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所认识的李良荣将军
陶恒生![[转载]我所认识的李良荣将军 李良荣 抄袭](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115539t01ef588ad270f4ee9a.jpg)
前言
黄埔一期学生，前福建省政府主席，国军前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将军，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八至十月指挥金门保卫战大获全胜的名将之一。古宁头大捷，是国军退守台湾以后，与共军作战的一次决定性的大胜利；它奠定了自由中国复兴的基础，鼓舞起失败的民心，振奋起消沉的士气。可以说，没有金门的一战，也就没有今天国富民强的自由中国台湾。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李将军以中将退役，参加竞选台湾省议员以高票当选。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赴南洋考察工业，在马来西亚与闽籍华侨合作筹办水泥厂，采用国产机器，为台湾整厂输出在海外成功建设工业之先驱。民国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六月二日不幸因车祸逝世，享寿六十岁。笔者于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服务于台湾省桃园县杨梅镇启信实业公司时，蒙时任公司常任监察人的李将军亲自指定为设计组长，负责马来西亚水泥厂的全部工程设计和机器制造。机器设备运出后，复奉派率领技术人员前往主持安装事宜，工厂开工后受聘为第一任厂长，自此在马来西亚居留了十八年。直至李将军去世为止，笔者跟他朝夕相处八年之久。本文谨略述这一段时间台湾派外技术人员，在李将军领导之下奋力工作的经过。
水泥技术的启蒙
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夏季，我毕业于台湾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八月，全体大专院校学生前往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入伍，接受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我们的期别是预备军官训练班第二期，与官校正科第二十六期同期。那时陆军总司令是孙立人将军，官校校长是罗友伦将军，预训班班主任是王寓农将军。四十三年七月，我以少尉军阶退伍，由于在军训期间参加就业考试，录取分发省公路局，原准备前往报到。一天，同班同学胡幼钧兄来访，邀我加入他姨父李浚源先生所创办，位于基隆市的「台昌工业公司」。我对就业原无定见，既然是熟人推荐，又有长辈照顾，马上就答应了，报到后先在台北上班。
台昌公司的董事长是台大化工系主任陈华洲、董事刘曾适、齐世基、总经理张志忠、总工程师李浚源、顾问施昌辉，都是水泥界、化工界的前辈硕彦。我的上司是台湾水泥公司出身的机械工程师姜品洁（后来曾任欣欣水泥厂长），另一位间接上司也是台泥出身的张有琮（后来曾任中钢总经理）。基隆的高级人员有机器厂厂长刘汉绍，工务课长萧英谋、采购课长朱晓峰等人。与我同时进入台昌的工务员还有同班同学范谦、杨东汉、徐君衢、及台大化工系同学殷晓华、权泰环等人。我们几位机械系毕业生的任务是学习机械制图，逐渐进入状况后参加水泥机械的设计工作。实习三个月后，全部迁往基隆上班。在基隆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加班到九点，加班费每小时台币四元。跟我们一起加班的，还有一位资深机械工程师，浙江大学毕业、台湾造船公司设计工程师王褔寿。王兄与我二十年后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合作了几件工程，成为知交，直到今天仍是最真挚的朋友。
李浚源是留美资深工程师，他原任台湾水泥公司正工程师兼高雄厂厂长，当时高雄厂是全台湾最大的水泥厂，厂长职位在工程界极为崇高。但李伯伯有志于水泥制造技术的深度发展，认为工程师除了会使用机器外，还要会设计及制造机器，设立工厂；于是他带领了一批优秀干部离开了台泥，来到雨都基隆共同开创自己的天地。
我们设计两间规模很小的水泥厂﹕一间每天生产十七吨白水泥，另一间每天生产三十吨普通水泥。白水泥厂设在基隆自己铁工厂的隔壁；普通水泥厂的厂址在杨梅镇埔心乡，它的业主是永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昌可以说是台湾生产白水泥的开创者，普通水泥（学名「波特兰水泥」）容易制造，白水泥要做得白，则不但机器必须特别设计，它所需要的化学智识与化工技术，是非常高深的。李浚源总工程师为了改进产品的白度，亲自研究不同的配料，每天用氧气甲烷火焰以不同温度试烧，做了许多标本和数据纪录，用来作将来实厂操作的基本依据。
半年后白水泥厂开工了，我们几个台大同学都分派了工作﹕殷、权两位值班烧旋窑，杨、徐、及我三人轮班管理机器运转。这个厂包括一架颚式碎石机、一架交换磨制生料与水泥的球磨机、一支直径一点五公尺、长二十四公尺的旋窑、以及其它附属设备，诸如配料机、选粉机、生料及水泥库、链式熟料冷却机、灰尘沉淀室、包装机、配电盘、控制盘等等。总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小之外，其配备和任何大厂相比，是一样也不少的。开窑四十八小时后，白水泥出来了，开始时白度不理想，这原在意料之中，因为机器中残留的杂质必须随着原料流程带出，同时配料、备料、烧成等技术都须慢慢调整、适应。经过几个星期的测试、调整、改良，产品白度逐渐升高，强度也逐渐增高，工厂于是开始量产销售。当时市面上的白水泥，多数来自日本小野田、日本水泥等厂，偶而有美国产品进口，白度都在82～85之间，台昌白水泥的白度虽然只有80上下，但是价钱便宜，销路很不错。
位于埔心的永康水泥厂，设计产量每日三十吨，几个月后也完成开工。因为已有白水泥厂的开工经验，试车生产顺利得多，不久后公司就开始赚钱了。永康水泥的厂长是徐诚，化验室主任是龙光。随着这两个厂的成功，公司又陆续接到三笔生意﹕大陆工程公司南港厂（日产三十吨）、建台水泥公司左营厂（日产六十吨）、及启信实业公司杨梅厂（日产三十吨白水泥）。我们这批年轻工程师，跟着这几个工程，一半时间在公司搞设计、一半时间去现场搞安装，忙得不亦乐乎。也就因为这样，我们逐渐累积了相当多能文能武的经验。
李总工程师经验丰富、自视甚高，技术要求极为严格。我在学校的机械制图曾拿高分，自以为画出来的工程图很不错。然而十次拿图给总工程师看，总有八次被他丢在地上，而且从来不告诉我错在哪里。我只好默默地捡起来自己摸索，去发现错误。久而久之，一张图画完后，我自动会仔细检查、校对，不到百分之百满意绝不交出。尽管如此，总工程师从来没有夸奖过我。李老总英语流利，有外宾来都由他亲自接待，满口洋文，好不令人羡慕。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台湾，懂得英文的人实在不多。一天，来了一对港务局的美籍客人庄士敦（Johnston）夫妇，老总陪他们到工厂各处参观，那位美国太太是个穿着时髦的金发大美人，一路跟老总有说有笑，我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在大陆工程公司南港工地当监工，每天坐煤矿台车进出工地，认识了大陆工程的老板殷之浩先生（殷琪的尊翁）、总工程师庄前鼏先生、以及好友杨启敏兄。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底，南港工程做了一半，忽接命令调至左营建台水泥厂工地监督安装。建台厂长曹国一，总工程师孙立德、化验室主任龙光（离开永康来此），机器是台湾造船公司制造的，台船派工程师魏兆霖为监工。我们都住在左营宿舍，每天骑脚踏车到半屏山工地上班。建台是党营事业，直属齐鲁公司，工厂虽小，山头颇多，人事摩擦不停，总务主任跟会计主任几乎天天吵架。湖南人曹厂长，长袖善舞，建厂期间跟高雄地方人士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因此遇到有关法规证照、劳工运输、或要塞出入等问题，都能轻松解决。四十五年（1956）二月四日，大儿德兴在台北李枝盈妇产科医院出生，我因责任在身竟无法赶回台北。六月，安装完工，随即试车投产，过程颇为顺利。工厂验收移交后，曹厂长有意留我担任机务课长，我鉴于厂中人事复杂，未敢应允。不久后，我奉调桃园县杨梅镇启信实业公司安装白水泥厂，同我一起工作的技工师傅有林传和、黄明涂、陈贵仁等，他们与我都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都跟我去了马来西亚。此时我已可以独立工作，很少需要总公司帮忙。白水泥旋窑的喷油枪跟普通油枪不同，它须在极少氧气的环境下烧出「还原焰」，以保持水泥白度。我亲自画了一套喷油枪设计图，邮寄基隆总公司呈总工程师核准，一星期后，原图退回，总工程师用红铅笔在上面写了个大大的「TOY」（玩具）。不过，我还是把图发交附近铁工厂制造，后来装上使用、效果满好的。
