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迅是一个强大的人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读后感
“为鲁迅写一部书，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这是《鲁迅传》的第一句话，点明了王晓明作传的切入点。乍看《鲁迅传》，总觉得作传者的视角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弱化了“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的色彩，而是俯瞰鲁迅在围城中痛苦挣扎的精神状态，笔下总流露出因命运对鲁迅戏弄而发的悲悯感。因而读到《鲁迅传》后半部中对于鲁迅在绍兴会馆和上海十年的精神分析，总觉得鲁迅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原来那个拿匕首的革命家也同样饱受精神折磨，跟我们普罗众生一样在命运面前显得有些无力，尤其是在看不到明天的希望的情形下沉沦于虚无主义的精神状态总能。陌生的是，从鲁迅的作品中总是读到他对封建礼制，封建伦理和传统文化激烈批判的姿态，而王晓明却似乎在展示热烈的批判背后鲁迅精神挣扎脆弱的一面，为我们了解鲁迅的作品、思想甚至他的人生哲学提供了有别于教科书的新的视角。
我一直认为，读完了《鲁迅全集》并有精细的文本分析，有了阅尽人世的中年成熟，才可能有对鲁迅的思想尤其他的人生哲理的发言权。不论是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客体的思想转变范式等等，王晓明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没有多少新的阐释。但不论如何，也许王晓明的《鲁迅传》是我接近鲁迅思想的一条捷径，但也可能是一个思维的圈套。带着没有读完《鲁迅全集》的遗憾暂且说说《鲁迅传》引发我的一些浅切的思考吧。
（一）关于鲁迅的怀疑底色
在王晓明评说鲁迅的文本里，“怀疑”是一个关键词。王晓明试图用精神分析的视角解释鲁迅的“怀疑”：小时候因家道中落而看到人情冷落给鲁迅心理发展奠定了怀疑的底色，因而爱用最坏最毒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人和事。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过于简单化，但“怀疑”无疑既是让鲁迅陷入精神痛苦的源头，又是始终树立在鲁迅心底的一道坚硬的盾牌，用于防护他那颗信奉人道主义的心，那份对于国家民族寄寓的希望，那份抵制一切狂热之后的无比冷静。
鲁迅用吕炜甫的口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状态，即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原点。这种循环不仅表现在鲁迅在教书、做研究等现实生活的选择上，更表现在他的思想变化上，对民众、对知识分子、对历史、对革命、对未来的看法的变化总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原点。这种循环式变化的动力正源于怀疑，怀疑一切的思维基点让他不死守一个具体理论上，不对一种理论全盘地狂热地吸收，青年时进化论唤起他投入思想启蒙热潮的激情，晚年时却因为感觉现实的无望而开始摈弃进化论，重拾历史循环论。鲁迅常常是很无奈地陷入怀疑，但迫使他怀疑的不是其他，而是残酷的血淋淋的现实。
绝望往往是鲁迅怀疑的起点，因而透视鲁迅的精神，总觉得有些阴暗，甚至这种绝望的体验让读者也很难受。为何鲁迅心中总有绝望？鲁迅信奉人道主义，现实却一次次打破他对“黄金王国”的向往，美好的青年人竟然也成为吃人队伍的一部分，因而鲁迅对于知识分子开始绝望了，继而开始怀疑因人道主义的牺牲者甚至牺牲本身，怀疑是打破原来坚信的希望之后的痛苦抉择，当怀疑之后无路可走时自然又是绝望。如此恶性循环，自然让人跟王晓明一样开始怜悯伟人。
难道鲁迅的人生中没有希望吗？“绝望之于虚妄，正和希望相同。”鲁迅套用裴多菲的诗歌解释了他对希望和绝望的看法。一味寄希望于未来，而不能冷静地看到现实的残酷；另一种出于对生活的无比绝望而陷入消沉。两者都是鲁迅所怀疑的，反对的。正因为鲁迅的怀疑姿态，所有描绘美好的希望都是值得怀疑分析的，鲁迅的这种怀疑也许和爱因斯坦的那句“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有一些契合吧。因此我并不认为，鲁迅是一位值得怜悯的人。怜悯是一种把自己放置于被怜悯者之上的一种姿态，而鲁迅的怀疑正是他的人生智慧的源泉，对比鲁迅因怀疑而生发的人生智慧，恐怕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怜悯者羞愧。怀疑是鲁迅的人生常态。正是由于怀疑，鲁迅绝对不会靠着满腔激情全心加入任何社会热潮，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无产阶级运动，他总能保持一份常人难得的冷静，审察着社会大趋势，这份冷静并非老子的静态无为，而是用犀利的眼光撕破虚伪的睿智，事实上却又奇迹般地证实了他的怀疑，让人不由感叹鲁迅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风范。但他又不是全职的旁观者，而是能在参与者和旁观者之间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不能不说，这是鲁迅的一种人生智慧，平凡之中的伟大之处。此外，即使鲁迅处于多么痛苦的精神危机之时，他也没有全然依附于一种主义，用毕生的气力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而永远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难道这样的人不是坚韧强大的人么？
