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子超 易立竞 发自北京、南京
十年前,章子怡从中戏96级明星班走了出来。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
除了她、刘烨等少数人外，16人的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即便达到了名利顶端，她也很难掌控命运”
在成为明星前，章子怡是寂寞的，而成为明星也许使她更加寂寞。明星，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一切误解的化身。
面对大众的质疑，章子怡决定站出来。3月12日凌晨，她在拍戏间隙接受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访。她的表情凝重，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这是一次事关成败的危机公关，她如临大敌。
章子怡解答“捐款门”中的每一个数字，也坦言自己想做普通人的愿望。她说，她相信大部分质疑她的人是出于正义感，当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谈到事件对家人的影响，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
“即便达到了名利的顶端，她也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圈内人士感叹。
这是北京4月的一天。章子怡正在798工厂的摄影棚为一家国外杂志拍照。她施着淡妆，穿着浅色低领背心和绿色薄毛衫，笑容显得性感而自信。
晚上10点，章子怡结束一天的工作。隔壁房间，她的母亲、哥哥、助手和一条只听得懂英文的小狗都在等她，“要不是我爸出差，他也会来的。”
章子怡认为自己是一个“挺真诚”的人——善良，过于单纯，与外界想象的高傲和工于心计相距甚远。她把造成误解的原因归咎于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面对面接触。
尽管如此，她并不奢望改变现状。在她看来，误解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命运，总会以一种方式奖赏你，而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你。不过谣言和中伤却是她恐惧的。
“我觉得，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她有些委屈地对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别人哭我也跟着哭，别人难受我也会跟着难受，我从来都不会去害任何人，哪怕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当别人害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受不了，我就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章子怡把自己蜷缩在沙发里，坐上一会儿腰就会疼，忍不住捶几下。这是拍戏留下的后遗症，也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之一。
“像肩膀上这种伤，治不了，想过很多办法，美国也治，中国各种神医都试过，但是没用；还有腰上也是有伤，这个可能跟小的时候练功有关系，太辛苦了，阴天下雨特别难受，坐不住。”这时，她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我的性格优势是什么了，我能忍，我觉得该忍的我就忍，我没有怨言。”她停住，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但是，不该忍的我也忍不住。”
章子怡记得《紫蝴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导演娄烨在台上发言，香港媒体在底下笑。她突然跳到台上帮娄烨说话。台下一片哗然。她听到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太好了，要出事了。”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说，如果大家抱着敌意而来，有什么必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对媒体，章子怡一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软棉花，他们说不好听的，我也说不好听的，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她解释着，“其实我可以不跟他们争，但我现在照样如此，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对我不好，我也骂他们，我觉得反正我对你好和坏都一样。”
章子怡沉默了片刻，突然说自己对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人都是端着枪来的，”她的口气冰冷，像盾牌一样，掩饰着抑制下去的敌意。
这些年，除了家人，章子怡一直把张艺谋看作良师益友。她经常向张艺谋倾诉困惑和苦恼，而张艺谋告诉她，其实什么话都不需要去说，只要用作品来奠定位置，用实力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从小学到的就是这个。”章子怡说，“你看张艺谋的方式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出来解释什么，他也不说什么，就干自己的事情，好就好，不好别人骂他也影响不到他，他还是继续做他的事业。”
出道以来，章子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到今天。在业内，她的刻苦尽人皆知。李安曾说过：“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中最肯学习、最敢于吃苦的。她从里到外泛着的坚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气，让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而每拍完一部电影都会传出绯闻也几乎成为章子怡的定律。
