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同学龚德庆
11·15胶州路大灾过后的“头七”，上海市民通过一场自发的群体性哀悼活动，展现了公民社会形成之初的市民意识与道德自觉，也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人文情怀与大悲悯，这一天，我们看到市里的领导也来了，鞠躬献花，情神黯然。而最令人注目的是静安区委书记龚德庆忍不住潸然泪下，网上的报道称“嚎啕大哭”，还有些网民称其是“假哭”，展现了“哭的艺术”，其真实心理是担心自己的官位不保。种种揣度，都将一个官员在特定情景中的应有反应往恶的方面推演，正如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的那样：中国人从来不惮将人往恶的方面猜测。
如果这一天，龚德庆强忍着不哭，或者相反，因为这几天过于劳累，压力过大，或者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致使站立不稳而晕过去了，我敢肯定也会有人说他冷血的，或说他装得过于夸张，极具表演天分，还会有更具想象力的解读。
为何一位官员的痛哭得不到善意的诠释？
此情此景，面对死于无辜的五十多位老百姓，面对一幢烧得乌漆墨黑的大楼，面对辖区内及现场冷眼察看官员行止的群众，龚书记内心的痛苦与哀伤,对——当然有巨大的压力，其实我想，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吧，他情不自禁流泪了。其实我知道，在现场，有许多伟岸的大男人眼睛里转着泪光，眼眶像燃着一团悲情的冷火，他们与大楼里的人素不相识，但心同此身，情同此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甚至有人胸中积郁的不平事想通过这个场景宣泄一下，也是“合法”、“合理”、“合情”的，你不能算他上访聚众闹事吧。那么，龚书记就不能忍不住哭一下吗？反过来，如果他那天没有哭，强忍着，我觉得也没有做错什么。主要是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能不能与老百姓想在一块，这才是我们应该给予解读的。
是的，他的背后，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是严重对立的干群矛盾，是强大到可以无视民心民意无视道德良知甚至宗教精神、迷信恐惧的利益集团与广大弱势群体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还经常表现为鸡蛋与石头的对撞，是狼与羊的追逃，是冰块与岩浆的汇合，所以民众对一位区委书记哀痛表情的解读才会如此负面，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的深度悲哀，是当下社会的冷酷注解。
还有些网民其辞凿凿地说那家装饰公司姓黄的负责人是龚德庆的堂兄，这个比较搞笑，常识告诉我们，堂兄弟之间应该是同姓吧。或者还会有人说，可能是同母异父的堂兄。这就扯远了吧。你弄明白了再说吧。接着又变了，说那个姓黄的公司负责人是区长的堂兄。等等……
当然，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坊间的传说常常演变为更加吊诡的现实，在当下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那么我们等着看最后的结局吧。
是的，我也一直想知道大火后的几个关键数据，比如第一辆消防车抵达现场并喷射第一条水柱的时间表，再比如那家装饰公司资质很差，却何以神通广大，一直能接到单子，究竟谁罩着他……可惜，我和大家一样失望。我也知道，数据在中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不是某个人可以掌控的。一切都是政治。
但是今天，我想对朋友说一个情况，我与龚德庆是同学，以我一个老百姓的视角，对他白描一页，虽然不那么清晰，不那么丰富，也不那么戏剧性，但我可以保证，我看到的都是真的。我是一个成年人，作家，新闻记者，我的观察也应该有社会良知与经验为坚实基础。
龚德庆的简历，在网上流传，我也看了，可能是官方发布的，这一次比较准确。他的简历表明，他读的是华东师大夜大学中文系，并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我就是他夜大学的同学。1981年，我们通过考试进入这所学校。当时我们这一届学生之所以选择读 夜大，多半是无奈这举，一般是在单位里当个一官半职，属于业务骨干，或者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或为家庭所累，有些已经年龄偏大了。龚德庆此时已经在卢湾区药材公司任团总支书记，好像读到两年级吧，又升任团区委书记。他的公司机关在淮海路一幢沿街房子上面，他与同事住一间小办公室，我曾到他那里一起复习英语。我们这一代人，中学时都不能好好学英语，夜大学的补课是比较痛苦的。不过他一直很勤奋，大学英语比我早一年通过。顺便说一声，当时我们考夜大也是很不容易的，好像是25比1，录取率比当时的高考还低，更别说今天高考了。
龚德庆到团区委工作，他是很乐意搞这个工作的。我也去看过他几次，见他精神相当饱满，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当时我是文学青年，正在写小说。有一年文学报请各国名作家来上海做讲座，卖票的，场子里人山人海，王蒙、刘心武、丁玲、楼适夷、刘绍棠、还有那个文怀沙也来过吹过一通《离骚》，龚德庆也与我一起去听过几次课。刘绍棠“妈妈打孩子屁股”理论就在那里讲过，场子里不少人吹口哨，我也是不服气的，但龚德庆没有表态。他是党员干部，慎言是他的一贯作派。
