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莲居士谪仙人 酒肆藏名三十春的解释

青莲居士谪仙人——李白“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这是李白在回答湖州司马的询问时,所写的戏作。狂放不羁之气,完全不加掩饰的充溢其间。但如果仔细想想,却不由得觉得好笑。要知道李白可是正式受过道家符录的,是有“文凭”的道教徒。但他却自称谪仙,也不怕得罪神明,更过分的是他居然以佛教之神期许后身,这家伙也真够贪心。但这就是李白,他的思想之驳杂,即便在那个自信包容、喜好标新立异的时代,也是极其罕见的。他向往仕途,却又不肯规规矩矩的走科举取仕之路;他希望“不屈己,不干人”,但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却不得不“遍干诸侯”;他渴望建功立业,却又期盼着功成身退,过闲散恬淡的生活……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但他所追求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的政治理想,虽屡经挫折,却直到他垂暮之年也未曾放弃过。
  一、身世与文化背景
  李白的身世,至今仍是一个迷。通常采用的是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说法,即出自陇
  西李氏,隋末乱世,祖先以罪流落碎叶,至神龙初年(公元705年),其父率全家逃归蜀中。但对这一说法历来质疑就较多,对他身世的推测也从没间断过。有人认为“神龙”应为“神功(即公元698年)”之误,也就是说李白的出生地就在四川,而不是现在已为异域的碎叶;也有认为李白本来就不是汉人,而是突厥或西域胡商的后代。更离奇的,甚至有人认为李白是李建成的后代。不管怎么说,自李白记事起,他就生长在蜀中,接受的是中原文化,没有必要把他的异域色彩看得过重。他的父亲是位商人,家境应该还算富裕,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一惯的“重农轻商”政策,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是比较低的。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他一心向往仕途吧。
  蜀地偏居西南,又比较封闭,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那里较多的保留了较多的汉、魏遗风,又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与中原地区相比,儒家文化杂而不纯。同时那里又是佛教与道教两教的圣地,因此文化也多受这两教的影响。李白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那时的他,是非常勤奋的。虽然那则“铁杵磨成针”的传说不足为信,但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李白学习的刻苦。从李白现存的作品看,那时的他,对古体诗、汉赋、汉乐府,都很下过一番功夫,并进行过大量模拟。现在留存的李白几篇大赋,如《拟恨赋》、《大鹏赋》,就很明显都是模拟汉赋的。同时,在这一时期,李白还学剑、学道,并曾从纵横家赵蕤学习一年有余。有了这样的学习和文化背景,也就难怪李白的思想和学识那么广博而庞杂了。
  二、求仕之路
  李白是渴望入仕的,但与一般的文人不同,李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科举之路。这一方面是他受纵横学影响的结果,希望能像苏秦、张仪那样,凭借自己的才学打动帝王,一步登天。另一方面,也有他现实的无奈。他是商人之子,《唐六典》中明白写着工商之家不得入仕。而且,参加科举需要呈交“家状”,而李白的家世,颇多神秘,也许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这对他来说也是无法逾越的一关。于是,自他认为学有所成之日起,就开始走上了干谒求职之路。先是在蜀中,益州刺史苏颋、渝州刺史李邕都曾是他干谒的对象,可惜均无结果。于是他开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旅。此一去,直到他流放夜郎之时,再未回到蜀中。
  在蜀中的干谒没有成果,出蜀后也未见得容易。好在他囊中多金,所谓“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过钱再多,也终有花完的一日。但李白似乎永远不必为钱犯愁,就在此时,他得到友人孟少府的资助,西至安陆,并入赘许府,成为故丞相许圉师的孙女婿。入赘,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光彩事。不过李白商人之子出身,地位本就低微,又兼之正在穷困之际,成为赘婿,也不算降低身份。况且,许家的家世背景,对只能走干谒之路的李白,还会大有裨益,于是而立之年的李白有了第一次长安之行。
  李白的第一次长安之行,应该拜访了许家的亲朋故旧,并经他们介绍,结交了一些显贵。但这些显贵,却无心荐才,如宰相张说之子——驸马张垍,竟将他安置在地处偏僻的玉真别馆,使他在凄风苦雨中苦候。徘徊长安,天子近在咫尺,而无人肯引荐,难怪他会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怨言。此时的李白心中之苦闷可想而知。因此他放浪形骸,日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以斗鸡、走马、任侠为乐事。不料又遭此辈欺凌,以至被窘北门。幸亏被友人陆调救出。这次的长安之行,对李白来说是一段极其不快的经历,“卿相实无荐贤之心,诸侯惟有嗟来之食。贵公子既欺之于前,五陵豪又辱之于后。始终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安旗《李太白别传》)最后不得不郁郁而返。与去之前“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的豪情相比,何啻于天壤之别?