“她遵循着拍片、吃苦、绯闻这样的循环一路走下来，”资深娱乐记者宋翔说。
如果说，张艺谋的钟情、成龙的大腿、霍启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那么如今她面对的“泼墨门”和“捐款门”则是一次空前的名誉危机。
尽管《一代宗师》剧组频频发出章子怡克服严寒刻苦拍戏的通稿，以期冲淡不良影响，但围剿的火焰仍然熊熊不止。
澄清一切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章子怡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她说自己小时候最喜欢洋娃娃，但知道妈妈要是给她买了娃娃，这个月的生活就要紧张。所以，每次走过商店橱窗前她都会对妈妈说：“我就看看，不会买的。”
如今，章子怡享受着穿戴名牌和珠宝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刻。闪光灯如群星拱卫，她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她知道自己终归不能活在那个世界里。
“那个世界是假的，衣服是借来的，耳环、珠宝是珠宝商提供的，那只是一个活动，需要大家打扮得光鲜亮丽，那一天过去以后，一切都会回归到平常。”她口气清醒地说。
连续几年，章子怡参加戛纳电影节。最后一天焰火放完，她忽然发现“戛纳寂静地像死去了一样——人都走了，路牌开始放下，巨幅电影广告牌也消失不见，街道上只有Party之后的垃圾。”她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凄凉。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孤独。”章子怡说，“因为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爱人、朋友们在一起。我经常到一个城市拍一段戏，然后又得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突然觉得非常孤独。每参加完一个婚礼，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会被刺痛一下。”
此刻，章子怡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复杂，她的经历就像一部电影，但没人知道结局。对于局外人，或许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玛丽莲•梦露传》中写道的：
“女明星们都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外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每个伟大的女演员都是一段流年，因为她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并且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4月9日，在中戏小剧场，一场由中戏学生表演的话剧《名扬四海》正在上演。剧中，那些美丽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喊着：“我要出名！我要出名！”让整个剧场充满了躁动。
十年前章子怡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但每一个人都说，章子怡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命运在偶然与必然间的即兴舞蹈。
这听上去带有过于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但在一个明星制尚未成熟的国度，成名，的确更多靠的是命运的眷顾。
十年前，中国影视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演员少，机会多，这成为造就明星班的契机。十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影视业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各种艺术院校的层出不穷，再加上网络和选秀节目成为造星的新途径，演员成名变得愈发不可预测。
“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员至今默默无闻。”中戏96明星班的班主任常莉也这么说，“这个行业最终靠的还是命运。”
即使在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党昊定律”
我是在华谊兄弟公司见到党昊的。他光头，黑风衣，黑边眼镜。据说，他去哪里都骑一辆自行车，这在圈内是一个传奇。
党昊的另一个传奇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所有参演的电视剧都没播，在圈内被称为“党昊定律”。
“我们数吧。”他摊开手掌，“从2004年开始，《香气迷人》没播，《别让眼泪流过》没播，《别让爱沉默》没播，《所以》没播，《色拉青春》没播，《宠物医院》——拍的唯一的一个男一号——没播，然后《锦衣卫》也没播。”
按照党昊的说法，一切都是从2004年8月30日的那场车祸开始的。车祸当晚，他喝了很多酒。回家的路上，他感觉前面的车晃了他一下，便下意识地搂死了方向盘。他像一只木偶，旋转着飞向隔离带的另一边。20个挡光板被撞飞了，车轮只剩下一个，可他奇迹般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我看到一个车轮正沿着二环路‘轱辘轱辘’往前滚，还感到奇怪，这是哪儿来的轮子？”
他没等交警出现，就带着醉意跑到附近的一家夜总会跳舞，直到第二天醒来，才感到后脖梗子一阵发冷。
至今，党昊无法确定这场车祸和“党昊定律”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在这之后，他的演艺事业突然陷入了低谷。不管导演的腕儿有多大，他接的戏总是在没有到达观众之前就夭折了。
