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汉”，是男人的通称，也就是“汉子”的简称。汉子，当然首先得有汉性，是个硬梆梆的人物。然而汉性又绝不可成为“汉子”的唯一的特征。真正的汉子，往往是有勇有谋，顶天立地。汉子也可以有缺点，也可以犯错误，甚至犯下项羽那样的败退乌江，写诗别姬，直落得身首异处的错误。可汉子的错误，毕竟应该是可谅解的错误，可理解的错误。如布一般，其行为已不可理喻．其人格已不齿同类。怎么还能再称为“汉子”？出了这样的汉子，自然多了一个汉奸，就力凝要出卖国贼。而“汉子”又出卖同侪，谅来绥德男人多数并不赏识。
那么绥德汉就纯属无根无底，完全是一派无稽之谈了吗？非也。要真正说起绥德汉，首先可追溯到秦朝。秦朝秦始皇的大公子扶苏，虽籍里不是绥德人，墓就在绥德，也可视为绥德州的一个“死魂灵”吧。公元前213年，扶苏太子因看不惯乃父的焚书坑懦之举，上书切谏，这就触动了不可一世的祖龙的怒意，被贬至上郡，监守蒙恬军。尔后，秦始皇就南巡或东游，去寻找海外的仙山，去寻 觅长生不老药去了。遗憾的是枉听方士的一派胡言，长生药非但终成泡影，自身也在归途中染病，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弥留之际，他也曾想起了被他贬逐的太子扶苏，也有遗诏令扶苏继承皇位。但朝廷中公奸臣，宦官赵高居然胁迫宰相李斯，先是秘不发丧，进而假传遗诏，令扶苏自尽。扶苏就那样糊里糊涂地被断送了，非但没能成为“人主”，而且还丢了一条小命。这足见他的愚忠，绝非心怀叵测的吕布之流可比。扶苏自尽了，但据说将军蒙恬却有所怀疑，他不肯自杀，而且打算返回首都咸阳把事情弄个明白。贼相赵高怎能让蒙恬这样的具有威胁力量的人物再人咸阳？蒙情终于被杀，于是一桩千古奇冤就这样造成了。扶苏死后，埋葬在绥德县城东的疏属山上；蒙恬死后，埋葬在绥德县城西的马鞍山下。这两个山灵，一东一西，呵护着一代又一代绥德男人，这还算不得绥德汉？这还能不说是绥德人的骄傲？
关于蒙恬镇守上郡（绥德）的事，史书上颇有记载。原来蒙恬先是为秦帝国北击匈奴，后又领士卒修筑长城，秦始皇颇为器重。唯因器重，唯因蒙恬将军功高权大，秦始皇才防止他有意外变故，才派自己的妇亲骨肉扶苏太子加以监守。孰料蒙恬未反，小人赵高倒掀起祸端，后来甚至于强行“指鹿为马”，视秦二世胡亥为木雕泥塑，终于是把一个大一统秦帝国完全断送了。由于蒙恬冤，由于蒙恬不很愚忠，赵高之流谅来是连坟冢也不打算给他设建的。所以蒙恬墓的冢土相传是健儿们衣襟包土，一把土又一把土填筑起来的，筑之十分不易。果真如此，不仅扶苏蒙恬可视为绥德汉的先驱，就是蒙恬手下的那些健儿，那些现仍禁锢在秦始皇陵墓中作为“俑”的秦朝的士卒，一个个也都可被视为很讲义气的汉子，也可作为绥德汉的楷模。
绥德人民爱憎分明，至今仍怀念扶苏蒙恬。县城近侧，有一口水泉，不知何时，不知何人，竟巧妙地给这泉起了个名字，叫“呜咽泉”，相传就是哭扶苏蒙恬的。冤魂不散，当可感天动地！有口山泉长期地哭两个秦时的历史人物，眼泪肯定是比人们哭亲人时的眼泪要流得多得多。
人生如白驹过隙。漫长的岁月有时也可视为瞬间。秦以后，很长时间内，绥德少有可以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就是强拉硬扯认养来的吕布，也只见其耻辱，不见其荣光。到了南宋时代，一个突兀峥嵘的人物诞生了，一个麟儿落地了。他就是抗金名将韩世忠。关于韩世忠和金鞑子作战的事，史书上的记载原本不少，其功勋似乎还不低于另一位千古令人怀念的抗金名将岳飞。唯因岳飞蒙冤而死，后来的小说家们又根据道听途说写了一本《说岳全传》，才使岳家军名震山河，千古不朽！韩世忠因此也退到了配角的次要地位。但韩世忠当然也有他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岳飞父子蒙冤入狱后，奸相秦桧加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大义凛然的韩世忠竟敢当面法责这位权相：“‘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像这样尖刻的发问，如果没有相当过人的胆识，如果没有很高的地位，谁又敢轻易发出。爱好面子的绥德汉们请记住，今后说到绥德汉的来历，就众口一词说是由韩世忠而起因，千万不要再生拉硬扯地强缠吕布。
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芳名并不比乃夫逊色。她是中华史册上著名的巾帼英雄。她击鼓抗金的事，被传为佳话，被优伶们演绎为戏剧，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可惜她很可能不是米脂人。如有谁能证实她就是米脂人，那末米脂婆姨的出处最终也便算有了着落。
韩世忠为朝廷名将，又是一位极有正义感的民族英雄，足以使绥德汉们脸上生色。而明季末年，和米脂人李自成并肩作战、或在其部下效力的农民起义军将领马守应、田见秀，也不失为草莽英雄，也使统治者们“绥民以德”的巴人之语成了一枕黄梁美梦。绥德汉就是绥德汉，历来就不是徒有虚名。这里，不妨郑重地加上一笔，算是庄严的赘述。