从杨梅到吉隆坡
民国四十六年（1956）初，杨梅厂白水泥厂顺利完工出货，业主启信公司要求留我下来担任工场主任，我就离开台昌留在杨梅工作了。此时殷晓华也加入启信，担任镁钙厂工场主任。启信董事长是陈启猛先生、总经理张志忠、总工程师袁国瑞、技术室主任刘国桥、厂长蔡礼成。
启信以生产保温器材原料碳酸镁、碳酸钙起家，当时在台湾几乎是独家生意，所以业务非常良好。整个工厂的技术人员以化工专业为主，他们决定开发新产品，计划把两支已停止运转的旋转干燥机其中的一支修改为水泥旋窑，用来烧白水泥。这支窑直径二点二公尺，长三十五公尺，下面配置一支旋转冷却机，只要加装生料、水泥磨各一套，生产白水泥十分理想。至于原料之一的高岭土，镁钙厂本来就从金门进口，一举两得，甚合成本原理。因此，投产后销路极好，质量甚至超过了台昌的产品。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中，董事会常任监察人李良荣先生自南洋考察归来，宣布一项令全体员工振奋的消息﹕公司决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与当地华侨合作兴建一座每天生产一百吨的水泥厂，准备完全自己设计制造。原来李将军退役后，于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获准出国赴东南亚考察，经香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等地，为期半年。在马来西亚时，发现该国脱离英国独立伊始，各种建设需求水泥甚殷，乃经旧部营长林良贵之介绍，与福建惠安籍侨领拿督林添良研商建立水泥厂的计划（注：「拿督」是马来西亚皇家颁封的爵位，相当于英国的勋爵），决定由马来西亚购买废铁数百吨进口来台供工业之需，而以机器技术输往马来西亚，投资合作建设水泥工厂。此案经送马国政府审核，各方奔走年余，直到这年才获得批准。
董事会通过新的人事命令﹕派总工程师袁国瑞负责马来西亚新厂全厂总规划，派陶恒生为新厂设计组组长负责工程细部设计。我接到命令后，立即招兵买马，把设计组组织起来。先商请镁钙工场的设计工程师陈青炉担任副组长、另外新聘了三位台大学弟﹕冯志强、洪润生、杨天高为助理工程师，训练他们设计制图。
袁国瑞总工程师，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曾经担任过台湾造船公司陆上工程处设计组组长。他受命后立即着手工程计算及设计大样，陆续将数据交给我们做机械细部设计。设备包括碎石工场、原料储存库、粘土干燥工场、配料站、生料研磨工场、生料搅拌及储存圆库、旋窑工场包括集尘室、窑、冷却机、燃烧设备，熟料储存库、水泥研磨工场、水泥圆库、包装工场…等等。我们从最小的零件，譬如轴承、传动轮画起，以至重大的旋窑滚圈、滚轮，主机、配件、特殊安装工--具…等等，无所不包。我们的旋窑是把前面所说的另外一支旋转干燥机拿来修改的，此窑直径二点三公尺，长三十三公尺，我们把它加长至三十六公尺。另外还要外购国内无法制造的设备，如空气压缩机、变速马达、大功率马达、包装机等。组员们合作无间，日夜赶工，九个月之内完成了七百多张设计图。我们一面设计一面发包制造，一年多全部完工。
电气设计及设备配置工作，特聘一位杨梅电气技师办理，土木方面，原准备请一位台北著名的土木工程师事务所办理，后改由杨梅彭建筑师给我们做，成绩很理想。说起这位台北名工程师，倒有一段插曲。一天，奉公司命去台北找他洽谈，我带了一卷蓝图坐火车到台北找到了他的事务所，柜台小姐问我有何贵干，我说﹕「我想跟你们老板谈谈工作的事情。」小姐拿了我的名片入内请示，出来后要我在会客室等。我从下午两点一直等到五点多，眼见顾客人来人往，有的不用通报，有的稍稍等候即被请入内，可就是没人叫我。六点到了，柜台小姐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我问她到底还要等多久，她回答说老板现在很忙，等会儿忙完了自然会叫你进去。六点半钟老板拎了皮包走出来，我连忙站起来，他看见我「噫」了一声说﹕「实在抱歉让你久等了，不过我们公司目前还不需要人手，请你把数据留下，改天我们需要人时会通知你。」说罢匆匆而去，留下我楞在那儿，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恍然大悟，原来他以为我是来找工作的，只怪我进门时没把「工作」两字说清楚。我回杨梅后，决定把工作交给本地的彭顾问工程师，他很懂得我们的需求，也很能配合，图画得不错。我后来把他的设计图带去吉隆坡，交给当地顾问工程师按照英国标准重新画了一套施工图，一点问题也没有。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七月二十七日，二女若蕙在台北出生。
为了赶工，我们几乎每晚都加班至九点，下班回家后还要看冯志强借给我的金庸武侠小说。那时金庸的小说是被禁的，我看的是从香港偷寄进来的散页剪报。杨梅区域的风很大，我终于因操劳过度而得了风寒，往往晚上睡到半夜发冷发热，混身是汗，看医生吃药也没甚么效果。母亲挂念着我们很久没回台北家，坐车来看我、内子德顺及孩子们，她见我脸色不对，又咳嗽不停，于是强迫我跟她上车回台北看医生。我们先去看前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朱仰高医生，他认为是疟疾，打了针开了药，当天晚上就发高烧，浑身颤抖不停。第二天一早去中心诊所挂急诊，医生看了说是急性肺炎，马上住院。我在医院渡过了几天非常危急的危险期，在医生悉心诊治之下活了过来。我住院及休养的两个月期间，正好是机器制造期间，所以对整个工程进度并无太大影响。
我的病痊愈后，便开始准备出国。那时出国真是一件大事，办理出国手续及签证，要跑一二十个衙门，足足办了三个月才把所有证件办齐。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二月二十二日，我终于带了钳工领班林传和、电焊领班黄明涂、技工陈贵仁、助理工程师陈天文，坐上香港航空公司的子爵式飞机到了香港，第二天再搭国泰航空公司的电星式航机，经曼谷、新加坡飞抵椰风蕉雨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KualaLumpur）。
李良荣将军与峇都急水泥厂
李将军与马来西亚合办的公司，其全名为「马来亚工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矿公司」），水泥厂位于首都吉隆坡以南八英里的「峇都急」。「峇都急」这个地名，英文是BatuCaves；Batu发音为「峇都」（峇念巴），其意为「石头」；Caves发音为「急」，其意为「洞」，或「窟」。因此本地人叫这个地方为「黑风洞」。
我们五人先在吉隆坡「首都饭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星期天，一早便由公司派车接我们去八英里外的峇都急工地。我对吉隆坡的头一个印象是﹕天气非常炎热、旅馆有冷气、自来水充足。民国四十年代，空调在台湾还是极为稀有的奢侈设备，自来水更是「点滴在心头」，哪怕你把水龙头开尽，水总是细细慢慢地流出。我进浴室洗脸时也照台北习惯把龙头一次开尽，结果自来水猛然溢出盆外，溅了我一身。晚上连忙写信给内子报告吉隆坡的这些好现象。