“也许，从车祸中幸存下来，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完了。”他说。
并不是说党昊没有“火”的机会。热播剧《蜗居》和《老大的幸福》都曾找过他，但看了剧本，他觉得里面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就拒绝了。
“我期望很高的戏都没火，或者干脆没播。”他说，“我辞演的戏全都火了。”
党昊认为，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成名之路。他去找大师测了名字。大师说他命中有六把火，太大了。于是他改名党浩，不见起色，又加大水量，改名党浩瀚。有段时间，他处在无名的状态中。
“那时人家问我名字，我说就先记我姓党吧，名暂时还没定。”党昊说，“人家都反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怎么名儿还没定？”
党昊认为，那是在寻求一种慰藉和排解，找到某种信仰上的支点。“它总有个原因对吗？30岁了，你还是今天有钱，明天没钱，你不像是一个做演员的人。为什么？”他瞪着眼睛反问，仿佛在等待一个答案，“是你人品有问题，不善交际？不是，你有那么多朋友呢。那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曾令党昊困惑很久，直到他在一本古书上找到了“答案”。
“我后来常常念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但你要让自己相信，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后面就会有一个故事展开给你。”
我问党昊，他期待着怎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相信生命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
“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2000年毕业前夕，党昊曾是中戏96级最耀眼的明星。在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中，他饰演酒鬼一角，赢得了可以堆满整间宿舍的鲜花。
那时，党昊是天天喝酒的愤怒青年，被院长徐晓钟称为“流氓无产者”。因此他饰演的酒鬼格外神似，即使跟20年前李宝田的经典演出相比，也毫不逊色。“那是我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党昊至今这么认为，“是那部戏使我懂得了喜剧，也坚定了我对表演的信心。”
然而，谁也没想到，当全班同学都去报考国家话剧院时，党昊却主动放弃了。
“当时感觉《费加罗的婚礼》成就了你，谁见你都觉得你挺牛逼，都跟你说话。你万一去了考不上呢？多没面子啊！”党昊说，“还有就是不了解社会，以为去那些单位得花钱。你连试都没试，你怎么就知道要花钱呢？”
“考试前一天晚上，演《大荒漠》还差一个人，他们说你来吧，我们一块去考试。我说我不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全班同学都在收拾东西，准备道具，去考国家话剧院。我闭上眼睛，假装没醒。晚上大家回来了，我一个一个拥抱他们，其实心里特别难受。就在这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妈你等我一会儿’，就从二楼跑下去，跑到操场没人的地方，‘哇’地一声哭出来了。但我就一点，上学花了家里这么多钱，大学毕业，我漂也无所谓，最关键是我不再花家里一分钱。这是我唯一的标准。”
“这就是明星班，”回想往事，党昊说，“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就这样，党昊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做老师，给学生导了一个美国作家欧文•肖的话剧《灵魂拒葬》。他仍然是“爷”，“特有劲儿”，对什么事都愤愤不平，试图跟体制对抗。学校不给他宿舍，他就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牌子下搭了一个帐篷。帐篷是舞美系花200多块钱买的道具，上面还带网眼。3月寒冷，好心的学生给他送来被褥。他在帐篷里住了一个半月，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有时去拍戏，党昊会请同学秦海璐给他代课。他带两个班，30多人。他跟学生们在一起吃食堂。哪个学生宿舍空了，他也会过去凑合一晚。他和男生大都处成了哥们，女生则都很崇拜他。他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职业，感到了一种男人的责任感。“当我得到了以后，我还会选择当一个老师。把所有人生的感悟，传承下去，”他说。
如果简单理解，党昊所说的“得到”，就是成为明星。不过党昊说，他打算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做出自己的电影，做出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一生想做的事情，做这种跟传承有关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不管是谁，但是我们能留下。”
因为看不惯学校招生中的一些事情，党昊带着学生把舞蹈学院的8个大铜字校训“歌舞升平，德艺双馨”拆下来两个半。事后，他写了检查，不过还是决定离开此地。为了不交三万五千块的违约金，他把竞聘书投到现代舞系。“但是现代舞系不需要表演老师，他们就拒聘我，”党昊说，“拒聘我，我就可以不交钱辞职。”
当他拿着档案出来时，身上一无所有，但感觉内心充满力量。
辞职令党昊的经济状况一度捉襟见肘。他是那种即使只剩10块钱也要买一碗最好的面条的人。“有明星接受采访，说当年穷得只剩3块钱。在我看来，那不算穷。”党昊说，“真正的穷是没有极限的，因为要不断借钱。”
“这个圈子是摊生意”
此刻，党昊坐在华谊兄弟的会议室里，门上贴着禁烟的标志，但他还是点上了一根中南海“点八”。四周墙上挂着公司签约艺人的照片，其中也包括党昊。那是一张相当阳光灿烂的照片，与现实中的他看上去判若两人。我们很快注意到，墙上的照片挂得颇有“学问”：李冰冰、周迅等一线明星都是大相框，而党昊等普通演员的相框则要小很多。