还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合作写一个小说，我执笔，他讲故事，但因为我缺乏团生活的经验，写成后我不满意。后来我的小说发表了，得奖了，他都是很高兴的。他也会写，有一次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我是一棵小草》，他把自己比作小草，希望扎根基层，扎根在民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可见他一开始就是充满草根情怀的。后来他还写过一位青年音乐家的报告文学，通过我发表在《青年社交》上，还是头条，我能够推荐他的文章并发表，比自己发表文章还高兴。
夜大毕业后，他就到了卢湾区政协工作，当时我替他可惜，年纪轻轻的，到政协当副秘书长，跟老头老太混在一起似乎是不合适。我也多次去他的办公室聊天，那是在复兴中路上据说张学良给赵四小姐住的小楼里，很精致的环境，他虽然比较空闲，但一直勤于读书。后来他到了嵩山街道任党工委书记及办事处主任，我发现他有点失落，这也是正常的。街道似乎是管杂事的，有点婆婆妈妈，不像现在地位很重要，成了管民生的，维稳的。但这一次安排，我觉得是区政府给他机关，好在他有草根情怀，干得也很扎实。这里我也知道一些事，不展开说了。后来他好像就到了财政局，我则进入新闻界，忙得不得了，业余时间写小说，这几年就与他联系少了。有一件事比较有意思。那是他在政协时，我得了一笔稿费，当时的文章还比较值钱，一个中篇小说800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呢。龚德庆建议我去买国库卷，他机关下面就有一个门市部。我听了他的建议买了，一年多后卖出，果然赚过银行的利息。
我搬到浦东陆家嘴后，他来看过我几次，我有长期不愈的头痛病，有一次在路边买了一大包“西藏人”的藏药，据称可治头痛，其中有一味藏红花，他一看就知道我上当了。后来他就介绍我去香山医院看病，吃中药，吃了半年，病情不见好转。因为每次看病要排长队，我没能坚持下去。
是的，我们一直保持着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在我搬到田林新村后，他也来看过我，送了我一本热门书《学习的革命》。我搬到今天的新家，他也来看过我。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结婚时还住女方家里呢。后来他搬过几次家，他没请我，我也没去，因为我知道，他其实住得不那么宽敞，是那种老式的公房。最近一次搬家后，我才去拜访过一次，他的老母亲与他们一起住。
我们同学聚会，他也会参加。毕业十周年、二十周年时都来过，二十周年庆那次我们就在南京路上的金钱豹，他的“地盘”，吃自助餐，每人掏两百元，他也要付两百元，大家都是蜻蜓吃尾巴。他有事先走了，我送他下楼，他指着马路对面的“大中里”说，这里有一个大项目即将开工，做成新天地的模式，这将是静安区的一个新地标。
在他到静安区前，他先后在嘉定区当过副区长，到了崇明县是当书记，当时桥与隧道没通，他不可能每天回家，那段日子比较清苦。苦的还有崇明的机关干部，工资收入比市区里的少多了，在他的努力下，公务员加了一些工资，当然更大的政绩是在崇明大搞绿化与生态岛建设，当地老百姓口碑是很不错的，我为了我们杂志的发行，找过他帮助，他通知下面的局委办机关，“按需要征订”。崇明机关的条件是很差的，我见过，就像镇、村一级机关。他从没在办公室接待我，怕我笑话。我在那里采访时也听老百姓说起他，大家说：“龚书记总是要走的，他哪天走了，就很可惜。”但是，崇明的一把手经常要调换，三年多后，他调到静安区来了。
龚德庆在崇明县书记任上，胡锦涛总书记就去崇明视察过一次，在轮船上听了他的汇报，很满意。当时陈良宇还没倒呢，他也在船上作陪。
到了静安区这个中心城区后，龚德庆是非常小心的，也是相当重视民生的。这个区的经济总量较大，楼宇经济搞得很好，光是亿元楼就有二十多幢，日进斗金不是虚夸，为官于此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他也是这样想的，为此他也跟我谈过想法，但重在民生，而不是一味的形象工程。这里的内容我也不想多谈的，在有些人眼里可能“不大好白相”，又会弄得很假。只谈一点吧，他刚到静安区时，跟我说过，晚上尽一切可能推掉应酬，因为当时“东八块”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陈良宇又在台上，许多人想通过各种渠道请他吃饭跟，饭桌上设法他打招呼。为了避嫌，他一概回避。下班后，他还常常留在办公室里思考问题，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城区图，可能这时，他有点孤独吧。大火前一个星期，他发来短信，请我看他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应该有一个整版了吧，他谈的是加强社区的扁平化管理，如何减少政府机构的管理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老百姓的急事难事应该一竿子到底，使区内的老百姓生活更加实惠，更加和谐。他的思路是有点创新精神的。
有网民猜想，龚德庆在痛哭时想到了自己的仕途。那么我再说一句，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人，能升任这个位子是很不容易了，现在又到了这个年龄，上升空间不大了，现在的年轻干部都很有能力，要给他们更多机会。那么我还想什么呢？只想实实在在替老百姓做点实事，使区里的经济总量和人居环境都有个大的提升，留得清名在人间了。退休后或现在有时间时，我就想写本书，将自己为官一方时的一些体会与非常经历写下来，给自己一个总结。”
我很想读龚德庆老同学的这本书。平时他一直低调内敛，从不张扬。也不要记者采访他，我希望他提供采访线索，他就建议我采访卢湾区市民援助中心，到了崇明后，他希望我采访养蟹专业户，在静安，他建议我采访教育界一位专家型校长。我也没有提出要采访他本人。现在，时势有变，他的文人本色不会变，他的人文情怀不会变，11·15肯定是最重要的也最为记得骨铭心的一个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