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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所藏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前段残卷《剩山图》，画名是晚明清初著名徽州书画商人吴其贞所定。吴氏于顺治九年壬辰（1652）左右从江苏丹阳收藏家张范我手中购得，遂命名曰《剩山图》，并著录于他的《书画记》卷三《黄大痴富春图纸画一大卷》一则中：“此卷原有六张纸，长三丈六尺，曩为藏卷主人宜兴吴冏卿病笃焚以殉。其姪子文俟冏卿目稍他顾，将别卷从火中易出，已烧焦前段四尺余矣。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乃冢宰赤函先生长君也。聪悟通诸技艺，性率真，好收古玩书画，无钱即典田宅以为常。予于壬辰五月二十四日偕庄澹庵往谒借观，虽日西落，犹不忍释手。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而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今为予所得，名为《剩山图》。”
吴氏又于康熙七年戊申冬（1668）转让给扬州收藏家王廷宾，王氏在《剩山图》后有长跋详记此事。并将《剩山图》装裱成册页，载入他的藏画册《三朝宝绘》图册之中。王氏逝世之后，他的家人将《三朝宝绘》图册转售他人。从此之后《剩山图》似乎从世上消失，无人知道藏处。大约在同治光绪年间又为江苏江阴陈氏秘藏，所以《剩山图》从康熙到清末有一段近二百五十年左右的收藏“空白期”。
1938年11月26日，上海书画商人、汲古斋老板曹友卿将购得的《剩山图》携至吴湖帆家中请其鉴定。吴湖帆在《丑簃日记》中写道：“曹友卿携来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首节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节中有经火痕迹三处，后半上角有吴之矩白文印半方，与故宫所藏卷影本（余前年见过真迹）校之，吴之矩印无丝毫差失，后半火烧痕亦连接，且故宫藏本前半每距六七寸亦有烧痕与此同，逐步痕迹缩小，约有二三尺光景，可知此卷前半之经火无痕。某记载云：黄大痴《富春山图》当在溪南吴氏，当其主人故后，以此殉之，付之烧毁。然则手卷一时火化綦难，外廓全部烧去矣，幸所毁者皆裱绫前残酷盈尺残本，然是天壤剧迹，弥足珍宝，记此志幸。”
有关此事传说甚多，有云曹友卿知道《剩山图》的价值之后，不肯售让，又云漫天出价。吴湖帆只得以祖传一商周青铜鼎与其交换。但《丑簃日记》中并未有此事记录。如就常识而言，当年上海滩的古董商人没有一个人敢“得罪”吴湖帆，除非其自绝财路。还有一种传说，因当时曹友卿携来《剩山图》时，并没有王廷宾的题跋。吴湖帆即让曹氏向原卖者询问是否有题跋尚存，此图为江阴一陈姓人家所售。曹氏再到陈家，终于在乱旧纸堆中找到了王廷宾的题跋，犹如是找到了一个人的“出生证明书”。以此形成了《剩山图》确实是《富春山居图》残卷的“证据链”。但《剩山图》可能经过多次揭裱，在笔墨神采和品相等诸方面已大为损减。
沈尹默1939年元旦题签
有一点也颇为“传奇”，《富春山居图》（包括《剩山图》）在近三百年里，居然先后被四个姓吴的人收藏：即宜兴吴正志、吴之矩、徽州吴其贞和苏州吴湖帆，也真可谓是鉴藏史上的“异数”。吴湖帆曾填一首《锦缠道·题黄子久〈富春山居图〉残卷》词：“大岭横云，七里浅泷流露。指严陵钓台危据，小舟江上盟鸥鹭。醉惹痴翁健笔名山赋。溯前朝六家，几经珍护。诧荆溪化情尘土，叹石渠清秘深宫妒。胜山缘分，惟我天相许。”收藏有时真的是要讲“缘分”的，所以吴湖帆特意让陈巨来刻一方朱文长方鉴藏印：“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并题引首曰：“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篆书）。画苑墨皇，大痴第一神品富春山图。已卯元月书句曲题辞于上。吴湖帆秘藏。”《剩山图》除吴氏雅道挚友外，“圈外”之人皆无缘一见。而且还不著录于他的《吴氏书画记》一书中，可见其珍秘的程度。