“我感觉应该把我的照片撤下来。他们都是艺人，我不是，我做不到。”在一阵漫长的沉默后，党昊突然说，“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圈子里争的就是这个，很明确，大的，小的。那是10个亿，这是1块钱，把这些钱摆在一间屋子里，跟这些照片是一个道理。都是商品，价值都不一样。”
我问党昊，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找那些出名的同学？比如章子怡和刘烨。
“没有，”党昊回答，“这个圈子是摊生意，明星也不是慈善家。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捎带你一下。我一直觉得，你没有这个权力。”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年夏天，党昊在云南丽江的马路上找到了信仰——藏传佛教。那时，他每天坐在街边晒太阳，思考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长眉毛的高人。
回到北京，党昊接拍了电视剧《绝地逢生》，饰演男一号。这部电视剧在中央1台播出，也是党昊的绝地逢生。
“从次以后，我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播出了。”党昊说，“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势，跟自己的势去较劲是没有用的。”
党昊开始吃素，坚持不买房，坚持对自行车的信仰，而且他的理由听起来颇有说服力。
“土地是国家的，70年的使用权也是租。命都是租来的，哪天一睁眼，不定哪位就不在了，干什么背负那些东西呢？”
“最关键的是你给自己一个借口，当你的生活水平能降到最低时，才能养住自己的心。”
每个周末，党昊耗时一个小时零五分，骑车去香山，因为不堵车，比开车的朋友还快。他去哪儿都不用花钱。朋友在丽江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他去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他也开始冷静地打量这个圈子和这摊生意。公司开年会的时候，他远远站在一个角落里，拿着本和笔，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
“我看见女演员穿低胸的衣服，手还永远捂着，我就会写一个小品：你本来就是想穿低胸的衣服，弄得性感点，为什么还非把手捂在那个地方？如果真怕露出来，穿高领的不就完了吗？还能腾出手来帮别人捂着。”
党昊成功地做到了自给自足，但他依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没有隐士弃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骨子中依然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他显得相当矛盾。
“如果你没得到就放下了，除非你出家了。在这个圈子，你必须先要得到，因为你没得到就没有发言权。你的声音传达不出去。要想当一个好的教育家，起码得有一个讲台。得把学生组织好。没有学生就没有孔子。”
“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能尽快得到。”党昊说，“原来我认为我能放下。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个穷人，你怎么放下？”
毕业以后，明星班从来没有过全班性的聚会。党昊一直想请所有同学一起拍一部电影，在电影中实现这个聚会，但一直没能成型。
“这是经济社会。”他说，“那么，谈到利益的时候就很简单，也很现实。”
党昊毫不掩饰对成功的渴望。“我是该想不该想的都想——上台领奖一点边都没有，我连演讲词都想好了。”他停顿了一下，表情突然变得十分郑重：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么多候选者中抽奖抽中了我，使我活着变为可能；我要感谢冉杰、马玉、常莉、李玉坤老师，你们就像是我的翅膀，使我飞到今天的高度。”
他流利地复述着，目光咄咄逼人，“有一天得到了，我一定会这么说。”
我问党昊得到是为了什么？
“为了放下。”他想了想告诉我，“因为你拿不走。”
“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
几天后，我去南京采访明星班的班长吴国华。他是16名同学中唯一毕业后离开北京的人，也是唯一脱离演员行当的人。
那天下午，我坐在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的教室里，听着老师吴国华点评两个学生的作业。他们刚演完话剧《琥珀》的片段，那部话剧是由吴国华的同学刘烨和袁泉主演的。
吴国华身材很胖，带着一顶棒球帽，穿着皮夹克和LEE牌牛仔裤。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用低音，果然他的声调像是从深井里发出来的。他看上去诚恳、憨厚，而他的口头禅“说句实在话”也加深了我对此的印象。他刚戒烟不久，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焦躁的神色。每当这种神色出现，他就拿起桌子上的大茶杯喝一口。
吴国华是山西大同人，从小学习柔道。刚进中戏时，他就以成熟、沉稳的形象赢得了班长一职。“吴国华去老师窗口打饭，从没被人怀疑过。”党昊曾半开玩笑地告诉我，“当时中戏有三大谜，吴国华岁数有多大是其中之一。”
毕业前，班主任常莉一直想让吴国华出演《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可吴国华找不到感觉。事实上，那是吴国华绵互至今的自我怀疑的开端。上了4年表演系，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演员的职业。
对于吴国华，戏剧学院曾经是个格外神圣的地方，他也曾对自己充满信心。进校的第二年，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发胖了。
“因为我是学体育的，一不注意就会胖。加上当时穷，都吃主食。长身体又能吃，感觉一次把一天的饭全吃了，还是饿。”
常莉说他快成相扑手了，劝他减肥，可他“一顿一大碗刀削面，6个馅儿饼，吃完了又饿”。
吴国华主动放弃了费加罗，演了一个不咸不淡的角色，混过了毕业大戏。
