穿上一条像样的棉裤。她冬天穿的是一条薄薄的棉套裤。所谓套裤，就是只有裤腿的裤子。
按照二姐张桂芹当年的嘱咐，有事一定要告诉她。母亲病危时，我就给她写了信。但是二姐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接到回信，才知道她家里出了变故：二姐的丈夫伐木时被木头打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2007年6月27日，二姐和儿女们乘一辆越 野大吉普突然来访，令我吃惊不已。27年没联系，二姐是通过公安局找到我的。我早已离开故土。一时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自然要说起母亲当年事，唏嘘不已。可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原来二姐的儿子在大连做生意，她是来看孙子，说是“顺道”来看看我。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祝福二姐，也祝福母亲的在天之灵。
2015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