1949年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直有意收藏《剩山图》，并且通过多种方式和各种渠道与吴湖帆接洽商谈此事，还请多人进行“游说”。但吴湖帆当时并无出让之意。但经过多年的“追踪”，吴湖帆态度有些松动，遂开始与浙江方面就出让的价格等进行商谈。而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钱镜塘，吴、钱两人私谊甚深，远非他人可比。当年具体的交易细节，因当年的诸位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所以详情难以了解。传说颇多，吴湖帆开价是五千元，另外还要搭售几幅清人画作。一说是元人王蒙的《松窗读易图》，有说王画实是赝作。但当时的五千元几乎是浙江省全年收购文物的一半资金，所以颇难承受。浙江方面几经商量和请示，最终还是按吴的出价购藏《剩山图》卷和《松窗读易图》，前者后来成为浙博“镇馆之宝”。
郑慕康画、王同愈题《黄公望像》此图今人多误为王同愈所画实是郑慕康（冯超然弟子）之作
谢稚柳后来曾经回忆当年的经过：当初杭州方面托沙孟海去上海找钱镜塘，请他向吴湖帆买《剩山图》卷，但吴坚持要与王蒙《松窗读易图》卷一起卖。沙孟海找谢稚柳，谢稚柳就与吴湖帆谈，吴湖帆同意只卖一件（即《松窗读易图》）。后钱镜塘打电话给谢稚柳，吴告知他没有答应，后沙孟海又找谢稚柳。谢为之发火，跟沙孟海说：“你去跟杭州讲，杭州方面说只买一件，却跟--吴湖帆谈两件。”结果就把此图（即《松窗读易图》）也买来了。此图原先在北京已“闹“了一年，吴湖帆也要想搭卖出去，当时张珩不干。（见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五册·浙江省博物馆）其实，吴湖帆当初并不想将“梅景书屋第一名迹”（潘静淑跋语）卖给浙江文管会。所以他开出了五千元的“天价”，以及搭售《松窗读易图》，就是想让浙江方面知难而退。但没想到浙江方面“志在必得”。而钱镜塘后来是否以“笔润”的形式，给过吴湖帆一些经济补偿？今已无从考证。
有一点今天或许可以推测，吴湖帆将《剩山图》售给浙江文管会之事，一定引起了上海文管部门和文博界某些人士的不悦。后来在筹备上海国画院时，绝大多数人都猜测吴是出任院长的热门人选。因为他是海上画坛“盟主”，名望和辈分都极高，并得到了叶恭绰等的大力推荐，所以吴自己也颇有些“非我莫属”之感。但在1960年上海画院成立时，有关方面却敦请丰子恺出任院长，而吴湖帆连副院长都不是，仅是一名被画院聘请的普通画师而已。表面上是吴湖帆的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缘故，不宜担任此职。而出让《剩山图》给浙江一事，或许也是其中的诸多原因之一吧？吴湖帆在卖《剩山图》之事上可谓两头不讨好，真是有苦难言。浙江方面认为他“强搭强卖”；而上海方面则埋怨他将《剩山图》卖给了浙江。当年上海文博系统一言九鼎的“掌门人”是徐森玉先生，而谢稚柳和顾廷龙则是其最得力的两位助手。
落选上海画院院长一事对吴湖帆的打击非常大。戴小京后来在《吴湖帆传》一书中写道：“他开始从人们的眼光中察觉到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不再是崇敬和殷勤的神色，而是回避、怜悯，甚或带有着几分卑夷。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之感爬上了他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