那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报考国家话剧院、人艺和青艺的相继失利，更加深了吴国华对自己的怀疑。电话里，家人劝他起码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这时，南京艺术学院来北京招人。吴国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卖出去。
“现在想想，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如果当年没有去南京，后面的人生也许会截然不同。”
吴国华至今对毕业散伙饭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16名同学最后一次全部聚在一起。他们在校园里留影，然后去吃涮羊肉。饭桌的气氛令吴国华感到沮丧，没有人喝酒，没有人提到未来，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北京。每个人都吃得足够冷静，仿佛在有意控制着情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来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家都在挣扎，每个人都有些自顾不暇。
来到南京，从未踏足过此地的吴国华，感觉自己被抛到了一片沙漠上，像搁浅的小船砾砾地摩擦着人生的河床。他并不喜欢教书，可命运已不容更改。执拗的性格使他时常和领导拍桌子吵架，但他还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学生身上。这期间，他也接过一些戏，但都是那种“如果你认真和导演讨论，导演都会觉得你多事”的小角色，只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根本不需要动脑子。他不时回忆起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的情景，后悔没有接受那次挑战。
“我觉得我应该坚持，至少现在可以留下一段记忆，留下记忆就可以留下表演的感觉。”吴国华说，“我一直都在找感觉。在戏剧学院没理清的东西，想来南京理清楚。可到现在依然是晕的。”
2004年，吴国华送走了第一批学生。看着学生一个个离去，如同4年前的自己，他感到一阵难以遏制的失落。那些夜晚，他独自喝着酒，不知怎地就醉了。他想到过去，也想到未来。“我是学表演的，”他说，“我还是一直想回到舞台上。”
然而，对于一个身在南京的人来说，与舞台的距离，比与北京的地理距离更远。吴国华想过辞职，哪怕从北漂做起，也是走在梦想的路上。可命运再一次峰回路转。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在最为颓废的2004年，吴国华结了婚，贷款买了房，过起了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我和吴国华坐在教师休息室的沙发上。他向看教学楼的大爷要了两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知为什么，现在特别想抽，”他说，然后继续他的讲述。
那是2006年，导演顾长卫找到吴国华演《立春》中的周瑜——一个在电影中追求蒋雯丽的包头男人。得到这次机会实属偶然。本来是他的同学党昊去剧组试戏，顾长卫无意说起了这个角色，党昊就把吴国华推荐了上去。吴国华和顾长卫在北京见了面，并未做太深的交谈。顾长卫只是告诉吴国华，他“需要一个胖演员，但不能胖得跟《孔雀》的冯瓅一样”。
吴国华和学校签了合同，整整半年时间呆在包头拍戏。那时正是春天，沙尘暴肆虐的季节，漫天的黄沙经常使能见度不到50米。剧组条件十分艰苦，蒋雯丽在拼命增肥，而吴国华在奋力减肥。他每顿控制着食量，有时实在忍不住多加点，就觉得制片主任的眼睛在七上八下地瞟他，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成功减下了二三十斤，但这似乎是他唯一没有白费的苦功。
这是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吴国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倍感压力。他说自己太想演好这个角色，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白天，吴国华跟着方言老师苦练包头话。晚上，他一边研读剧本一边写对角色的体会。蒋雯丽一页纸就写明白的事，他写了十多页，导演反而觉得他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太想演好，他的表演拘谨、笨拙。即使不爱说话的顾长卫也找他聊了几次，指出他的表演“太使劲”、“太认真”。
“表面上这可能是句好话，但实际上是说你状态不对。”吴国华满怀遗憾地说，“我总是摸不透导演的意图，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下就认死理。”
每个镜头，吴国华要拍上20多条。在自尊心的作祟下，他渐渐觉得他已尽力了，可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
“说句实在话，如果我是导演，面对这样的演员也很头疼。”吴国华说，“如果我当时能放下自己，把一切交给导演，或许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立春》在北京的首映式，吴国华请来了常莉、党昊、陈明昊等中戏的师友，他自己穿着一件红色运动服，总是被甩在镜头之外。
《立春》入围罗马电影节，制片主任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打算参加。如果参加，10万元费用需要自理。几乎所有的演员都会抓住这样难得的走秀机会，可吴国华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
“说句实在话，客观条件不允许我把10万块钱用在一次虚荣上。”吴国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对我来说，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几乎是我当教师一年的收入。”
“活着嘛，得有生活轨迹”
《立春》之后，吴国华又回归了平静的生活，与之前没任何不同。他曾给顾长卫打过电话，说自己长大了，当初很多不理解的事，现在终于想明白。他说他还是想当演员，希望顾长卫多提拔。