虽然李将军曾经亲点我负责新厂工程，却从未与我单独见过面谈过话，这天早上我是第一次跟他正式交谈。李将军五十开外，短小精干、精神奕奕、服装整洁、表情严肃。他问过我们旅途情况，特别是我的身体状况后，即要我们先去分配好的宿舍房间休息，并交待午饭后在前面大厅开会。我们的住处是一座西式花园洋房（本地人称之为Bungalow），室内面积约一百多坪。进门中间是一间大厅，左右各两间办公室，再进去是左右各一间卧室，左边李将军住，右边王约翰兄住。后进中间是大饭厅，摆了两个大圆桌，右边是我的单人房附浴室，左边一排四间双人房，由国外来的技术人员居住。后面还有两间三人房，是准备给本地聘用的实习人员居住的。
中午吃了一顿富有南洋风味的广东菜，小休后即参加会议。李将军先介绍比我们先来的人员，包括总务王约翰，化工工程师杨添寿，化学师黄文宾等人，然后为我们说明新厂的筹划背景、建厂目标、及预定进度。最后交待，本工程采用分层负责制度﹕财务、人事、法律事务、对外交涉等由董事经理李良荣负责；总务、福利、采购、工地事务支持由总务主任王约翰负责；工程技术、合约管理、人力管理、进度管理由工场主任陶恒生负责。李将军讲话声调高亢、主旨明确、条理分明；会后各人对于自己的工作范围与应负责任，没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的工作由测量、开挖、打桩、建造基础开始。土木工程进行期间，机械人员的工作包括核对图样、掌握基础尺寸、跑港口码头协助机器进口、机器到工地后开箱、清点、分类、储存、保养…等。我们还要四出查访吉隆坡比较象样的铁工厂，考核鉴定他们的技术与能力，以便跟他们洽谈机械安装工作。我们最后属意一家中型铁工厂，虽然他们的经验是拆装挖锡矿铁船，但起重、电焊技术相当不错，工作是粗一点，相信假以时日应该可以改进。铁工厂叫做「黄庭铁工厂」，老板就是黄庭自己。黄庭是来自广东台山的移民，矮个儿，黑黑的。他的儿子黄英，高大英俊，很能吃苦，是他爸爸的好帮手。黄庭带来的技工师傅一律是广东台山人，年龄都在四十上下。我们开始时颇为怀疑他们的能力，后来发现他们人人负责、个个勤力，起重师傅更是艺高胆大，爬高走低，毫不含糊。
马来西亚沿用英国规矩，工程设计及施工必须由拥有马来西亚或英国注册资格的顾问工程师监督，设计图送审前必须由他们认可签字，施工进行期间必须由他们书面证明工地安全标准符合政府的规定。我们聘请的土木顾问工程师是留英的刘日生博士，刘博士不会说国语，只会一点点广东方言，他说一口带有浓厚英国腔的英语。他的太太是英国人，夫妇二人经常邀我夫妇餐宴及出游，非常热情随和。机电顾问工程师是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广东籍彭勿奴先生，他战后移民来马，已入籍为公民多年，拥有英国皇家工程学院特许工程师的资格。彭工程师每两星期来厂巡视一次，把工地状况记录在复写簿上，上面一页撕下呈报政府，底页留在簿中给我们查阅改进。工作完毕后我们总要喝杯咖啡聊聊天，他常鼓励我将来要申请英国特许工程师的资格，因为台湾大学学位在星马不被承认，做起事来比较不方便。但是当时我计划于工厂开工后就回台湾，并无久留的打算，所以没有太考虑他的建议（我于一九七三年考取英国皇家特许工程师）。彭勿奴的合伙人刘铮，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电机硕士，负责事务所的内务，如规划、设计、制图等，有时也来工地看看，两人内外合作无间。
李将军生活非常简朴规律，平时不苟言笑，处事对人十分严肃。他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常常天没亮就去工地巡视一趟掌握状况，然后在早餐桌上对我们一一发问。如果答不出来，他会要你等会儿去工地查证后回报，可是如果发现某人是敷衍乱答，则毫不留情予以斥责。因此大家头一天晚上睡觉以前，都要把自己主管的工作加以复习，以免早上答错丢人。午、晚餐也是如此，有些同事视吃饭为畏途。后来工厂开工之后，李将军常常于晚上就寝前问我存货数量，可千万不能答错，他第二天一早会去查报表的，这是后话。
我们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天休息，李将军最不喜欢年轻人周末爱出去玩，常常星期六下班前交待年轻干部一些作业，让他们没有时间出去。有时他会亲自带领我们去爬山探测矿山、或远足查访地方人情，藉以消耗年轻人的精力。李将军是位美食者，但他不爱山珍海味，而喜欢精致烹调。吉隆坡玲记酒家的蟹黄鱼翅、镛记饭店的烧腊、或李旺记酒楼的脆皮子鸡，是他常带我们去吃的美味。
说起老板带我们出去吃饭，真是大家最欢喜的事情，因为一天辛苦工作下来，人人饥肠辘辘，宿舍伙食再好，总不如上馆子吃得痛快。一天，董事长拿督林添良来工地，宣称要带我们出去吃馆子，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兴奋不已；大老板请客，自然有最好的菜肴让我们大快朵颐，我们下班后赶快洗澡更衣，上车出发。谁知在路上，林董事长说天气热，要带我们去「呷敉」（闽语「吃粥」），我们顿时大失所望，心想做工那么辛苦，连一顿好饭都不请，还要我们吃甚么淡而无味、填不饱肚子的鬼稀饭，真是气死人了。车到「永记潮州饭店」，原来是个貌不惊人的老旧小馆，大家无精打采地入内坐下，静待大老板招呼茶房备菜。结果大出意料，端上桌的菜肴、面、粉非常美妙可口，有饭有粥，任凭客意，吃得我们唏哩呼噜。原来这里的潮州番薯白粥是吉隆坡出名的，米粒大而香、番薯甜而爽、白粥温而不烫，用粗磁浅碗乘出，两、三口一碗，真乃消暑除腻的极品。配粥的小菜，有潮州咸菜、卤水鸭、卤豆腐干等，都非常精致可口。从此，我们一见大老板来工地，就想他带我们去「呷敉」，可惜他再也没带我们去过，倒是我们自己偷偷去过很多次。
「英泥」的迷思
水泥在马来西亚叫做「英泥」，顾名思义，水泥是英国人发明的，这也是事实，因此星马一般人认为除了英国人外，没有人懂得制造水泥；尤其台湾蕞尔小岛，如何有人会做水泥，令人怀疑。离峇都急三十英里以外的万挠镇（Rawang，译音应为「挠万」，但中文名为「万挠」），有一家属于英国「蓝圈集团」（BlueCircle Group，世界最大水泥集团之一）的大型水泥厂，名叫「马来亚水泥公司万挠水泥厂」（Malayan CementRawangWorks）。这间工厂拥有三支日产三百吨的湿法旋窑，总产量是我们的九倍，英籍厂长进出乘坐劳斯劳莱汽车，好不威风，令人不敢逼视。万挠厂的英国人们也很好奇，不知这家采用台湾机器的小水泥公司及其技术人员，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来此撒野。他们密请一家设备代理商假借推销之名，夹带一名万挠厂的工程师前来刺探情报，这位仁兄看了之后回去写了篇报告，认为（一）、台湾自制的机器不属任何国际厂牌，其型式及功能无从查考；（二）、化验室设备简陋，质量控制必有问题；（三）、技术人员并非来自台湾大水泥公司，智识及能力值得怀疑。结论是﹕「这间工厂应无生产合格水泥之可能。」我们的董事之一黄朝阳先生不知如何弄到这份报告，读后不禁大惊失色，连忙提交董事会讨论。李将军在会上坚决表示，绝对有信心如期开工生产，台湾比万挠厂大的水泥厂不下四、五家，如有必要，技术支持绝无问题，但请在座诸君切勿大惊小怪，以免影响我工地员工的士气。李将军会后对我只字不提，倒是黄朝阳私下来找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他这样的水泥厂，我在过去五年中已经建好四座，虽然新厂产量比较大，但设备大同小异，技术则是完全一样的。黄朝阳半信半疑，跟我开玩笑说﹕「老陶，如果你准时开工，顺利生产，我黄朝阳请二十桌酒，如何？」我说；「好，一言为定。」他又说﹕「如果到时不能成功，你请几桌？」我说﹕「到那时谁还有心情吃饭，你们董事会开除我好了！」黄朝阳连忙说﹕「好说、好说。」与我握手而别。
