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是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路线
1956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公布了斯大林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这次突然行动，给当时的各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所以，就其策略来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显然，这种行动，本质上要和各国共产党协商之后再行动。但是，从本质上讲，赫鲁晓夫的行为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特别是面对当时苏联面临的严重的历史遗留的问题，如三十年代肃反造成的冤狱，以及二战初期对那些被德军俘获的苏军官兵的不平等待遇问题，都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绕不开斯大林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显然，在当时，苏共二十大后，中国也开始了百家齐放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可以说是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最科学最公正的总结。
2、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修正主义路线吗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模式的故乡改革斯大林模式，面临的阻力是相当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改革更显得可贵。他向斯大林模式发起的冲击，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从改革的背景来讲，在斯大林执政的后期，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停滞缰化的局面，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改革是大势所趋。从这一点出发，赫鲁晓夫的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它揭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其次，赫鲁晓夫的改革从反对个人崇拜入手，突破口选对了。斯大林去世前后，政治上最尖锐的矛盾是平反冤狱，赫鲁晓夫就从这里开始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危害，强调集体领导的原则。经济上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苏联的农业一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赫鲁晓夫从农业改革入手，首先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具有相当的现实性。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苏联社会极待解决的政治经济矛盾的迫切要求的，它使苏联社会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使苏联人民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把苏联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经济体制上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则，触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要求的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60年代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中，都带有明显的赫鲁晓夫改革的痕迹。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经济体制’更是赫鲁晓夫改革的实践。
但是，赫鲁晓夫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他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不是深刻的。他批判斯大林模式，却不知道这一模式的问题所在，对斯大林模式还是继承多于批判、延续多于改革。苏联在政治体制上仍表现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事实上的提拨任命制和事实上的终身制。对各级官员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在经济体制上，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改变。刚刚开始探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意义。一大二公的观念仍然没有改变，仍然违背经济规律，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可以说，赫鲁晓夫改革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对其明显不适应的部分进行改革。
三、怎样看待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
全民国家全民党，可以说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斯大林根本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矛盾，也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由此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悲剧。赫鲁晓夫虽然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是，却没有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正确的总结。因此，便从斯大林的错误观念上进一步走向反面，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从而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但是，尽管如此，苏共并没有放弃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先峰队的正确政治原则。在苏共纲领中说明，苏共是全民党，但从阶级性质上讲仍然是工人阶级先峰队。我们国家的媒体长期以来对苏共纲领只讲第一点，从不讲第二点。没有全面完整地介绍苏共纲领。
四、中苏理论争端的实质
中苏理论争端，从表面上讲，是政治路线之争，但从实际上讲，只是属于国家利益的冲突。显然，导致中苏交恶的真正原因，第一是1959年苏美《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苏联以核不扩散为理由在条约上答应限制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并表示因此要撒出苏联援华的核武专家。第二，1959年中国政府平定西藏达赖集团的叛乱；与此次叛乱密切相关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则将麦克马洪线强加于中国，侵略中国领土。中印两国发生武装冲突，而中共寄希望于苏联的支持，然而苏联则以军事武装援助印度。第三，美国强行托管台湾引发的台湾海峡局势紧张。1948年之后，美国政府一直对蒋介石极度不满，多次准备要换马，1949年李宗仁集团取代蒋介石集团就是在美国人支持下发生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台湾政治权力，但一直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而最明显的第二次，就是1959年美国准备用武力强行托管台湾；逼蒋介石从金马祖撒军，以便撒掉蒋介石并实现台湾独立。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对此，毛泽东才“万炮震金门”，实际上是在打美国。此举，挽救上蒋介石父子。但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恐惧，他害怕导致苏美缓和被破坏，以为毛泽东太好斗，是以武力试验帝国主义国家的稳定性；而毛泽东则认为赫鲁晓夫搞投降主义。
显然，由以上问题引发了众所周知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想要控制中国军队，以便推行《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由此引发了怀仁堂中共领导人与赫鲁晓夫的争吵。而赫鲁晓夫则在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指挥了对中共的围攻。
从此，中共与苏共分手。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总体上，可归结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处理国家间关系上的幼稚病。其具体表现为两点：就苏联来说，在相当长历史时期，苏联作为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苏联是国际工人阶级的祖国，产生这种思想意识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工人阶级无祖国，使得这种思想意识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此，甚至苏联共产党人，也把这种认识视为理所应当。此种认识加上俄罗斯人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混杂在一起，使得苏共长期以来，习惯于把自己国家的利益临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自以老子党、大国党自居。在战后，当出现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开始考虑自己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的时候，苏共显然从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无法接受。而顽强地坚持原有的观念。结果，最终发展到霸权主义。例如粗暴干涉匈牙利劳动党内部事务导致的匈牙利事件（1956年）和武力侵略捷克事件（1969年）；苏联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提出的‘有限主权论’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反映。
对于一些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错误地认为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同于友好的国家的关系，未能认识清楚决定国家关系的不仅是意识形态，更重要的还有各个国家的现实的利益。因此，一旦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国家利益的分岐导致的冲突，便无法理智地处理这些分岐而导致关系的破裂。苏联与美国签订《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是出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尽管这里头有苏联将自己的国家利益临驾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而苏联援助印度，也是出于苏联和美国争夺印度的考虑。而这些，显然都不为中共所支持。
中苏关系破裂，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上严重地依赖苏联的援助；政治上向苏联全面学习。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导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全面停止，中国不旦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支持的来源，而且还要向苏联还债。从而中国经济陷入空前的困境之中。成为导致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谎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也使得中共不得不走上真正独立自主的道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 国不再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共走上独立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