“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合作吧，”顾长卫照例冷静而礼貌地回答了他。
吴国华在等待机会。一天，他的中专老师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花20万去北京煤矿文工团的机会，问他感不感兴趣。吴没告诉妻子，暗自决定与几个同学商量此事。他带着钱来到北京，被同学骂了一顿，“有这20万，给我好不好？”他们说。他又找了几位老师，他们也都觉得为来北京花这么多钱不值。
“其实，我自己是打算花这笔钱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北京。”吴国华说，“只是后来大家都劝我，说当演员不能这么急功近利，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机会，我才把这事放下。”
每次去北京，吴国华都会和党昊、陈明昊、牛青峰等几个同学吃饭。国家话剧院的陈明昊还邀请吴国华客串了话剧《明》中的大皇子。然而，和其他同学见面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前两天梅婷的话剧《我爱桃花》在南京演，我去看梅婷。可是她当时太忙了，都招呼不过来。我在底下摆手，她也没看见。后来，想给她打个电话，没想到关机了。太忙了，能理解。”
“胡静结婚在北京办了一个酒会，我也去了。人多，说不上话，只是打了个招呼，笑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夸她吧，显得有点假，不夸吧好像也不对，只能这样傻笑。”
“十年了，子怡的变化最大，国际大腕；刘烨，现在也在往那个方向走；我们几个，还在继续奋斗。只有常老师，老了，退休了。”
吴国华叹了口气，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暗自结网，而他想挣脱出来。
“我跑到南京来当老师，当得特别顺手，没有什么磕磕绊绊，可我的理想还是当演员。只是觉得这目标太高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实现的。”
他停下来，摸了摸头上的棒球帽。
“在中戏的时候，我太不自信，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演员。拍《立春》时我还问过老顾，我说：‘导儿，我适合当演员吗？’老顾说：‘你挺特殊的。’我就跟那儿琢磨。演话剧《明》的时候，我问老田（田沁鑫）：‘你觉得我能演戏吗？’老田眼睛一翻：‘你太能演了。’可我一直都在怀疑，到现在都在怀疑。”
“刚毕业的时候，也曾想改变世界，现在慢慢觉得，活着嘛，得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也曾经难过，也曾经不甘心，为什么别人可以演戏，我不行。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我也曾试图想改变，但又有点力不从心，确实有点像《立春》里的周瑜。”
吴国华的声音微微抖动着，仿佛有太多的记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让空气也显得有些模糊。
我们走出教学楼，天已经黑了。他的妻子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他小声地交代了一句，然后对我说：“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不是吗？”
吴国华说有一句古文很适合形容他现在的心境。他停下来，突然像背书一样地念起来，可惜我一时没能听懂。直到写这篇稿子时，我才在《易经》中找到了这句话：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人才和明星，并不能画等号”
十年。十年似乎只是转瞬之间。
十年来，对明星班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只有班主任常莉。每周，她都会上街买上几份娱乐杂志，把所有和自己学生有关的新闻圈出来细读。
我们坐在中戏旁边的小新咖啡馆。已经是午夜12点，常老师仍然津津有味地讲着学生们这些年的逸闻。
“胡静在马来西亚的婚礼我本来是要去的，可偏偏赶上学校有事情就没去成，特别遗憾。”
“刘烨的婚礼请了我没请同学，他说怕请同学抢了新娘子的风头。我问他，你请常老师就不怕抢风头啦？”
常老师笑着，眼睛都笑没了。
不过，常老师也说，明星班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学校曾经希望她复制96级的经验，但事实证明，土壤变了就长不出一样的禾苗。
“现在的制片人制和过去的导演制是两个不同系统。制片人要的是明星，我们要培养的是表演人才。”她说，“在这个行业，人才和明星很多时候并不能画等号。”
实际上，有圈内人曾经总结过决定星途的三大因素：第一，外形条件好或者表演功力深厚，刚毕业或者在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被导演看中，星途一帆风顺。第二，关系通达。所谓“男的靠哥们儿，女的靠导演”。第三，拥有经济实力。可以慢慢等机会，不用为生计发愁。另外，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介入，有钱也可以从制片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角色。
在明星班，很多男生都考虑过转行，或者赚钱维持表演理想。
毕业两年之后，曾有很多小角色找过秦昊，但都被他拒了。心高气傲的秦昊希望能等到一个心目中的大导演。在他看来，他的同学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也不应该降低标准。他连拒了两年戏，到了第三年，他发现真的没有戏来找他了。他每天呆在家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做这行。他想过做生意、炒股票，甚至还买过1.5元的小报，上面有房产公司的招聘电话。