（二）关于鲁迅和传统文化
王晓明认为，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审视，鲁迅精神文化格局的基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一般人看来，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总是偏激而激烈的。套用逻辑分析，找出鲁迅杂文中的一些偏激的话，反驳家总能大有文章可做。如鲁迅在一次演讲中劝说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认为中国古书只会让人意志消沉，甘心平庸，不辨是非（《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但是结合他这番话的历史语境来看，鲁迅的偏激可以说是一种宣传策略。鲁迅眼里的民众是麻木愚昧的，若不大声呐喊，怎能打破社会惰性，唤起变革的决心？
有人认为，鲁迅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观照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这个基调，我觉得鲁迅确实对西方文明有过肯定，曾赞颂日本人做事认真的品性，批判中国人的马虎敷衍，并以此作为解释中国战败的原因。这种想法符合当时整个时代潮流的，当时是传统文明走向末路而西方文明大量涌入的时代，先进的西方文明确实是一个较好的参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鲁迅对于西方文化并非全盘接受，他在30年代确实从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汲取了国民性批判等思想，但他也指出此书中错误颇多。鲁迅并非一个世界主义者，也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西方文化正如在《拿来主义》所言，对西方文化坚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的原则。这种对于文化转型的思考至今还在通行吧。因此生硬地套用后殖民主义的那套理论看复杂的鲁迅，这必定是不行的。
鲁迅的确是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者，但纵观他的人生实践，又并非全然抛弃了传统文化，他的身上正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封面上是西方启蒙文化，内页是传统文化。王晓明认为，鲁迅的人生定位介于以“平天下”为旨的中国传统文人和追求精神之独立的西方知识阶级之间，不论是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鲁迅都是持怀疑态度的。鲁迅没有办法像魏晋隐士一样埋首故纸堆，内心对于民族和国民性的思考总是激发他不能去“待死”，而是要去参与社会革命，完成内心“平天下”的传统呼唤，另一方面，他想像西方知识阶级一样保持精神的独立，不随时代随波逐流，因此当无产阶级热潮掀起时，鲁迅也是睁着冷静的眼打量着这股从俄国接手过来的革命热潮。因此非常容易理解，鲁迅是绝对不可能答应李立三去做革命狂热的一次性工具的。
（三）关于鲁迅的批判姿态
原来我有一个观点，认为鲁迅把传统文化，封建家庭制度统统都打成一地碎片，让人只看到满地碎片有何价值呢？这显然是用西方的功利主义的尺子在观照鲁迅思想的价值。现在想来，鲁迅不同于那些荷尔蒙激发的热血青年，他打破这些并不仅仅是基于对于传统文化毒瘤的痛恨，如中药延误了父亲的病情，二十四孝图压抑了儿童的天性等，更重要的是对民族未来，对文化重建的苦苦追寻，如“救救孩子”的呼声从五四时代一直延续到晚年，这些都是鲁迅内心对于民族未来的呼唤。而且，当鲁迅击碎旧的思想体系后，他的心情是沉痛的，对于打破并非留恋而是一份绝望，戳穿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但是却发现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并不能给他带来未来的希望，因此无路可走的希望只能变成空洞无力的呼吁“救救孩子。”鲁迅的批判并非我之前想象的那般振臂一呼，而是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苦苦追寻，这种对自己批判自信与不自信的矛盾感在他的小说和散文诗里表现得特别深切寻，可见鲁迅的批判绝非为了功名利禄，只为契合时代让他背负的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当然这个重任也是鲁迅自愿承担的。