一九六零年三月初，新厂安装工程全部完工。所有机器按照制造流程逐步试车，先作单机运转，再作联合运转，然后进料测试，最后加料运转。台湾启信公司三位烧窑师李衍泰、陈清亮、张全生已于试车前三个月到厂，他们先帮忙砌旋窑及集尘室里面的耐火砖。试车完成，生料研制满库后，开始在窑头及窑尾点小火烘干耐火砖。四十八小时后关掉烘干火焰，窑头换上喷油枪，点火后再烘窑八小时，然后增加燃料，温度逐渐升高，同时开始进料。此时慢慢开动旋窑，生料徐徐流向烧成带，逐渐形成的熟料，先用来建立窑皮以保护火砖，窑皮厚度适当后，再增加温度，高温融熔的熟料遂慢慢脱离烧成带，推进至窑头，进入冷却机。此时透过蓝色玻璃护目镜向窑内观看，只见雪白融熔的熟料，在紫红色的火焰下滚滚而来，煞是好看。这种景观是全世界水泥工程师最熟悉、公认最美丽的镜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第一批漆黑光亮的水泥熟料，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机器，中国技术人员自己的手中生产出来了。李将军在开窑的二十四小时中，差不多每两、三小时要自己驾车前来工地观看一次（工地离办公室大约一英里）。熟料出来时他正在办公室灯下看公文，我捧了一把熟料，兴奋地骑了脚踏车送到办公室给他看。他愉快地问我﹕「立升重多少？」我回答说﹕「一千二百五十。」他又问﹕「游离钙多少？」我回答说﹕「化验室用滴定法测出是一点八。」（注：「立升重」和「游离钙」是测试水泥熟料的基本指标）他欣慰地说﹕「太好了。如果立升重加一点，游离钙再减一点，那就更好了。」看见李将军欣慰的表情、听见他夸奖的的声音、想起我们全体员工一年来的辛劳，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黄朝阳果然言而有信，工厂生产正常后一个周末，在吉隆坡李旺记酒家摆了二十桌筵席，遍请公司工厂同仁及营造界同业好友。我被拉上首桌，与拿督林添良董事长、李董事经理良荣、及其它董事叶良和、黄奕岁等人同席。黄朝阳带了我逐桌敬酒，又叫又唱，结果我大醉而归。
留在马来西亚担任厂长
各部机器通过效能检验、生产上轨道之后，我代表启信将工地移交给业主马来亚工矿公司，启信工地组织至此宣告结束。工矿公司商得启信同意，全部台湾技术人员留守半年，协助训练本地操作人员，又征得启信同意，聘任我为厂长。我已离家一年多，很想回台北一趟，可是李将军认为此时不宜离开岗位，林添良董事长乃提出接我家眷来马。两个月后，德顺带了四岁儿子德兴、与一岁半女儿若蕙来到马来西亚。半年后，黄明涂、陈贵仁、陈天文三人回台，留下林传和一人负责维修机器。林传和，大家叫他「老师父」，从此跟了我十八年。
我们的「山牌」水泥质量优良，销路非常好，华人营造商纷纷来厂提货，真是应接不暇。李将军的外交能力高超，不久我们便跟「万挠水泥厂」的英籍厂长汉弥尔顿（H.J.Hamilton）、印度籍的化验室主任齐达夫（E.U.Kidav）建立了交情，互相拜访及邀宴。汉米尔顿身材瘦高，一付军人模样；齐达夫留一撇小胡子，长得酷似电影「齐瓦哥医生」的主角欧马夏瑞夫（OmarSharif）。一天，汉弥尔顿给我电话﹕「Hank（我的洋名），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忙，我一架提升机的三十匹马力的齿轮马达烧了，一时找不到备品，你可以借一个给我救急吗？」我说﹕「我有是有的，但须请示公司。」他说﹕「当然，我不怪你，我等你消息。」我向李将军报告，他同意后，马上用公司小卡车把马达送过去。汉弥尔顿感激极了，请我去他工厂「波特兰俱乐部」喝酒。无巧不成书，三个月后，我们的进口石膏因为船期严重延误濒临断档，水泥生产随时有中辍的危险。我给汉弥尔顿电话﹕「Harold，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忙，……。」第二天，五辆漆有「马来亚水泥公司」标记的大卡车，来回两趟给我们载来五十吨石膏，解救了我们燃眉之急。我始终相信，友好的竞争是工业良性发展的触媒剂；同行互通有无，是提高总体技术水准的最佳途径。
峇都急扩建及怡保大石水泥
一九六一年三月，峇都急水泥厂开工一周年，公司决定扩建，计划把原来的干式旋窑改为半干式雷波窑（LepolKiln）。当时全世界有三家厂商制造这种系统﹕西德波利修士（Polysius）公司、美国亚里斯强北（AllisChalmers）公司、及日本神户制钢（KobeSteel）株式会社。由于波利修士是此种窑式的发明者，我们决定跟他们连系。不久，他们的总工程师波格（Boge）带了两位工程师来厂访问，提出几个改进方案，讨论决定之后，他们回国准备报价。经过电报信件来往折冲，两个月后签定合约。波利修士立即派计划工程师寇布兰斯（Koblenz）前来驻厂测量与绘制配置图，我是他的当然联络人，每天为他提供各种支持，很快便成了好朋友。一个月后他回德国，开始制造机器。这年五月十二日，三女若昭在吉隆坡邦沙医院出生。一九六二年一月机器到厂，展开安装。德方派来库尔曼（Kohlmann）和狄索荷斯（Dieselhorst）两位安装工程师，前者管机械，后者管电气与仪控。狄索荷斯新婚不久，带了年轻妻子同来，我少不得偶尔要出动德顺去陪她逛逛街、吃吃茶什么的。七月安装完毕，德方又派了一位试车工程师史拉玛（Schimala）来厂主持试车。我跟这几位德国人都处得极好，试车很顺利，八月通过效能测试，办理移交后德国人回国了，我们的工厂正式成为日产二百吨的中型水泥厂。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先生写信给李将军，介绍一位「品学兼优」的青年工程师某君来马工作，李将军一口答应。三个月后某君到厂担任工场主任，负责生产及运转。若干时日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德顺上吉隆坡看了一场大陆影片、曹禺剧本改编的「雷雨」，回来后跟同事谈起我以前在重庆、南京、香港一共看过三次舞台话剧「雷雨」，香港的那次还是粤语发音的呢。几天之后，某君要求下班后和我单独谈话。下班后，他进门坐定就冲口而出﹕「厂长，你看匪片，我要检举你。」我吓了一大跳，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接着面无表情地说﹕「我是党部派来考核海外人员忠贞的，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为何你在海外看匪片，否则我要报告台北。」我听后不禁怒火中烧，大声对他说﹕「不错，我是看了『雷雨』，但那是文艺剧本的经典之作。我不是党员，你凭什么考核我？再说，这里不是台湾，台湾的那一套保密防谍伎俩，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我倒要向上面报告你滥用职权。」说罢就请他出去。第二天我将此事报告李将军，他大怒说﹕「这成什么世界。」第三天，某君就收拾东西回台湾了。
扩建完工后，李将军经常坐车出远门，非常忙碌，司机巴迪尔（Bahtir）偷偷告诉我，他是去吉隆坡以北二百英里的怡保（Ipoh）勘察工地，准备在那儿建一座大型水泥厂。果然不久以后，李将军就跟我说﹕他已与怡保及新加坡几个财团谈妥，准备在怡保大石工业区建立一座年产二十万吨（每天七百吨）的新式水泥厂，采用德国机器，问我要不要去。条件是不能保证我当厂长、薪水跟峇都急一样、没有汽车。对于这个具有莫大挑战性的工作，我当然有极大的兴趣，能够参与有峇都急三倍大的大厂，又采用最先进的德国机器，对于一个技术人员来说，这真是太好的机会。可是，职位的不确定，与薪水待遇的毫无增进，却使我很为难，在太太面前也说不过去。我回答李将军说﹕「谢谢您的提拔，我想考虑一下。」过了几天李将军又从怡保回来，一下车就问我﹕「考虑好了吗？」我还未及回答，他又说﹕「你要早点答复我，否则我要请汉弥尔顿了。」这一惊非同小可，难道煮熟的鸭子真要飞掉了？可是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回说明天早上一定答复。当天晚上我偷偷问巴迪尔，李将军有没有去过万挠，他说﹕「有，李将军还带那位汉弥尔顿先生去吉隆坡吃西餐呢。」听到这个情报，我立刻回家跟德顺商量，认为事不宜迟，不管什么待遇，我都答应。这晚深夜，我去李将军宿舍报告，我愿意跟他去怡保。
一九六三年三月，李将军终于向董事会提出怡保建厂之事。董事们听说我要离开工矿去怡保，公推董事长拿督林添良设法慰留。拿督林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要去，那边给你多少钱，我加倍。我给你换房子、汽车。」当我告诉他「大石」并没有给我更多钱，连房子、车子都没有时，他很难理解，说﹕「那你是不满意我的公司啰？」我说「完全不是！」我向他解释，我对于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尤其董事长四年来给我们全家的照顾更是时时铭记于心。不过，由于大石将是一座德国式的大型水泥厂，我身为技术人员，心中对那份工作有无限的羡慕与响往，因此产生不计职位、待遇，前往学习的欲望。至于峇都急工厂，本地技术人员已经训练成功，绝对有能力独立操作，将来如果有什么大问题，我可以随时回来解决，区区私衷，希望董事长成全。董事长见我心意已决，也就不再坚持。但他嘱咐我，如果去大石后有什么不满意，随时可以回来，同时希望我兼职峇都急一年；还有，既然那边没有房子，我们全家可以继续在峇都急公司房子住下去，直到大石配给房子为止，车子也可以继续用下去。林董事长向董事会回报已同意我辞职，引起其它董事们一阵抱怨。叶良和说﹕「我们要你去慰留陶厂长，怎么你反而同意他辞职，又那么慷慨？」林董事长答道﹕「他不是不满意我们，也不是为了钱，他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才想去怡保，我们不应该阻挡他。」董事长的慷慨，给了我在水泥界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我永怀感激。我于四月底离开峇都急去了怡保。在大石服务的十四年中，林董事长每年都托专人带春节年礼给我们，直到我们于一九七七年离开马来西亚为止，从未间断。