秦昊说，那时候家人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刺激到他。母亲每次打来电话都说：“没戏没关系，在家看看书也挺好。”直到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秦昊在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出演了一个配角，这才坚定了他继续当演员的信心。
他的最新作品是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与秦昊经历类似的还有赵会南。他在中戏时是表演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毕业以后，他一度迷茫，于是在2004年开始经商。在此之前，他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戏演，“选择少，也演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开了一家叫唐会的夜总会，用3个月时间，把它做成了当时北京的首屈一指。不过，赵会南一直不甘心在表演上输给别人。“如果说演戏能挣300万，经商能挣3000万，那我仍然选择演戏。”在电视剧《天阵》的片场，赵会南对我说，“经商靠的是理性，而当明星靠的是命运，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样都不行。”
在这个圈子里，男演员只能靠等待和机遇，那么女演员至少还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妇随夫荣在这个圈子是格外明显的，”娱乐记者宋翔对我说，“胡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静是通过尔冬升和吴彦祖的引荐，在一次宴会上认识马来西亚籍富翁朱兆祥的。很快，两人传出了恋情，更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买钻戒的恩爱场面。
胡静说，相恋之后，99%的约会都是朱兆祥飞过来陪她。每次都要坐6个小时飞机，再转4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她拍戏的横店。尽管只能趁休息陪他吃个饭，朱兆祥却说“值得”，这些都让她感动。
2008年9月，朱兆祥与胡静在马来西亚结婚。婚宴在吉隆坡金马宫酒店举行，上千名马来西亚政要和商界名人见证了这一盛况。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不看好这段婚姻。因为朱兆祥和杨紫琼曾有过一段恋情，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分手了。2009年11月25日，胡静在马来西亚某五星级医院，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打破了之前沸沸扬扬的所怀女婴传闻。
“这彻底稳固了胡静在朱家的地位，”宋翔说，“她复出以后面对媒体，我都能感到她的气场和之前彻底不同了，现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
完婚生子使胡静迅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更为她打开了通向国际化的道路。据台湾一家娱乐公司的调查，胡静的婚后广告代言就多达6个，纯婚后收入已过千万，毫无悬念地成为新晋吸金女王。
“其实，这些现象在社会上都有，但放在娱乐圈就觉得特明显。”宋翔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艺人很可怜，他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在观众的注视下把最极致的东西用自己的人生表演出来。”
“她像天使一样拯救了我”
所以，有时候，爱情可以是一种救赎。
3月21日，我在保利剧院看了话剧《琥珀》，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爱情神话。
演出结束后，导演孟京辉照例上台介绍演员。最后轮到刘烨，孟京辉开了个玩笑：“这位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台下先是一阵哄笑，接着观众们齐刷刷地喊出“刘烨”的名字。所有演员把手中的鲜花送给舞台中央的他——《琥珀》真正的主角，大幕在掌声中徐徐落下。
现在，让我把时光拨回到2005年。
刘烨正在上海演出《琥珀》，同时拍一部电影。拍电影从早上6点钟起床，拍到下午5点钟。之后，他赶到剧院，演至10点一刻散场。他说，《琥珀》是一部特别好的戏，11幕戏，他演9幕戏，说大段的台词，连蹦带跳，人很容易兴奋。那时，他和助手住在一个大套间里。有一天晚上睡觉，他感觉窗户没关好，风一直往里吹，从晚上11点多钟躺下，一直睁着眼睛躺到早上7点，起来去拍电影。
“然后一下就不行了，”在摄影棚里，刘烨对我说，“就开始失眠，不吃安眠药不喝酒就没法儿睡。”
那时，刘烨刚和谢娜结束了5年的恋情，又接拍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间还要穿插着去美国拍《暗物质》。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几乎将他击倒。
有一次，他在盐湖城拍了一天戏，拍完之后，经纪人接他坐飞机到洛杉矶，到了洛杉矶转机4个小时，做了两个采访。夜里两点，从美国飞北京，赶回来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拍完之后还要马上再赶回美国拍《暗物质》。
从美国飞北京的10个小时里，刘烨睡不着，下了飞机就直接去美国大使馆签证。那个小房间只能装200人，却挤了四五百人，刘烨站了4个半小时等签证，然后赶到机场，从北京飞重庆。到重庆之后坐5个多小时的汽车，到武隆。“那车开得飞快，”刘烨说，“我坐在前面不敢睡，也害怕司机睡，就跟司机聊天。”
到武隆已经是后半夜，刘烨跟司机每人喝了半瓶白酒，睡了4个小时。那时他已经三十六七个小时没有睡了，到40个小时的时候，他起来，去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镜头。那个镜头要拍一个有700多级台阶天梯的谷底，拍完之后，他一口气跑上700多级台阶，上了车，5个小时的路程到重庆，两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回北京，到了首都机场换票，飞洛杉矶。
“上了飞机后，人已经完了，”刘烨说，“眼神发直，耳鸣。”