  但李白毕竟是李白,回到安陆家中的李白,怎肯安安分分的闲居家中,出游、干谒,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无论遇到多少挫折,他对自己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过。读李白的干谒之作,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明明是他在求人,却绝无低三下四之感。好像不是他在求人,而是他在给人家一个荐才的机会。别人不荐,倒是别人的不对了。不信,请看他的《上李邕》一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三、近在咫尺,失之交臂
  苍天不负有心人,时机终于来了。在他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长安终于来了一纸诏书。究竟是出于谁的推荐,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玉真公主,一说为道士吴筠。总之,他终于被玄宗皇帝召见了。自出蜀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等待,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李白的兴奋可想而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篙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乍一相见,玄宗皇帝也为李白的独特气质所折服。别看李白个子不高,但眼睛却特别明亮,所谓“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但此时的玄宗皇帝,与开元之初,已是判若两人。每日只顾后宫享乐,政事一概听任奸相李林甫处置。他招李白来,也仅是把他当作一个供自己娱乐的御用文人。每日所作的不过是应景赋诗,或者填写新词以供演唱。这与他为帝王师的期许,相差得实在不是一星半点。没过多久,他对这样的生活,就感到了失望和厌倦。于是他开始与同样失意而多才的贺知章、张旭等“酒中八仙”纵酒放歌,甚至连皇帝谕旨召唤也敢不当回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另外他傲岸的性格,也使他难免得罪一些王公贵胄。于是关于他的一些谗言,便开始传入玄宗的耳朵里。日子一久,玄宗也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此外,玄宗还有一个担心,李白常常出入宫廷,又这样毫不节制的饮酒,宫闱的秘事,难免因此而流传出去。因此对李白也越来越冷淡。
  可以想象,此时的李白,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的梦想看来是近在咫尺,但是却又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及。如果他离开,等于这个理想的彻底破灭。但是如果让他放弃他的骄傲和自尊,去屈侍权贵,谄媚事君,又是他不愿作也做不到的。长安虽然繁华热闹,他却是孤独的。看看他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何等寂寞的景象啊。终于他下了决心——离开。
  对于李白的这次从政失败,历来多有评析。有的认为是玄宗怠政所致,有的认为李白根本就不是为政之才。这二者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李白的理想,本就与当时的现实是矛盾的。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李杜二人的政治理想,乍一看二人似乎差别不大,都是作天子辅臣,安抚社稷。但实际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杜甫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完全是一个太平年间的辅政官僚的理想。而李白却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什么?是辅佐帝王建立霸业,平定天下的帝王之师。可当时正是盛唐,天下安定,黎民富庶。虽然盛世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隐患,但也可算“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了。不客气的说,李白的理想,其实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另外,李白的个性也不适于搞政治。他太浪漫、太理想化了,而政治家是需要理智和务实的。李白的一生都是生活在这种梦想与现实、理想与个性的矛盾中。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又是诗坛的幸事。不如此,那些流传千古的名篇,又如何能够写出呢?
  四、依然故我
  第二次长安之行的失败,对李白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眼看成功在即,却无功而返,远比见不到成功希望,打击来的得更大。这次失败,基本等于宣布李白理想的破灭。安旗先生认为《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即为李白的从政之梦,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的呐喊,不正是他经过痛苦的挣扎,所做出的最后的选择吗?面对这样的现实,李白一度选择了逃避,他曾试图借求仙访道麻醉自己,为此甚至参加了道家繁琐的符录仪式。他也说出过“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出世之语,但是最后,他依然故我,对政治的热心并未稍减,反而因为有了在长安对权贵们的近距离接触,对现实政治的黑暗认识得深刻了一些。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他指名道姓的批评朝廷的权贵:“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他还毫不避讳地公开为被奸佞所害的官员鸣冤“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他口中虽然唱着“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内心又何尝不盼望着玄宗能够有一日改弦更张,幡然醒悟?他高傲的内心深处,又何曾肯这样认输呢?