绥德汉走南闯北，叱咤风云。绥德州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却相形见绌，并无多少可炫耀的地方。绥德县北连米脂，南接清涧，东傍黄河，西依子洲，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绥德县的山，为圆圆的一个又一个土馒头，毫无挺拔突兀之姿态，只可叫作小山，定性为丘陵。丘陵上水土流失严重，本来不宜种植农作物，偏偏又被勤劳吃苦的农民长期耕种，“掏圪崂，溜崖畔”，直削剥得光秃秃的，很是惹人伤感，收成也只能是种几升打几斗了，一切靠老天的恩赐作准。绥德县的水，有无定河、大理河、淮宁河，都可称为陕北的大河，但所造成的肥田沃土也并不多，并没有造福于这一方的民众。黄河在绥德东边擦边而过。可就是这条母亲河，在佳县、吴堡、清涧、延川一带总还扔下几粒红枣，在绥德倒又吝啬，不肯施舍。总之，绥德县的工农业生产很少亮点，很难浓墨重彩予以渲染。
相比之下，绥德的文化建设就很是可观。因了长期设过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还设过专员公署，也相当于州）的缘故，后人提到绥德，常爱以榆绥、延绥并称，即可见它是北上榆林，南下延安的必经之地，是陕北的一个咽喉，因而交通肯定很方便，肯定是四通八达。四通八达的交通当然可以运进大量物资，这就使得绥德县商贾云集，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名州镇的“名人”（居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上了两万，仅次于延安市和榆林城。
繁荣的商贸交易使一代又一代绥德人从山旯旮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外面的花花世界，致使今日的延安话也带上了不少的绥德话。繁荣的商贸交易也无疑给绥德县的民间文化艺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其有了用武之地，表演之地。绥德人善唱陕北民歌，尤其是叙事完整的陕北民歌。抗日战争时期，有人就根据绥德境内真人真事的一桩恋爱故事，编唱了一首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活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这首民歌，曲调很简单，却又极富人情味，舒畅婉转，缠绵悱恻听众一听就能跟着哼唱。歌词呢，也是明白如话，朗朗上口，直抒胸臆，直奔主题，极易记忆。因为这是一首爱情加革命的可以列为健康进步的民歌，因而一时间便到处传唱，直唱得沸沸扬扬的，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三十里铺》唱红了，唱出名了，领袖和人民群众都非常喜爱它。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歌舞剧院的民歌合唱团在北京演出，就唱了这首民歌。而恰巧那一天看演出的观众中，正好有周恩来总理。听到这首民歌后，周总理竟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击打节拍，热烈响应。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揣度周总理当时的心情。但也许是他对陕北的旧情实在难忘吧，也许是那一段逝去了的艰苦岁月实在耐人回味吧，也许是四妹子三哥哥的恋情真的就有那样大的感召力？总之，一首小小的陕北民歌，拨动了一代伟人的心曲，那是很应该记录下来的。
艺术的魅力超越了时代。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三十里铺》已传唱三四十年后，榆林、延安两地区的专业艺术团体，又先后把这首民出改编成了戏剧，搬上了舞台，招徕观众欣赏。戏剧演出后，因为人物有名有姓，据说还引来一些非议，几乎酿成一场官司。原来，民歌中传唱的四妹子与二哥哥，也就是凤英和邱双喜，后来因了其它原因，并未能结为连理，凤英后来再嫁了当地另一位绥德汉，且孕有子女。当戏剧《三十里铺》演出时，凤英还健在，她的子女们觉得这是她娘年轻时的一件不光彩的事，广泛演出很是丢人。就打算状告演出团体，藉以挽回名誉。这事终未兴师动众，终归是私下了断，才避免了一场笑话发生。其实，《三十里铺》中的男女主人公婚姻无结果，原陕北民歌早就有交代。原汁原味的《三十里铺》的最后两段就有这样的唱词：“田旗坪有个崔世俊，龙湾工厂里当主任。邱双喜呀人年轻，给他当个勤务兵。三哥哥又在工厂里盛，四妹子知道后离了个婚。打了个报告没批准，丢了一个钱的人。”原唱词已经唱清楚，结语判为“丢人”却有点欠妥。奉劝《三十里铺》的曾经是那个年轻、美丽、单纯的凤英的子女们，不要再犯愚昧的错误。乃母当年心向革命，追求婚姻自由，那是很光彩的，出尽了风头，芳名应该传之后世。她后来的命运如何？生活得怎样？已经不关重要。只有在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中她才会得到永生，才会引起听众与观众的高度赞美！