怡保位于吉隆坡以北一百五十英里，从吉隆坡开车约三个半小时可到。飞机约四十分钟。它是世界有名，锡矿丰富的「锡都」。人口约三十万人，其中华人约占百分之七十，以广东与客家人为主，是马来西亚仅次于吉隆坡的第二大都市。怡保也是马来西亚首屈一指的「美食城」，鲜虾沙河粉、清蒸笋壳鱼、锡矿湖大头虾、万里望馄饨，都是名闻遐迩的美食，过路旅客无不下车大快朵颐。李将军筹建的新水泥厂，「大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怡保以北五英里的大石工业区（TasekIndustrialEstate），是怡保政府开发的市郊新兴工业集中地。「大石水泥公司」的董事长是新加坡富豪、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董事成员包括李良荣（兼任董事经理）、陈永顺、杨建兴、白成根、骆文秀、张乔治…等人。
空前的污染防治标准
因为大石工业区距离怡保市太近，市议会颇为关切空气污染问题，决议要大石聘请一位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水泥工程顾问公司，来审核大石的建厂计划、机器规格、和污染防治标准。印度籍市长辛尼华沙甘（Siniwasagam）乃指定由英国亨利浦立工程顾问公司（HenryPooley ConsultingEngineers）担任其事。亨利浦立这间公司，是英国一间极其老大保守的公司，他们的业务多半在英殖民地如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地；不客气地说，他们是用已经过时的陈旧技术，到落后地区去唬人的。我们打国际电话询问他们服务费用时，竟回答说电话谈话费是最少一百英镑一小时，要先电汇一百英镑才回答我们的问题，语气非常傲慢。我们说我们只要知道你们的服务费用，并无技术问题，对方回答说那也是问题，就挂断了。这种服务态度，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向市长反应，希望换一家顾问公司，可是市长坚持，我们只好乖乖地汇款受气。亨利浦立的报价非常贵，而且绝无商量余地，我们也只有忍痛接受。一个月后寄来一份薄薄的报告书，规定我们工厂的空气污染标准为每绝对立方公尺不得超过八十毫克（80mg/Nm3），这在当时真是空前的数据，那时亨利浦立的祖国英国的污染标准是三百毫克，德国及日本一百五十毫克，瑞士一百二十毫克，却要我们做到八十毫克，真是拿了钱还要掐我们的脖子，简直欺人太甚。然而那位极端崇英的市长，却把这份报告奉为圣旨，坚持我们必须照做，否则不发执照。我们毫无选择，只好把报告送给波利修士变更设计，不用说，自然多花了很多钱。
讲究诚信的李将军
我曾陪同李将军去西德与波利修士公司谈判机器规格及合约，又陪董事杨建兴与波利修士谈财务规划。李、杨两人迥然不同的个性，给了我两次截然相异的出国经验。李将军坐飞机搭经济舱，服装整齐，行李简单，不烟不酒，除了看书之外不多讲话。跟德国人开会时正襟危坐，问答明确，说话算话，绝对讲究诚信。晚上接受主人邀宴后绝不参加任何余兴节目。他跟我之间保持长官与部属的关系。杨建兴则是位典型花花公子。他坐飞机必搭头等（那时尚无商务舱），服装是宽松便装，行李很多，在机上烟酒不停，从不看书报，专爱看电影，没事时老喜欢跟我开玩笑。跟德国人开会时潇洒笃定，讨论问题常常故意打马虎眼以借机占便宜。晚上接受主人邀宴之后一定要参加余兴节目，不醉不归。他跟我之间是「哥儿们」的同事关系。
我于一九六三年五月进大石水泥公司不久，李将军派我及郭铨钦赴西德受训。我于六月十四日出发，郭铨钦七月出发，九月二十六日同回国。波利修士公司安排我们分别在不同的水泥厂中实习。我从伯空(Beckum)的最老式工厂阿里曼尼亚（Alemania）水泥厂开始，到海德堡（Hiedelburg）的德国最大水泥厂海德堡水泥厂（HeidelburgerZement）、汉诺威(Hannover）的日耳曼尼亚水泥厂（GermaniaZement）、威斯巴登（Wiesbaden）的狄可霍夫水泥厂（DyckerhoffZement）及瑞士夏佛豪盛（Schafhausen）的最新式无烟水泥厂，一共在五间水泥厂实习，吸取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夏佛豪盛水泥厂位于瑞士著名的「克诺儿纸包汤」（KnorrSoup）工厂对面不到五百公尺，其防尘设备做到排尘量几乎等于零。郭铨钦除了在和我同厂实习外，也被安排在西德、奥地利等五、六间工厂实习。
波利修士公司为我们准备了一辆汽车，除了作为交通工具之外，每逢周末，我们都驾车四处观光，德国从北到南、奥地利、瑞士等风景名胜，我们尽量开车去游玩，真的开了许多眼界。我们四个月中走了八千多公里。
军事管理的建厂工程
大石水泥厂的土木工程，由于董事陈永顺的关系，交给新加坡土木顾问工程师李德复设计，电气顾问仍旧是彭勿奴，机械安装改由吉隆坡一家较大、设备较完善的「英昌铁工厂」承担。这时，李将军正式任命我为厂长，到此时我才了解，他当初是模仿老总统「降级叙用」的方法来考验我跟他来怡保的决心的。我回台湾招兵买马，请到了老上司姜品洁担任机械工程师，南开校友、台大电机系同学言顶松担任电气工程师，台大化工系学弟郭铨钦担任化学工程师，又招考了七、八位刚毕业的马来西亚侨生。峇都急老同事林传和、杨添寿、黄文宾、林国石等人也相继加入，一时之间，我们有了相当坚强的阵容。
李将军采用军事管理。他有许多规定﹕一、每星期工作七天；二、不准请假；三、办公室在建厂完工前不准开冷气；四、年轻的工程师在完工前绝对不准结婚…等等。安装工程十二个月，我们破了连续五十个星期天不休息的纪录。我的家眷搬来怡保，若不是陈永顺董事从中说情，恐怕还得自己付房租。这样不眠不休地工作，虽然赶上了进度，员工们都疲惫不堪。李将军自己也消瘦了一圈，不过他说﹕建厂期间我们每人每天都在花股东的钱，不能谈舒适、休息，等工厂开工生产后，公司绝对不会亏待大家。姜品洁受不了李将军这一套，三个月后便辞职了。为了姜先生的辞职，我去求李将军加以慰留，他说﹕「经不起考验的人，让他自然淘汰。」我说﹕「姜先生几十岁的人了，他不须要接受考验的。我从来没有求过您什么，您听我一次好不好？」他说﹕「不好，我要是听你的，我就乱了。」第二天姜先生不告而别。
波利修士设计的水泥厂，采用每天生产五百吨熟料的雷波式旋窑。旋窑直径三点四公尺，长四十八公尺；雷波预热机宽三点二七公尺，长十九点四五公尺，制粒盘直径四点二公尺；冷却机宽一点六八公尺，长十三点六公尺；采用西德罗吉高效率静电收尘机；生料磨是双旋磨，直径三点公尺，长七公尺，动力八百五十千瓦，每小时五十吨；水泥磨是闭式两仓管磨，直径三点二公尺，长十公尺，动力一千二百五十千瓦，每小时三十五吨。耗热量保证每公斤熟料八百五十千卡，耗电量保证每公吨水泥不超过一百二十千瓦小时。
安装期间德方派来六位监工技师，由工程师法兰克（Franke）带领。公司安排他们住在办公大楼楼上，每两人一间房，每间房都附浴室。办公大楼是在安装开始前预先盖好的，楼下办公、楼上宿舍，单身职员如林传和、郭铨钦、侨生童仁宜、李振威等都住在这里。李将军住头一间单人房。言顶松家眷没来之前也住在这里。总务特别请了一位西餐厨师给德国人做饭，下班后准备交通车，接送德国人来回怡保。
然而，这种种源出于李将军个人军人思维的设想与安排，对德国人来说，似乎稍为欠缺一点人性。德国派来的领班级技师，本来教育程度不高，又是单身在外，难免工余想去酒吧喝喝酒、找找乐子什么的。我们把他们关在与总经理同一楼层的宿舍里，跟外界隔绝，进城的交通车又有时间限制，又是集体行动，这种种的不自由、不方便，引起德国人诸多不满。可是宿舍设备齐全，吃喝不缺，却让他们找不出抗议的理由。这种下意识的不满，不知不觉地便在工作上面表现出来了。故意刁难、工作怠慢、挑衅打架、等等状况，层出不穷。我曾经把这情形向李将军分析，杨建兴也同意我的看法，建议把德国人搬出去，无奈打不破李将军的传统军事管理观念。好在有几位本地工程师有自用汽车，他们跟德国人混熟了，工余偶而偷偷带一两位出去玩玩，总算找出解决之道。