  果然,又一个机会来了,安禄山从北方派人来邀请他加入幕府。李白虽有长安之行的挫折,还是决定毅然前往。这一去非同小可。他发现那里不仅不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所在,反而正在酝酿着一场祸事。于是他匆匆逃出,本想将自己的发现报告朝廷,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途径。于是只好辗转呈书于自己曾批评过的哥舒翰,寄望他“一呼三军皆披靡”,建立像卫青、白起一样的功勋。不久安史之乱爆发,但哥舒翰却未能如李白期待的那样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在玄宗的压力下,被迫盲目出兵,战败被俘。长安、洛阳两京均遭失陷,玄宗皇帝仓皇南奔。转瞬之间,曾经富庶一时的大唐,竟出现了“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状,李白也只得匆匆携家眷南奔。
五、将老身反累
  避居庐山的李白,当此国难之时,又怎能安安稳稳的当他的隐士呢?他心中那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向往,何曾有一时淡忘?因此,当他接到永王李璘的征聘时,虽有过犹豫,妻子也极力谏阻,但最 终还是“苟无济代心,独善又何益?”的想法占据了上风,遂抱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的梦想,慨然赴征。天真的诗人怎么能想到,在胡马未平之际,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之间,却在为那皇帝的权力而勾心斗角。当他还在做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美梦的时候,肃宗皇帝的军队,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璘的军队打得土崩瓦解。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成了从逆的罪人。虽经杜甫等友人多方求救,又有御史中丞宋若思、宣慰使崔涣为他洗雪,仍以从逆之罪被判流放夜郎。
  关于李白从逆之事,历来争议很多。崇拜李白者,如苏东坡,竭力为其辩解,认为他是被胁迫。也有不待见李白者,以为是李白的功名心太盛,自己误了自己,怨不得别人。还有人认为李白糊涂,看不清形势,因而站错了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者。在下以为,这三种看法都有偏颇。要知道李白当时远离政治中心,又正值天下大乱,玄宗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又如何知晓呢?即便他熟知历史上的父子相争、兄弟相残,恐怕也难以想到在大乱之际,玄宗、肃宗父子、兄弟们,不是齐心协力共赴国难,却在为一己之私而尔虞我诈,进而血战沙场。他是抱着济代之心走出庐山的,盼望着自己能成为像谢安那样平叛祸乱的国家柱石。不料功名未就,身却反累。此时的李白已是将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如果不是恰遇旱灾,遭逢大赦,此生他恐怕就将终老流放之地了。
  六、临路歌
  夜郎途中遇赦,又闻两京收复,李白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了起来。竟然忘记自己“虽经恩赦,未获昭雪”,只不过是个被赦免的罪犯的身份,竟幻想起“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又开始了游历干谒之举。可他也不想想自己此时的身份,诸人躲还不及呢,又怎肯举荐呢?
青莲居士谪仙人 酒肆藏名三十春的解释
  一次次的碰壁,又值局势反复,贼兵复起,使李白郁闷至极。“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为发泄,他甚至恨不得“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六旬老翁,历经劫难,狂放之气却丝毫不减少年之时,让人不得不觉得可爱了。
  郁闷归郁闷,发泄归发泄,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梦想,寻找着一切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当朝廷命李光弼出镇临淮之际,李白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竟欲千里跋涉去投军。以期“愿扫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可惜他此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终于病倒途中,只得“半道谢病还”了。
  此时的李白,已是困病交加,垂垂老矣。幸有当涂县令李阳冰对他倾慕已久,使他暮年有所依托。有感于李阳冰的高谊,加上自知不久于人世,李白将其全部诗稿,都交付与李阳冰,并拜托李阳冰整理并为其作序。这篇《草堂集序》便成了此后研究李白的第一手资料。
  病榻上的李白,留下了他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人虽将死,而气势不减,虽有悲声,而不失豪迈,让人不得不赞叹一声,李白就是李白。
  代宗执政之初,搜罗俊逸,终于又想起了李白,拜李白为左拾遗,可当使者持诏书到来之时,已只能对着李白简陋的坟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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