《三十里铺》的成功传唱说明了绥德县的民间文化艺术很具特色，值得称道。另外，绥德人一般都能歌善舞，很会交际。陕北春节期间闹秧歌时，往往就有“赶毛驴”，“踢场子”等小型舞蹈节目。绥德民众表演的“赶毛驴”、“踢场子”就深受观众欢迎，堪称整个陕北的一枝独秀。绥德县的民间器乐曲也亮光闪烁，唢呐吹奏，梅笛（笛子）吹奏，就不乏高手，大获彩头。有些“绥德汉”进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后，还当上了一级或二级演奏员，并且有自己的创作，多次出国表演。这也是所有的绥德县人民的骄傲。
绥德群众讲究住，讲究穿。普通农民，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紧紧巴巴，勒紧裤腰带，省吃节用，也要攒钱箍几孔窑洞，做一身可以见人的新衣服。绥德农村的窑洞，多为石窑洞。窑面一律由经过仔细凿刻的方方正正的石块垒成，窑洞正面的拱形穹窿，一般都比较宽，比较高，拱形的跨度随之也就增大。窑顶上，多数又有一道矮矮的护拦墙，这倒多用砖头垒成。垴畔上，又复盖厚厚的黄土，以免雨水渗漏。绥德农村的窑洞窑面大，采光通风好，窑掌多数又都靠山，密不透风，这就赢来了陕北窑洞“冬暖夏凉”的美誉。在比较原始的箍石窑、箍砖窑、打土窑方面，绥德汉子们确实是有其特殊的贡献的。
给自己修建窑洞学会了技术，掌握了本领，从而使绥德出现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尤以石匠出名。绥德的石匠，凭一把凿子，一把锤子，出外谋生，活跃在延安、榆林两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农村，为同类的陕北农民兄弟打石箍窑。绥德的石匠，还远走内蒙、宁夏、山西、甘肃等省（区），挣邻近省（区）人民的钱，给相邻的人民群众带来福音。近些年来，绥德的能工巧匠时不时还浪迹城市街头，作为一个“打工族”出现。据绥德县有关部门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匠人们的收人已高达一千万元以上，这实在是绥德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好门路。
绥德石匠不少人还有一项绝活，就是从事石雕。这是多年的凿石劳动的结晶。绥德县四十里铺镇鲍王家沟的石匠们，更以雕凿石狮子见长。为了夸手艺，绥德县城名州镇的一座桥上，栏杆顶端就装饰了千余只狮子，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千狮桥”。延安市在修建环城公路嘉岭大桥时，也自觉效仿，护桥栏杆顶部也安装有一个又一个石狮子。上千了没有倒也没仔细数过，但也可笼统称为另一个千狮桥，足可引起路人注目，或旅游观光者欣赏。可严格地说，绥德石匠们雕凿的这些石狮子，现今还只能说是一些工艺品，一时半会还成不了真正的艺术品。工艺品卖不出太多的钱，也很难作为普通人家的收藏品，用坚固的石质作原料，就很是有点可惜。建议鲍王家沟村的石匠师傅们，家传手艺不能丢，一定要传给孩子，但又要使孩子具有相当的文化，相当的鉴赏水平，相当的审美意识。刻工精细如再加上造型美观，那就会逐步成为艺术品的。到了那时，雕石狮子的师傅也便不再是“匠人”，而是成了真正的民间艺术家。
绥德的方言很有特色，和米脂话加在一起被人们统称为“绥米口音”。绥米口音，似乎已成了正宗的陕北话，最准确的陕北方言。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党中央进驻延安以后，绥米人就有计划地向南路（延安一带）移民，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杨步浩也是移民中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以及延安本地的一大批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人都走了，进城接管政权去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本来就地广人稀的延安，顿时又人烟十分稀少，人才十分匮乏。大批的绥德、米脂、子洲、横山人，应时迁往延安，成了延安市的居民。半个世纪的三代繁衍，使延安市的绥米人的人数不亚于名州镇上的居民。连延安话也以绥米话为主，绥米口音当然就成了正宗的陕北话。而原来的颇接近普通话的老延安话，对不起，早已是很少有人会说，早已消亡了。
但绥德方言中“我”字的那个发音却使人有点头疼，也很是费解。那个“我”，押的居然是十三辙中的“加麻”韵，任何中国字典上都查不到它的音准，因为现代汉语中就没有这种发音的那个“声母”，大概只有国际音标才可免强标出。不知绥德的先民怎能给后代留下了这样的语言？大概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曾经是少数民族吧。胡汉杂处，胡汉通婚，造就了整个陕北人，也造就了后来的吃钢咬铁的绥德汉。
