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读史可以明智”,好像是培根说的,我以前是深信不疑的,现在则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中国人自古素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国生产和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连续记载数千年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国绝对是个“历史”大国,有着浓重的“历史情结”。中国“文史哲”一家,从古代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到现在的领袖学者知识人,都很重视历史,都知道“以史为鉴”,喜欢“读史明智”。按理说,中国的读书人应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但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古往今来中国的读书人虽然多能熟读历史,但要说中国读书人个个都聪明智慧,恐怕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普通人中“老学究”几乎成了愚昧、糊涂的代名词,饱读史书的古代君主中的昏君也比比皆是,现代中国的毛泽东也是历史大师了,但也做了那么多糊涂事。糊涂人太多了,才使得有如此“重视历史”传统的中国,却渐渐沦为了积弱多病的大国。谁说“读史可以明智”?
“以史为鉴”是不错的,但“读史”充其量只是“明智”的一个必要条件,远远不够“充分”。所以我想对“读史可以明智”提出两点置疑,或者说试图给它加上些前提条件:
(1)读什么样的历史可以明智?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打天下坐江山的统治者,会把历史任意涂抹成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教和宣传,这样的历史,读得越多,就越会让人糊涂愚昧。
这方面的实例,在浩瀚的中国历史记录中可谓不胜枚举。太史公司马迁是汉朝人,于是乎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中,汉高祖刘邦便是他母亲与天上神龙交和而生的“龙子”。唐太宗李世民虽被国人视为少有的圣明皇帝,但他是靠弑兄杀帝逼父的手段才登上天子宝座,所以他几次干涉史书撰写,倒打一耙地把“玄武门之变”说成其兄其弟欲加害于他,还把其父太原起兵立国的功劳算在了他自己的头上。在中国打下江山的帝王,无非是利用这样的“史实”宣传自己统治是合法的、正确的,是“天意”。以上仅仅例举两例,此类事例,史不绝书,让人防不胜防。鲁迅曾说,一个朝代长了,好人就多,因为修史的本朝人,一个朝代短了,坏人就多,因为修史的是其他朝代的人。
读这样经过一番粉饰打扮的历史可以明智吗?
所以应该说,“只有读真实的历史才可以明智”。真实的历史有时不易了解,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去伪存真,有时既要读胜者为王的历史,又要学习败者为寇的历史,相互印证,方能不被蒙蔽。
(2)怎样读历史才可以明智?
历史即便是真实无误的,也仅仅是事实的记载和陈述。历史本身是不会告诉人道理的,道理是读史的人根据史实领悟出来的。所以,能不能领悟出道理,领悟出什么样的道理,怎样领悟道理,都是关系到是否能够“明智”的关键问题。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事实判断),不同的人会推导出不同的结论(价值判断)。例如,同样一个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有人说他周旋于列强坚船利炮的夹缝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是衰世中的功臣。同样一个岳飞被杀,有人说他惨遭奸臣陷害但气壮山河;而有人说他糊涂不明时势,认识不到和平才是大宋的理智选择。中华民族自清朝起,逐渐沦为列强刀俎下之鱼肉,有人说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才使巍巍中国变得积弱贫穷;有人说是中国自身的制度病入膏肓才是根本原因。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领先于世界,有人说是科学技术革命使然;而有人说是社会政治制度使然。
我这里无意就上面的观点分歧做出什么评判,我仅仅是想举例说明,不同的人会从同样的历史中得到不同的结论,有的正确有的谬误。得出谬误结论的人会同样会自以为是历史告诉了他这样的道理,从而更加深信不疑,这样的“读史”可以“明智”吗?
所以我认为,提高自己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此来学习历史、思考历史、分析历史,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的历史观点,才是“明智”的不二法门。
提高对历史的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一针就灵”的妙药,但对各门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一定会大有裨益。面对大自然的风云雷电、草木万物、春夏秋冬、日月轮回,一个学习过数、理、化、天、地、生各门自然科学的现代高中学生,无疑会比穷其一生钻研历史的司马迁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为什么?是自然科学知识给了他这种能力。同样的道理应用于社会领域,面对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凌乱人物、复杂事件、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个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心理、社会、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同时再做历史 研究的人,无疑比仅仅学习历史事实的人,能够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为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给了他这种能力。所以,仅仅“读史”还不足够,还要学习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从而提高对历史现实社会的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样的“读史”,才能真正的“明智”。
让我们读“正确”的“历史”,“正确”地读“历史”,以“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