一九六四年八月安装工作完成，德方派来试车工程师欧洛斯基（Olowsky）前来主持试车。他带给我们一套极其严格的试车程序，让我们学到不少德国人严谨的工作方法。八月底试车顺利完成，九月十二日开工典礼那天，敦请霹雳州苏丹前来剪彩，市长、市议员、同业代表…都来道贺及参加酒会。波利修士公司董事长韦伯（PaulWeber）博士夫妇也特地专程飞来共襄盛举。德国人个个眉开眼笑，猛灌啤酒。是晚，杨建兴带他们全体去怡保夜总会玩了个痛快。
现在回想起来，亨利浦立当时不无「先见之明」，大石厂开工之日，怡保市长赞誉我们为「东南亚首家无烟水泥厂」。世界各先进国家水泥工业的空气污染排放上限，逐渐下降，一九七零年降为一百毫克，一九八零年代为八十毫克，一九九零年代为六十毫克，目前设计工厂，大多以五十毫克为基准。亨利浦立歪打正着，居功匪浅。「东南亚首家无烟水泥厂」的美名远播，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台湾…等地前来访问的同行为数不少。台湾来的访客包括﹕台泥董事长辜振甫、常董林灯，执行副总王量、建台董事长李崇年，大陆工程董事长殷之浩、嘉新副总汤兆裕…等前辈先进。李崇年董事长参观回来后，从我的办公室打国际电话给他的厂长说﹕「谁说水泥厂一定有烟？我现在就是从马来西亚的无烟水泥厂跟你讲话。明天我回左营立刻召开会议检讨。」日本住友水泥公司顾问、前水泥协会理事长真田义彰博士曾来访问多次。
真田义彰博士是日本水泥界备受尊崇的前辈，也是一位爱护青年后进的长者。他每次来厂访问，都会应我们的要求，为工程师们讲解水泥制造技术和质量管理要领。他以日语讲解，杨添寿担任翻译。李将军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听讲、记笔记。真田博士问我们许多有关水泥厂操作和效率的数据，我们也经常提出一些现场实际问题请求解答，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有一次他趁四周无人时，通过杨添寿问我﹕「我有一个很不好意思的问题想问你，可以问你今年几岁吗？」我回答，今年三十五岁。他说﹕「嗯，原来如此。我们日本水泥厂的厂长，有你这样丰富知识的，可能都在五十岁以上。」明知他是在鼓励我，但是听了他的夸奖，心中十分受用。真田博士还为我安排了两次访问日本的机会，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泥化学研讨会，他亲自来到「丸之内」饭店，陪我一同走到皇宫饭店去参加大会的开幕酒会，并介绍我给大会主席和许多日本水泥前辈认识。另一次则是水泥厂观摩之旅，通过他的安排，我非常难得的参观了住友、三菱、小野田、日本、宇部等水泥公司的工厂，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中华民国的驻马单位
我于一九五九年初到马来西亚时，中华民国驻马国的官方代表是经济部商务代表处，处长是名音乐家邓昌国、名科学家邓昌黎昆仲的长兄邓昌明。当时台湾来的侨胞办理护照或文件签证等手续，都须经过这个机构签字盖章。我为申请家眷出境须证明在马应聘，曾拿厂长聘书请邓处长签盖。后来因为跑去办事的次数多了，跟邓代表很熟，他夫妇二人常常邀我们全家到他们府上聊天、便饭。邓夫人留学日本，讲得一口流利日语，他们的两位千金及一位公子，都极优秀漂亮。一九六二年，中马关系增进，国府决定在马来西亚设立领事馆，邓代表为先期设馆事宜，各方奔走不遗余力。等到事情有了眉目，外交部才派副领事阎志恒来吉隆坡筹备开馆，半年后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馆成立，领事张仲仁带了副领事李光义、萧万长来马上任，邓代表的领事业务就移交给领事馆了。不久以后，邓代表外调，刘球业接任。一年后，领事馆升级为总领事馆，张仲仁升任总领事，萧万长升任领事。我常去领事馆办事，跟张总领事，萧领事及阎、李两位副领事、还有一位张主事，都很熟。满脸微笑的萧领事，是总领事馆办理元旦或双十节庆祝晚会司仪的不二人选。一九六四年我去怡保之后，每逢元旦或双十节，张总领事总要委托我办理北部同胞团拜或聚会的活动。张仲仁总领事后来兼任驻马尔岱夫全权大使，我们从此都称呼他为张大使。
霹雳州中华总商会主席杨金殿，在怡保有许多与台湾合作的工厂，他跟东欧厂商也有不少生意来往。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厂商团去捷克、波兰、莫斯科访问，回来后台湾就不准他入境，他很伤脑筋，跑来找我帮忙。我向总领事馆查询，证实确有其事。我跟张总领事说，杨金殿跟台湾合作的生意，因为不能入境几乎陷于停顿，他是个商人，并无政治色彩，是否可以通融。总领事向台北请示，得到的答复是，警总要杨金殿写「悔过书」。我告诉杨，他大发牢骚：「我又不是台湾人，我做错了什么，要我写悔过书？大不了我把跟台湾合作的合约撕掉，把从台湾请来的技术人员遣送回国。」我想如果真的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好，再向张总领事报告。张总领事很愿意帮忙，但格于部令也不好办，苦思良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要杨金殿以霹雳州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身份，邀请中华民国驻吉隆坡总领事莅怡保访问，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反对共产党。我认为这个好办，回怡保后建议杨金殿发出正式邀请函。过了几个星期，张总领事仲仁夫妇、萧领事万长及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怡保，正式访问霹雳州中华总商会，杨金殿主席在记者们的闪光灯下，致了一篇令台湾官方满意的欢迎辞。当天晚上，怡保侨领拿督曾瑞豪夫妇在私邸宴请中华民国总领事及随员们，一时衣香鬓影、宾客如云，风光十足，事情终于圆满解决。
一九六八年，马来西亚继美国承认中共后，与中共建交，中华民国外交部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后，宣布撤离总领事馆。下旗归国之日，侨胞纷纷来到总领事馆院内，高唱国歌，含泪目视国旗徐徐下降，两国间维系了六年的领事关系，至此宣告结束。
成功的扩建工程
一九六四年底，大石公司决定扩建一套年产二十五万吨的生产线，这时日本神户制钢前来竞标。代表神钢来怡保探路的是神钢业务课长中岛，及美国亚里士强北公司日本分公司总经理陈炳森兄。李将军很欣赏炳森兄的诚实能干，又都是中国人，所以生意很好谈。与两家厂谈判的结果，是由神钢供应雷波旋窑系统（ACLSystem），波利修士供应生、熟料制造系统。因此，大石第二号窑的扩建工程，是德国人与日本人并肩完成的。自然，这中间的协调工作相当繁重，由于两国技术人员民族性之不同，又处于竞争地位，摩擦、误解，在所难免，好在并没有出什么大状况。对于各该公司派来工地人员的食住问题，我们学乖了，合约上面订好，一律住旅馆，费用自付，干净利落，没有啰嗦。
神钢制造的旋窑系统包括宽三点八八公尺、长二十五公尺的预热机；两套直径三点五公尺的制粒盘；直径三点六五公尺、长五十三公尺的旋窑；宽一点八三公尺、长二十六公尺的振动式冷却机。波利修士制造的生料磨是直径三点四公尺，长八点五公尺的双旋磨，动力一千二百千瓦，每小时八十吨；与一号机同尺寸的水泥磨。静电收尘机采用瑞士依勒斯（Elex）产品，空气污染排放上限仍旧是每绝对立方公尺八十毫克。
波利修士公司董事长韦伯博士（Dr.PaulWeber）、董事普鲁兴（Pruesing）先生及他们的夫人，因为业务关系接触频繁，都与我夫妇成为莫逆之交。韦伯曾任西德联邦水泥协会（VDZ）主席，是西德顶尖级的水泥专家，波利修士公司的业务，有相当部分是靠他的国内外声望而得来的。普鲁兴出身德国贵族家庭，风度翩翩，熟谙英、法、拉丁语言，负责国外业务。普鲁兴太太为婚后不孕烦恼，曾求教于德顺。德顺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个偏方给她，居然奏效。我每次访问波利修士公司，韦伯及普鲁兴两家都一定要请我到他们家中吃饭。韦伯夫妇的家是「返璞归真」式的乡下平房，室内家俱全部是木头做的，连沙发都是硬靠背，饭厅里是粗木桌面及硬凳子。韦伯太太的拿手菜是威斯发里亚(Westfalia)地区的生猪肉：半肥瘦猪肉与洋葱剁碎，放在木板上端出，活像生饺子馅，用平木板瓢挖到自己盘中来配硬面包及啤酒，德国人说是「绝佳美味」。