起飞之前，他拿了4粒安眠药一口气吃下去。“你知道么，一次吃两粒都已经量太大了，可我必须吃药，因为到了洛杉矶，马上转机去盐湖城，到了盐湖城，还要与梅丽尔•斯特里普配一场戏，拍完她马上要走。”刘烨说。
吃完4粒安眠药，刘烨感觉整个脸麻木了，接着脑子也开始麻木。他告诉乘务长，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别叫醒他，可就在这时，他隐约听到飞机广播说：“本次航班出现一个技术故障，所有乘客返回航站楼等待转乘其他航班。”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刘烨说，“我当时手机已经报警快没电了，怎么办啊？”
他拎着包走出去，突然想到和谢娜分手的事，顿时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他站在候机楼里，看到厕所门口挺安静，就想躺过去睡。可他知道不行，手机要没电了。他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关机。他犹豫着，最后把电话打给谢娜。
“在父母面前，我一直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刘烨说，“虽然我和谢娜已经分手，可我不知道还可以把电话打给谁。”
打完电话，刘烨去买了4瓶矿泉水，逼着自己喝下去，希望把药劲排出来。他看到旁边一帮人在看足球，他也下意识地跑过去，人已完全像个傻子。他在候机厅过了4个小时，直到飞机修好，他摸摸自己的身体，发现已经完全麻木了。
他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白兰地，一上飞机就把它当矿泉水似地一口气喝完了。他昏昏沉沉地睡了6个小时，然后爬起来，面对残酷人生。
对刘烨来说，那是段濒临崩溃的日子。“整天都在憋着劲。刚和前女友分手，拍的两部戏又全是大腕，压着情绪，”刘烨回忆着，“你知道跟那么大腕合作，你只能压住自己的小情感。”
一度，他感到自己像染上毒瘾一样，无法控制情绪。到了晚上，又无法入睡。他只好喝酒，吃安眠药。到后来，必须两样一起，才可以睡上一会儿。
回到北京，他开始爬香山。整整3个月，他每天一睁眼，吃完饭就去爬山。爬到山顶，然后一言不发。
“那段时间感觉人生不行了，那就爬山吧。”刘烨说，“爬山不用跟别人说话，爬到顶上也是个特别累的过程。一口气上去的时候就出汗，喘完之后，站在山顶，能看特别远。”
一天一天，他记录着爬山的日子，就像在清点自己的绝望。他连着爬了104天香山。站在雾蒙蒙的山顶，他感到自己就像沉船的水手，寻找着救赎的白帆。
“有过3年多时间都是那样过的。”他沉寂下来，即使回忆也让他的脸像枯叶一样丢失了表情。
刘烨说，在最绝望的时刻，他遇到了现在的法国妻子安娜，“她像天使一样的拯救了我。”
安娜是法国自由报社驻北京的记者，学过中文，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们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派对上结识。或许是职业使然，安娜特别善于倾听。刚开始，安娜并不知道刘烨是演员，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明星。直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法国使馆的活动，在场的记者发现了刘烨，接着就是一阵铺天盖地的闪光灯。安娜大吃一惊。刘烨这才跟她解释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个演员，”他说，“还算有点名气。”
2008年，刘烨和安娜去国外度假。在安娜的陪伴下，刘烨才得以放松下来。“她强制性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吃安眠药，我就真可以不吃安眠药不喝酒睡觉了。”刘烨说，“但也只有跟她在一起才可以。”
2009年7月5日，他们在北京地坛公园举行了婚礼。他们特意从法国请来了牧师。在蒙蒙细雨中，他们看上去浪漫而幸福。
刘烨说，他们很少吵架。因为语言不同，很多时候都吵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呢？你？”刘烨耸着肩学着安娜说中文的样子，“她一着急了就这样，还没等吵起来，我就笑场了。”
刘烨说，安娜改变了他。他以前只想着挣钱，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想着演戏，直到演不动那天为止。他没想过这是不是他想要的，只知道这是一条看上去顺理成章的道路。是安娜改变了他。她带着他去世界各地旅游，看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在这当中，刘烨突然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在安娜身边，他总可以沉沉睡去。可醒来忽然又觉得担心，一种仿佛有罪的模糊感觉：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来说，这种淡定会不会是种危险状态？
“前几天有个制片人给我打电话留言，我根本没理他你知道么。”刘烨说，“如果按照2003、2004年时候的状态，我肯定会觉得这没准儿是个机会，马上打电话回去的。”
“这两年我没有以前愿意想事了，以前什么都想，什么都愿意琢磨，愿意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现在不太愿意想了。是不是堕落了？”他问自己。
“我说我堕落了，就是没有以前的冲劲了。苦点累点什么的，我心里满足，觉得踏实，安逸了吧就老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忧虑。那是一种长久的，在很多人脸上都能看到的忧虑。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何权衡，以及如何做出选择的忧虑。
刘烨说，他希望能有个孩子。有一天，他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没有人看他，也没有人指指点点。他可以拉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走，走得和所有的父亲和孩子一样，没有任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