另外，鲁迅毕竟是一个长于感性思维文学家，不是一个长于推理逻辑的哲学家，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所谓“伟大的革命家”而要求他为中国未来开出明确的药方，提供“现代化的范式”。因而，要求他具体地提出即时见效的“立”的方子，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认为，功利主义并非是错的，挖掘鲁迅价值的当代性，才可能让鲁迅精神在历史 中充分发出自己的光亮，而不至于成为神坛上的无用的神牌和政治争论的工具。鲁迅对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我们司空见惯的丑的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而且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仍然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因为鲁迅在他的作品里并不是抒发一时之激愤，而是在深刻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几十年埋头整理了大量中国古籍的成果），站在民族发展甚至是人类发展的高度，剖析了民族心理常态中的病态，最典型的莫过于《阿Q正传》，阿Q身上的精神弊病，用维护面子代替现实的奋斗，代替现实境遇的切实改变，在当下我们自己身上也能找到阿Q的影子。再如，鲁迅用自己的笔对准了“无物之阵”（《这样的战士》），并时刻保持奋斗。而如今正处在剧烈的文化转型价值重建期的我们，却没有人能像鲁迅那样尖锐地指出时代病和民族病了，我们面对“无物之阵”只能四处撞壁，忍受煎熬，忧心人文危机。
现在鼓吹鲁迅思想过时的人跟鲁迅生前那些激烈地指责诋毁鲁迅过时的青年不是一类人吗？如今回顾历史，不断反复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不论是极左思潮盛行时神话鲁迅还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四场中丑化鲁迅，都不是客观评价鲁迅的姿态，辩证看待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贡献，辩证看待鲁迅精神的当代性才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比较合理的态度吧。
总有人想象，如果鲁迅存活至今会是怎样一个情形？鲁迅还会拿出他那支“匕首”吗？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姑且可以当作我们在文化转型焦虑期寻找精神慰藉的一个通道，我们倒可以从几个维度思考一下。第一，鲁迅必然不会停下他那支批判的笔。从他一生来看，用文字作思想启蒙的利剑是他一生中最坚守的姿态，在国民党监视他的四面楚歌中，他会保密自己的居处，但是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始终用杂文进行反击和揭露。怀疑一切，鲁迅这中人生思想的底色也不会消退。只要执政党不去迫害他，鲁迅是不会激烈反击的。晚期鲁迅利用杂文向国民党开炮，也是因为国民党的严密监管和迫害的威胁所致。鲁迅所处的高度是探索民族发展问题，并非阶级斗争，他抨击的只是民族群体的弊病。他一辈子还是没有完全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在三十年代大量使用阶级斗争的词汇只是他的一种生存策略，他不愿作社会局外人，不愿忍受批判者光环消失后的形单影只，但又坚决不能抛弃自己的怀疑姿态，因此只能选取折中调和，因此鲁迅可能不会去具体探讨意识形态的问题，但他一生批判的主题国民性批判主题应该不会轻易抛弃。第二，主要看鲁迅如何批判了？任何一个社会对于批判者的存在总有一个容忍界限。我们看到，鲁迅的人生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即安身立命。鲁迅对于流血牺牲一直持怀疑态度，他更坚信“长期的韧的斗争”（《娜拉走后怎样》），因而他不会让自己轻易牺牲的。但是如果公权力对他造成致命的威胁的时候，逼他走上梁山时那又是另话了，因为鲁迅既非迂腐之人也绝非油滑之人，鲁迅曾经在国民党抓他最严、惹他最为激愤的时候故意在街上溜达。第三，我有一个质疑，如果鲁迅在世，他的文字还会有力量吗？鲁迅在《死》中的遗言有一条，让后代不要做空头的文学家。再联系他论文学和政治的一些文章，他对文学面对政治时的效用是持怀疑的，对于文字的社会启蒙力量是持怀疑态度的。在复杂的当下，鲁迅的文字是否能像五四期间一样引起疗救民族弊病的注意了。这个问题的变量就显得复杂了，但关键还是看社会中言论自由底线的空间有多大了。
观照一个人的人生及其思想精神确实不易，尤其还是精神敏感多疑的文人鲁迅，更是难于上青天。我总觉得，对于鲁迅精神的判断永远不要有定论才好，讨论的空间越大越能说明其经典。现在，我认为鲁迅是一个强大的人，不论在批判中显现出的思想强大，还是在多舛人生中的精神强大，这种强大并非忽略鲁迅的苦痛，而正是这些苦痛造就了鲁迅的强大。也许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鲁迅看法又会大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