普鲁兴夫妇家则是「贵族」式的两层楼大厦，室内家俱是英国及法国古典式的，饭厅里摆着椭圆形的豪华桃木餐桌与高靠背椅。他们的菜是厨师做的，由侍者端到面前，很豪华气派，但好像缺少一点「亲和力」。普鲁兴告诉我他父亲战前在上海龙华水泥厂工作过，带回一付鸦片烟具；他从摆设柜中取出给我看。我一眼看出那是一个从前老人家用的铜「水烟袋」，本不想说破，可是他问我怎么用，我祇得老实告诉他得先在袋中装水、烟座上塞好烟草，用纸搓一支「捻子」，用火柴点着后噘起嘴轻轻一吹，「捻子」头冒出一星小火来点燃烟草，然后大口吸，吸烟时水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他们两夫妇饶有兴趣地看我表演，倒没有因为误以「冯京为马凉」为忤。可笑的是，我用洋纸搓的「捻子」，始终点不起火来。
二号窑的扩建工程，一九六五年三月开始土木建筑，次年二月开始机电安装。其管理与执行方法与当初建厂有很大的不同。李将军不再采用军事管理，而将责任尽量下放到我的身上；人事、作息、考核都按照公司管理规章施行，所以要休息就照章休息、该结婚就径行结婚，再加上已经有了上次建厂的经验，同事们一面管理生产、一面照顾扩建，反而身心愉快，轻松达成目标。李将军闲暇时，经常跟为了扩建从台湾聘请来的总工程师张刚先生弈棋消遣。张刚因为十多年前任职嘉兴水泥公司冈山厂时安装过神钢的雷波旋窑，故对神钢的现场安装程序监督甚严，跟日本监督工程师们颇多龃龉。
一九六六年八月扩建完成开始生产工后，李将军又马不停蹄地舟车劳顿，前往极北部吉打州对海的浮罗交怡岛（PulauLangawi）勘察矿山，准备在岛上建立一座更大的水泥厂。他曾亲自率领杨添寿、黄文宾等人去过岛上多次，我因为新窑投产伊始，一时走不开，所以没有跟着一起去。
跟着个性刚强、令出如山的李将军工作，必须具有超人的服从心与忍耐力，以及彻底奉献全部时间的精神。我追随李将军八年，接受了严格的身心磨炼，也牺牲了不少家庭生活。然而我到底年少气盛，有时不免对于他某些处事作风不予赞同而出言顶撞，以致造成短时间的格格不入。但是我跟他真正大吵，只有两次﹕一次是旋窑出产坏料，他要开除烧窑师傅，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而反对如此重罚；一次是因为他反对基础打桩而造成基础下沉，引起机器底盘灌浆后又要打掉重新调整。不过，李将军有个吃下午茶的习惯，每天下午四时，女佣端出锡兰红茶、咖啡、方糖、牛奶、苏打饼干…。李将军心情高兴而我刚好没去工地时，会高叫一声：「陶厂长，来吃茶！」我一定奉陪。有时闹了别扭，他就不会叫我而自己默默倒茶搅奶。这时我想，总经理跟厂长不讲话实在不应该让员工看到，于是主动来到小客厅轻轻坐下，拿起茶匙给李将军加一瓢糖，他也不看我，拿起奶罐为我倒一点牛奶，一场风波就此消弭于无形。李将军旧属，曾随孙立人将军转战印缅的林良贵兄，在吉隆坡经营五金业（他的「南发五金行」在拿督林添良办公室楼下），我时常乘采购材料之便，跟他聊天。有时为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到他那儿发发牢骚。他曾经跟我说，李将军这个人要求严格、忌恶如仇，部下犯错毫不宽贷，动彻给于不留情的责骂或处分。当他的直属部下，因受不了他严格得迹近不通人情的作风，几乎没有人能超过三年的。他自己当年担任李将军的警卫营长，才三个月就想请调，后来尽了最大的努力，也祇做了两年半，「你跟李将军工作了八年，耐性可嘉，环顾左右，尚无先例，算是异数了。」他还告诉我一则笑话﹕李将军在军中有一个绰号叫「二通将军」，即「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间不通人情」之谓也。
最后的旅程
一九六七年四月，李将军飞赴欧洲考察水泥工业，夫人偕行。他访问了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著名水泥厂，在途中曾经寄给我一本英国「蓝圈集团」敦巴尔(Dunbar)水泥厂的简介，五月二十七日返回怡保。二十九日傍晚，李将军笑瞇瞇地来到我们家，送我们一件从威尼斯带回的艺术玻璃瓶，小坐后欢喜而别。德顺与我对于李将军的突然来访很是意外，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家。五月三十一日我们参加一位初级技术员的婚礼，见到李将军夫妇欣然在座，更是惊奇，因为他向来反对年轻人结婚，这种场合是从来不到的。
六月二日上午七时，我驾车上班，忽见杨添寿的汽车从对面急驶而来，车中有两三人，跟我猛招手，但又不停车。我不知发生何事，想停车询问时杨车已无踪影，只好继续开到工厂。一到厂门，就知大事不妙，只见李将军的黑色奔驰轿车已经撞入右边水泥大门柱，半个车头已毁，机油及水箱水流满一地。警卫神色慌张地上前报告：「李将军撞车了，已经送中央医院。」我连忙调转车头飞驶中央医院，找到急诊室，几位哭红了眼睛的同事上来告诉我：「李将军走了。」我顿时好似五雷轰顶，眼前发黑，进去一看，果然李将军仰卧在急诊床上，头上已经覆盖了白被单。李将军真的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李夫人佩莲女士遭此大变，悲痛欲绝，几度昏厥。大石水泥公司立即以急电通知国内及海外亲友，并组织治丧委员会。我马上召集工厂干部宣布噩耗及交代应变事宜，同时电话台北，请求父亲设法协助李将军未服兵役的幼子李天马出境来马奔丧。家父遂与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联名向警总担保天马出境。第三天，长子力弥、幼子天马分别自美国、台湾抵达怡保，匍匐来到灵堂。来自欧、美、日、星、泰、台的唁电，如雪片般飞来。
六月六日为出殡日，丧礼在怡保基督教圣安得烈教堂依照基督教仪式举行，由卢宗献牧师主持，大石董事白成根报告李将军生平，董事长陈六使领导追思，亲友代表陈式锐致谢词，参加致祭执绋的远近亲友约五百人，包括中华民国驻吉隆坡总领事张仲仁夫妇、新闻局驻马来西亚代表郭湘章夫妇等官方人士。礼成后，我率领追随李将军最久的干部共十二人，肩扛灵柩步出教堂，安置灵车后，直驶打扪路（TanbunRoad）基督教墓地安葬。扭转台湾军事局势的一代名将、东南亚知名的工业家、青年部属不敢接近的上司，我追随八年形影不离的严师李将军，终于带着他的严肃刚正的音容，走进了历史。
指挥金门保卫战精神永垂不朽
我与李将军朝夕相处八年之久，对于工厂的技术、生产、人事等日常管理事宜，可以说事无大小，每时每刻都有密切的接触；但是我从未听他提起过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月的「古宁头大捷」，好像这件事与他完全无关似的。然而，多年来从相关文献数据，以及他的旧部口中，笔者有幸得知一些这个战役的来龙去脉。现在愿在此就所知作一简单的探讨。
蜚声中外的「古宁头大捷」，实际上应该广义地称为「金门保卫战」。古宁头之战，是整个金门守备和反击战事中，全数歼灭、俘虏登陆共军的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前后为时不到六十小时。但若将此役之前，守军力挫敌锋的大嶝岛战斗包括在内，则应回溯至是年十月九日。大嶝岛之战（按﹕守军为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军第四十师，师长范麟），是金门保卫战赢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为它迫使共军放弃同时进犯厦门、金门的计划，而先去攻打厦门，给予金门守军十多天宝贵的时间以部署防务。因此，虽然大嶝绪战规模很小，其影响金门保卫战之成败却极为深远。严格说来，八月中旬第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司令官率领第二十五军及配属第二零一师担任金门防务之日，也就是金门保卫战开始的一天，因为金门防卫工事之构筑、作战任务之训练、战场之经营、战场纪律士气之培养…等等工作，都是在这段期间内完成的。
