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红脸症”——社交焦虑障碍 社交焦虑症中医治疗

谈“红脸症”——社交焦虑障碍

张 斌

一、中国的社交焦虑障碍现状

社交焦虑障碍(中国人又称其为“红脸症”)是指当遇到新的、陌生的或有社会性威胁的处境时,对陌生人警惕,对社交提心吊胆或焦虑。这种害怕起自儿童早期,且严重到足以引起社交功能方面的问题。社交恐怖症求助者总是处于焦虑状态。他们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洋相,害怕被别人观察。与人交往,甚至在公共场所出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任务。

在中国,社交焦虑障碍已经成为一个浮出水面的心理问题,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是,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碍的困扰。在这个强调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社会里,崇尚讷言敏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社交危机。据统计,在每年以约1500万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国,人们时常感到身处于繁华都市中的“孤岛”,渴求真诚的交流。但同时,为什么众多人感到对社交缺乏信心,甚至对人际交往感到厌倦和逃避?进而他们采用网络交往的形式进行自己的“足不出户”生活,岂不知这却是个恶性循环,越在网上吊着,越不能摆脱社交焦虑。

二、社交焦虑障碍的成因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Dunn)写下如此打动人心的诗行时,他已被身处上层的朋友们抛弃,并在疾病缠身和穷困潦倒中品味心灵深处的焦虑。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时期,挖掘恐惧基因中的成因更具普遍意义。

社交焦虑障碍的发展过程是多种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基因、传统文化下的气质特征、认知倾向、父母影响、早期创伤、社会因素、网络等方面,而且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开始为人所重视。

(一)遗传因素

社交焦虑障碍的遗传因素研究主要也是采用双生子研究。曾玲芸2007年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父母中人格特征倾向内向,易安静、内省、离群、不喜欢接触人,他们的子女有社交焦虑障碍的概率大。

(二)传统文化下的气质特征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谦虚、内敛和不张扬,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规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告诫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甚至内化为民间谚语和口头禅。相关专家认为,这种不善于言辞、不善于交往、不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影响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习惯于这种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经历了多次变迁。从传统中国重亲情、崇礼制的交往,转为“单位人时代”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的平等交往,又转为现在“陌生人社会”更趋复杂、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型塑出来的内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随之转化,并且不断通过教育和民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人格心理让人们在变动的社会面前不断遭遇尴尬。

(三)认知倾向

杰弗里(Jeffrey)认为社交焦虑的产生是认知失调的结果,早期的生活经历使个体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特定的看法。可以将前者称之为自我概念图式,后者称之为对他人观感的图式,包括对人性的信赖和对他人能否容纳自己的信念。爱德曼(Edelmann)则认为是由于否定性的自我评价引起了社交焦虑。焦虑者真正缺少的是自信,总是不相信自己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由于社交焦虑者非常关注负面的评价,施们会尽自己所能来控制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郭晓薇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成因进行研究,发现自我评价和社交技能是造成社交焦虑的重要原因,自我评价中的“与人们交谈”和“社会交往”方面是成因中的重要一环。

(四)父母影响

家庭教育是人类学习的第一课堂,不善言辞的父母更可能育出不会表达的子女。并且单亲家庭更容易使子女变得默默寡言。

(五)早期创伤

“现在人们压力大,父母顾不上孩子,老师也顾不上孩子,谁也顾不上谁,交流越来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教授指出,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生活压力造成“本来应该是最好的老师、最安全的力量、最稳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尤其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缺乏跟同龄小伙伴交流的机会。“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社交模式的学习上,这一块都是会欠缺的。”以前住在院子里面家家户户都是平房,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的交流机会多,而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儿童不再是活泼天真的代名词,“高楼大厦可能使得这个病比以前相对多一些。”

(六)社会因素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陈某认为,今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交焦虑障碍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你想想,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多少战争和动荡,往上数个两辈三辈的,每个家庭的父辈祖辈都有代际创伤。”这种心理创伤的直接影响是,人际关系紧张、扭曲、异化。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某非常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她曾指出,社交出问题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与信任结构瓦解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的信任崩溃。”她说,“谁敢随便相信谁?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随便相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来越少,坦率的交流成为稀缺。尤其在当今房价飞涨,许多人居无定所,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人们被迫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得适应快速变化的人际关系。

(七)网络

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看起来应该是人们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发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对方是谁,也无须在乎对方的表情、眼神和动作,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更加容易,他们甚至还可以不跟人见面就能挣钱谋生。这本来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克服焦虑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溺于网络却疏于现实交往,这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科技、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回避面对面的交流。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某指出,“在网上聊得很投机,往往下线之后和人交往的问题显得更突出。

(八)多因素交叉的结果

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他受遗传、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而某种心理问题自然也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社交焦虑也不例外。

三、面对社交,我们可以不焦虑

社交焦虑的最终解决,最主要的还是自我接纳,然后配合家庭疗法。

社会焦虑障碍患者往往是缺乏自信的,这种自信可以借助行为主义的“自然微笑法”和“系统脱敏法”等逐渐消除对人的恐惧,摆脱“红脸症”。

此外,借助家庭疗法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家庭疗法的主要理论观点是把家庭看成一个私人性的特殊“群体”,需从组织结构、沟通、扮演角色、联盟与关系等观念和看法出发,以了解此小群体,并且依据“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此家庭系统内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尤其是采用他的沟通和扮演角色,我们能从“自己的小窝”逐渐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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