金门保卫战可以说是国共对抗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军退守金马台澎以后所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金门在太平洋上极具战略地位，历史上从来就是兵家必争必守之地。先总统蒋公曾谓﹕「无金马即无台澎，有台湾便有大陆。」古宁头战斗是一个典型的反登陆歼灭战，使渡海进犯者非死伤、即被俘，无一逃漏。当日台湾媒体咸认此一大捷，是出自金门守将李良荣司令官，平日为防务辛劳策划，与战时指挥得当，以及第十二兵团胡琏司令官奉陈诚长官之命，驰往接防的十八军、十九军适时加入战斗，最后予敌彻底痛击所致。先总统蒋公评判金门保卫战时曾说﹕「这是我们转败为胜的开始，是我们第一次把共匪军队打得全军覆没。」论者尝曰﹕「如果没有五十年前金门保卫战之胜利，也就没有后来八二三炮战之胜利，更不会有今日台澎金马之繁荣安定。」信哉斯言。
然而，李将军于战役之后的表现，才让人们了解何谓军人之最高志节。战事刚结束，东南行政长官公署陈诚长官亲赴金门前线巡视，在二十二兵团司令部召开检讨会，李将军在会中除表扬友军战功之外，未对本兵团之战绩提出报告，且嘱咐部下不要发言。他在会前告诫部属﹕「功劳要让给友军，不要争，不可争。」我想，具有这种有功不居的豁达胸怀和大公无私精神的军人，才不愧为不让大树将军专美于前的真正革命军人，他的伟大风范值得后辈军人景仰。
战役之成功，端赖军官沉着指挥、战士奋勇拼斗，将士上下用命，缺一不能达成；而部队之间的合作协调，更是克敌致果，获取胜利的必要条件。金门保卫战的成功与胜利，乃取决于第二十二、十二两兵团之不分彼此、通力合作；两军官兵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光荣表现，历史记录已有定论，勿庸置疑。不料战事结束二、三十年后，竟有人提出「谁是古宁头大捷指挥官」之类的话题，大有重新评估战役功勋谁属之势，甚至强调该战役之致胜完全是某一将领或部队的功劳，一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这种争论，引起当年参与金门浴血奋战官兵们的极度错愕与痛心。在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若还有人要问此役指挥官到底是汤恩伯、李良荣、还是胡琏？我敢大胆而大声地说﹕都是！
当李良荣将军的第二十二兵团奉命调防尚未行动之际，接防部队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已于十月十二日自汕头船运抵达金门，而司令官胡琏将军是时尚在台北向层峰请示机宜。为统一战地指挥权，身在金门的最高长官，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上将，于十月二十二日下达命令﹕「所有金门部队，在第十二兵团胡司令官未到达前，仍归第二十二兵团李司令官统一指挥。」此时十二兵团第十九军也正在陆续登陆金门。共军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乘大批船只登陆海岸，在岸边与守备部队（按﹕第二十二兵团二零一师，师长郑果）遭遇，发生激战，双方伤亡惨重。至晨间，共军突破阵地攻进古宁头一带，部分共军且越过防线，直逼金门县城。值此情况危殆之际，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将军为集中一切可调之兵力，向盘据古宁头的敌军实施反击，乃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第十八军军长下达授权命令﹕「第十八军高魁元军长指挥第一一八、第十八、第十四师等三个师及战车营，在海空军及全防区炮兵支持下，向古宁头攻击，捕歼匪军。」（按﹕分别为十八军一一八师李树兰师长、十九军十八师尹俊师长、十四师罗锡畴师长、战车第一营陈振威营长）同时命令第十九军刘云瀚军长、第二十五军沈向奎军长协力配合，支持反击。二十六日拂晓，反击部队压制共军于古宁头，开始予以强力聚歼。上午十一时，第十二兵团胡琏司令官自水头登陆，立即进入指挥所，直接指挥他所属的十八军高魁元军长调整部署，对被围困于古宁头的共军作最后致命之一击，至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来犯共军全部就歼，余众束手投降，战事于焉宣告结束。请看﹕三位将领指挥权的前后密切衔接，命令清晰，使得前方将士得以专心杀敌，终于取得辉煌的战果，在此种决心明确、灵活运用、配合紧密的优良军事作业下，试问有何人能够或敢于独领功劳？军事史学家王禹廷将军在他所著《胡琏评传》里说得对﹕「金门战役第一阶段的最高长官是汤恩伯将军，战地指挥官是李良荣将军，实际指挥作战的是高魁元将军。第二阶段的指挥官是胡琏将军。」胡琏将军于战事结束后呈国防部长俞大维一篇报告，内中有一段肺腑之言（转引自李良荣文教基金会《李良荣与金门保卫战》）﹕
琏每钦仰李良荣将军之清高风范，古宁头之战，最初彼乃负全责指挥者，琏之负责仅为廿六日上午十一时以后。但彼始终不言一功字，并不提一劳字；人有以金门战事相询者，彼则不称功而让之于十二兵团。固然当时之军制，兵团乃最大之行政及战术单位，各兵团均有其建制之军师，如廿五、第五两军属廿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属十二兵团者然。但琏未到金门以前，十八、十九两军均归彼指挥。夫晋之灭吴。随之灭陈，当时名将若贺、若弼、郭擒虎、王浑、王浚等犹不免于事功诿过，甚至于涉讼于朝，独李良荣将军则能矫正古人推功让名，风范宁可勿流传千古耶！况俘虏武器均由彼呈缴乎。当时固有一小部军队，以其掳获战利品，直接呈献于其直属长官，而又在台湾大开展览会，以宣传其战功，其量小易盈之丑态，以与李将军之高风亮节，何啻云壤。世人每以古宁头之功使十二兵团得享，琏则以为勿忘李将军也。
这篇报告最后一段提到的「以掳获战利品直接呈献直属长官，在台湾开展览会以宣传其战功」，显然指的是配属于第二十二兵团的第八十军第二零一师的青年军。当十月二十五日凌晨共军以雷霆万钧之攻势登陆金门时，戍守陇口至古宁头海滩的第二零一师六零一、六零二两团首当其冲，与来犯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与肉搏，双方伤亡惨重。据官方战史记载，两个团五千多名官兵之中，阵亡五百七十人（官十六人、兵五百五十四人），负伤六百四十人（官三十九人、兵六百零一人），俘虏敌军一千四百九十五人。单就两团阵亡人数占总阵亡人数百分之四十五，和俘虏敌军人数占总俘虏人数百分之二十一这两个数据来看，二零一师阵地虽然最后被敌军突破，但已成功让增援部队顺利投入战场，其所付代价之惨重，与对整个战役之贡献，实在不容忽视。该师直属长官（按﹕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将军）把部分掳获战利品运至台湾展览，宣传国军在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的成果，藉以收奠定全国军民反共复国之信心、以及增强台湾国际声势与视听之宏效，就当时的时空背景而言，此举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司令官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他对于十二兵团的适时加入战斗是心存感激的。胡将军在他手着《泛述古宁头之战》中记录了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司令官说的话﹕「…若无十二兵团之增援，则吾人的遭遇，诚有不可想象者。海岛作战，胜则灭敌，败则被歼，吾人感激之不暇，何功可争？」国防部战史记载﹕「本作战之统一指挥，灵活运用兵力，当属致胜关键所在，而李良荣之清高风范，绝对服从之军人本色，尤为令人钦敬。」李将军于战后谦不居功，处处以友军为先，其高风亮节，令同袍尊敬、为世人钦佩。胡琏将军任中华民国驻越南大使时，曾于民国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九月访问星马，他于返任之前特地专程来到怡保，由我陪同前往李良荣将军墓前献花悼念，缅怀逝者的节操与风范。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三七号（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年八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